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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无礼无以立人,无礼无以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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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无礼无以立人,无礼无以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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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礼无以立人,无礼无以安国——读《礼记》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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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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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小戴记》,凡四十九篇,是先秦至秦汉时期一部关于礼学著作的文献选编,由西汉儒者戴圣编辑而成。 《礼记》内容广博,门类驳杂,记载了秦汉以前丧、祭、冠、昏、燕、射、聘、乡饮礼等重要礼仪制度,以及夏、殷、周等朝代的国家制度、法律、历法等内容,集中体现了秦汉以前重要的政治、哲学和伦理等思想。 《礼记》与《仪礼》《周礼》并称“三礼”,唐时列入“九经”,宋时列入“十三经”,是古代经学经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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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记》的编纂

 

《礼记》并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由西汉的戴圣将先秦至秦汉时期所流传下的“记”文筛选、编辑而成。但历来学者对《礼记》四十九篇的来源与《礼记》的编纂颇有争议。本部分主要讨论《礼记》的来源、成书年代及二戴《礼》的关系。

(一)《礼记》四十九篇的来源及其成书年代

《礼记》是《仪礼》的“记”,即对《仪礼》的一种阐释。 《仪礼》,又称《士礼》,凡十七篇,汉时并不称《仪礼》,若专言经文,则单称《仪礼》为《经》,若合记而言,则称为《礼记》。后来“礼记”之名,为今四十九篇《礼记》所夺,故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为《仪礼》。 (关于“礼记”名称的辨别,可详参王锷《〈礼记〉成书考》)《仪礼》的“记”分为两种:一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主要是对经文中的不详之处进行补充说明;一是单行之“记”,各自独立成篇,既对经文进行补充说明,也对经文进行探幽阐发。

汉时“记”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是“古文记”。汉武帝时,曾广泛征求遗书,先后于淹中、孔壁中得《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古文记》百三十一篇。 《礼古经》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与西汉鲁高堂生所传今文《士礼》内容大致相同,其余三十九篇除已辑入大小戴《礼记》外,于魏晋时皆已亡佚。 《古文记》即《仪礼》之“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 [参见《汉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等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09页]

二是“今文记”,“今文记”主要是经师自撰的记文或礼说。经师自撰记文的现象在西汉就已普遍,据《后汉书•曹褒传》记载,西汉叔孙通曾撰《汉仪十二篇》。 [参见《后汉书》,(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3页]

除古文记外,《礼记》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戴圣师父后仓所撰《后氏曲台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鲁高堂生为西汉最早传授今文《仪礼》的学者,后高堂生传今文《礼》于萧奋,萧奋传于孟卿,孟卿传于后仓,后仓“说《礼》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后授与通汉、戴德、戴圣、庆普。 [参见《汉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等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10页]因而,戴圣从其师所撰《后氏曲台记》选择记文编修《小戴礼记》,是理所当然之事。

《礼记》四十九篇成文年代也并非集中在某一时代,据王锷《〈礼记〉成书考》考证,《礼记》中《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大学》《乐记》《中庸》等为春秋末至战国初孔子、曾子、子思及公孙尼子等人所作,论述丧葬礼、祭祀礼及先秦礼制的为战国中期的文献,而《冠义》 《昏义》及《文王世子》等为战国中晚期的文献。 (参见《〈礼记〉成书考》,王锷着,中华书局2007年版)

总而言之,《礼记》某些篇章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但《礼记》的成书年代为西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