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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讲堂第一讲:国学典籍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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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夕教授简介:

张三夕,男,1953年9月生于武汉,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社会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理事,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文学研究所所长,《华中学术》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学、史学、古典文献学。

近三十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古典文献整理与文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同时在文化产业、文化传播学方面承担过一些社会咨询服务工作。科研方面,承担过多项科研项目,已出版专著数种,其中独着《批判史学的批判》(1992、2010)、《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1993、1995)、《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2001)、《诗歌与经验》(2007)、《20世纪的“最后性文本”》(2009)等。主编过《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2000)、《中国古典文献学》(2003,2007)等教材,后者被列入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并被教育部评选为国家级精品教材,被国内几十所高校采用,同时被十余所高校列入硕士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另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中国文化》、《新华文摘》等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成果累计约300万字。

联系方式:E-mail: zhangsx@ccnu.edu.cn或zhangsx718@sina.com

内容概要:“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或固有学术的简称。本次主讲内容主要讲解国学的基本内含,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分朝代或专题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学典籍,并适当介绍国学的某些专门知识,如经学、小学、目录学等,使学习者对国学能够有一个基本了解,以扩大他们的文史视野,为进一步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奠定传统文化的一定基础。

内容大纲:

一、 什么是“国学”?

1、“国学”概念的提出与复兴

2.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陆中国兴起的“国学热”,导致国学的复兴

3. “国学”概念的歧义

歧义之一:把“国学”或广义的“国学”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又把狭义的“国学”等同于儒学、孔学。

歧义之二,就是所谓“大国学”、“新国学”概念。

歧义之三,把“国学”理解为“古典学”。

歧义之四:对“国学”内容的时间断限及其与西学关系的理解差异。

正确理解“国学”概念需要把握几个要点:

二、 国学典籍有那些?

(一)国学典籍的数量

(二)经史子集:

1、十三经:

2、二十四史:

3、诸子集成:

4、集部。

三、 为什么要读典籍?

(一)阅读国学典籍的目的和意义

(二)改善生活的品质,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造福于后代。

(三)在知识经济时代,典籍是我们保存人文传统、追寻生活的诗意的重要途径。

四、 怎样读典籍?

1、精读“元典”。

2.博而能一。

3、八面受敌法。

4.解构主义读法。

5.好读书,不求甚解。

6.通过书目提要,有计划的读书。

参考书目:

1、高华平主编:《国学典籍选读》,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年12月版;

2、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3、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

5、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6.王先霈《国学举要•文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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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国学”?这是当代“国学热”中遇到的首要问题。 “国学热”引发的一些争议,来源于人们对“国学”概念理解的不同。

王锟《国学的原义、演变及内核》:“国学,见于周代,其原义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 “一句话,在古代,国学就是国家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家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之才。”(《光明日报》 2008年9月8日,第12版国学版)

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孔学,复兴国学就是主张尊孔读经;

有的人认为“国学”是与西学对立的学问,提倡国学,就是反对西学;

还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国粹”,坚持国学,就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等等。

实际上,“国学”是20世纪初才开始通用的、含义被后来混淆的概念。

1、“国学”概念的提出与复兴

晚清民国之交,中国正在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学校教材与学科体系,都出现从“旧学”、“中学”而转向“西学”的趋势,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出现空前的传承危机,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遇到了合法性危机。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积极奔走,成立国学讲习会,创办国粹学报,提倡“国学”、宣传国粹。

章太炎在《民报》所刊《国学讲习会序》中指出了这一点:“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5—216页。)

邓实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国学真论》、《国学无用辩》等多篇论文。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分别见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第89页。类似观念还见于姚光:《国学保存论》,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有鉴于此,上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人最先提出并使用的国学概念就是指的中华固有学术文化。

梁启超在其1902-1904年陆续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而于1904年发表的第八章(最后一章) 《近世之学术》则明确将“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简化为“国学”:“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章太炎一生宣导国学,他的国学观包括两方面: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所示“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的宗旨;二是他对传统国学体系进行了完整的归纳与总结,即他后来结集出版的《国学略说》体系,包括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五大部分。可见,章氏以“国学”为本国固有的学问,与梁启超是一致的。

早期宣导国学最有力的国粹派人物之一邓实给出的国学定义是:“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吴宓在《研究院缘起》和《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强调:“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吴宓: 《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界定:“今人以吾国固有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楷定国学名义》《马一浮集》第一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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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陆中国兴起的“国学热”,导致国学的复兴

1980年代,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的再次冲击,加上西方现代高科技文明的冲击,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体制、学科体系、学术观念面临“全面西化”的趋势,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也再一次面临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传承危机。

中国一批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学者再次举起了“国学”的旗帜。

于是,就有了1990年代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问世和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宣传;

有了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学者领头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委婉地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深感忧虑”,提出要弘扬国学、复兴中华文化;

有了教育部“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课题“国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

有了“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和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

一句话,有了实实在在的新世纪“国学热”的兴起、诵读和研究传统经典的高潮。而其“国学”涵义很明显如同上世纪初一样,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而且同样没有任何抵制、反对西方现代学术文化的企图。 (参看:董恩林《“国学”之争检讨》,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总第81期)

在当代“国学热”中,大家要关注一些国学研究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

国学报刊:北大国学研究院办的《国学研究》、光明日报国学版,年度报告等;

网站:国学网,首都师大电子文献研究所主办。

以及关注国学大师的成就和著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等;

国学培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

3. “国学”概念的歧义

现在的问题是:学界关于“国学”概念的理解其实已经产生很多歧义。不对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澄清,就无法展开对国学问题的有效讨论,并达成基本的共识;就会形成甲说甲的“国学”,乙说乙的“国学”,要么相互冲突,要么互不搭界。

广义地讲,“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中国本土学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或简称。它的同义词是“国故”或“中学”。这是被《辞海》等工具书固定下来的某种约定俗成。但是这种定义非常笼统,进一步推敲,就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歧义之一:把“国学”或广义的“国学”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又把狭义的“国学”等同于儒学、孔学。 (参见李中华《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国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7期。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林蔺《“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燕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

误解章太炎“国学”“国粹”“国故”概念,如孟琢先生在《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一文中称章太炎的“国学”概念指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并列出章太炎先后所讲国学科目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玄学等。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刘梦溪先生指出: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国学不等于传统文化,国学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谈学理的时候,不应该把国学和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 (杜悦《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所长访谈录》,《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23日。)

歧义之二,就是所谓“大国学”“新国学”概念。

季羡林先生于2007年指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而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体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俞晓群谓这是季先生在医院接受采访时提出的,见其《大国学——一门公正与仁爱的学问》,《辽宁日报》2007年7月20日第12版“文化观察”。)

任继愈先生也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经、史、子、集才是国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任继愈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650页。)

张岱年先生以为:国学范围很广,往日的目录学将古籍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这样的分类法到了今天已经过时了。今日看来,应更加上一类,即科学技术,可简称科技之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张岱年《如何研究国学》,《文史哲》1994年第3期。)“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张岱年全集》第8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如方立天、方克立等学者也秉持同样观点,参见方立天《寻觅性灵:从文化到禅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方克立《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8期。本文是作者2008年7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国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

王富仁先生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15万字的《新国学论纲》长文,提出了他的“新国学”概念,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把“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两个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 “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王富仁最后指出:“我把参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上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2、3期。)

:目前以书代刊最具规模的当数汕头大学中文系的《新国学研究》,由著名学者王富仁教授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富仁教授于2003年由北师大调往汕头大学,在汕头大学校方与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创办了《新国学研究》丛刊。据创刊号“编者的话”介绍:该刊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目前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王富仁教授的《“新国学”论纲》,长达163页。王富仁教授的《“新国学”论纲》,与学界讲的传统“国学”有很大区别。参看《文艺研究》2007第2期。

董恩林批评:所谓“大国学”、“新国学”概念是当前国学热中相当流行的一种理解,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即把中国古代与现当代的全部学术揉合在一起。

这些学者几乎无一不是泛泛而谈的价值判断、抽象思维,几乎不作任何事实判断与可行性、可信度论证。

其结论的误区是明显的:

其一,如果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当代全部的学术思想体系,完全背离“国学”概念原有的意涵,实质上等于偷换概念,从而扭转提倡“国学”所要努力的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大方向,这显然与清末民初和新世纪以来提倡国学、传承民族固有学术,以避免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大潮中失传的时代背景与初衷是相违背的,也就达不到通过提倡“国学”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思想体系的目的。因为中国大陆当代学术文化体系中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已经基本“史学化”,“史”味正浓,“学”味甚微,只有港、澳、台的“中国文学系”中尚保有其基本内涵。

其二,这样的界定也不符合当代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个国家的全部学术显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建立、再界定一个共同的学术概念,一个大到无所不包的学科既不需要建立也不可能存在,这是学术规律与常识。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学术越来越一体化、资讯化的情况下,更不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当代学术思想体系“国有化”。

其三,它更不符合中国当前学术实际情况。中国的当代学术体系完全仿自“西学”,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想体系没有多大差别,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内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歧义之三,把“国学”理解为“古典学”。

这是最近几年学界在争取国学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一级学科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提出来用以代替“国学”的一种设想,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光明日报》国学版曾于2010年10月18日以《国学=中国古典学》为题刊载了朱汉民、林庆彰、姜广辉等几位学者的访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提出了这个设想。他认为:“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 “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文化共用、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相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共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参见《国学=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8日国学版。)

董恩林批评:用“中国古典学”来代替“国学”,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目前相当一批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将“国学”视为学科、为之争取一级学科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国学”指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它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群学科,自古就有了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小学、算学、律学、乐学、历学、地理学、医药学等成熟的学科名称。试问: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华学术思想体系怎么可能用一个现代学科来囊括?其理昭然!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学科体系中的“一级学科”已降格在“学科门类”之下的格局中,将“国学”设为历史学、文学、哲学任一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都会严重扭曲“国学”的性质、局限其范围,从而不可能达到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学术的目的。而为了适应当代国家教育与科研系统学科分类的需要、为了在现行国家教育与科研体系中为“国学”谋得一席之地,而将“国学”缩小为一个一级学科,无异于“削足适履”和“文化自杀”。 1921年北京大学通过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规划成立研究所,分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笔者以为这是最为有识的分科,说明“国学”应该在国家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占有一个独立的门类,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国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不被挤压,这才是我们学界应该致力的目标与方向。

其次,如果把“国学”概念理解为“国学研究”,则是重新回到毛子水、胡适“国故学”、将国学研究“史学化”的老路上去,就正如一些反对者所言,现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与社会学科足以包容这种研究,只需加重份量、转换方式即可,根本不需要另立“国学”之名。

其三,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是主体已经变换或中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一个疏离了西方现实的“学术体系”,与西方现实的制度、生活联系并不紧密。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中断的体系,在中国当代的每一个角落里,传统学术思想文化都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它的潜在作用。 ……袁行霈先生所说:“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见《国学研究发刊辞》,载《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其四,从学理上讲,一个新学科的成立要有一个积累的历史过程,指称中国古代国立学校的“国学”概念在中国已存在几千年,特指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国学”概念也已流行一个多世纪,现在尚且仍不能被人们接受。如果再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典学”概念用以代替“国学”概念,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将更加授人以柄,更不可能被接受。

歧义之四:对“国学”内容的时间断限及其与西学关系的理解差异。

金景芳、吕绍纲在《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兼评〈跳出国学研究国学〉》一文中指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就是国学。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新学不应在国学的范围内。”(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

而《国学大师丛书》的总体编辑钱宏认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最后归结为:“’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见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代出版说明)

“国学”到底是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还是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

如果说按照前种理解,那么,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学问都是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人们凭什么把他们称为“国学大师”?显然这种理解有不合适处。

如果依据后种理解,那么“国学”的范围是否过于宽泛,人们为什么不把中国哲学史或文学史称为“国学”?显然这种理解在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制中也有不合适之处。

正确理解“国学”概念需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一、“国学”是民初西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人对本国固有学术的一种称谓或坚持,它是晚清流行的“中学”概念的继续。就“中国学术”而言,“中学”取“中”,“国学”取“国”,两者均强调其研究物件为中国学术,研究者乃中国学人。 “国学”概念意在排除以外国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以及由外国学者来研究的中国学术,后者通常被称为“汉学”或“中国学”。 “国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都带有明确的“中国特色”的指向或意蕴。

二、“国学”概念是近代中—西学术二元架构的产物,没有西学,就没有国学。乾嘉以前中国就没有“国学”概念,中国学术史长期只有“汉学”、“宋学”、“理学”、“考据学”等主导概念。作为研究物件的国学,它是与西学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比如训诂学就是地道的国学;作为研究方法的国学,它既可以坚守传统的义理、考据学,又可以借鉴西学,今天中国学者研究训诂学实际上已经在借鉴西方的语言学和解释学等理论和方法。因此,国学与西学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是在现代化、全球化或后现代的语境下。

三、“国学”概念虽然缺乏统一的严格界定,但自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已经沿用一百多年,说明这个概念在研究中国学术某些论域时是有效的,否则,它早已过时,或昙花一现。坚持这个概念,对于坚持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反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虚无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有人企图用振兴国学的口号来振兴中国学术精神和民族文化精神则应分别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同时,在与西学的交流、共存中成长起来的“国学”,它又是动态的、开放的,它绝不意味着是固步自封、排斥西学的儒教“原教旨主义”;更不意味着是简单的“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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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三夕:《论国学的形态基础及其复兴的可能性》,载《思想文综(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后收入《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1版;

2、陈来《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董恩林《“国学”之争检讨》,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总第81期);

4、吴雁南《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桑兵《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三夕案:此书系国学论文选。桑兵云:本书的编辑,旨在挑选近代国学出现以来,各种各样主张和反对国学的代表性文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以便来者寻绎其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从各个视角层面观察国学是什么,进而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国学。……知道历史上的国学究竟是什么,再来谈论什么是国学,才有可能不落俗套,不逞私臆。本书的编辑,还有另一重意思。近年来,关于近代国学历史的研究逐渐增多,除了个别机构的探究能够基本网罗相关史料外,大都以手眼所及为据,而做一般论断,一些议论或结论,或多或少带有盲人摸象的弊端。有鉴于此,5年前即策划着手编辑近代国学系年,希望尽可能完整充分地将各种相关资料一网打尽,循序排列,以显示人事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联,以免以偏概全。近代史料繁多,在古代百倍以上,任何主题,要想竭泽而渔,至少现阶段尚无可能,因而此事难度不小,目前仍在努力进行之中。作为投石问路,编选此书,可以检验标准和办法。……参与编辑的几位编者,均为门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他们同时也参与了近代国学系年的编撰。… …作为训练,广泛收集阅览近代国学文献,学习领会编年的办法及其之于史学的奥妙,体会校勘在治史训练方面的重要,对于各自所治题目大有裨益,不仅眼界拓展,而且逐渐了解把握前后左右观念事实的内在联系,可以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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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学典籍有那些?

研究国学典籍从哪里入手?

傅璿琮《开拓领域扎实基础》:“国学研究,概括起来,即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我个人认为,文献学应当是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而文献学基本骨干之一的目录、提要之学,则一向被视为入门之学”。 (《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3日,第10版国学版)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了解中国古代的典籍。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问题是中国有那些典籍。

(一)国学典籍的数量

从数量上讲,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仅以清乾隆时所编集的《四库全书》为例,就收书3461部(一说3474种),共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而当时清政府所掌握的典籍多达10254部,172860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统计:现存古典文献总数不少于八万种(包括单刻本、丛书、地方志、小说、戏剧等)。

【背景】 《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依靠强盛的国力,组织全国360多名学者用10余年时间编纂的大型丛书(或可称为“大百科全书”),按经史子集分类标准来编排。它涵盖了清代中期(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是中国古代传世文献的最大集结。它收书共3461种(一说3474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两者相加,一共有典籍10254种,172860卷。编纂这部大丛书,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程式,从图书的征集到图书的整理、底本的选定以及底本的抄写、校订,都有专人分工负责,编成后要进呈皇帝御览。总纂官是纪昀、陆锡熊。在编纂过程中若发现有所谓“违碍文字”则要销毁原书,据统计,共销毁书籍3100多种,销毁书版8万多块。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编纂,四十七年(1782年)编成并缮写一部告竣。

其后又陆续缮写六部,分藏于北方四阁即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南方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

经过战乱,北方四阁中文源阁本与圆明园一起毁于英法联军;文溯阁本1966年为战备需要移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渊阁本20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带到台湾,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从承德移藏北京图书馆。

南方三阁仅存文澜阁本,今藏浙江图书馆。

七部中保存完好的是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前者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后者也由大陆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有人把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的集部与史部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的有788种,占62%,其中,研究人员将文渊阁本中未见而文津阁本收录的文章辑为《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一书,有15册之多。史部收书566种,存有差异的有290种,占51%①。这种现象说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和流传中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我们使用这部大书时要注意版本差异和文字异同。

关于典籍数量的统计,还有一些说法。如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郝明义做过一项统计,从西汉到清末,大约两千年间所出版的书,现存大约十五万到十八万种(见《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6约10日第1版)。

(二)经史子集

这数量巨大的典籍按四部分类法,在类别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即:经、史、子、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典籍是:

1、 十三经

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籍。汉代把《易》、《诗》、《书》、《礼》、《春秋》列于学官,名为五经,唐代先合《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为九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增《孟子》,到明代合称十三经。我们可以用较简单的记忆方法记住这些书名:易、诗、书、三礼、三传、孔、孟、孝经、尔雅。

2、 二十四史:

清乾隆年间确立的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明史》。

1921年北洋军政府下令把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开明书店合排为二十五史;1978年,中华书局继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书后,又校点排印了《清史稿》,从此合称为二十六史。

3、 诸子集成

子书原来指士人所撰之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兴盛于战国时期,又延续到后代。从内容上看,早期子书主要是谈论政治和哲学思想,后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医疗、术数、宗教(道教、佛教)等。

“诸子”指先秦各学派,到汉初有“诸子百家”之称。民国时国学整理社编辑《诸子集成》,主要是旧注,“文革”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新编诸子集成》,多数为新注,还在陆续出版。

4、 集部:

所谓集主要指诗文集,集众篇为一书。分总集和别集。

总集,收集两人以上的作品的合集。它可以包括一个朝代(断代)和多个朝代(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或多种体裁的作品(参看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修订版,第55—59页) 。

我们推荐大家特别关注按朝代收录某种体裁的所有作品的这类总集。

诗:

(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

(2)《全唐诗》(清彭定求等奉敕编,中华书局1960);

(3)《全金诗》(清郭元釪编,中华书局1986);

(4)《全宋诗》(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5)《全明诗》(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陆续出版)。

词:

(1)《全唐五代词》(张璋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全宋词》(唐圭璋辑,中华书局1965);

(3)《全金元词》(唐圭璋辑,中华书局1979)。

文:

(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1965);

(2)《全唐文》(清董诰等奉敕编,中华书局1983);

(3)《全宋文》(曾枣庄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巴蜀书社1988年起陆续出版)

别集:

个人作品集,有自编,也有他人编的,前者如白居易自编《长庆集》,生前分藏五处;后者如杜牧《樊川文集》,由他的外孙裴延翰编辑而成。

①参看邢宇浩:《文津阁〈四库全书〉刊行》,载《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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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要读典籍?

(一)阅读国学典籍的目的和意义

1、 丰富人生经验的需要。

人生有两种经验:现实经验与历史经验。现实经验的丰富靠阅历,靠见多识广,而历史经验的丰富靠典籍。

典籍是历史经验的重要来源。

《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

典籍不一定都是圣人写的,但它们确实凝聚着古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体会人生的丰富性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界说明一个人同时需要读书和实践两方面的经验。

2、 古为今用,从典籍中寻找处理今天事务的依据、智慧和启发。

历史和现实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关系不能凭空建立,而必须通过对典籍的阅读。

1958年底,毛主席读《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民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日本商人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获得商战智慧的成功事例也说明阅读典籍的现实功用。

(二) 改善生活的品质,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造福于后代

衡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既要看物质条件,同时也要看精神享受。在基本的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以后,精神享受就成了最重要的生活内涵。

判定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不在于你穿了什么品牌的服装,开什么名牌车,而在于你读了多少典籍,读了多少书。

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不仅使自己受益,而且使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受益。书香门第的孩子,或者说家有典籍可读的孩子,在未来生活中成功的机会或概率总要比不读书家庭的孩子多一些。西方人从小给孩子读典籍的习惯很有用。中国人从小让孩子背典籍的传统也很好。在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中,除了钱财外,最好还有典籍或藏书。

(三) 在知识经济时代,典籍是我们保存人文传统、追寻生活的诗意的重要途径。

现代是一个技术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是一个图像泛滥、视觉冲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如何保存我们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以及终极关怀,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我个人认为,阅读典籍也许是绕不过去的出路。现代社会是一个注重感官刺激的社会,是一个购买注意力经济的社会,是一个逐步丧失生活诗意的社会。我们不能把生命中非常宝贵的感觉、注意力全部交给商业化的利润驱使,而应始终将一部分感觉和注意力放在诗意生活的追求上,放在对典籍的阅读上。

(夕阳、江滩、大海、高山、聆听、天籁、禅意、田园、世俗社会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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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怎样读典籍?

阅读典籍的方法因人而异,没有一个适合所有的人的最好的或固定不变的方法,但可以有若干针对不同物件或不同目的的相对较有功效的方法。

当我们介绍下面这些方法时,还假定一个前提,那就是大家有基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或者说,借助注释和辞典能够读懂古文。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就必须先解决“识字”的问题,也就是清人所说的“先识字后读书”。

我们不主张大家读翻译成白话文或现代汉语的典籍。

(一)几种有关国学典籍的读书方法

1、 精读“元典”。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3解释:“元典”

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

冯先生认为,元典是各民族“青年时代”(既不是混沌的“儿童时代”、幼稚的“少年时代”,也不是成熟的“壮年时代”)的创造物。如印度的吠陀文献和佛典,波斯的《古圣书》,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先哲的论著,犹太及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乐》亡佚)。

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如《论语》、《孟子》被儒家列为主要经典,《老子》、《庄子》则被道家和道教列为主要经典。

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也被该学科视为经典,如《孙子兵法》是军事学经典,《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经典,《茶经》是茶学经典。此类典籍因其原创性而赢得不朽,其精义至今为相关专业所尊崇,成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见页6—7)

精读元典,应该成为我们阅读典籍的最重要的环节。

元典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对元典的阅读,也应该是终身的。

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要求学生精熟若干经典(参看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见《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310—311) 。

2.博而能一。

这四个字很好地概括了博通与专精的读书方法,它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博而能一,四字最要。不博,则苦其空疏;不一,则忧其凌杂。于此致意,庶思学不致偏废,而罔殆之患可以免。”

博览群书,在当今资讯社会尤其重要,没有一定的阅读量,你对典籍的了解就很有限。但如果所有的书都是随便翻翻,泛泛流览,没有对某些重要典籍的反复阅读,你对典籍的认识也就很肤浅。

毛泽东读史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一方面通读《二十四史》,最近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此书1996年曾出版过大16开的影印线装本,价格昂贵,编号限量发行);另一方面又精读《资治通鉴》,据说这本书他一生先后读了十八遍。他还要求许世友等将军读《红楼梦》,一遍不行,要读七遍、八遍才行。

3、 八面受敌法。

能应付各方面问难的读书方法。

苏东坡总结他少年时的读书经验是,一部书分作数次读,每一次只侧重一个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兴亡治乱”,“勿生余念”,第二次只注意“事迹故实典章文物”,其他类推。苏东坡认为,之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读书“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他还认为,这种“八面受敌”法,与一般的“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以后写作时,无论遇到哪方面的问题,都能联想过去的读书心得加以发挥(见《又答王痒书》,《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六;又见《苏诗文集校注》卷六0,页6590,题作《与王痒五首》其五;又参看《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页174)。

《文史通义博约上》:“苏子瞻教人读《汉书》语,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如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而后贯彻。”郭沫若读书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这种读书法对于做学问、写文章特别有效,但它要求读者必须有做笔记的习惯,或者写批语的习惯。

唐庚《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什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如此。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上》批评苏轼读书法:“不过经生决科之业……未可进言与学问也。苏轼之言,进退皆无所据。……以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余。……苏轼之学,出于纵横其所长也,揣摩世务。切实近于有用,而所以凭以发挥着,乃策论也”。章氏批评人们“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

4.解构主义读法。

所谓解构主义读法,指读一本书时重点不是注意它的体系或篇章结构,而是注意它的一些细节或具体的观点、看法,包括一些语句、文笔和修辞。钱钟书的经验。比喻:高楼大厦坍塌了,有用的是一砖一瓦。钱钟书《读〈拉奥孔〉》:“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堆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已经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经遭到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所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

【参看】 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该文认为“陈寅恪与钱钟书代表着本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前者“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后者“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辞、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

钱氏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

5.好读书,不求甚解。

对于那些不以做学问为职业的人(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嗜好的读书”,以区别“职业的读书”,见1927年7月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的讲演《读书杂谈》)来说,陶渊明的这种读书方法颇值得借鉴。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休闲”式的读书,并不是毫无用心,陶渊明接下去还有两句话:“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见《五柳先生传》 )所谓会意的内含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能够达到这种读书境界的人,也可以说是人生一大快事。

鲁迅先生说得好:“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出处同上)

陶渊明的读书与他的生活态度相关,他欣赏的生活是“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今天,许多人都活得很累,很需要陶渊明式的读书休闲。

当然,以休闲的态度读典籍与以休闲的态度读时尚读物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们并不反对时尚阅读或速食文化,我们想强调的是,人们应该在经典阅读与时尚阅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避免让长期的速食文化弄得自己思想迟钝,感觉“肥胖”。

6.通过书目提要,有计划的读书。

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两本目录书,对于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很有帮助。

一本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前中华书局有繁体影印本,1997年又出版了简体横排整理本。这本书可以结合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来读。

晚清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指出:“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另一本是《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时所作,试图解决当时好学青年“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初刊于光绪二年( 1876),1929年范希曾补正。这本书再版重印过几十次。鲁迅先生对这个书目也比较肯定,鲁迅批评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及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书目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要弄旧学,“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读书杂谈》)。

(编者注:此文系讲座记录稿,未经本人审定,此记录稿已获张三夕教授同意在本网站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