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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無禮無以立人,無禮無以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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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無禮無以立人,無禮無以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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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禮無以立人,無禮無以安國——讀《禮記》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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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夕(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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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禮記》,又稱《小戴禮記》《小戴記》,凡四十九篇,是先秦至秦漢時期一部關於禮學著作的文獻選編,由西漢儒者戴聖編輯而成。《禮記》內容廣博,門類駁雜,記載了秦漢以前喪、祭、冠、昏、燕、射、聘、鄉飲禮等重要禮儀制度,以及夏、殷、周等朝代的國家制度、法律、曆法等內容,集中體現了秦漢以前重要的政治、哲學和倫理等思想。《禮記》與《儀禮》《周禮》並稱“三禮”,唐時列入“九經”,宋時列入“十三經”,是古代經學經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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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記》的編纂

 

《禮記》並非一時一人所作,而是由西漢的戴聖將先秦至秦漢時期所流傳下的“記”文篩選、編輯而成。但歷來學者對《禮記》四十九篇的來源與《禮記》的編纂頗有爭議。本部分主要討論《禮記》的來源、成書年代及二戴《禮》的關係。

(一)《禮記》四十九篇的來源及其成書年代

《禮記》是《儀禮》的“記”,即對《儀禮》的一種闡釋。《儀禮》,又稱《士禮》,凡十七篇,漢時並不稱《儀禮》,若專言經文,則單稱《儀禮》為《經》,若合記而言,則稱為《禮記》。後來“禮記”之名,為今四十九篇《禮記》所奪,故以十七篇之《禮經》別稱為《儀禮》。(關於“禮記”名稱的辨別,可詳參王鍔《〈禮記〉成書考》)《儀禮》的“記”分為兩種:一是附於《儀禮》各篇正文之後的“記”,主要是對經文中的不詳之處進行補充說明;一是單行之“記”,各自獨立成篇,既對經文進行補充說明,也對經文進行探幽闡發。

漢時“記”的來源主要有兩種:

一是“古文記”。漢武帝時,曾廣泛徵求遺書,先後於淹中、孔壁中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古文記》百三十一篇。《禮古經》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與西漢魯高堂生所傳今文《士禮》內容大致相同,其餘三十九篇除已輯入大小戴《禮記》外,於魏晉時皆已亡佚。《古文記》即《儀禮》之“記”,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古文記》為“七十子後學所記”。[參見《漢書》,(漢)班固撰,(唐)顏師古等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冊第1709頁]

二是“今文記”,“今文記”主要是經師自撰的記文或禮說。經師自撰記文的現象在西漢就已普遍,據《後漢書•曹褒傳》記載,西漢叔孫通曾撰《漢儀十二篇》。[參見《後漢書》,(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03頁]

除古文記外,《禮記》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戴聖師父后倉所撰《后氏曲台記》。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魯高堂生為西漢最早傳授今文《儀禮》的學者,後高堂生傳今文《禮》於蕭奮,蕭奮傳於孟卿,孟卿傳於后倉,后倉“說《禮》萬言,號曰《后氏曲台記》”,而後授與通漢、戴德、戴聖、慶普。[參見《漢書》,(漢)班固撰,(唐)顏師古等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冊第1710頁]因而,戴聖從其師所撰《后氏曲台記》選擇記文編修《小戴禮記》,是理所當然之事。

《禮記》四十九篇成文年代也並非集中在某一時代,據王鍔《〈禮記〉成書考》考證,《禮記》中《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大學》《樂記》《中庸》等為春秋末至戰國初孔子、曾子、子思及公孫尼子等人所作,論述喪葬禮、祭祀禮及先秦禮制的為戰國中期的文獻,而《冠義》《昏義》及《文王世子》等為戰國中晚期的文獻。(參見《〈禮記〉成書考》,王鍔著,中華書局2007年版)

總而言之,《禮記》某些篇章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存在,但《禮記》的成書年代為西漢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