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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办两岸四地文化沙龙-探寻中华文化发展方略

(中华通讯社 吴建芳、杨生华报道)

许嘉璐院长在文化沙龙上作开闭幕式致辞
许嘉璐院长在文化沙龙上作开闭幕式致辞
文化沙龙照片
文化沙龙照片
活动盛况
活动盛况
兰华升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文化院致辞
兰华升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文化院致辞
汪树先生在会上致辞
汪树先生在会上致辞
艾克先生主持两岸四地文化沙龙
艾克先生主持两岸四地文化沙龙

2013年11月6日至7日,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主办,由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活动在福建福州举行,两岸四地在文化界具有代表性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沙龙活动。这次活动以“探讨中华文化、凝聚发展共识”为主题,主要就四大议题即“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代华人的文化精神”、“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进行研讨。会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与会者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的八条“福州共识”。
开幕式上,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中国华艺广播公司董事长汪澍,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兰华升分别进行了致辞。福建省人大副主任黄琪玉,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社科院院长张帆,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卢承圣,福州市政协副主席王长鹰,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郑剑等出席了开幕式。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艾克主持了开幕会议。

本次活动邀请到两岸四地在文化界具有代表性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与沙龙活动,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教授韩秉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晓峰、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刘登翰、华侨大学副校长张禹东、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主任王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施炎平、中国海峡文学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学、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际岚、福建行政学院教授林怡、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主编宋喻、青岛老舍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周建彩、中华能源基金董事局委员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张治中等;来自台湾的有王道旺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苏进强、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长陈若曦等;来自香港的有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潘耀明,中国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芳等;来自澳门的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咨询委员李观鼎等。

以下为“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活动详情:


1、许嘉璐院长开幕致辞: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

文化发展需要方略,两岸四地齐心研究
——“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开幕致辞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

其实我不过就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到现在执教54年,如此而已。至今我还在努力地学习有关文化的知识。五天前我从台湾回来,在台湾参加了几个活动,其中学术性较强的有:由“中研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太平洋基金会主办的“中华文化与企业的经营”研讨会,最后一代衍圣公、民国后成为祀奉官的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以及一场有关儒学的研讨会,从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对从古今贤哲对社会的教导有了更深刻的领会。所以,“学不可以已”,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有关这次文化沙龙的宗旨和筹办这次沙龙时的思考,汪澍和兰华升两位先生在致辞中都已经做了说明。这次沙龙无疑地又是我学习的一个机会。作为这次文化沙龙的参与者之一,我说说我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要举办两岸四地的文化沙龙?举办沙龙,在我和兰华升先生以及其他朋友闲聊中曾经提到过,没想到就成真了。当时我的想法是,中国文化院的宗旨是“弘扬华夏文化,和合世界文明”。到纽约办尼山论坛,在北京办尼山论坛,大批国际朋友来,这就是在“和合世界文明”,而其基点是当前中国亟需振兴民族文化。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今的时代是人类的危机时刻。人们比较关注本国的和世界的环境、资源、社会以及经济(特别是两次金融危机)等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背后,根本性的问题是文化。我们不能不否认现在弥漫在地球上空、占着绝对强势的是西方文化。这一文化是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新教促成的。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之后,从哲学上说是从笛卡尔之后逐渐形成、从20世纪后半叶到现在更加强化介入经济全球化及现代科技发展的物质崇拜、工具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这一其实已经异化了的希伯来文化,造成了今天的种种问题。在这时,西方的智者,包括学者、思想家和宗教家开始意识到西方要从东方(具体说是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否则人类随时有可能引起一场灾难,甚至可以彻底毁灭。具体的事例就在我们眼前,例如中日之间的矛盾,一旦擦枪走火,这种灾难就不局限于中日之间,有可能扩散到东亚、亚洲甚至全世界;又例如最近爆出的美国监听丑闻,这在和平时期只是监听,一旦遇到紧急状态,这就是杀人的工具,既然可以监听,就可以定位,用无人机精确制导,进行“斩首行动”和屠杀,只要导弹落在具有实力的国家,就可以引发一场混战。既然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把头转向东方,想从中国古老的智慧中吸取探索人类未来之路的营养,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两岸四地的学者自然应该有所担当,还应该加强交流,逐步取得更多的共识,齐心合力,挽救世界。但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世界的一员,而五千年的文明证明了一点:中华文化的智慧是宝贵的,是有别于后来所产生的一些文明,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提升。

第二,中国自身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首先不能不承认,垄断着世界舆论、思想,或者说控制世界绝大多数人灵魂的,既然是物质崇拜、工具理性和价值中立,我们也不能不受其灾。今天在两岸四地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如果抛开现象看其实质的话,不外乎就是中华文明与希伯来系列文明、现代文明等其他文明的一场博弈。祖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虽然现在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也开始在海外投资,那不过是开始要富,还没真正的富,更不能谈到强;有钱只是富而已,富未必强,富未必贵,强与贵的支撑就是文化。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一位中老年先生,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和旧皮鞋,到咖啡屋要一杯咖啡,在那里看报,进来的人有的一看到他会先对他致意,他也会很绅士地回礼。原来他不是亿万富翁,甚至过得有些拮据,但他是勋爵,有他家族品格的传承,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无钱而贵,足以引起世人的尊敬。

人生的价值、精神的价值从来不是中立的,可是我们百年来一直受到“西学东侵”的折磨(我不用“东渐”,因为它不是渐渐来的),这种折磨在今天尤其显得痛苦。只有我们文化强了,国家才强,民族才强,我们才能摆脱这种折磨。另外,祖国尚未完成统一,“完全的统一”应该是两岸四地形成一个整体。虽然两岸的人民一直在努力,形势也越来越好,但我们知道,祖国的完全统一还需要时间,不能性急。当一个家庭有些钱了,家里有很多的文化宝贝,但弟兄还不和,还在分居,外人怎么看这个家庭?恐怕不能说这个家庭是楷模。“家和”才能“万事兴”。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经验证明,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最持久、最坚韧、任何外力无法摧毁的纽带,就是文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两岸四地联合起来共同探讨我中华文化的发展,表明我们具有炽烈的热情,也有非常坚实的理智及基础。要让中华文化成为两岸“金刚不坏”的纽带,让它更加坚韧,更加粗大,就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会议题目在斟酌后将“中华文化发展方略”放在前面,即是说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财产,今天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决定了需要弘扬、发展和创新中华文化,需要两岸四地一起坐下来研讨。当然我们三十几位专家坐在这里研讨,不可能一呼百应,但逐渐研讨下去,让它成为两岸四地文化人的热点话题,我想是可能的也会有成果的,能造成两岸加强文化交流、港澳和内地加强文化联系的一种“势”。

第三,扭紧文化纽带,共创文化繁荣。在两岸之间有多重纽带,现在最热络的是经济纽带,但经济是漂浮的、忽起忽落的。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投资容易受到限制,额度很小,台湾到大陆的投资已经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绝大多数台商在大陆盈利了,和大陆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可是别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如今受制于世界的经济形势,如果美元成了一张废纸或近同废纸,再次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大陆和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重创,那时台企就面临着半停产甚至停产,贸易减少,港口可以罗雀。两岸经济纽带会变得松弛。另一个纽带——政治纽带。我们现在安安静静、和和睦睦、思考辩难,五十五年前两岸炮声轰鸣时谁曾料到?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海峡两岸“三通”会说通就通?现在每天往返于两岸的航班九十多,马英九先生说还不够,桃园机场、松山机场在谋划如何扩大;谁能想到今天我们的餐桌上就有一些是台湾的农产品?即使能实现政治互信,那也只是一时的,政治不断在变化,我们需要小心呵护,不希望走回头路,但谁也不能保证。军事也是一种纽带,两岸退役将领不久前共同提出两岸军队应该配合起来保卫祖宗留下的疆土和海疆,现在这还是一种愿望。军事随着政治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我们的子课题,也就是三场的论题: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代华人的文化精神,都围绕着刚才我所说的主题。这就是说,思考中华文化发展方略,必须弄清楚我们深厚的渊源,这是祖宗留下的遗产。我们需要破解一个问题:农耕时代的文化理念是否适合后工业时代?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时时见于报端。另外,两岸四地在全世界据说有五千万到八千万华人,作为中华民族子孙,在远离“唐山”的地方,反而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华文化。只有全球华人都来参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想中华文化的振兴才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通过文化沙龙,凝聚两岸四地文化精英,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为最后形成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的共识献计献策。

作为中国文化院院长及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我就想说说对这次会议题目的解读供大家参考,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在发言中点明,进行批评指导,谢谢!

 

2、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兰华升开幕式致辞全文:

兰华升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文化院致辞
兰华升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文化院致辞

尊敬的许嘉璐委员长,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在这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历史名城——福州,共同见证“中华文化发展方略 两岸四地文化沙龙”这一盛会,共同探讨中华文化,凝聚发展共识,促进中华文明在两岸四地的传承、合作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文化上的沟通与凝聚。

这次的文化沙龙是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与中国文化院共同主办。中国文化院是由中华能源基金设立的非赢利的文化发展促进机构,由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担任院长。今天,本人十分荣幸地受许嘉璐院长的委托,代表中国文化院董事局致辞。同时,我也带来了中华能源基金董事局主席叶简明先生的问候和祝福!

在许嘉璐院长的领导下,中国文化院以“传承华夏文化,和合世界文明”为宗旨,采用“8+1”合作模式,与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长城学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爱国网等组成联盟,汇集各方智慧,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与研究,以文化产业为支点,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繁荣,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和合发展。

去年我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进行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深刻影响。今年8月在香港举办了以“国学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复兴”为主题的“中华国学论坛”;10月刚刚在北京主办了“北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信仰•伦理”为主题,进行了不同信仰和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过几天还将在北京举办“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研讨会,多角度地思考儒家、道家和佛家融合之因缘,总结经验,发掘智慧,把中国经验介绍给世界。

此外,中国文化院在“中医”和“茶文化”两大领域也开展了相关文化推广活动。9月在北京举办了“中医养生论坛”,还计划在普洱、武夷山、纽约等地举办系列“国际茶文化高峰论坛”,分享中国茶道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内涵。

当然,我们也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推广国学,弘扬中华文化。中国文化院有杂志、出版社、网站作为阵地,来进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进行国学推广和文化弘扬。我们出版有季刊《国学新视野》和系列高端文化书籍,“中国文化院”网站也全面报导世界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成果、报导两岸四地国学研究成果和世界汉学动向、报导两岸四地中华养生尤其是中医养生和茶文化方面的活动和发展动向。

当今时代,以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不同文化之间融合与冲突、竞争与合作并存。如何加强文化融合与合作,怎样应对文化冲突和竞争,成为每个民族不可回避的课题。文化软实力决定民族竞争力,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复兴是两岸四地同胞的共同愿景,中华民族复兴需要中华文化复兴,两岸四地承担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也肩负着创新发展中华文化的崇高使命,理应共同应对国际文化的竞争挑战,共同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使之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在我们携手实现“中国梦”的历程中,如何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深化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合作?两岸四地又应如何主动作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相信美丽的福州,一定会激发各位文化大家的灵感,对两岸四地的共融、共担使命,拥有新的视野和思考,我们热切地期盼聆听,两岸四地文化名家的精彩发言!
谢谢大家!

3、“第一议题: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专家发言摘要: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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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

全球化时代全球的文化也进入了竞争的局面之中,如何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这个关系中间,文化成为交锋的前沿。这并不奇怪。这涉及民族的构成。

何谓民族以及民族如何形成,学者具有各种观点。但是有一点恐怕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文化通常决定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我们如何向文化上的陌生人表述自己呢?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将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内容。民族共同体就是因为这些内容而生活在一起。这即是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具有各种范围,家乡,母校,信仰,兴趣爱好,风俗习惯,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准。民族文化是一种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特别是遭遇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化圈的时候,这种凝聚力会表现得更为强大。

相同的理由,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未来民族之间的冲突原因不一定是政治或者经济,不同的文化将构成冲突的原因。这种观点被表述为“文明的冲突”。他们认为,冷战的背景消失之后,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世界的最大矛盾。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儒家文明之间都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分歧。也许,这将是未来战争的理由。总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必须指出的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由来已久。持续的争论并没有达成共识,思想没有进展而对立情绪不断地积累,以至于貌似激烈的交锋多半只有正反双方的观点钟摆式地来回变换。从强调“走向世界”到周期性地返回国学热、读经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怪圈。当然,这种争论总是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许多历史学家将五四时期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是一个重要的理由。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众所周知。然而,今天有不少学者正在对此作出检讨。他们认为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斩断了民族文化之根,贻害至今。这个意义上,国学热或者读经热不过是给年轻一代补补课。在我看来,必须意识到,鲁迅这一代人的选择以貌似悖论的方式出现:一方面,他们援引西方文化资源来反抗西方文化殖民;另一方面,他们以弃绝传统文化达到与民族国家的认同。他们觉得,传统文化已经彻底腐烂。不是毁弃一切,凤凰涅盘式地重建一个新中国,那将是毫无出路。他们的做法看起来如同悲愤的孤注一掷。这种选择一旦失败就再也没有任何退路。看得出来,他们的决绝背后依据的是他们对于历史的判断。

这种历史判断今天是否仍然有效?这涉及如何认识当今的历史特征。考察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全球化是许多人使用的一个术语。种种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和发达的交通系统正在将全球联成一体。然而,这对于文化意味了什么?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文化同质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

美国文化正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全球,高科技支持的传播系统以及文化产业产生的巨大利润成为这种文化覆盖的强大帮手。这绝不是一件好事。众多文化品种的消失如同生物品种的消失一样可悲。各种看待和理解世界的眼光、价值观念、信仰、生活理想统统退入了历史博物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一种文化的独断不仅是没有活力的,单调乏味的,而且是危险的。如果这种文化的挫折就可能导致世界的分崩离析,这肯定是一种不安全的局面。因此,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共存以及相互平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换一句话说,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仅是对于民族的,也是对于世界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度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

尽管如此,我们要做的事情绝不仅仅是背对世界,沉醉复述先哲的格言。今天,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远为复杂。在我看来,形成这么几点认识是很重要的:

一、真正的民族文化要用于面对全球化的世界,用于面对现代社会,参与各方面的对话,甚至是竞争和交锋,并且在这种对话、竞争、交锋之中确认和展示自己的价值。中华文化传统之深厚,主题之深邃,完全有条件在对话之中呈现出特殊的光辉。完全退出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这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当然,需要一批学者严谨地研究何谓国学,从义理、考据、词章等方面阐发传统的经典,但是仅此远远不够。保卫民族文化的一个目的即是,提供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引入并且使之活在当下。

二、总体上,保卫民族文化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古代文化。哪些古代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正统楷模,或者用一些人的习惯用语——哪些是民族文化的“本真”?先秦的还是唐宋的?儒家还是道家?这些论争还可以继续,但是,还可以有另外一些思考方向。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文化是阶段性的持续积累,而不是从某一个固定的文化圆心不断扩大。怎么能要求《论语》提前给出指导网络文化或者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呢?事实上,原点式的文化圆心并不存在。每一种成功的文化,都是当时的人们应对、适应、改造、征服自己生活环境的产物。文化的动力是横向的,与环境互动之间产生,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起点。承传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起点出发。这意味着每一个时代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问题域,同时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解决这些问题。这即是民族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价值是与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体现为单纯地复述经典乃至抄袭古人。

三、遭遇外来文化,接纳或者拒绝外来文化,必须区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是否构成了压迫关系。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这是正常的,而且是彼此沟通、交流的理由。没有理由生吞活剥“后殖民”理论将一切外来文化统统斥为居心不轨的侵略。“后殖民”理论时常深刻地揭示隐藏于文化交流——包括文化市场上的商业性竞争——之中的权力关系和压迫关系。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将所有的外来文化一律地形容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宪兵。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生活于当今世界,外来文化已经是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简单地统计一下现代汉语之中多少词汇是由英语、日语、俄语转译过来的,我们就能够想象文化环境之中外来的成分占有多大的比例。因此,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仅仅是一种文化恐惧症,我们不可能继续把自己安置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

我们的现状是,我们的周围存在许多思想资源,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现成的模式不存在。这一切无不表明,民族文化的重点不仅仅在于过去,更在于民族的今天。集聚整个民族已有的智慧,立足于今天的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包括创造性的转换,学习古人的各种思想,包括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这将是我们未来的重要工作。

稳定与弹性:一本多元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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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

在我看来,一个良性的文化格局,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秩序,第二个条件是活力,缺一不可。

秩序和活力之间的结构在历史中间,或者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间应该是在调整的。这种调整也许会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也许会体现出某种大的趋势。比如就社会治理来说,我个人觉得,一个弹性越大并且能够保证某种秩序和稳定的社会那一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中华传统文化格局,从宏观角度来说是一本多元的。“一本”就是经典,而这种经典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宋代;第二个阶段是从南宋的末期或者从元代开始,元明清这段。前一段的经典基本上是以五经或者六经为主,作为标志。后一段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四书作为最核心的内容。不管怎么样,五经或者六经以及四书在这两个阶段里面保持了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可是如果同时看整个中国历史的话,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民间社会从一般文化到信仰,保持足够的活力和弹性,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比较早的时候的诸子、汉代的班固。最著名的,作为私学的儒家。像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像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等等各种各样的学派,在民间以非常广泛、自由的方式存在,并且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同时也是一种反思和批评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东汉有个人叫王充,他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从政治和社会的大的方面来说。第二句话从文化来讲,“知经误者在诸子”,也就是说知道经典传统有什么过失的,在诸子的多元力量。多元力量是一种思考、批评,同时也是见识性的力量,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整个中华文化的格局,是这种多元的传统在民间并存的格局。

有一次我去安徽亳州的道德中宫,正殿供的是老子,配殿供的是观世音菩萨,在很强宗教传统的地方,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南岳大庙,我听说,也是佛教和道教共同管理。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民间社会里面多元的一种思想世界、文化结构的最好的、最形象的一种证据。

但这并不妨碍“一本”经典的位置,经典基本上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对世界的理解,很多时候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基本上是经典、主旋律所提供的。但生活中随时随地呈现出的自由度、创造性很多时候是多元的诸子所提供的。诸子后来就逐渐地演变为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两个最大的传统,一起构成三位一体的格局。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三点:一是权力和民间社会的关系,二者保持一种连续性,同时也保持一种差异性。这种连续性是权力对民间社会的一种控制,就文化上来说主要是通过教化所展开的控制的方式,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展现的非常清楚。这种教化最主要的方式是教育和科举。教育是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内容,科举是允许什么样的人进入权力世界,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唐太宗看到许多青年人进考场时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这是权力和民间社会的连续。权力通过这种方式对民间社会产生影响。可是差异性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权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一点要很清楚。中国传统社会很清楚,权力基本上到县一级,县以下民间社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家族,通过地缘共同体,有五缘文化,有亲缘、地缘。亲缘、地缘在很多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社会与权力在连续性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自身特点让民间社会保持了自己的活力,自治的能力。当权力被破坏的时候,例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乱世,它有自我治理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

二是民间社会内部的多元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非常清楚、明显,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信仰、民间宗教,不同家族组成的共同体都构成了民间社会内部多元性的重要基础。

三是意识形态的更换,即意识形态本身的变化,在类似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下,意识形态是否可以发生某种变化?从中国传统上来看的话当然可以。从五经到四书经典的变化,在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所发生的变化。比如汉初汉武帝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道家到儒家传统的变化。这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一本多元文化格局的叙述。

最后提三点思考。第一点,一个社会弹性越小,稳定性越差。最好的例子是法家和秦政。法家是一个在瞬间可以迅速积累起能量的学派,它适合于一个革命性的、处在某种特殊时期下的政党。法家的成功与失败都源于它这样的个性。它能够成功地帮助秦国扫荡六国。它的失败在于,秦帝国的政治维持了十五年,最后被两个民工打垮了,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没有弹性,太僵化、太死板,没有给人喘息的空间。法家的思想不给生命提供任何柔软的东西,比如情感、伦理、宗教在法家里是没有的。法家里只有干瘪瘪的秩序,并且是以一种强加的方式赏罚。

第二点,儒家在历史上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是它提供了一种稳定和弹性,秩序和活力之间相对比较均衡的模式。换句话说,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是这个学派十分重要的一点,另一方面,儒家对人性的关照,对于人情的重视,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家国天下)的尊重。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的成功在于它扎根在中国深厚的土壤里。

第三点,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稳定所允许的弹性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趋势。从世界上来看是如此,从中国建国五十四周年来看的话也是如此。

最后我想用两个卦象来做一个小的总结,这两个卦像是泰卦和否卦,周易里除了乾坤之外,我们最熟悉的两个卦。最初看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吃惊和诧异的。否卦看起来很正,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结构。可是周易将之称为“否”,就是闭塞不通的意思,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弹性的社会,只有闭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衙门就是衙门,庶民就是庶民。福州共识中提到精英与庶民一起,这就很好。否卦太强调秩序模式、稳定模式。泰卦是天在下,地在上。我将它称之为流行中的定位,定位中的流行。稳定中的弹性活力,活力中的秩序和稳定,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才会通向泰和。故宫六个大殿,周易的一卦六个爻,泰和中和保和,这是核心价值。看几个宫殿,干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就是泰卦。

中华文化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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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曦(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长,台湾大学驻校作家)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世所公认。当今世界骚乱频仍,地球危机四现,我们海内外的华人应当努力宣扬中华文化,既自救也救人。我们凭借的是祖先文化的精华,即仁爱、包容及和谐;尤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更是解决地球生态危机的不二法门。

“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不正是庄子说的“天人合一”吗?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我与大自然合一,和平共处,不讲征服、被征服。老子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无私、仁爱的理念。正因为我们祖先有先见之明,有优良文化,我们现在更以身作则,务求在文化上,尤其是生态保护上,为全球做出表率,证明中华文化优良且日新又新。

众所周知,地球生态的压力之一是栖息地的改建和破坏。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村保守了广大的耕地和绿地,若为了加速工业化而提倡农村城镇化,土地一旦破坏,就永远恢复不过来矣!半世纪来,很多人羡慕美国式生活:高速公路、私家汽车、宽阔住宅、冷气、游泳池等等,五年前就有调查报告了,若人人都过美式生活,那需要六个地球;今年更糟了,估计要六个半地球!五年就流失了半个地球的资源,生态破坏多迅速呀!

如今提倡“慢活”、“乐活”,要大家放慢生活节奏,城市生活农村化才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表现。先进国家都在努力打造环保和再生能源计划的城市,譬如加拿大全国就打造了许多节能又低碳的组合屋,鼓励民众居住。中国已在上海崇明岛的东滩打造了生态村,另一个在保定市。希望海内外的华人多多来催生这一类的村庄和城市。中国人口近四十亿,若每省都有节能减碳的绿建筑城镇或村落,将是全球的模范,对保护地球生态贡献大了。

讲到节能减排,根据联合国2011年的调查,台湾人均排碳量居全球第十七名,高于大陆、日本和韩国,居亚洲第一。我也很希望华人都来关心、督促台湾。

中华文化又以饮食文化和养生文化著名,为了保护生态,我们呼吁禁食熊掌、鱼翅、燕窝、冬虫夏草等等。

中华文化包容了多民族的传统文化,多彩多姿;尤其少数民族的部落建筑,更加珍贵。为了发展旅游观光,常常喜新厌旧,以新的传统式建筑取代旧的,殊不知商业化的后果往往是死路一条;缺乏历史积淀的新建筑,如同缺乏生命历练,只会显得肤浅甚至虚伪。旅游和传统保存一定要相辅相成,宁可修旧如旧,如此才可长可久,也即永续经营。

发扬中华文化可做的事很多,但环保和生态保护特别紧迫,至盼世界华人一起努力。

近三十年中中华文化的南下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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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中国海峡文学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两岸文化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交流和融汇之中,我们也在寻找什么是中华文化未来的路线。

1979年之后,大陆可以见到台湾或海外的作品,但此之前也并非全无交流。上个月见余光中先生,谈起说你当时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对文化很有信心。余光中先生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他写了一首诗叫《欢呼哈雷》。哈雷彗星多少年才来一次,他观测了哈雷彗星。诗中写道,下次你再来临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民族文化像长河一样还是滚滚向前。我问他,当时你是在香港,当时左派到宅批判你,说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么经得起我工农兵的大铁锤”。你为什么还会有民族的信心,文化的信心?在两岸隔绝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将来我的读者是在大陆。台湾很多人在十年浩劫的时候,就对中华文化非常有信心。随着开放之后,即我所说的南下,海外华人感受到改革开放也就是中华文化一种生命力的体现。终于要凤凰涅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海外文化界就进来了。最早是歌曲,大家知道邓丽君,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对邓丽君的作用,我们现在才慢慢发现。纪念邓丽君的时候,连蒙古歌手腾格尔都说小时候经过礼堂听到邓丽君的歌曲都惊为天人。我们想到邓丽君会影响到许多女歌手,没想到对男歌手、对作曲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琼瑶、古龙、金庸等等就进来了。这些歌曲也好、文学也好,其美学价值不一定是十分高明的,但是为什么会对大陆有这么大的轰动。当时的疯狂正是我们文化干枯干渴的一种表现。他们有的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传播,而是一种启蒙。后来台商进来,其营销、管理、世界通道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出版、音乐、舞蹈……还有就是宗教方面影响非常大。现在义工影响非常大,小区营造、教育,包括学前教育。

为什么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传统文化保护的好,二十年前,它的文明程度不像今天这么高。现在文明程度提高很多,在传统文化方面,他们找到许多和现在文明结合的面向。他们懂得在世界上观察一些先进的国家怎么做慈善,怎么做福利,怎么做环保,怎么建设自己的家园,这都是很值得大陆去思考的台湾经验的大陆意义,当然也有大陆进步中的台湾机会,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天在这里讨论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觉得很庆幸。回顾百年之前,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我们挨打、挨饿、挨骂,但是通过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我们刚柔相济地解决中印、中苏争端,甚至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我们今天基本摆脱了挨打的命运。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在海外的资金、经验、技术大力支持下,我们基本摆脱了挨饿的命运。

但是我们还是在挨骂,而且骂的声音可能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周边的国家,包括我们老百姓。这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怎么摆脱挨骂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实力都是硬文化,而文化实力才是软文化。中华文化、华夏文化曾经这么辉煌。

经过这么多年的两岸文化交流,海外文化交流,有一些观念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什么地方是中心,什么地方是边缘。中华文化的中心在哪里,边缘在哪里?二十几年前,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两岸作家第一次接触。余光中先生做了一个主题报告《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是上游和下游互相影响,中央和边缘互换。

我们中国人喜欢纯粹的东西,骂的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杂种。最近我接触到一个做基因库研究的朋友,他专门在研究客家人、闽南人、华人的基因,他发现不管自称是中原的基因也好,从中原来的也好,其实在你的血液中间已经混杂着很多蒙古人、畲族人、苗族人、瑶族人。我们今天可能要改变一个观念,杂种才是好的,混血才是厉害的,移民才是有力量的。一个移民从千里之外到新的定居点,一个家族的迁移必须要有组织力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能生存下来要有非常强的开拓力量。移民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可能是文化再生的新的增长点。

以前我们常常认为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离这个地方地方越远越是不开放越是边陲。但是现在发现在黄河流域消逝的许多东西要在香港、台湾、海外找回来。我们会想到,如果祖国大陆的中华文化是根,海外是花和叶,花和叶必然离不开根,花和叶也会反哺根。两岸四地的文化在交流中才真正产生它的生命力,我们要以更开阔的心胸去接纳它,特别是一些另类的,我们不太习惯的新的文化。

字——文化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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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台湾著名作家,台湾阳明大学教授)

说到文化,我们究竟对自己的文化有几分的尊敬,几分的爱慕。至于尊敬和爱慕之后,我们要怎样去对待它,这是第二件事情。

经常我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它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也不见得那么羡慕它。我们觉得中华文化算什么,要扔就扔吧,无所谓的。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到任何地方捡到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把它来代替。包括鲁迅都有这样的心态。不过我给鲁迅那一代人以善意的解释,就是他们那一代像是小孩子刚刚长到了13岁,到了他的叛逆期,叛逆期的表现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他是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就原谅这些叛逆的青年吧。如果鲁迅活得久一点,他可能不是那么想,其实包括李光耀也是这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羡慕华人的文化,越往后他越觉得不对,这个东西可以拿来给所有的在新加坡的四个族群来分享。他并不是因为是华人便华人本位,只是把好处分享给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其他外来的弱势的族群。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回到正常的,而不是13、14岁的叛逆期的青年的那种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应有适当的尊敬。

在这里我举了一些字,这些字都有哲学的意味。虽然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比如“川”这个字就是象形,水怎么流。可是“川”的里头加上三个点就变成“州”了,有了州,在茫茫的河川或是大海里,那一个点就是州。有时候不得不说台湾、大陆岛屿这些字眼,可是所有的大陆不都是岛屿吗?所有的岛屿不都是大陆吗?都是一块水中的土地。茫茫的海中,让我们可以很谦虚的在上面活着。为什么要很谦虚呢?因为海水上升,岛屿可能就没有了。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承受上天的恩惠在这里活着,就在这片土地上好好地活着,创造美好的文化,跟全世界的人分享,如此而已。

我觉得“册”字的象形漂亮的不得了。一个竹简。前些年在湖南一个井里还挖出吴国时代的一个册页,中间用一个绳子串起来。竹简加上牛皮的装订,画到这么细致。我看到这个字就想到在台湾南北部的读法。“册”下加一个木头,架两个腿,把这个书给搁高一点,这就是家里最重要的典籍了。这就叫“典”。我们现在说要恢复经典、提倡经典,就是这个家里宝贵的数据。

“血”字右下方的是摩梭文的“血”,他们也是象形字,就画成这个样子。流下来凝结住了就变成一个小点,这就是血的特色。他画的相当好,但汉民族画的就更高明了。血为什么不画成血管里流出来的,却画容器里的血呢?因为在创造字的时候,已经把它作为祭典里一个重要的东西。杀了牛羊,将血供给天地。这里面有赎罪的意味,牺牲牛羊,请天地饶恕我们。这有宗教祭典的意味在里头。它画的不是生理上的“血”而是文化上的“血”,实在是了不起。

同样的“坐”字,我也把摩梭文的字放在旁边,就像是一个喇嘛盘腿坐着。可是我们的“坐”比较有意思,中间一个土堆,坐了两个人。坐一个人就能坐了,为什么要两个人?汉民族太勤劳,一个人坐下休息划不来,朋友来了才坐下来喝杯茶。“坐”字里有种人情在里头。

至于“武”、“信”呢,也许各位比较常接触这两个字。其中“武”是止戈为武,用现在话说就是恐怖平衡,我只要军备我不打仗。我作为强国,说你们俩别打了,他们就不打了,这叫止住别人的干戈,这就叫做我的武力,不是真正打仗。至于“人言为信”,华夏人从来不知道要定了契约才是“信用”,说了话就是“信用”。人言就是“信”,说了话就得算话。

摩梭文的“贫”就是一个人穷了,也不讲究了,披头散发的。可是我们的“贫”大有意思在,即“分贝”。分钱了,不合起来用,分开来用。在处理抽象的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

人和人有一种关系叫“从”,长官在上,我在后跟从。有一种叫“比”,两个人关系比较平等。“北”是两个人背对背,字的结构就是两个人站着背对背。至于“并”就是两个人站立,属于平等的关系。在平等的关系里,“比”跟“并”也不一样。

“仁”跟“化”也是很有趣的,“仁”就是人加上多重的人该有的关系。至于“化”,从甲骨文、经石文看,甚至小篆都可以看出是一个倒着的人和一个正着的人。你要教育一个人,是要花很大力气的,拗着他的本性,变化他的气质。

字那么多,举一些例子。接着说词,两个相反字组成一个词。西方他们会另外创造一个字,比如温度,气温。我们不这么说,我们说今天冷暖如何。我们对事情的考虑永远是正反然后合一,不另外造一个字,而是利用原来的字。副词可以说动静怎么样,是非怎么样,褒贬怎么样,成败、恩仇、祸福、得失等等。或者这人不知好歹,有的副词有偏义。至于名词,说这个人功过如何,包括了功和过。至于量词也是有着有趣的形容的性质。

美国诗人康明思(e.e.Cummings,1894-1963)的诗,月亮“moon”中的“o”一定要画成圆的。蚱蜢(R-p-o-p-h-e-s-s-a-g-r)跳来跳去,落叶(Leaffa)垂直而下,他一定要追寻跟中文一样的英文中的视觉美感。至于庞德,干脆将中文(尧、舜、 禹、皋、陶)写入诗中。日本神户大学的山鸟重医师有一位病人,是位中风的木匠,他忘记了所有日本的字母,但是却记得汉字。这个现象非常特别。汉字因为什么而容易被记得?爱我们的语言,爱我们的文化,然后才谈得上去发展。顺便建议,这个“战略”比较战争气息,如果是“策略”就好一点,如果是“商略”就更好了。

4、“第二议题: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专家发言摘要
民间信仰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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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秉芳(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教授)

二十年前,在1994年,在台湾嘉义中正大学开过一次海峡两岸道教文化研讨会,那次我参加了。其实那次是两岸三地,当时没有香港,那次发言题目是《论道教的民间性》,当时还安排在第一个发言。因为在台湾的民间宗教是得到空前发展的。我到台湾去了三次,大庙小庙都看了。那个像妈祖信仰,那个当时说它是狂热也好,总之是非常的壮观。那么今天这个文化沙龙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堂,我来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叫做民间信仰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纽带。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实际今天不是登东山的问题,也不是登珠穆朗玛峰的问题,还可以到航天飞机上,航天器上,可以看小的地球村。我以为研究学问也应当站的更高一些,用大历史观来回顾或者回看当前我们海峡两岸四地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思想中树立一个大的东西。

我这四十年就是在研究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我比在座的可能年长,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已经三个月了。所以对民间信仰自小就有所体会。

精英学者往往都谈儒释道,真正的学者应该更多地把眼睛向下看,看看广大人民,中国人,刚才许嘉璐先生说海外还有八千万的海外游子,可以说无处没有咱们炎黄子孙的足迹。那么这些人、大多数人在关注什么,我认为民间信仰是很重要的。我就这个题目提纲挈领谈两个问题。

一、 破除明心,高瞻远瞩

为什么要讲破障,我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更要不得。我要讲讲破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说在中国许多学者中,知识界中,存在这么几个障,中国百年历史中,相当多的精英人士不自免地受蒙蔽,竟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第一障:大家说了很多的,我们中国为什么在近一百年来被动挨打,甚至亡国灭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许多先进的人就寻找根本问题在哪,为什么会落后呢?结果找错了地方。刚才有人说他们是因为年轻,说他们愤青,年轻,我看也不是。那是好像相当多的人找上了中国文化:鲁迅说“我们这些典籍,这些古书,上头写了两个字就是吃人”,钱玄同就说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么当然后来就一再一再的发展,后来又找出一个外国人来,说是“李约瑟难题”,也找到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时我们是信誓旦旦,都认为是这样。实际不是这样。怎么一百年就否定几千年的文化呢?一百年的特殊情况下的清代的腐败,制度的腐败,国家皇权到了最腐败的程度,闭关锁国等等,怎么就把它全部归结为传统文化上呢?这个就是第一障。我们这样丰富浩瀚的文化遗产,文化基因,结果被说是一钱不值。当然这个越来发展越厉害。大家就不用提十年浩劫了。用晚清以来一百多年落后之一叶,障蔽了中华五千年伟大文明的文化传承这座巍峨泰山!

第二障呢,不知道大家醒悟到这个问题没有,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提出的中国是“一穷二白”。当时我也信誓旦旦,走到街上去宣传。现在看来这也是一大障。穷固然是,连绵的战争,兵荒马乱,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建国初期又有一场大仗——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帝国主义干了一场大仗。穷是真的。我们怎么能不穷呢?但是并不白。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白,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丰富,怎么会白呢?而且我认为是而且是两个轴心文化的接口,儒释道加上大乘佛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比今天美国还要富足强大的国家。中华文化一直没有衰竭,流传下来几千年,在世界上,受到世界人民景仰,是文艺复兴的源头之一,像伏尔泰把中国看成天堂,知道康乾盛世,依然灿烂。有世界上最丰富、最浩瀚的文化积淀。

第三障: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好多人这样讲,梁启超先生、胡适先生也这样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基因的,都有。其实中国宗教是世界中最丰富多彩的。地下很丰富的考古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的传统宗教,佛教,我们的包容性,世界的各大宗教,从婆罗门到犹太教,各大宗教都在中国传播。不仅有儒释道三教,还有原始宗教,乃至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在中华大地上发生过影响,包容性很强。只不过,中国的宗教有其独特性,不能用西方宗教的范式来生搬硬套。

第四障: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个障就更大。宗教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人类历史表明,宗教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守护者之一,对人类文化的发展,社会整合和保障取得巨大作用。从大历史的角度讲,宗教的正能量占主要方面。

所以我们要破这四障,否则有眼不识金镶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实际上大家心里都知道。妈祖生日是什么样的?从总统到最普通的民众,抬着妈祖,万人空巷。我去梅州两次看过妈祖,那个在她生日的时候,梅州岛的每块地方都站着人,盛况空前。而且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台湾的渔民,还偷偷的到祖庙去祭拜。

二、 民间信仰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纽带

海内外的许多精英学者,谈国学只谈儒释道,更有甚者,只讲儒学,言必称孔子。我们应更加关注于普通百姓,关注某种天然的文化信仰心理。我们大陆上的民间信仰,是从妈祖登陆开始。首先解冻的就是妈祖信仰。可是由于某种政治原因吧,也起不来。就是说大陆上把民间信仰一概搞大,认为是封建迷信。庙拆了,神拉倒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也都这么认为,我是经历了日本时代,国民党时代,所以在我小时候民间信仰是一脉,家里就继承了民间信仰,所以寻根问底,拜妈祖、祭关帝、龙母、宝生大帝等等做法在民间是十分广泛的。我可以大抵说一句话,正统的民间信仰是没有民间信仰多的。可以说,民间信仰在民间广大群众中间,还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活在下层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中,渗透到每个文化娱乐活动中间,其影响绝不在儒释道之下。而海外华人,台港澳同胞,都对此有浓重的信仰感情,这是华夏民族共同的文化财产,是海峡两岸四地共同的精神纽带。

以王道精神建构两岸和平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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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进强(旺台两岸互信基金会董事/执行长,王道旺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

我先呼应一下刚才韩老师所讲的民间信仰。在今年的4月,我去金门参加活动。每年金门的天后宫都会有一个祭奠。我看,参加一般的天后宫这种妈祖的活动在台湾是稀松平常的。每一年大家看到大甲会有红妈祖。去金门让我眼睛一亮,让我感慨万千的是在那个活动当中,有一百多个队是从厦门、漳州、福州,从福建对岸的去的妈祖信徒。他们几千人在金门的街上走动。就如同早上某位老师讲的50多年前两岸还兵戎相见,怎么可能在今天还迎神赛会,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妈祖的信徒,在金门的街上,这样子大家共同为一个信仰在那边有共同的语言和动作,面带微笑,我非常的激动。

其实刚才韩老师所提的这些在台湾,的的确确,这种民间信仰在台湾社会是重要的一股力量。我在早上的这个响应当中也特别提到小区主义,其实小区主义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民间信仰的根基。台湾的文化不是台湾的文化部,而是各地方、各庙口的庙,这些宫,这些寺,这些信仰都是对土地、对神的敬畏延伸到对人的一种情感。从这点来讲,韩老师刚才所讲其实是和我今天的题目相结合的。王道精神听起来很高,其实我这边讲的王道精神就是仁义精神。从早上到刚才,很多的专家学者发表过很多很好的看法,建议,我个人非常肯定举办这次会议的意义。

我发现中华文化是我们在座各位、全球华人共同的信仰,是一个重大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中华文化在两岸四地不同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风貌、不同的风华,开枝散叶,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虽然各有不同,但绝不是对立的,不同是一种扩大,是一种分散、力量的延伸。所以我想这里王道精神其实就是对一种和而不同的连结,它不是一种对立的思考。

那我必须也很直白的说,两岸目前对中华文化的一些看法有很多的交织,但也有一些不同,在目的上、在功能性上、在价值上、在操作性上还存在着一些歧义。在虽有不同,但这没什么大不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透过这个论坛来化解,来降低这个歧义。我也必须要进一步说,有很多朋友,有大陆媒体对我过去的经历感到很好奇,你这个人过去参加绿营,被称为绿营的铁板的你怎么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几年来做这个文化交流?我必须要说中华文化在台湾不分蓝绿,实际上台湾民众两千四百万,除了原住民,大部分祖先来自大陆,同根同源,血浓于水,这是不可否认的。我刚才讲的民间信仰这些神啊,这些宗庙啊、也几乎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

所以文化的力量是可以改变政治的。因此我希望文化能够影响政治,让政治支持文化。目前在台湾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梦想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许有一天中华文化能深入到每个政党的心中,那中华文化在全球性的高度就能更发扬光大。

我们过去讲中华文化要内盛外稳。那下面我讲一下策略,因为我自己也曾在台湾的中华文化总会服务过。我对于文化进入小区、进入生活、进入社会的底层我有一些小小的经验,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中华文化是个根本,我特别提到刚才讲和而不同,不同不是对立,而是开枝散叶,是百花齐放,那早上有朋友讲,也不能让它到处乱窜,要引导,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比如台湾的小区主义、社会大学、小区大学,实质运作都掌握在公民自己身上。

个人以为在这整个文化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结合历史传统、生活美学、文创产业的“小区营造”。台湾早期就已经有了强烈小区意识的“庄头”“部落”,八十年代以后,各乡镇小区几乎成立“小区发展协会”,以这个小区自发性的组织来促成小区居民的团结,凝聚小区发展共识,“小区总体营造”因此成为台湾社会进步的文明指标。

台湾目前已成立二百多万个非营利性组织,是台湾社会稳定的力量。也是政治乱象,蓝绿恶斗的重要制衡力量。其类别繁多,大部分涵盖小区公共事务,其功能在连接小区居民生活、生存与生计,凡此,小区居民都可以表达意见,并实际参与行动。居民也可以组织各种正式、非正式团体,如妈妈教室、志工队等等。每一个小区居民都会感受到更多的关怀与帮助,同时对于负面的言语或行为,也会感到群体力量的约束。这在台湾居民的认知中,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台湾小区大学也是民间自发组织。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这里面有一些民主的精神在里面。要进入民间社会,要用柔性方式,不霸而稳。要敬佩世人,对人与自然心存敬畏,要能而不抢。

那在场有很多从事各行各业的朋友,现在两岸都在讲文化创意产业,如果变成一种公益性的产业,我想大家都不能接受,那这里我的建议就是来找不同领域的朋友,建立文创平台,让文化生活内化到人内心、生活当中。我们对一些流行文化都很忧心,那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一些底蕴运用到流行当中。大陆害怕台湾跑掉,但跑不掉,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教育在。这一步是可以加强的。文学、电影也一样。台港文学选刊我读了二十几年,大陆台湾都有作家协会,这中间有很多合作空间。

现在我们要谈文化复兴、文化发展,就必须以中华文化为本,先从幸福小区做起,让传统的伦常观念扩大到小区,让传统文化在小区落实扎根;而未来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则从小区向全国、世界扩散,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最亮眼的品牌,也成为西方社会“霸道”文化中的新蓝海。

今天我们大家有了共识之后,接着就要有计划、有阶段、有方法、有效率的逐步推动。福建是两岸四地的枢纽,未来将居于启动文化战略的关键地位。我们相信这个愿景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

以科学精神推动和平发展

林怡(福建行政学院教授)
林怡(福建行政学院教授)

看到我这个题目,我说以科学精神,会不会引起歧义?一般人可能会有两个疑问:第一 、科学精神是否是指大陆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它与中华文化发展战略这个议题有关系吗?

第一点,它与科学发展观不属于同一范畴,不是科学发展观;第二点,它与议题有关。最后我还是决定以这个题目发言,因为许先生也给我壮胆,说年轻人有问题就要提出来。

1983年,我进入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后来的浙江大学,我读了七年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在古籍所念,我想那么多先生给我们讲了那么多古典文化,但是在我近十年的授业生涯当中,没有一个先生不是对鲁迅先生和对胡适先生同时充满敬意,但为什么这种敬意在今天出现了问题呢?比如最近的鲁迅退出中学课本。

昨天晚上,我问自己曾经二十年前在福建师范大学教出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教高三语文,我昨晚跟他交谈,我问他,教语文有意思吗?学生学的有劲吗?他说没意思。我问他听说鲁迅退出中学课本了?他说初中退出了,高中没有。我问他还剩什么文章啊?像《狂人日记》?他说这些都没有了。我记得我们那时也大概是这个年纪在读这些文章的,是很自然的。那现在,我觉得这正常吗?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在这里讲,我们今天中华文化的这种发展,战略也罢,方略也罢,小标题——凝聚发展共识——我们到底用什么来凝聚我们两岸四地的发展共识?

上午,各位的发言都对我非常有启发:我觉得我们不能背对世界,那是没有出路的。其实文化是阶段性积累。科学、科学精神确实它是外来的,是舶来品。但是1903年,严复在翻译时多次用到这个词。这个词并不仅仅是指理工类的、狭义的很多人今天理解的一种概念。实际上像严复很早就认识到科学精神是基本社会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那么这种科学精神是什么?首先,我要讲何为科学精神。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是理性、包容、民主、法治。按近代学者梁启超的著名演讲,“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的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理性即求知、求真、求是、求实、创新;包容即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人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民主即民本诉求,民为贵;还有道家的要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一种思想;以及用现代制度去保障落实该理念;中国古代有没有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是儒家的、法家的,而现在法治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现代法治;这里面有跟我们传统文化交融的地方,也有我们需亟待发展的地方。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已经有了包容精神、民本思想。现在需要保障的是民主和法治理念,也就是所谓的理性。

其次,科学精神这是两岸四地社会转型的基石。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两岸四地共同经受了科学精神的洗礼,并在此精神的灌溉下开花结果,逐渐完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一个事实。台湾社会发展到今天,总的方向是科学精神在指导。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共识。所以我们应该在科学精神的光耀下,实事求是的彼此看顾、互相尊重、相互欣赏;在持续广泛深入的沟通、了解后逐渐达成彼此理解、彼此谅解,在此基础上构建求同存异、和平发展的现代法治框架,在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共谋两岸福祉和平发展大计。也就是说科学精神是推动两岸四地和平发展的指南。

最后,普及和光大科学精神是两岸四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共同使命。科学精神关联着个体、社群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可经教化训练而养成,并在实际生活中贯彻之。全力在全社会养成科学精神,是两岸四地文化建设与发展共同的使命,应把科学精神的养成融入青少年教育和公民教育中。两岸四地应本着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诸己;无挂碍、无恐怖,力行近仁的和平心态协同合力,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当代视角下的王阳明心学

周建彩(青岛老舍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周建彩(青岛老舍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目前,王阳明心学在海峡两岸四地、在中华文化圈乃至在全世界的研究都很热,比如说贵州每年一届的“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会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出席,而且每年都会有很多来自全世界的王阳明和王阳明心学的研究者和崇拜者前往那里去朝拜。

今年春天,我也专程去了一趟贵州,去参观王阳明当年讲学的地方,而且非常有幸地找到了他当年龙场悟道的那个“玩易窝”,感慨良多。在那里,我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王阳明和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崇敬之情,我见到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他的中国名字叫李阳明,他62岁,在贵州学院当外教,因为特别喜欢王阳明,所以给自己取名“李阳明”。台湾的蒋先生曾经多次到过那里,他非常推崇阳明心学,不仅根据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建立了他的“力行哲学”,而且为了纪念王阳明,让台湾许多场所都以王阳明的名字命名,比如阳明山、阳明路、阳明公园、阳明医学院,还包括在场的张晓风老师所在的那所大学——阳明大学,可见阳明文化早已融入我们台湾民众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地区、国家的学者以及研究机构来关注和研究王阳明心学呢?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哲学教授戴维-巴托什认为,“王阳明很可能在未来充当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阳明学说用‘心性’和‘良知’这两个人类文化所共有的符号将整个人类联系在了一起。”杜维明教授也认为:“王阳明正在成为一座超越国界的桥梁,照亮人类的心灵,成为现代人的心灵支柱。”

接下来,我的交流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关于阳明心学。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自明朝中期产生以后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阳明心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心即理;良知与致良知;知行合一。其中,“心即理”是阳明学说的基础性理论,而且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点。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心”,这一“本心”包含着最高的天理,不外乎人心,人心既是天道。他心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必须求理于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心即理”的心,王阳明后来又将他称为“良知”,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心里的“光明月”,就是我们本来圆满成就的德性,只有“良知”的表现与实现才是我们的生命所拥有的本来的面貌。所以,“良知”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导,是“最后的生命准则”。

只有“良知”还不行,关键在于“致良知”。王阳明认为,生活中之所以不都是好人,还有各种恶人、恶行、恶事,不是因为没有“良知”,而是这些人没有“致良知”。要在充分认识到自己本有良知的前提下,把良知贯彻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所以“致良知”,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那么这也就是王阳明的另一种学说,也是他终生一直坚持的“知行合一”。

另外,他还认为“良知是造化之精良”,天地万物有良知,花草木石皆有良知,他的良知学说其实是涵盖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族群,到人类,到全体,以至于到天地万物。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其实是把深深的自我理解和宽广的人文关怀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王阳明精神。

第二个方面:阳明精神和阳明心学对于人类当代社会的价值是什么。阳明心学的价值可以说有很多,我觉得最突出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哲学根据。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我的冲突不仅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道德的滑坡,也使我们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家园趋于荒芜。特别是在网络化生存之后,人们的心灵出现了各种问题。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解决人类的困惑,更没有带来人格的完善和心灵的安顿,许多人在外在物质世界的寻寻觅觅中,不知心归何处,不知家在何方,处于心无所依的迷茫当中。

所以王阳明的“心即理”就此显示出他独特的价值。他预设的是,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境界的建立,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漂浮的,是随着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而迁移流转的,是没有根基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精神世界,要为富裕的物质生活建立起“主宰”,建立起“主心骨”,要把丰富的物质生活纳入到崇高精神的“主宰”之下,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此心归处是吾家。”

而王阳明龙场悟到的大道,就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他认为每个人的心灵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精神资源,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小宇宙。我们的生活世界,都是在心灵世界完善的基础上,自己开辟与创造出来的。我们的生活如何,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若是我们的心灵光明崇高,世界也会光明崇高;若是我们的心灵世界幽暗肮脏,生活也会幽暗肮脏。说到底,我们所享用的世界就是我们心灵状态所主导的世界。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所说的:“我心自有光明月,千古万世永团圆”。还有一首诗中,他这样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从这里,我们所讲的就是“大道在人心”,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重震和救赎,首先要从人心上下工夫,在心上磨炼,要每个人从认识自己、回到本心开始,要反观内心,反思人生,构建一个美好健康的精神世界和家园。这是当代继承和弘扬阳明心学的第一个重要意义。

第二,就是阳明心学为现代人类本心良知的挺立和完美人格的塑造提供了理论支持。《论语》里有“足兵、足食、足信”之说,而现代人类的最大病痛依然如王阳明当年所言,阳明当年所言,是诚信的缺失,良知的障蔽与人心的陷溺。因此复归良知、挺立良知、扩充良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人的良知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是先验的存在的。正因为人具有了这种意识,才能知是知非,为善去恶,才能有道德价值判断的能力。可是现实社会中好多人善恶不分,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的“良知”被遮蔽了。“良知”就像镜子一样,如果被尘土遮蔽,就不能照物。所以我们要经常地扫除这些尘土,这面镜子才能照见事物。因此,我们作为道德主体,要经常擦拭自己的“良知”这面镜子。只有能意识到我们的本心良知,自修自悟,自我教育,我们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具备辨别是非,为善去恶的功夫,也才能够塑造我们的完美人格,守信的行为首先来自心灵的真诚,来自对天道的认可。当然,阳明心学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诸多问题所彰显的重要价值,也体现了阳明心学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个方面,就是发挥阳明心学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新桥梁”作用。在各国文化激烈竞争的今天,要加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加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我觉得阳明心学学无论是现实基础还是理论内涵,都具备了作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新桥梁”的条件,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文明的局限与“致良知”说的时代价值。西方文明在引领人类社会近代发展的进程中,渐渐暴露出自身的局限与无奈,比如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比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再比如面对难题时的束手无策。上午许嘉璐先生在讲话中讲到,目前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生存危在旦夕,当人类发展陷入困境的时候,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古老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法门。关于这一点,前面发言的几位老师也都提到了。

面对这些,阳明的“致良知”说给了我们很深的启发。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我们首要的是任务是整个人类的心灵的觉醒,要大彻大悟,不仅广大群众要“致良知”,各国领袖更要“致良知”,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本身是活泼泼地与天地万物连在一起的,不止人有良知,天地万物也有良知,人类就是与天地万物了无间隔地在一起的。人和自然必然,也必须要和谐相处。

二是“知行合一”对西方文化科学精神的补充。这个意思我简单说,就是阳明心学不仅具有中华文化的人文理性,而且它还有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的科学的理性,因为阳明心学每个理论的产生,都是他通过亲身体验,在千死万难中出来的。虽然他不赞成“格物致知”。但是他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通过“格”,都是在“体己”的状态下完成的,是“德性致知”。而且他终生坚持“知行合一”,他的理论真正是从实践中来,又运用到实践中去,体现出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而科学精神说到底,其实就是“良知”的一种充分体现。

所以我觉得阳明心学不仅可以和西方文化互补,还可以参与对话,在对话中进行补充。有了这两点,阳明心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就有了走向世界的内在根据和重要理由。最后我想用杜维明先生对王阳明心学的评价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王阳明心学的智慧不仅是属于文化中国的,也应该属于全世界,心学时代已经来临。

5、“第三议题:当代华人的文化精神”专家发言摘要:

华人华侨与中华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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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禹东(华侨大学副校长,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海外华人宗教研究中心和闽台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中华文化发展到很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猜忌,特别是中国威胁,这种不和谐声音为什么一直不断?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样在发展的同时,能够讲好中国的故事,传递好中国的声音,所以怎么样构建这个既有国际影响力,怎么把中华文化具有全人类性的价值展现出来,这个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问题,也是两岸四地共同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以华人华侨为切入点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历过一些事情。有一次访问,侨联主席跟我讲了这么一个事情,这个侨联主席的孙子问他一句话,你们中国为何抢占我们中国的岛屿。这引起他的一种反思。他的孙子是不会中文的。那我就跟他说了,你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能也不是太成功。你说孙子就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华文教育的不成功,造成这种疏离。还有一个学校,有百分之九十的华人,这个校长四十出头,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他现在就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困惑,所以他表态说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再不会讲中文。还有一个事情,很多国家说中国搞孔子学院这种东西是中国文化侵略,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会对孔子学院这样一种语言文化交流机构有意见,这就引发了我们对中华文化软实力方式的思考,对外语言传播的一种方式。所以由此我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要充分重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中独特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得以在海外逐渐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海外华人华侨的推动。华人华侨移居海外,更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其中主要是通过教育机构和华文传媒来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及中华文化的传播。海外华人华侨还在吸收当地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发展中华文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为当地人民乐见并接受。

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些资源。比如可以更好支持他们办华文学校,这是将民族文化很好的传承下来的一个好的方法。华侨华人社团
和华文媒体与华文学校一起,被称为海外华人社会三宝,是支持海外华人社会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与发展的象征。

第二:提升软实力,要遵循传播规律,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策略是什么。苏进强先生刚才讲要融入小区,我认为这种提议是很好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目前的问题是急功近利性,缺乏传道士精神及制度性保障。其目前手段单一,经常是以国家意志为推动力举办的文化年、交流年,缺乏民间交往的多样性,辐射面有限,常常讲过程,讲形式,效果欠佳,缺乏信息沟通与回馈,出现动机与效果信息不对称,应加强民间性而淡化官方色彩。我们两岸四地有共同的使命与责任,共同的血脉根基,两岸的华文教育,展开合作。我想能不能开展一些教师的、学生的论坛,切实务实的做一些具体的东西。如果我们两岸四地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东西,我想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这种复兴、这种共同的一种愿景就指日可待。

中华人文精神及其价值体系的现代重建

施炎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周易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施炎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周易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东西文化比较、融汇的背景之下,如何重新反思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和它的基本精神。这个题目很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文化讨论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实质性问题的思考和提炼。因为我认为,中华文化要有一种自信,要有一种自觉,要展现她的软实力,那么文化的弘扬应该在什么层次上,我觉得现在应该进入到理解和梳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层面上。这样的层面,才能够建构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层的内涵,和她的学理与智慧的水平。在这个层面上,我想才能够更好地,对内融汇我们民族的分歧,对外展现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风采和她的文化内涵。

出于这样的考虑,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多地考虑的是,中华文化精神为什么本质上是人文精神。所以我在想,中国人的“文化”概念——“文化”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但是关于文化的概念,历来是在“人文教化”这个观念上展开,因此我认为,中华文化她的源起和早期发展,以至她的后来演变,一直到近代的反思,都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是在“人文”,她的功能是在“教化”。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研究的内容必须要探讨中国人的“人”和“人文”,以及人生取向和价值,有这种探讨,才能落实到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对政治层面、制度层面、人伦道德规范层面上的转化。我理解,这大概就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一个本质所在。

所以我不大主张,单纯地从儒家文化、单纯地从道家文化,或者单纯地从佛家文化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也不大主张,用现在大学的学科细分——社会学、伦理学、哲学……来探讨;因为毕竟中国文化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在一个学科分类的框架中进行的,中华文化虽然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趋势,但是我认为她的主流和她的倾向,是谈三教融合的,是诸子百家、殊途同归的。我们只要看一下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来的那些经典,尤其是思想大家,无一不涉及到三教之间的沟通,所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在这种结合点上,在这种分出点上,来展示出她的内涵价值和她的文化风采。在这一点上,我曾经写了一些文章和书。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谈我现在的一些认识。

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我曾经把她概括为这四个方面,即有机人本、宗法群体、主观能动、道德理性。或者说中华文化精神的一种思考的原点,应该围绕什么?不应是围绕从儒家和道家出发的精神观念,而是应围绕儒家和道家的风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钱穆先生提出来的,他说,我们不要光研究儒家和道家决定和制约了我们中华文化的面貌,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背景,影响和产生了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我们为什么产生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什么产生不出释迦牟尼,而产生了孔子和老子,这必须要追到孔子、老子以前的“五经”,尤其是里面的经典——《周易》。

所以我是主张把《周易》从《易经》到《易传》这么一个八百年左右的发展看成一个思想的系列。这个思想系列,郭沫若先生曾经梳理过,有几个学派的演变。但我相信,这个演变过程中最大的贡献,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儒家。如果说道家比较偏重于从人道这个角度来阐发《易经》的内涵,那么我想,儒家偏重于从人文德性的角度来予以阐发。到了《易传》,正像他所说的——殊途同归,至少是把儒、道两家的精华能够收到这一点上来。所以我参加过几次台湾学者的讨论会,包括陈鼓应先生提出的《易传》是一个道家的著作还是儒家的著作,我老是向他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说“你这个是伪命题”(笑)。你在《易传》里面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孔子的很多思想,而且现在的考古文献,特别是各地竹简要编提出,孔子对《易经》的阐述是相当丰富的,我碰到很多搞考据的人,都认为现在《易传》里面的“子曰”,很大程度上是孔子的原话或者转述,至少是孔子学派的思想观点。所以我们如果把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看成一个系列,那么使得中华文化的建构阶段就是体现出一种精神建构、价值建构的显著特点。

我的研究结果认为,经典《易经》给中华文化留下的最主要的、不能忘掉的成果有两个,一个就是提供了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文精神,我们的价值观念,不是来自某个“上帝”,也不是来自伟人的领导,而是来自于“圣人”,或者说先哲们对天地之道的认知、体验和提炼,也就是“效天法地”。同时,人文精神的阐述也应该在天、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从这一点来讲,我有时候不大赞成现在很多人提的“天人合一”这个说法,我认为“天人合一”更多地表现为庄子的观点,另外在后来的文化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中间,我查了一下,只有张载曾讲过“天人合一”,而更多的如《易传》、《中庸》、《荀子》,是谈人参与天地化育,人和天地构成为“参”。我想,这是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中间,融合了儒、道以后,形成了一个中国人最早的宇宙观,而这种宇宙观,是建构中华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种人文精神的建构方式,以及它谈到的一种价值观念,是和西方的人文主义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不大主张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精神一定要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独立”啊、“理性精神”啊、“科学精神”等去看中国传统,认为有这些才有人文精神,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文精神。

我觉得这不是中国有没有人文精神的问题,而是中华人文精神有她自身的特点。从这一点出发,实际上中华人文精神和欧洲文艺复兴人文精神一个很大的不同,她更看重的是一种“有机人文”,把人文主义精神放在一个天地的“相参”和互动过程中间,因此中国人是非常辩证地来考虑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认在天地面前的尊敬和慎重,但同时认为,人在天地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应该参与天地化育的。那么这个观点我想荀子表达的最清晰,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个“参”也就是“三”,所以说中华的人文精神是离不开天地精神的考察的,我想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把它概括为一种“有机人文主义”或者说“有机人本主义”。

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不像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上帝而讲个性独立,而是针对天地自然而言,既然要针对天地自然,那么天地自然面前的人的力量,就反映在人际之间的融合、人际之间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和中国的宗法社会相结合,因此它是强调“宗法群体主义”。我们看中国文化中间的一个很大特点,她的“群己之辨”——如何思考群己关系,是中华文化精神中相当主要的一个内容,一直到近代也是如此。陈独秀就用过这个命题,他说,“我接受西方的观点,叫‘内图个性发展,外图贡献于群’。”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陈独秀是自由主义吗?你说陈独秀是反传统吗?我想,他是把传统的“群己之辨”联系起来的。当然,宗法主义有它的局限。还有两个特点,我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有她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另外呢,她偏重于道德理性,我就概括了中华文化人文精神)这四个方面的特点。

中华文化有她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之间,是很难比较高低的,我不主张二者之间的优劣短长,因为它本质是一个各具特色的问题。中华人文主义,她是早启的,比西方要早,而且她是充满着智慧的,如果我们有机会读一下《礼记》,读一下《中庸》,其中对人文精神,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赞扬——“人是天地之心”,“人是五行之秀”,这种赞扬绝对不比哈姆雷特对人的赞扬逊色。所以我想,这是人文主义的特色问题,而不是优劣短长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种人文精神整理、梳理起来,使她转化为——我比较接受的是创造性的转化——转化为我们当代的文化建设、文明建设需要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返本开新”,实际上不存在,也不可能!

那么下面谈谈人文精神的表征,或者说她的理性的展现,我把她梳理了一下,其中一个就是她的价值观。我理解,体现中华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不是某一个单独的词,如“责任”、“和谐”、“公平”,而是一种关系范畴,因为中华人文精神有一种非常可贵的思维智慧——她是辩证地思考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辩证关系,来思考人的精神价值和行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构,在这个关系中间,体现出对人世社会的规范和制约,所以我个人理解,中华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应该是在一种辩证关系的结构中展开的,实际它是对关系的一种判断和分析。其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有序和谐”这个观念。中华文化她的主体部分、或者主流部分是“礼乐”,“礼”是讲“有序”的,是外在的,讲规范的,讲制度的;“乐”是讲“和谐”的,是心情的,讲内在的;这两者的组合才能构成“礼乐”文化的全部。这样的组合,在思维方式上,或者说在哲学思辨上,它就是种“有序和谐”。“有序和谐”是一种智慧,“有序和谐”是一种框架,我们只要调整不同的内容,充实新的解释,完全可以为我们现代社会建设所用。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在这一点上去展开工作的话,我们既没有秩序,也没有和谐,我想这个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再举个例子,“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这两个观点,是中华文化所谓“君子人格”的两个最主要的成分,而这个人格来自什么?来自于对天地阴阳之道的一种体验,又把这种体验,转化为“龙德”,因此“龙德”是一种阴阳辩证的属性。所以说“君子人格”的完善,它至少包含着两个基本内涵,既要有“自强不息”,又要有“厚德载物”,这两者建构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人格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比的一部分。

再比如,我认为不应该单纯地去讲“诚信”,而是要讲“真诚”与“守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以儒家为主的经典的传统,诚是内在于心的,是人的心情,因此儒家是倾向于没有性恶观,而是倾向于性善,实际上它说性是“无善无不善”。“真诚”,按照朱熹的解释就是“真实无妄”,它来自于天性,因为天道是最公平的,是最真实无妄的,你要效法天道行事,你的心必须要诚,所以我说,真诚是从伦理,从心境这个角度讲的。而“守信”是从行为规范上讲的,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儒家就强调“守信”的行为来自于心灵的“真诚”,来自于对天道的责任。这和西方相比,我认为它是优势,因为西方讲守信就是行为规范,它要靠上帝、宗教来制约,要靠法治来制裁,因此西方尽管在商业上有很多信用的制度和行为,但同时也发展了很多对商业守信的规避。当然,我们如果光强调心灵之诚,实际上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上,在“诚”和“信”这两个问题上,它有一个辩证思考,这种辩证思考,作为一个资源价值,对于我们现代人建设诚信体系,特别是商业部门建设诚信体系,还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再在其中融入法治手段,融入市场经济手段,我想对解决我们的诚信和信用问题,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两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补充了。因此从这个思考的角度,我想提出一种我对于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特质的四个理解,即有机人本、宗法群体、主观能动、道德理性,同时我想提出关于这种人文精神的表征,即价值观念上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刚健与厚德、修己与安人、真诚与守信、公平与正义、柔远与睦邻,作为一种抛砖引玉,我非常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甚至争论,这样才能够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探讨深入下去,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讨论问题,甚至三十年代讨论问题的水平,而没有新的进步。我们现在应该是超越“五四”时期的讨论,应该超越八十年代的讨论,应该有一些新视界把这个文化讨论出新,那么这样一个展示的中华文化,我觉得中国人的自信、自强和自尊,在西方文化面前,它就有一种非常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呼唤人文精神的“希望工程”

杨际岚(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
杨际岚(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

最近看了一些媒体上的消息,很震撼,是负面的震撼。第一件事:有一位大款,每天给孩子一百元零花钱,这个孩子就雇同学替他跑腿;第二件事:接连不断地发生校园女生的暴力事件,女生暴力,有的还有视频,扒衣、围殴、烫烟头、脚踏、皮带抽脸等,这是说同学之间,是女生之间发生的事情;第三件事:前几天,长乐的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小区发生惨案——居住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福建长乐人李巧珍(音)以及她四个年幼的孩子,在家中被杀害,凶手竟然是李巧珍丈夫的表弟陈明东(音),这个凶手是15岁偷渡到美国,没有稳定工作,借住在表哥家。审讯中,陈明东坦言,他认为表哥一家生活和收入都比他好,令他心生嫉恨而杀人。

还有一种可以说是令人非常担忧的现象:最近美国和俄罗斯合拍的3D战争巨制《斯大林格勒》上映,片方连同地区院线组织了一场电影问卷活动,由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24个城市在内的数万人填写的关于二战历史的调查问卷中,超过三成以上的人遗忘这段历史,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填写“不知道”的,大部分为“90后”。

所以我回到我的这个题目,就是“呼唤人文精神的希望工程”。我们这个“希望工程”已经很多年了,可能开展了有一二十年了,说“一个都不能少”、“找回孩子”、“关注失学儿童”。当然这是很好,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人文精神的“希望工程”,就像鲁迅当年呼喊的“救救孩子”——把他们找回校园以后,我们教什么?怎么教?要他们做什么样的人?这要打上很大的问号。

刚才我讲的那些事例,几个都是年轻人,你说,他爸爸一天给孩子一百元的零花钱,没有用完还会批评他、K他,所以他就雇同学替他买东西啊什么的,而有些贫困的孩子,他一个月都没有一百元的零花钱,恐怕他长到十几岁都不懂得有这么多的零花钱来给他用。那包括校园女生暴力事件,你没有看到视频真的你难以想象,她一边抽一边骂、训斥,如何如何,难以想象。过去的女孩子的温柔,有的再有脾气的,也不至于这样嘛,太可怕,我觉得这非常可怕。所以我想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双重危机,早晨陈若曦老师说这个环境、生态的恶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精神危机,就是大家提到的信仰缺失、道德失衡、社会脱序,这比什么都可怕。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真个叫做是“补心救焚”啊,要“补心”,要“救焚”。你缺什么要补什么,我们精神上要“补钙”。

那我扯远一下,再讲一个事,在微博上我看到,有那么多人替“文革”鸣冤叫屈,替“四人帮”鸣冤叫屈,前几天有个清华大学教授,他说“文革”不能叫浩劫,“文革”不能叫浩劫那什么叫浩劫?!这个问题、这类言论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它几乎变成一个思潮、一个群体,我觉得这非常之可怕。当年巴金说要建“文革”博物馆,我们那个时候还觉得巴金有点年老糊涂了吧,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其实老人真是洞若观火!把我们这个文化深层的问题看得太透了,太透了!现在危机确实就在眼前,如果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类似东西,可能破坏性比当年更大,所以最近这种连续性的暴力事件,让你看了怎么都不相信,危机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

人文精神,前面有很多老师都说了,我不多说。我就是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真的要关注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最近我们教育界有些地方英语的考试比值好像开始要下降,过去150分现在降到120或者100,我们对英语那么重视,甚至现在小学开始教,有些幼儿园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在放英语歌,小孩子就在跟着跳。但是我们大陆的小学没有历史课,我中午问了,好像台湾也没有。小学没有历史课,中学历史是开卷考,让人不懂得历史。不懂得历史,就容易忘记历史,还有些人是有意要遮蔽历史,但我们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根本无从得知历史。然后你应试教育开卷考,我今天为了应付考试我才去看二战如何如何。

而且我们以前对于“文革”还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做法——一切向前看,不能向后看——你不向后看,怎么向前看?!我们这段历史没有好好的反思,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所以我们讲中国文化,你说文化大革命,那是大革文化命啊,对于这场才过去了四十几年的浩劫,没有彻底的反思,中国文化就难以前进。

所以这个人文精神的“希望工程”,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我们的社会也好,家庭也好,学校也好,都有责任。特别是学校,学校现在教的一些大而无当的,空洞的,正确的空话满天飞,那些空话是很正确,但是跟孩子不对路啊,对小小的孩子从幼儿园一进来你就教他那些东西,看起来非常正确,非常进步,但是你不对路,你要教小孩从小要懂得惜物、惜缘、惜福,你说那个杀人的表弟,是表哥收留了他啊,结果好心没好报。

所以我再念一段话,我中午问了刘登翰老师,鲁迅有《文化偏至论》,那是他前期写的,其实鲁迅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表述也是多元的,他曾经有一个表述,是这么说的:中国要现代化,“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厚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外之既不厚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我们中华文化是我们的血脉,我们民族的血脉。

最后,我讲一下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精神构建。现代化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往往把现代化理解为器物层面的。其实,人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一切现代化实际上最后都是走偏了。第二是关于全球化条件下的人文精神构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民族的与世界的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我们用客观剖析、理性批判的眼光反思、审视和选择传统文化。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从华文文学看两岸四地华人的精神意象与文化选择

宋瑜(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主编)
宋瑜(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主编)

关于这个议题,我会提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关于文化身份与认同的问题;第二是关于文化借鉴与碰撞的问题;第三是关于文化进化和回望的问题;第四是文化的次生和蜕变的问题;第五是文化的坚守和重建的问题。问题很多,就个人的学力来讲,我没法完全驾驭它,只能很感性的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关于文化身份和认同。我们刚开始接触港台文学的时候,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最早进入我们的视野?回顾起来,像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像李昂的中篇小说《杀夫》是我们很早就接触、阅读到的,很震撼的作品,还有像龙应台的《野火集》,像文化斗士李敖的作品,包括香港的李碧华的作品,当时一直很受大学生的欢迎。这些作品都是社会批判,像柏杨对酱缸文化,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负面的一些思考,我们当时读来是感到淋漓酣畅,有大快朵颐之感。因为当时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那时多数人跟我一样,是一种反传统的,我当时极力地来反传统,都是看到传统的这种负面,觉得为什么会出现十年文革的浩劫,认为究其原因就是源自我们传统文化的负面。我们的反思文学等都涉及这方面,进行一种文化的反省。

可是呢,当时自己其实觉得很无力,因为我们从文革当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我们又以什么来批判文化呢?你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哪?我们受的教育是那么浅薄,我们拿什么来批判。不像柏杨等这些台湾作家,他们就是有一种旗帜鲜明的、斩钉截铁的、毫无疑问的文化立场。所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从我做一些阅读后,我开始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尤其是华人可歌可泣的漂泊、流徙的历史,让我们有着一种很复杂的历史情结,或者说是历史的纠结。比如说,有很多台湾人在日据时代,或者说在二战时被征用为日本兵,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就产生很悲怆的一个纠结,究竟自己是胜利一方还是失败一方,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在我们大陆这边的极左时代,其实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心理纠结。虽然我当时还小,但也算是红小兵,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被卷入其中,既是执行极左路线的参与者,同时又在内心质疑,我当时去斗地主的时候,还是心有戚戚焉,内心非常怀着一种同情他家的角度,但更有一些成人,他既是走资派,又是造反派,身份十分尴尬。这让我想到不久前古远清教授质疑余秋雨的笔墨官司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理解的是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表现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现象,所以我想说余先生其实不必去回避。

另外一个在文化身份上很纠结的,就是华人向世界的流散、迁徙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问题。华人到了异邦以后,远离自己文化的本土,跟他族文化去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能够融入进去?好像有很多华人的经验,也是一种比较尴尬的处境。我自己的兄弟就是这样,他和一个法国女士结婚,移民到法国,他是很西化的一个人,但是到那边以后还是觉得很难融入。华人在世界行旅的过程中,虽然空间上的距离,硬性的距离,随着时代的发展消失了——飞机飞来飞去,成为一种“地球人”,但是他的“软性距离”仍然存在。所以我读到香港作家也斯的小说《艾布尔的夜宴》写到:即便能享用高规格生活方式的华人,慕名到西班牙海滨的高级餐厅用餐,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小说所反映的与世界的这种“软性距离”是十分深刻的。还有像台湾小说家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写男男女女一干华族地球人,在世界各地倏忽来去,作者价值中立的话语沉默,恰恰与所写人物丧失文化之元的情形合辙。所以文化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就变为很复杂的一个情形,这方面研究也比较多了,我就不再多说。

我们刚涉及到的另外一种,就是前几代人就已经移民到异土他邦的华人华侨,这里面也有很复杂的情况。举个例子,像马来西亚的李永平、黄锦树、黎紫书,我认为他们大致代表了马华书写的三种样态。李永平的创作是在异邦营造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华人的世界,其间华人小区的风俗民情、人物的生老病死,都纯然是中国的,都荡漾着浓郁温婉的中国风,读他的小说就仿佛并未走出国门一般。黄锦树就不一样了,他写出了由漂泊流散的存在焦虑以至文化淡出的“内在流离”。而黎紫书则是细察离散后的一种保留,淡出后的一种回望。这样的华文写作,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形,无法一言以蔽之。

令我感到惊叹的,就是读八十年代后从我们大陆走向海外的这些新移民的作品。他们最初也是像我们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大清洗,在新时期则清算民族的劣根性、传统文化的腐朽性。这样的作家在移民到西方以后,他们又有了重新的思考,思考的程度我认为是相当了得的。像严歌苓的《扶桑》,以极具诗意的笔触热烈拥抱曾经被看作负面的东方品格,把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的神性,简直是东方女神。从前我们感到的这些麻木不仁的、很负面的文化品格,在严歌苓笔下就完全的不一样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对文化身份和认同问题的一些思考。

再讲关于文化借鉴与碰撞的问题。我们在座的陈若曦老师,她是台湾文学现代派时期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大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从朦胧诗开始,也是热烈地拥抱西方的现代主义,也有向台湾文学现代主义的流变来吸收营养,像 福建的三明诗群,就是最早接触台湾的现代诗的。但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回溯到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等,台湾则大概是在30年代从日本引进了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这方面大家都是专家,我就不多说了。比较而言,大陆八十年代后,朦胧诗所掀起的现代主义,确切讲是这之后,因为朦胧诗还不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它基本上还只能归入浪漫主义之后的,前期的现代主义。但是这之后所掀起的一个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我觉得与台湾所出现的现代主义运动,其实是有内在根据的,我们向西方借鉴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有些学者,甚至作家可能认为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台湾现代主义青春期的一个骚动,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在依据,而是比较盲目的。我个人不这么看,我认为在两岸所发生的这种泛现代主义运动,均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依据,并非盲目搬用西方的结果。不过,它们有不同的品格,大陆朦胧诗以后的新诗潮,大致趋向一种文化主体品格的涣散、撤离、忤逆,就是对文化的反叛,直至后现代式的从解构到自我解构。而台湾现代主义诗潮则不一样,它在发生机制上,有着较为凛然的而非匆忙的主体原动力。即便如林耀德等“后现代”倾向的写作,在后现代知觉之中也俨然保有主体的进取姿态。

我想指出的是,虽然两岸的泛现代主义运动经验都很值得重视,但是华文文学经验即便有着脉络清晰的现代主义源流,也并非在内容和形式上一一对应于典型的现代派文学;何况世界性的现代派文学本身甚至在现代性的文化意识上也非整齐划一。华文现代主义,尤其是台湾的经验,它无疑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补充,但其中有与传统诗学对接的“现代”。它是在吸取新的创作经验,出自命运和心灵推动而自然趋向一种精神意兴和美学原则。这是值得我们借镜的,因为它并不是跟传统相背离的。

第三点,简单讲一下文化进化与回望。大陆这边过去物质非常贫困,一穷二白,改革开放以后物质主义的膨胀使得我们热烈地去拥抱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不能简单地来看现代性这个命题。往往我们很多的学者是带着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去看台湾文学的。比如说台湾的乡土文学,像黄春明啊、杨青矗、吴锦发等,一直到后来兴起的更年轻一辈的吴钧尧、童伟格、甘耀明等的新乡土文学,断不可用机械的社会进化论观点来隔靴搔痒的评说或随意的加以褒贬。比如黄春明,他是为农业文明来唱一曲挽歌的一个小说家,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呼应一下前面杨际岚先生所讲的内容,我下面讲一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的蜕变,以及次文化的兴起。文化是需要创造、需要补充的,包括我们近代历史以来向西方的借鉴,以及现在的所谓“哈韩”、“哈日”等等年轻人的这一套,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它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要关注的是,这样一些次文化,它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它可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可能给我们的文化创造带来新的机制。比如说网络文学,我曾经对网络文学不太关注,觉得它粗制滥造、比较低级,可是我去读了一下之后,发现网络文学可能有一天会取代我们传统文学,就会产生对传统写作的一种危机感。可是,“人心不古”的问题确如杨际岚先生所说,已是非常严峻,我是希望提请各位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以后有更多的建言。

6、“第四议题: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专家发言摘要:

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之可能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我昨天听说,大家觉得不一定非得叫战略,战略的概念是一个引申的用法,并不是本质的意思,是我们用词的习惯。本来我是想从论语的两个方面来讲,但我们不是从战略学范畴来研究。跟着许嘉璐老师我们都在重读《论语》,我们也深深认识到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华文化原典的重读对于我们今天的这样一种文化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试图在里面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本场的专题叫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个专题,我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1、传承什么,2、我们怎样去发展。

我们的传承是以中华文化的原典作为最核心的继承去重读,可能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价值。刚刚王博教授提到的,小区也好民间也罢,还有宗教方面。昨天王博教授问我,他说你们的研究院里面有宗教两个字吗?我说有,因为他那个哲学系也叫宗教学系,所以这是两个相关相重的概念。可能台湾的朋友们还有一些人不是很清楚,在大陆,教和不教是有很大差异的。

什么是文化发展战略呢,文化发展战略是一种积极地有意识的谋求文化的继承传播发展的一种宏观的设计和实施,它依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怎么发展要通过知行合一的行和做来说,来完成。这里我要提及论语的两个方面。客观来说,文化需要发展,是人为的发展呢还是自身的发展呢?当下文化到底如何呢?刚刚艾总给我们开展了讲话。其实我们并不满意当下的文化。那么当下的文化可以自发完成吗?还是说其实是包含着传统的儒学里讲的先觉后觉的关系范畴里。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上存在文化发展战略吗?有吗?假如我们没有的话,那么是否许多国家是有的呢?或者今天,当下文化是否已经受到文化发展战略的的影响而变化了呢。我想,好像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这些年轻人他的追求,他的兴趣,包括他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还是我们本身的传统优秀文化的这样一种状态呢?很难说,那么存在需要文化发展的战略,我们能做什么,它是政府的事情还是精英的事情,还是民众的事情?它包括哪些要素呢,比如战略,它有哪些依据?要采用什么方针措施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

论语里面谈到学的材料中,他用了学这个字用了67个,有40章,另外有113章是在谈学,共153章在谈学,包含学习的内容有11章,目标有19章,方法有23章,层级层次有12章,谈到自觉的有32章,效果标准各17章,学习模式9章。论语中谈学这个概念是有一个时代的追求,最有名的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是以学来自诩的。因为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把好学作为他最中意学生的一种评价。所以学在整个论语的体系里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学我总体来看是说:论语里面关于学的这样一个认识是以人的内在德性,它的核心就是仁义道德的人,以人类的真理与智慧作为它的指挥,通过各类知识的传授与实践,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从而生成人的活动。这是孔子的追求,是儒家的依托和核心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在当下就具有一定的价值,虽然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我们为己还是为人而学这个问题可能跟孔子当时看到的状态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孔子老子等人所谓的轴心时代,总结了我们的鲜明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经验,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形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核心价值观。章太炎先生说过一句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在我看来这个学,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发展。我们今天的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基础的教育也好,高等的教育也好,我们高等教育基本的课文基本是通论的,它是一种组合模式,课程的开设是因人而异的,安排是有什么老师安排什么课,评价的体系是限于知识的。一定意义上,这已经是脱节的。

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学,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儒学和人学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的看法是儒学特别是从论语的学来看,他的学的生成性有其特殊的价值,组成和生成各有所长。我们其实不妨为生成留一个空间。而这个生成可能跟我们底下要讲的这个文化的发展战略有关系。它是一个生成的战略,而不是我们想文化发展,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媒体做一个宣传,要做各样的设计,然后把它组合一下,不是,他可能是要在我们原本文化的基础上,在我们的民间上下一致的这样一种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完成。

在台湾高铁上打喷嚏要用手绢捂上,不然以衣袖遮挡。谈到台湾的那种公用的自行车,有六大礼仪,超过一名行人要先说借过,再从左侧慢速超过,再说谢谢。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要求。大陆同样有,在山东也好,在山西也好,在河南也好,在村民道德建设里面有规定。家中向阳房间给父母住。这些都是些非常具体的工作。这都可以为弘扬中华文化战略提供可操作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可行性在于:1、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可以继承发展的。2、当今人们已经共同认识到文化出现问题,需要我们介入去使其更好的发展。3、世界范围内的突出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了解着中华文化的发展,4、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的本体及目的都是明确的,我们要提升传播这种文化,并和世界各族人民共享。我们的方针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上下四地戮力同心,一起去完成这些事情。

探索和深化两岸四地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

刘登翰(福建省社科源研究员,福建师大海峡两岸文化发展中心特聘专家)
刘登翰(福建省社科源研究员,福建师大海峡两岸文化发展中心特聘专家)

这个题目它不是个学术问题,是工作思路,实际的事物,是一个建议,本身不会有太多的学术内涵。

我想讲两个问题:文化的两种形态和文化交流的两个层次。我们通常说的文化的雅俗是个大概的说法,什么叫雅,什么叫俗,没有确切的定义,在这里需要把文化的这两种不同的形态做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概括,没有确切的界定,这两种形态我做一个概括。这里就需要我念一段话,所谓俗文化,是以庶民为主要载体和对象建立在他们生活间传统,信仰传统,小区组织传统和经验传统的基础上的,比较朴素粗糙,带有自发性的,原生性,非理性和传承性的那一部分文化现象。比如方言,信仰,等等。这都是带有很大民间性的文化。而所谓雅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在我这里我常用庶民和仕人区分,“仕”就是当官的和精英知识分子,雅文化一般是以仕人为主要载体和对象的表现出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对前人实践和经验,包括对庶民的事件和经验,进行整理概括,扬弃提升从而成为系统比较完整,逻辑比较严密,比较富有理性色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比如,社会制度,包括价值观念以及自然、人文科学。它通常由文化表层进入到文化的深层,社会的底层进入到社会上层,成为统治阶级所倡导和支配,用来制约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力量。相对庶民文化的民间性和下层性,仕人文化(精英文化)带有浓厚上层色彩和官方色彩,是对庶民文化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庶民文化的制约,这是我对文化这两种形态的粗略概括。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概括,因为我后面主要讲的是民间文化,也就是庶民文化这一层。

文化交流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经常所进行的,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交流,包括今天我们在会上讨论的这些议题。包括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等等,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庶民文化,实际上都是精英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今天我们两岸四地齐聚在此,主要是这个层次的交流。但是文化还有更广大层次的交流,即是民间的文化交流,它包括三个方面:民间文化,民间交流形式,民间知识分子或者民间文化传承人之间的交流。我们今天应当重视扩大民间文化的交流,提升它的内涵。

在民间文化的交流中有三个问题:

第一点,民间文化的交流往往成为突破政治禁忌的一种先导力量。文化的交流虽然受到政治的制约,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只能进行一定程度一定形态的交流。这个无需举例,我们都是过来人。但是实际上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文化,文化应当是包容政治文化本身在内的一个更大的概念。是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交流可能起着对政治的推动、或者颠覆、或者改变的重要力量。我们在两岸的政治限制中,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包括政体的改变,往往首先借助文化的力量。比如毛泽东曾经说:“议论先行。”“议论”是什么,文化,单单枪杆子是不行的,这里还是强调文化的力量,所以在政治的突破当中,文化发挥了很大作用。

民间文化是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生存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如何超越和突破政治,比如在岛内,拜妈祖,拜关公。马英九和陈水扁一样,磕头便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信众,没有政治之分。两岸家族文化的交往,同样是姓王的,大家回到家中,回到祖宗面前,不管身份背景多么不同,一样是磕头便拜。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化的广泛性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政治。在两岸的政治交往上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民间文化首先突破了政治禁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妈祖信仰。两岸小三通没有实行时,妈祖千年诞辰那天,三百多条的渔船从台湾各地直航。政府没有过多干涉,睁一眼闭一眼。后来成为惯例,每年妈祖圣诞都有信众这么做。民间文化对推动两岸政治的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两岸的关系当中,民间文化总是发挥巨大力量。我记得以前我参加一个叫做“两岸一家子”的一个研讨会,去了29人,这个叫做政府的接触以民间形式出现的第二接触,现在我们很多政治话题的交流,实际上首先通过民间文化突破,推动整个政治发展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意义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点。

第二点,是民间文化交流以俗文化为主体。台港澳社会都是中原移民为主,南起到福建和广东,之后的二度移民,随着二度移民的携带,中原文化的第一形态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台港澳文化,所以这样一种地域文化是拥有最大的信众,因为俗文化是以一种生活的方式,以移民自身为载体,或者说以移民自身为媒介,最先进入到这个地区,同时拥有最大群众基础。这个情况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昨天有人提到妈祖信诞,那种民众的参与方式,远远胜于任何一个政治集会。沿途香火缭绕,鞭炮齐鸣等等这类现象,民众的参与度最大。我们常讲说,寄希望于民众,妈祖信诞中万人空巷的那样一种盛况,我们民间的俗文化,直接这样进入了民众当中。特别是在日据时期,中华文化是不能讲的,但是我们台湾主要靠民间文化,维系了我们台湾同中华文化的这种血脉关系。而且成为抗议日本的一种管道。有个很有趣的例子,日本人要让改姓,很聪明的人就改什么姓呢,比如说我姓“李”,我改姓“宫内”,宫内是什么,宫内就是李,民间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维系中华文化源泉的传统。

第三点,重视一下闽南文化的传承。闽南人不是生活在闽南才是闽南人,因为历史原因大量的走向四方,到台湾,台湾至少有70%以上属于闽南人,香港100多万闽南人,福建当然是以闽南为主,实际上闽南文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到印度尼西亚等地广泛流传,走到世界各地,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意义匪浅,因此重视闽南文化发展对两岸四地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于阅读危机的几点思考

李观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咨询委员、文化局顾问,澳门笔会理事长,澳门写作学会会长,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李观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咨询委员、文化局顾问,澳门笔会理事长,澳门写作学会会长,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昨天许嘉璐老师讲到危机的问题,资源的危机,环境的危机,经济的危机等。我觉得文化也有危机,文化的危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我们当前的阅读危机。所以我们在讨论文化战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危机意识。

我从我的一个简单的经历谈起。半年前,有一位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他找到我希望我做他的论文指导老师。他的课题是想写《三国演义》,我问他读过几遍,他支支吾吾说自己没有读过。没读过怎么写,我问他。他说他读过三国的简易版,两万多字。看过三遍三国演义的电视连续剧。我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说,你再回去读三遍再来找我。当年我写毕业论文也是三国演义,我的导师让我通读五遍再开始动笔,我还没敢同这位年轻人说要他通读五遍呢,如果那样恐怕真是要把他吓跑了。半年过去了,他也没再来找我,我估计他是放弃了。

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浅阅读的时代,读图,读影视,读缩写本,读微信。微信上都是些文化碎片。这种阅读是重感觉而轻思考,重了解而轻理解,重结论而轻推理,重模仿而轻创造。更甚者是不阅读。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在2011年,世界各国的人均阅读数字如下:韩国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以色列60本,而我们中国仅有4.3本。网上流行一句针对红楼梦的:死活也读不进去。这种阅读危机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这样下去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呢?

这种阅读危机从大环境来说,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

一是物质和金钱在现代社会形而上的性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已经被物质消费所带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物质和金钱已经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性。想莎士比亚在他著名的作品《雅典的泰门》中,泰门有段经典的台词:“黄金啊,你是神啊,满脸皱纹的老太婆,都可以有英俊的少年去和她拥抱。这就是黄金的力量。”600年过去了,把物质作为价值来源和价值尺度的价值观,非但没有改变,反倒是愈演愈烈了。金钱物质的统治,正是人们深感不满又无力反抗的现实。人们有时会屈服于金钱物质的统治并与之共谋。美国哈佛大学有位教授桑德尔,他写过一本书叫《金钱不能买什么》,是批判金钱万能的。可是他拿着这本书去周游世界演讲,每到一处就拿著书问听众是否同意自己的观点,结果最反对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美国所见略同,说你反对金钱万能,这是不对的。否定了桑德尔的观点。可见物质金钱的影响到了人的整个生活,包括我们的读书。不能挣大钱不能很快挣大钱的事情,人们都不愿意干。于是在阅读方面就出现了种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我上面谈到的那个研究生就是这样。

二是技术高度飞速的发展成为了人的主宰。技术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方便和发展,一方面削减我们的天性和潜能。4D电影让人的感觉都被技术所代替,那么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人的潜能和发挥将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技术一方面体现人征服和占有的欲望,一方面又不断把人异化为物。在我们这个电子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离不开键盘的“贱人”,离不开鼠标的“鼠辈”,离不开触摸的“畜生”。我们每天要低头一两百次头去看手机,做一两百次的磕头虫。种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反主为客。我们的灵性想象就被取而代之了,我们的求知欲很容易在零散化、平面化、碎片化的信息中得到了一种自满自足。与此同时一种可怕的惰性也就随之生成了。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首先我们要提高认识,把阅读提高到一个战略的高度。我们中华民族全局的利益之所在,就是在文化上。要把阅读提高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我们要培养年轻人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高度。如何真正的给传统文化做好普及工作,我们在座的学者专家应当义不容辞的站出来参与教育工作。

张晓风老师的发言给我很大启发,她是从文字的角度开始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宣扬。文字是非常重要的载体,现在许多老师在教中国传统文化时,实际上她们自己都没搞懂,就因为文字功底太差,比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小学生都会,但它好在哪,首先就要讲这个“朝”字,上下是两个“十”,中间是一个“日”,正是太阳还没升起来,一轮小月在天,正是“旭日未升而小月在天”,朝字表现时间之早,景象之美。李白在白帝城忽遇大赦,是一种解放的大欢喜。所以一个字就把景色里的诗情画意全都带了出来。

建议:我们现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不要搞文化泰山,比如《一本书读懂西方文学史》。我喜欢黑格尔,喜欢了他几十年,但我现在还没读懂,一本书读懂中国几千年,这是不实际的。不要搞文化明星式的阅读。我觉得文化院应当好好梳理中华文化的精华,深入浅出,给广大青少年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从根本上说要引导青少年把阅读当做生活方式来养成,那么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芳女士
中国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芳女士

 

《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潘耀明先生
《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潘耀明先生

中国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芳女士与《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潘耀明先生作响应嘉宾

7、许嘉璐院长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上的总结讲话全文:

渊源深厚,坚守创新,齐心协力,贡献世界
——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上的
结题演说

大家对“结题发言”的期待值不要过高,我不可能对活动做全面的评价。实际上今天上午三位发言人和三位讨论人已经对这次活动做出了评价。苏进强先生说,在他近年参加的两岸交流活动中,这次印象最深。这句话就够了。我想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所获得的也并不一样,可是都是丰收而归。

首先谈谈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大家都提到了文化几千年、上万年,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三千四百年,但是怎么叫深厚?“久”并不等于“厚”。在大家的发言中似乎已经把“深厚”揭示出来了,我想归纳起来说,中华文化的深厚体现在:深入人类心灵,来自社会生活,关怀天地万物,努力超越现实。这四句话,都有对中华文化的解读。例如,韩秉芳先生在他的发言中和刚才给我的一篇大作中都提到,宗教信仰来自原始人对未知世界、包括时空的一种想象、一种敬畏,这是来自心灵的。但是中华文化的来自心灵,并不寄托于超越、绝对、先验的存在,而是来自身心的体验。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是从经验中来,从关系中来,关系也就是社会。无论是儒家、道家,以及吸收了印度营养的中国化佛教,还是民间信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处理种种的关系。另外,既是从思考中来,从体验中来,这就是深入人类心灵、关怀天地万物和努力超越现实的根源。西方学者说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这就像陈若曦女士所说,其实是华夏祖先有先见之明。早熟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因为他们晚熟,其实我们是正常的,他们是晚婚晚育。例如“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是从先民在原始耕作中的体验,以及日落而息之后对着星空静思得来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先见,被近代西方科学,如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力学等逐渐一一揭示,更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许多学者,包括人文学者牟复里都说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文化有个迅速成长的阶段,这就是儒、释、道的成形和诸子百家的涌现。民间的信仰从古就有,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它始终没起到主干、引领的作用,它是一种土壤和营养。另外,“深厚”也体现在价值上。直到现在,在西方哲学里,还有人在强调——这是由个人中心论派生出来的——每个人就是一个自主的个体。而中国的文化认为,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主体,他处在社会关系网络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符合中华文化。所以,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佛家讲“空”讲“有”、讲因缘,因缘也就是关系。怎样处理这种关系才能使得人类平安、幸福地生活?这就是中华文化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走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的价值当中有和合的哲学,有一统的观念,这种一统不仅仅指国土和民族的一统,也指宇宙一统、天人一统,身心一统。例如儒家的“一以贯之”,道家的“抱一以为天下式”,佛家的“万法归一”。儒、释、道之所以能够相生,跟有些基本理念很接近是有关系的。另外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反求诸己,即自身人格与道德的不断提升。“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一个具体的运用。佛家的“见性即佛”、“即性即佛”,道家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道理大体相近。要不自是,就要反躬、反思、反省,不假外求。另外中华文化很讲究辩证,这不仅仅体现在《周易》、《中庸》里,而且佛家的“中观”,道家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都有讲到。中华文化讲“变动不居,无始无终”,儒家对于探讨世界第一因没有兴趣,佛家明言“无始无终”,道家归之于“道”,但是“道可道,非常道”,“强名之则曰大”。另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化自有文物可考以来,都是“以人为本”。西方的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提出来,是挑战“以神为本”的,而中国起码进入周代以后就结束了“以神为本”。因此,方东美先生说周代出现了一场文化革命。以人为本最重要的还不是政治上的“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而是对生命的尊重,人应赞天地之化育。把上述这些联系起来,几千年间形成,既有丰富的实践体验,又有精英、王者做出理论总结,这还不早熟吗?今天还有很多西方哲学家在苦苦思索,却越来越接近中华文化的理念。黑格尔的哲学仍然带着神的影子,且不说康德。可是今天中国人谈哲学就没有神的影子,都是靠对客观和主观的剖析。

三个单元的讨论给我很多启发,一言难尽。我想找一个讨巧的办法,仍然按照我们讨论的三个问题说一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大家的,恕我不能一一报名。当然,也有我的一些现场的思考。

我们的这种文化是什么力量都割不断的,只不过有一个兴与衰的问题,兴而渐衰,衰而复兴。当然接着我们就应该探讨这些东西在当代的价值。只有当中华民族取得共识,认为这些的确是我们的宝贝、对我们今天和明天还有用,才能谈到它的发展、传承。大家在发言中几乎每个人都谈到祖宗留下的文化的当代价值,但我们还要研究怎样呈现这种价值。我想到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坚守自己文化的根。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还有它自己的根,这个根就是可以提到哲学高度的理念。了解了中华文化的根,对于西式的餐饮、衣着、技术等等表层的东西就不必拒绝,更无须深恶痛绝,但文化之根要坚守。张晓风女士谈到文字、语言,它是民族认同的第一步,但还不是心灵的认同。例如出国旅游,在瑞士的某个小市的市政广场上听到中国话的声音,就会感到特别亲切,回头看是中国旅游团来了,甚至过去打个招呼,但心并没贴近。心要贴近,就需要在根上认同,表现出来的就是信仰、礼仪、风俗等等。要坚守,就要反思。我们文化的命运是多舛的,眼前就有两个问题需要深思研究。

一个是五四运动以来胡适、鲁迅等先生对近代文化研究的清理和评价,例如胡适先生,他的《中国哲学》只写了上卷,下卷写不出来了,他写不出来也是贡献。胡适先生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弘扬及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应该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可惜海峡两岸近年来对胡适先生的研究,包括大陆对鲁迅先生的研究都冷落了。他们那一代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极度关怀作了很多工作,其功是经验,其过是教训,都可以为我们前进时的镜鉴。

另一个是反思明朝中叶到清初,中国思想界的脉络。这有两个原因:这段时间里很多思想家已经要突破中华文化的自我禁锢,想到了社会未来的进步,结合着明中叶手工业、商业的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是工业化的萌芽,除了没有蒸汽机,即没有实现动力技术的突破,后代工业革命需要的其他要素都有了。而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生产力极大提高。美国有的学者曾经提出,如果不是西方送来工业化,中国永远不会发展到“现代”。是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的长与短和弘扬什么,舍弃什么。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种中国不会自己走进现代化的说法,其立足点是违背学术常识的。可是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回答的资格,因为对从明中叶到清初这段时间的思想梳理得不够。另外,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中华文化,包括传教士从明朝到清初把中国的情况传回欧洲,《四书》、《周易》,《老子》、《庄子》等经典翻译成拉丁文,所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提到了东方的智慧。这个智慧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为什么同一种“因”在两个地方结出了不同的“果”?这也值得重新研究。

上述两个问题碰到的是中华文化发展途径中的两个节点,节点弄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创新,应该丢掉哪些、保存哪些、传承哪些。

第二,在创新中坚守中华文化。只有创新才能坚守,原封原样是坚守不了的。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刺激了大陆青花瓷生意,但我们吃饭喝水能都用青花瓷吗?火爆只是一阵风。必须创新,因为人的认识、兴趣、取向是不断变化的,生产工具、材料是不断变化的。我想,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古老智慧的阐释,不仅仅是儒家,诸子百家、佛家都需要。阐释才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近祖先,就可能是在创造。二,在表现形式上创新。现在我们需要重建当代的伦理。从根本上看,当代的伦理恐怕跳不出古代贤哲教诲范围,但要有新的阐释,有时也可以用别的名称。三,吸收异质文化的营养,与异质文化相容相补。这已不同于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着眼点和对中外文化的认识更高。

在这里我想就着学习西方多说几句。西学的发生、发展有它的背景,它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以数学为主要工具,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这是牛顿一代人打下的基础。对科学的相对忽视是我们的不足。比如,单一 个阿拉伯数字,对人类的科技发展的推动就很大。如果我们祖先发明了便于书写和计算的符号,我们的数学、人文科学可能要比现在高得多。这些东西是有用的、有利的,但也是有局限的,无法解决精神界的问题。青年男女谈恋爱,能把爱数量化吗?佛教的顿悟,到多少就顿悟了?百分之几十?民间信仰能量化吗?西方文化中包含的方法论,例如分析法,是宝贝,我们要学;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法制,也要学。但不能照搬照抄。中国一向以德治国,“为政以德”是明训。但只靠德不行,除了自律还需要他律,还要有法。西方只谈法不谈德。一个民族、国家、地区如果只靠德治理,会天下大乱,因为人的理性自觉需要通过教化才能形成,物的诱惑通常比德育更有力量,自律之外还必须用外力来他律。反过来说,若只靠法律不谈德,到了一定时间,这个民族、国家、地区就要解体。因为自律中还包含着亲情,亲情的凝聚力远大于法律。现在世界上就有这样的国家,能把大家箍起来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两样东西,一是机会,不断吸纳各国的资金和人才,来造成其繁荣;二是树敌打仗,一打仗国内就稳定了。这样的国家实质上已经散了。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岂能不散?不拒绝任何外来好的东西,但要以我为主,这不是主观规定的,而是客观的必然。

应该把中华民族当代的价值观介绍给世界。因为它不仅仅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奉献给人类。我想特别提出两点。一,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应该是民间的力量。二,物质文化遗产固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震撼力、持久力和感召力都远远大于物质文化。

处在危机之中的世界需要东方智慧,我们自己也需要走出去,这是二者的契合而绝不是价值观的输出。我们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需要多视角、多方法、多渠道地了解和吸取他者的看法。虽然西方也有不少汉学家到中国交流,但处于东方的语境下,这是不够的。我们的文化应该到他们的环境中接受检验。任何通过单一视角所看到的东西是照镜子,只能看到一面,二维的。去年此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我们文化院举办了“纽约尼山论坛”,我和大华府大主教对话,探讨儒家和基督教对话的可能性,谈得很好。走下台前,我请主持人看看我背后有没有白头发和头屑,主持人看了后说没有,很干净。这时我对大主教和全场听众说:这证明,无论人多么聪明,都看不到自己的背后。全场给了我热烈掌声,说明事同此理。我们应该转过身去让别人看看背后,包括方法对不对、工具对不对,这会大有益于我们的创造。另外,我们走出去有自己的优势。刚才王碧秀会长谈到在外的华人,虽然有些人已经本土化,但他心里还有中华,还有“唐山”,他们就是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兼容相生的先行先试者。另外还有港、澳、台,是吸收异质文化的平台,介绍异质文化到大陆来的桥梁,是吸收西方文化的试验场。

第三,关于文化发展方略。为什么提出发展方略?我们有经济战略、城市规划战略、教育战略、医药卫生战略等等,就是没有文化战略。我们总应有个整体的思考,最好由民间提出来。民间的文化团体很多,大家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见诸报端,促使文化界和社会都来研究、议论,这样文化就发展了。走一步算一步是不行的。美国没有文化部,在其东北部,休斯顿、纽约、华盛顿这一带的精英文化区之外,已经在南部和西部文化沙漠上栽出了很大的文化群,也就是族群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其实它是有战略的。战略体现在基金会的投资趋向上,当然基金会背后有只强有力的手。因此它的文化走到哪里都畅通无阻,这点我们要善于学习。对外文化交流最好政府不出面,出面能量可能是负的,只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这里我想谈谈我对文化发展方略的期望。

第一,经过文化的发展、创新,确立中华民族的信仰。信仰是多元的,这里包括学说的信仰。儒家不是宗教,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三民主义不是宗教,却可以成为无数人的信仰。赵启正先生说中国人有信仰,是政治信仰。我想具有政治信仰的人,古今中外都是极少数,大概他说的也是学说信仰。宗教信仰,除了佛、道、伊、犹、耶、印等著名宗教外,民间信仰也不可轻视。民间信仰促进社会稳定,还能给人以精神启示。民间信仰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人需要有敬畏。人在大自然面前是依赖者,也是弱者,在社会面前也是依赖者和弱者。人应该以一种谦卑之心对待客观,对待传统。民间信仰还保存着古初朴素的人性,因而最适合草根,一说就懂。民间信仰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烟台的妈祖庙和澳门的就不一样,南京的不叫做妈祖庙,和天津的也不一样,建筑不同,仪轨不同,彰显了地区的个性。这是和成型的宗教很不同的。著名宗教、儒家学说是不是从中可以学到些东西,深入而浅出?第二,期望经过若干年努力在中华大地、两岸四地,对中华民族应该遵守的伦理能有大体的共识。第三,启动社会的活力。

为什么提出这三条期望?因为说通俗了,文化显现在街道上,在家庭中,在人独处时;如果一种学说只停留在书斋里、论坛上、书本上,它已经死亡了;如果一个艺术品种只停留在舞台上、屏幕上而在民间不见踪影时,它已经死亡了;一种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只放在博物馆中而从民间消失时,它已经死亡了。我们的文化必须到民间去,民间的应该升上来。社会文化精英对此负有格外沉重的责任,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和自觉,最终集中体现在社会精英层面。文化在生活中最明显的体现是道德,而现在世界与中国都缺失的正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社会精英应该是民族道德的表率。

这些年学者在造势方面贡献不小,我认为应该及时提出文化、道德和相关学说要到民间去。通过什么途径呢?第一,教育。教育对人的育化最系统、最全面,感性与理性结合得最好。通过教育,让人们价值获得正知,伦理实现正行,艺术获得正见。人人有自己追求的价值,有对自己存在价值的定位,但其中有正,有不正,有邪;一个完善的人必须有艺术修养,诚如韩先生所说,没有道家对于无限空间的想象和追求,就没有中国后来的很多艺术品种和那么好的诗歌,就没有李白。任何的文化,必须超越现象界才是高级的,艺术是这方面最好的熏陶。第二,小区,包括农村的乡镇、城市居民区、企业、军营,只要是人以某种共点形成的群体,都叫小区。现代社会的小区实际上是古代宗法家族居住地的替代物,要比古代复杂得多。小区是一个微型世界,是一个人扩展视野、张扬个性、自由处理人际关系的场所。贯穿其中的应该是文化,是没有多少遮掩的伦理。第三,宗教。大陆的宗教在创造、传播文化、促进人际和谐的作用方面发挥得远远不够充分。在这方面要解放思想,当然也需要改善和加强管理。从古至今各国都有宗教管理部门,善于管理能促进社会和谐,不善于管理不是宗教尾大不掉,就是体质衰弱。教育、小区、宗教,既是我们保存、弘扬、创新文化的平台,又是抓手。

再一点,期望能够凝聚社会文化和文化学的力量。学术研究还要加强,今天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例如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说,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心目中的鸦片,和我们现在的理解一样吗?是不是说全世界从古至今的宗教始终是毒品?要探究。今天我们谈文化自觉,只有把文化本身认识清楚了才是真正的自觉,才能唤醒仍然潜在于广大民众感情深处的中华文化的心声和基因。第三,文化创意。单提文化创意产业仍然是着眼于经济,而不是着眼于文化,要考虑到创意所体现的文化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力量。要考虑物化的东西怎样才能内化为信仰和伦理。我设想,将来我们能不能联合一些文化团体提出组织“文化义工队”,请教授们、研究生们做义工,深入学校,深入小区,深入家庭?

在这许许多多方面必须两岸四地齐努力。在思考、探讨方略的过程中深化交流,研讨会、沙龙、论坛,参与者只是少数人,应该在泛化过程中交流,到处谈文化,人人关注文化。

大家在会上一再提出沙龙不能开一次就完了,我很同意。我想用八个字、四个词表达我的期望:常设,多样、务实、渐进。对于取得广泛共识不能性急。文化本身就是漫长的过程,要渐渐地,和风细雨地交流,分歧会增多,但共识更是越来越多,寻同存异。

作为社会良心和知识精英,我们在挽狂澜于既倒。实际上中华文化早已“面临”灭顶之灾,但是近些年大陆从中央到地方,到家庭,人们都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于是传统文化自发地热络起来,因此一说中华传统文化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但狂澜已经卷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需要坐而论道,更需要奋起行之。儒家说过,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们都是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我想借用地藏菩萨的话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要用这种精神来做中华文化的工作。唐代崔颢在诗中说过,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春秋时期之所以儒学兴起,战国时期之所以名、墨、农、兵、法诸家纷纷涌出,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又创造了一代文化,宋代之所以造就了中国哲学的顶峰,“五四运动”之所以兴起,都是因为当时民族遭遇了文化灾难。从这点说,21世纪的我们和古代贤哲是同命人。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携手并进!

我就说到这里,不当的请大家批评。

8、两岸四地文化学者共同签署“福州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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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上午,“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圆满闭幕,近30位来自两岸四地的文化大家,就四大主题即“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代华人的文化精神”、“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讨,大会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了共同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华文化的八条共识即“福州共识”,两岸四地的文化名家分别在“福州共识”上签名, 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向媒体现场宣读了该“福州共识”。

以下为两岸四地发展中华文化“福州共识”全文:

福州共识
(2013年11月7日)

当今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对话与冲突并存,合作与对决并立,正义与邪恶博弈。哪一方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哪一方就掌握了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动权。如何加强文化对话与合作,怎样应对文化冲突与对决,已经成为所有民族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软实力决定民族竞争力、民族向心力。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的复兴亟需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及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等社会团体和传媒机构,于2013年11月6日至7日在福州举办首届“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以“探讨中华文化、凝聚发展共识”为主题,邀集两岸四地文化界知名人士,搭建两岸四地文化界交流平台,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四地同胞长远福祉及世界永久和平,深入探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真诚对话,存同寻异,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引入新视角、注入新思路。与会者就中华文化及其发展方略达成以下共识:

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恢宏,是历代中华儿女共创共有的宝贵财富,是两岸四地同胞共存共享的精神家园,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复兴提供了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
2、两岸四地同胞的共同愿景是中华民族复兴,共同承担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天职,肩负着创新发展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理应携手并肩,共同应对国际文化的竞争挑战。
3、两岸四地文化同根同源,各具特色,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应秉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互相尊重、相互包容”原则,不断扩大交流合作范围,深化交流合作内涵,丰富交流合作形式,完善交流合作机制,努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深化两岸四地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之凝聚,促进中华文化之认同。
4、正视冲突、加强融合是中华文化应对世界大势之道。中华文化应保持民族性、展现包容性、赋予时代性,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拓展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
5、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亟需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两岸四地应主动作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努力扩大文化贸易、开创文化市场,积极加强文化交流、参与文明对话,不断更新传播理念、拓展传播管道,共同建构分工合作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在对外传播中,应当深刻认识中外语言交流习惯、文化消费心理的差异,进行正确的语境分析及高明的话语转换。
6、中华文化复兴需要民众参与,必须实现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发展精英文化,彰显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提升中华文化人文精神;也要重视发展民间文化,显示中华文化民族性格,筑牢中华文化社会根基。
7、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华文化传承永续的根本之道,应当高度重视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用中华文化精华滋养灵魂,用中华文化精髓型塑价值。
8、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历久弥新。应当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中,不断加快文化品牌创新、文化产业组织创新及文化商业模式创新,着力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产业结合,为中华文化复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福州共识”引发共鸣,多学者建言中华文化发展方略
[时间06-01-2014] 来源︰转自澳门日报、旺报、《文化共识》等

活动盛况
”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现场
众学者签署福州共识
众学者签署福州共识

中国文化院于2013年11月6日首办”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会议的专家及文化人士共同发表”福州共识”,引发共鸣,现刊出李鹏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美国马里兰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吴建德先生(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两岸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潘耀明先生(香港作家联会报行会长;《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郭震远先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观鼎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及苏进强先生(旺台两岸互信基金会执行长)等人有关”福州共识”的评论及文章。

两岸理应共同扩大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

李鹏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九月以来,笔者作为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公派访问学者,充分感受到中华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同时,作为一名台湾研究学者,在同来自海峡两岸的美国华人华侨的交流中,更深刻感受到两岸共同合作,携手扩大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

今年底,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主办,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承办了“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两岸四地的文化名家在此次沙龙上形成了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华文化的八条共识,即“福州共识”。其中有多条共识提到两岸要“共同应对国际文化的竞争挑战”、“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共同建构分工合作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等等。

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两岸在文化领域尚存在某些误解,在国际社会进行文化合作还不够充分,甚至在很多时候存在着竞争。比如大陆和台湾分别在海外举办的“孔子学院”和“台湾书院”,本身都带有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但目前二者之间的合作还比较少,有时候还会有互别苗头的意味,有学者就形容他们之间“存在着台海两岸无声的文化角力”,更不用说形成“分进合击”的合力了。这种状况如果不加改善,对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不仅没有正面的帮助,反而会削弱中华文化的海外话语权。

目前两岸联合在海外推展和进行文化活动还非常少,不仅让海外华人华侨感到失望和难过,也让外国人很难了解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前几天,就有一位从大陆赴美的华侨找到笔者,表示他们正在筹划今年大华府地区的春节联欢晚会,但往年的晚会都没有来自台湾的节目,他们非常希望能够有台湾的艺人、台湾的节目加盟到这样的晚会之中,让两岸同胞在同一个文化舞台上表演,让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在晚会中感受两岸关系的缓和与改善。

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入,两岸之间文化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这种合作理应延伸到国际社会之中。台湾的中华文化根深叶茂,大陆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如果两岸能够取长补短,就有机会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让中华文化真正能够在文化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从“福州共识”探讨未来两岸关系之发展趋势

吴建德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两岸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2013年4月在博鳌会见台湾前副领导人萧万长时表示,对促进两岸合作提出,希望两岸同胞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毋庸置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引领期盼之目标。倘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生变化,则此目标难至臻境;两岸关系发展的路途,可能遥远而充满艰辛,无法一蹴可几。因此,两岸关系发展如果逆转,势必影响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由大陆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主办,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承办的第一届“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于2013年底在福建省福州举行。以“探讨中华文化、凝聚发展共识”为主题,邀集两岸四地文化界知名人士,探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最后达成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的“福州共识”,为中华民族与文化的复兴,提供创新的构想与方向。职是之故,兹就“福州共识”探讨未来两岸关系之发展趋势,举其荦荦大端分述如下:

一、“福州共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勾勒出未来蓝图

“福州共识”第一项:由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两岸四地同胞共存共享的精神家园,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复兴提供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福州共识”第二项:两岸四地同胞的共同愿景是中华民族复兴,共同承担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天职,肩负着创新发展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理应携手并肩,共同应对国际文化的竞争挑战。

诚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靠深化改革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而且,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代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深化、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还分别致电连战、吴伯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确立的政治基础,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通力合作。

短期间两岸如要协商政治、军事问题,殊属不易;未来将重点置于经贸与文化交流协议等方面,惟须不断创造有利政治协商的契机与条件。例如,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于2013年4月出席台北举办的“辜汪会谈”20周年时指出,两岸关系客观存在着政治分歧,这几年的发展已经碰触到政治难题,如未能予以妥善处理和解决或部分解决,还将制约两岸关系的发展。事实上,两岸和平发展来之不易,但存在许多困难与问题,须投入更多心力才能克服挑战。两岸可以运用中华优良文化基础,加以思考如何解决困难与问题,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福州共识”有助于强化两岸的中华文化认同,并为解决两岸问题提供新思路

“ 福州共识”第三项:两岸四地文化同根同源,各具特色,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应秉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互相尊重、相互包容”原则,不断扩大交流合作范围,深化交流合作内涵,丰富交流合作形式,完善交流合作机制,努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深化两岸四地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之凝聚,促进中华文化之认同。“福州共识”第四项:正视冲突、加强融合是中华文化应对世界大势之道。中华文化应保持民族性、展现包容性、赋予时代性,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拓展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
目前,两岸尚未找到化解政治分歧的有效办法之前,两岸扩大文化交流与合作,以消除两岸官方与民间的误解,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理解、认同;两岸的融合尽管不能根绝“台独意识”与“台独”的思想主张,减少压缩其利用“台独”来操作政治议题的空间。

现在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建立起互信,双方应该坦诚地正视现实,以中华文化可作为未来两岸政府往来,形成紧密的联结。两岸扩大交流,两岸经贸领域的密切合作,以消除两岸官方与民间的误解、不信任,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理解、认同与向往;两岸可透过加强文化各层次交流,强化对中华文化之认同,两岸文化融合逐步形成,台湾对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与中国的认同感益形加强,台独意识将会日益淡化。

在未签定文教交流协议前,两岸应戮力交流,以加强了解与互信,以求同存异之精神,共同创造两岸和平之契机;两岸中华文化之交流可为两岸和平创造有利之契机与氛围,以文化的基础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基两岸文化协议,对两岸人民情感与文化交流帮助很大,共同创造两岸和平之契机。两岸人民与文化交流越紧密,则台独声浪大小将随中共对台的善意而呈成反比之现象。

三、“福州共识”为两岸各层面交流添砖加瓦

“福州共识”第六项:中华文化复兴需要民众参与,必须实现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发展精英文化,彰显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提升中华文化人文精神;也要重视发展民间文化,显示中华文化民族性格,筑牢中华文化社会根基。“福州共识”第七项: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华文化传承永续的根本之道,应当高度重视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用中华文化精华滋养灵魂,用中华文化精髓型塑价值。

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必须扩大合作领域,为基层交流创造更多条件;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两岸未来将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合作,为两岸基层交流创造更多条件,继续深化两岸各层面交流,为增进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与条件。

两岸关系发展欲速则不达,如欲破解政治难题,创造政治对话之条件,两岸须有耐心与包容,并且不能挑衅双方的底限。所以,未来两岸双方的沟通与协商之道路仍然荆棘遍布。两岸关系发展,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以民间多元交流与官方沟通机制的建立,藉以降低双方敌意,并提升互信。如何建构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是未来两岸领导人面临的议题。如果两岸能结束敌对之状态,降低两岸之间紧张的关系,共同迈向和平的未来,是两岸人民之愿望与福祉。现在两岸有共同的基础,并建立起基本的互信,在彼此关系不断有突破发展之际;如果,双方禀持善意与善念,在兼顾尊严与共同利益原则,在互不否认及搁置争议的前提下,展开各项协商寻求共识,则两岸关系的发展应可较为稳建与平顺。

两岸应扩大在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之交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之基础,两岸应深化各项交流,建立互利双赢之局面。现在两岸有共同的基础,并建立起基本的互信,在彼此关系不断有突破发展之际;两岸政府必须采取新思维、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脉动和契机,以两岸关系新局之开展,如以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两岸政府沟通,似在未来两岸和平的发展上有更长远之前景,中华文化可作为未来两岸政府往来,除了经济层面之外,形成紧密的联结。两岸应签订文教等方面之交流的协议,促进两岸交流正常化,则将大步迈向和平之路。

四、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与“福州共识”为两岸文化协议指引发展方向

“福州共识”第五项: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亟需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共同建构分工合作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福州共识”第八项: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历久弥新。应当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中,不断加快文化品牌创新、文化产业组织创新及文化商业模式创新,着力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产业结合,为中华文化复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首届“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邀集两岸四地文化界知名人士,搭建两岸四地文化界交流平台,深入探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引入新视角,为中华民族繁荣复兴注入新动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把“两岸四地文化沙龙”打造成为一个两岸四地长期探讨中华文化的固定平台、知名品牌;例如,许嘉璐先生特别提议以“常设、多样、务实、渐进”为原则实现“两岸四地文化沙龙”常态化、机制化。这指出未来两岸文化协议指引发展方向。

2008年底,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倡议签署两岸文教交流协议以来,陈云林首度2010年12月公开向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提出相关呼吁表示,关于两岸文教交流,可在既有基础或在已签署生效的协议架构下积极扩大往来。两岸文化交流协议,中共认为现阶段是除经贸之外,最关注的重点。中共认为文化交流协议成功,才能确保两岸和平发展之模式可长可久。

在2013年6月的“吴习会”中,国民党亦将“加强文化交流,推动教育协议”列为七项建议之一;未来双方应可寻求交集,纳为协商议题。两岸关系之发展,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当前中共希望把握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两岸同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因此,文化交流可为政、经交流的必备工作,始能行稳致远;两岸关系发展欲速则不达,如欲破解政治难题,创造政治对话之条件,两岸政府须有耐心与包容之了解彼此的矛盾,并且不能挑衅双方的底限。

结语

如果,两岸政府禀持“中共,大事小以仁;台湾,小事大以智”之仁恕宽容精神的中华文化与儒家精神,在兼顾两岸尊严之立场,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在互不否认与搁置争议的前提下,展开各项协商,寻求共识,并以更多的善意,耐心与智慧,以处理经纬万端、错根盘结的两岸问题,则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能朝更和平的方向发展。两岸应戮力交流,以加强了解与互信,以求同存异之精神,共同创造两岸和平之契机。
两岸政府必须采取新思维、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脉动和契机,以两岸关系新局之开展,以中华文化的优良底蕴作基础,两岸和平的发展,则有更长远前景;中华文化可作为未来两岸政府往来,除了经济层面之外,形成紧密的联结。两岸应签订文化交流协议,促进两岸交流正常化,则将大步迈向和平之路;两岸更应扩大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层面交流,并建立互利双赢局面,以利两岸关系的发展能朝更和平的方向发展。

文化共识(卷首语)

《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潘耀明先生
潘耀明(香港作家联会报行会长;《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

就文化成果而论,人所追求的目的,未必能获得;但人所不追求者,必不能获得;因文化成果只能由自觉活动中生出。
——劳思光:《中国文化要义新编》

日前,在福州举办「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与会者有来自港、台、内地的作家、学者,对中华文化发展的方略,各抒己见,饶有意义。

「沙龙」会后,与会者签署了一份「福州共识」。「共识」内里提到的一点,颇能切中要害的:「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软实力决定民族竞争力、民族向心力。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的复兴亟需中华文化的复兴。」

新上任的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惹来不少非议,认为这是「美国梦」的老调重弹,但不得不承认,这也可说是旧瓶异酒,瓶子的标签都有一个「梦」,内装的不是美国的洋酒,而是中国的白干。这一「中国梦」的实现,虽然路途迢遥而戛戛乎难以企求,却难免令人浮想联翩。置身当下纷纷攘攘的社会,往往只是「白日梦」一场,只有在梦境中,才有梦想成真这回事,所以也只是「梦幻」而已。

有梦比起无梦──「无望」好,起码可以发挥想象空间。

说起中国梦,大儒饶公宗颐教授也有一个梦。他老人家做的是文化梦,他在一篇《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的文章中指出:「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

这一旨意与「福州共识」相近。已届耋期之龄的饶公,睿智过人,率先登高振臂而呼:「推动文化的复兴,我辈的使命是什么?我以为,二十一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

饶公要提倡「新经学」,因为自从五四以迄,经学只被当作史料来看,未加好好应用。

历经五千年漫长历史的中华文化,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庞大而珍贵的遗产。可是,作为中华不肖的炎黄子孙,却没有把它当宝,反而是视作草芥、垃圾,非扫地出门不可。相反,毗连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中华文化遗产,如获至宝,欣然取之享之用之,外加吸收西方现代民主管理理念,中西兼融,相得益彰,造就了一个个繁荣富强、讲究礼义廉耻、忠孝恕道、「非华实华」的泱泱大国的社会景观。

学高五斗的饶公,不惮其烦,苦口婆心地向国人,包括高高在上的领导人谆谆引导:「西方的文艺复兴,正是发轫于对古典的重新发掘与认识,通过对古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带来极大的启迪,从而刷新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地下出土文物的总和,比较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考古所得的成绩,可相匹配。令人感觉到有另外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在文化上而又厚重的古国。」

如果把地下厚重的古中国文化加以发掘、考究出来,拭掉尘垢、剔除陈腐部分,撷取精华,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饶公孜孜以求文化中国梦的实现,身体力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发现和推陈出新是不遗余力的,蔚为中华文化世界一棵亭亭如盖的蓊郁大树。

我们有幸与饶公身处于同一屋檐下的香港,沾染了一点文气,理应为中华文化尽一分绵力。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九六六年,当「伟大舵手」发起一场旨在灭绝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报人金庸「拚死」办了《明报月刊》,以洵洵儒雅书生的一管笔,立意承传中华文化那一朵若明若灭的薪火。

这一册标志不党不私、有容乃大、将届四十八春秋的老牌文化综合杂志,当年既顶住政治狂飙冲击,遂后又没有被滔滔商海巨浪淹没,不屈不挠地把薪火延续下去,在华人社会可说是独树一帜的奇。

这说明来自民间社会的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足见民间文化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福州共识」里面,有一条是说到点子上的:

中华文化复兴需要民众参与,必须实现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发展精英文化,彰显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提升中华文化人文精神;也要重视发展民间文化,显示中华文化民族性格,筑牢中华文化社会根基。

其实,精英文化也源自民间社会,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同心弘扬中华文化 携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郭震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当今时代,国际博弈已逐步从硬实力的比拼转向软实力的较量。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的复兴亟需中华文化的复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应当伴随文化交流的大繁荣,以及中华文化的大发扬。在此背景下,2013年年底,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以及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等,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了首届“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以下简写为“活动”)。“活动”以“探讨中华文化,凝聚发展共识”为主题,通过深入探讨,达成了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的“福州共识”。与近年来曾举办的类似活动比较,由“福州共识”显示的“活动”的特点在于,不仅十分重视文化交流合作对于增进两岸四地民众感情、强化两岸四地互信的重要现实意义,而且突出强调了,面对世界文化竞争融合,两岸四地同心弘扬中华文化,对于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大深远影响。可以预料,“福州共识”的落实,将在多个层次上,进一步推进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合作,更加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作用。

一、在世界文化的竞争、融合中,同心弘扬中华文化

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在深层次上可以说,就是倚仗绝对优势物质力量的西方文化,消灭其它文化的历史,即西方学者所称的“文明冲突史”。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越来越清晰地显示,迄今仍然具有强大优势的西方文化,在推动世界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其难以消除的严重先天性缺陷。人类面临的毁灭性战争、极端的不公正、资源枯竭和环境灾难等等,在最深层次上无一不是西方文化发挥到极致的结果。人类面临的可怕灾难,甚至可能毁灭的前景,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并且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仅需要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应对人类面临的灾难,而且必须改变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拯救人类并实现全新的发展。所以,“文明冲突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判,而且世界文化的竞争、融合则由此方兴未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世界文化竞争、融合方兴未艾,提供了弘扬中华文化的良好机遇;而中华文化的自身特质、辉煌历史,以及两岸四地经济社会发展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和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世界上唯一历经数千年而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化,所具有的“和平”、“仁爱”、“天人合一”等核心内涵,不仅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兴盛提供了保证,而且给陷于困境与迷茫的世界,指明了出路和方向。过去三十多年来,两岸四地,首先是大陆持续、较快发展造就的世界经济奇迹,引起了世界对于“中国模式”越来越强烈的关注,从而激发了对“中华文化”越来越明显的重视。所以,现在两岸四地既面临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的良好时机,也具备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和条件,应该,也完全可能在世界文化的竞争、融合中,发挥更加主动的积极作用,引导世界文化以及人类的良性发展。这将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贡献。

“福州共识”不仅指出了世界文化面临竞争、融合,而且强调了在其中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尤其突出了两岸四地同心弘扬中华文化的重大意义。这充分表明,参加“活动”的两岸四地人士,对于在世界文化竞争、融合中,同心弘扬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理解和高度共识。可以预料,“福州共识”的落实,将为弘扬中华文化,争取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竞争、融合中的更有利地位,开创新局面。

二、增强两岸四地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中华文化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稳定性、延续性是中华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而一些与中华文化几乎同时出现的古老文化,如两河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等,都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但中华文化的稳定性、延续性并不是静止性、停滞性。恰恰相反,在数千年中,中华文化表现出了突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正是开放、包容和创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稳定、延续。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既是对外的,也是内在的。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吸收、融合了大量外来文化,使之成为自己的新鲜组成、新鲜血液;同时,中华文化自身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活跃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则使中华文化充满活力。所以,对外开放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流合作,对于中华文化的稳定、延续,以及发展同等重要。

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及港澳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台港澳文化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别形成的分支,在中华文化各组成部分中,具有较特殊地位。所以,两岸四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这在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更为突出。现在,两岸四地都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都面临必须突破的新瓶颈。大力增强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两岸四地特殊关系带来的重大优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增强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不仅是增强经济的交流合作,而且必须增强文化交流合作。因为增强文化交流合作,势将有力促进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这不仅将进一步强化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竞争、融合中的有利地位,而且对于两岸四地的经济社会转型,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是,文化交流合作将有助于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这对两岸四地都是十分需要的。

香港、澳门已回归祖国,尽管实行一国两制,但与大陆的文化交流合作,已没有重大障碍。所以,增强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合作,重点是增强两岸的文化交流合作。可以说,只有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持续增强,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福州共识”对于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合作,尤其是两岸的文化交流合作,予以了高度重视。“福州共识”提出,“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原则,要求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以及通过两岸四地文化交流合作,实现推动中华文化之凝聚,促进中华文化之认同的目标。对之一一落实,必将出现中华文化更加充满活力,在世界文化竞争、融合中地位更加有利,对两岸四地经济社会转型的促进更加有效的大好形势。

三、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两岸四地携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进入了深水区。两岸的国家认同问题是两岸在深水区必然面对,必须处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必讳言,两岸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明显分歧。两岸关于国家认同的分歧,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两岸对中华文化认同出现了分歧。同时,近年来香港的少数人,也出现了对国家认同,以及在深层次上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较明显动摇。

上述现象清楚表明,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对于两岸四地都是迫切而重要的课题。尽管在台湾和香港对中华文化认同动摇的不是多数人,但由于有外部势力插手,如不能有效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少数人的动摇可能扩散,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局面,从而不仅将严重干扰已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两岸四地关系,而且最终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形成不可低估的重大冲击。必须深刻认识、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密关系: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柱和可靠保证;同时,中华文化认同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两岸四地应紧紧把握这一关系,共同努力,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携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两岸四地长期的共同努力,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实际工作,尤其是做人的工作。认同问题实际上就是人心聚散问题、人心向背问题,文化认同更是如此。所以,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既要有紧迫感,又要不急不躁。“福州共识”充分表现了,对于强化中华文化认同路径、方式的深刻认识。既明确表述了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重大意义,又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须做、可做的大量工作。可以预料,“福州共识”的落实,必将有效强化两岸四地的中华文化认同,为两岸四地携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坚实的精神支撑、更可靠的保证。

敎育:中华文化永续的根本之道
——读《福州共识》

李观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咨询委员、文化局顾问,澳门笔会理事长,澳门写作学会会长,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李观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及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等社会团体和传媒机构,于二○一三年十一月六日至七日在福州举办首届“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邀集两岸四地文化知名人士,深入探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眞诚对话,求同存异,最后达成八点“福州共识”,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引入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福州共识》凝聚了与会者的智慧和想象,是集体思辨的结晶。它有力地确认: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历代中华儿女共同的创造、两岸四地同胞共同享有的精神家园;复兴中华民族、弘扬中华文化是两岸四地同胞的神圣使命;同根同源又各具特色的两岸四地文化,彼此间应秉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中华文化应正视冲突,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展现包容性,赋予时代性,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华文化应增强国际影响力,扩大国际话语权,为此,两岸四地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拓展文化贸易,积极加强文化交流,并在对外传播中完善政策和策略;中华文化复兴需要民众参与,必须实现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发展;应高度重视对靑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敎育,用中华文化精华滋养灵魂,型塑价値,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中,不断加快文化理念、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组织、文化商业模式的创新,着力促进文化与科技、文化与产业的结合。这些识见,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深具现实意义。作为一名敎育工作者,我对《福州共识》中提到的敎育问题特别感兴趣,且来议论一番。

如果说《福州共识》反映了一种基于使命感的危机意识,那么,我觉得它突出地体现在对敎育问题的重视上。《福州共识》第七条指出:“抓好传统文化敎育是中华文化传承永续的根本之道,应当高度重视对靑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敎育,用中华文化精华滋养灵魂,用中华文化精髓型塑价値。”这正是面对文化危机作出的及时而正确的反应。
大家知道,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正面临各种危机。较诸资源、环境、经济等方面的危机,文化危机似乎不那么起眼,但它确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广大靑年的浅阅读甚至不阅读。经典文本的阅读,已被读图、读影视(电影电视是活动图画)、读缩本、读文化碎片所取代。重感觉而轻思考,重了解而轻理解,重结论而轻推理,重模仿而轻创造,浅尝辄止,一知半解,这已成为社会阅读的普遍趋势。更甚者是不阅读。一部《红楼梦》,网友们说:“死活也读不进去”。据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吿,二○一一年韩国人均读十一本书,法国二十本,日本四十本,以色列六十本,而我们中国只有四点三本。这种阅读危机不正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文化危机吗?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的历史经验再丰富、文化底蕴再深厚,其现实意义再重大,如果没有人尤其是没有年轻人通过阅读去了解它、认识它、把握它,又怎能将其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

这种阅读——文化的危机,从大环境来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物质或金钱在现代社会的形而上性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已为物质消费所带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一过程中,物质或金钱已经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性。这常常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名剧《雅典的泰门》中泰门那段经典台词:“啊!黄金,你眞是一尊了不得的神哪!……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圣洁的婚床!……你永远年靑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情郞,你的容颜的光彩,可以融化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你有形的神明,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你会说任何方言,使每一个人唯命是从!黄金,你这动人心弦的寳物啊!……”六百年过去了,把物质或金钱作为价値来源和价値尺度的价値观,非但没有改变,反倒愈演愈烈了。金钱物质的统治,正是人们深感不满而又无力反抗的现实,人们有时甚至会屈从于金钱物质的统治并与之合谋。事实正是如此,物质金钱影响着人的整个生活,包括我们的阅读。不能挣钱,不能挣大钱,不能很快地挣大钱的事,人们都不愿意干,于是在阅读方面便出现了种种急功近利的现象。

二是飞速、高度发展的技术成了人的主宰。技术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速度和方便,一方面又消解着我们的天性和潜能。大家看过4D电影吧,人对爆炸、地震的感觉都可以制造出来。当人们的感觉都被技术取代了,那么,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的潜能的开掘和发挥,将会受到多么可怕的影响!技术一边体现人的征服和占有的欲望,一边又不断地把人异化为物,正如网友们自嘲的那样,在这个电子化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离不开键盘的“贱人”,离不开鼠标的“鼠辈”,离不开触摸的“畜牲”。我们每天低头数百次去看“微信”,是名副其实的“磕头虫”。技术设置的种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反主为“客”,灵性和想象逐渐消失殆尽。我们的求知欲很容易就在零散化、平面化、碎片化的信息中得到一种自满自足,而与此同时,一种可怕的惰性也就充满我们的心头,这确乎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面对物质(金钱)崇拜和技术发展的挑战,我们怎么办?《福州共识》提出“抓好传统文化敎育”,尤其是要“重视对靑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敎育”,我以为是“抓”到了点子上,敎育的确是中华文化永续的根本之道。据此,我有两点想法:其一,要让《福州共识》成为更多的人的共识,把阅读提高到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阅读,特别是广大靑少年的阅读,兹事体大,关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全局。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敎育,向他们推广阅读,一定要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我们每一个敎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都应有这种文化自觉。

其二,我们的传统文化敎育,要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不要搞文化快餐、文化速成,比如《一本书读懂中国文学史》之类。我喜欢老子,喜欢屈原,读了许多年,也只是慢慢走近他们,断不敢说完全读懂了。一本书读懂中国几千年,那是不切实际的。也不要搞文化明星式的“领读”。我觉得中国文化院应该带一个头,组织专家学者好好梳理中华文化的精华,编写一套能够准确传达传统文化核心精神、适合靑少年心理特点和阅读习惯的文化丛书,并逐步建立一个循序渐进、扎实有效、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阅读体系。我还期待我们的社会建构一个由学校、小区、公共图书馆和媒体共同参与的阅读指导和推广体系,为广大靑少年提供一个文化阅读的良好生态环境。

我特别赞同《福州共识》这样的主张:“用中华文化精华滋养灵魂”。当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当中华民族集体价値观融入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値判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指日可待矣。

从福州共识看两岸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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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进强(旺台两岸互信基金会执行长)

甫闭幕的中共三中全会,宣示习李体制对于深化改革的全面启动。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习李体制的全面改革获得较大的成果,中共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即连美、日等国也可能瞠乎其后。

事实上,中国对于成为世界大国的企图并非梦想,而是从中央到地方一条鞭的政策,且各级政府分进合击,摸着石头过河,已逐渐展现出成熟的蓝图与规模,在在值得陷于内斗与食安风暴无法脱困的台湾深自警惕与省思。

两大主轴 宗教与小区
就以11月6日在福州举行的「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为例,福建虽仅为一省,却展现了立足两岸四地,放眼全球的格局。从会后所发布的「福州共识」来看,也十足呈现了面对世界不同的「文化对话与合作」、「文化冲突与对决」的决心和准备,在八点共识中,透露出这次主办单位企图宣示的,对内强化中华文化一体共荣,共同承担、扩大交流合作;对外正视冲突、加强融合、加强传播的理念。尤其难得的,这次会议也兼顾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文化内涵的创新。

就个人参加会议的体验,议论最多的是「民间宗教」与「小区营造」两大主轴,民间宗教可说是华人社会最多数的宗教信仰,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也有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亲和力,两岸四大信徒最多的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文昌帝君、城隍爷、玄天上帝等共同的神明,虽然其起源、宗庙都来自中国大陆,但却超越政治、地理的藩篱,而民间信仰所强调的忠孝节义与仁爱精神,以及由庙口文化所形塑而成的小区意识,更是中华文化能够延续数千年的重要价值。

中华文化是全球华人共同的价值,也是两岸四地最大的共识与共同资产。中华文化的本质是内圣外王,但万丈高楼从地起,「内圣外王」必须由个人诚意正心修身做起,而不只是精英阶层的文化理论。以台湾推动小区总体营造的经验为例,我主张文化发展战略必须以小区做为基础,亦即文化必须进入小区、进入生活、进入社会的底层才能发光发热。

台湾经验 陆港澳借鉴
台湾的小区组织、社会大学、小区大学,实质上都是由民间社团负责运行,这种由下而上的文化与教化,也是中华文化以仁为本、以民为本的王道精神。而台湾数万个非赢利组织所形塑的公民社会,更成为社会稳定及制衡蓝绿恶斗的力量,这些成功的经验,便可以做为中、港、澳的借镜。

大陆的改革开放已获得巨大的成果,但社会文明与国民质量则尚待提升,近年来中共虽对两岸文化交流用力甚深,但却形式大于实质,仪式性的活动与官方性质,凌驾文化的内涵与民间本质,以致有流于空泛之弊。个人认为,两岸在经济上的合作交流已渐趋制度化,文化交流即应务实而行,一方面大陆官方已不再避讳小区文化与公民社会的议题,大陆民间社会对公共事务与文明质量的提升也不再陌生,既然如此,小区文化与营造必然可以成为「和谐社会」与中华文化发展的起点;另一方面,两岸应速签订文化交流协议。

不可否认,大陆的决策力及执行力已经超越台湾,对于复兴中华文化、建构文化制高点的企图也是有目共睹,而台湾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发扬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小区营造经验,两者若能相辅相成,取长补短,未来中华文化弘扬全世界将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