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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院长在“第二届中华国学论坛”作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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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由许嘉璐先生发起,中国文化院、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华国学论坛”在香港浸会大学隆重闭幕。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在论坛闭幕式上作了即席闭幕演讲。

许先生指出,本届论坛上众多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华文化与香港”的发言非常精彩,对于发掘中华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反映出“中华文化与香港”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先兆。

讨论的领域涵盖了公共哲学、海外汉学、民间信仰、中医实践等众多方面,但同时具有内在关联性。关联性思维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把握中华文化在不同领域的特点,关键是要深入到中华文化的内部核心。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之中,包括楚辞​​、汉乐府、骈文、诗词等,都可以感受到中国人迅捷、深邃、真诚、丰富的想像力。这种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关联性思维,形成了中华民族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独特世界观,正如宋朝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中国人看来,不仅天下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乃至山川草木,日月星辰,整个宇宙都是自己的朋友。这种关联性思维的根本依据,就是“理一分殊”。即万物都受同一个“理”的影响,把握住核心的“理”,有助于领悟不同领域的独特之处。希望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能以关联性思维来研究“中华文化与香港”所涉及到的种种文化领域,促进对“中华文化与香港”更全面、立体的认识。

跨越文化背景差异来认识其他文明的核心内容,面临着经典翻译的障碍。语言的表达功能是有限的,各个民族经典中所包含的文化核心,都涉及超越语言所能表达的内容,例如儒家的“仁”,佛教的“佛性”,伊斯兰教的“真主”,基督教的“上帝”等。因此,这些概念在各个经典中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只有模糊性的描述,处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才能感悟其中内涵。期待有志之士走出母体文化,浸润于其他文化背景之中,作为不同文明之间无形桥梁的桥墩,促进世界文明的和谐。

许嘉璐先生表示,期待学者们在论坛之外,从“中华文化与香港”这一主题出发,展开更广泛的学术研讨,继续挖掘中华文化中蕴藏的智慧,解决人类和地球面临的危机,推动世界和谐和进步。

以下为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9月26日在“第二届中华国学论坛(2014•香港)”闭幕式上闭幕演讲全文:

 

许嘉璐院长论坛闭幕演讲

(2014年9月26日,香港浸会大学)

正当我听陈致教授的总结听得入神的时候,突然被点名了。那么,就请允许我说一说对这届论坛的几点感受。

首先,我要代表中国文化院和浸会大学,以及论坛的所有决策者,对各方面的参与者、支持者表达深深的感恩。在一个论坛的背后,必然有一批数字不低于参会者的人日夜的努力。据我所知,浸会大学和中国文化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我们开会之前,有两三夜几乎是通宵不眠,做着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至于从早晨到现在,坚持听我们论坛讲演的各位,正如浸会大学国学院陈致院长所说的,是在“加持”我们,感恩!他们在这里助威,激发了学者的灵感,把讲者未曾想讲出的思想诱发出来了。我相信每位讲者都有这样的体验,很多属于灵性的东西会在演讲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这个时候往往会觉得自己又进步了,可是常常忽略这是听者给我们的。所以我想代表各位学者,对在台下耐心听讲的所有老师、同学,表达感恩。谢谢!

虽然我们只是一天的会,但是内容太丰富了。每个人学有专攻,要想对​​论坛所涉及的这么多领域都了然于胸,甚或有更深的研究,肯定是不可能的,因而每位讲者也是听者,都有收获。所以,论题内容的丰富至少反映了两点:第一、对“中华文化与香港”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中华民族即将更加兴旺的重要征兆;第二、一天的活动呈现了这么丰富的内容,如果论坛时间再长些呢?如果从欧美、亚洲再多请些学者来呢?如果采取“演讲+对话”的形式呢?恐怕更加目不暇接,更加丰富。丰富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固然是每个学者长年孜孜矻矻钻研、思考、交流得来的。但其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根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今天能请学者们在我们面前展示如此丰富的文化镜像,应该感恩我们的祖宗,感恩无数的先圣、先哲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财产。包括卢教授所介绍的一百年前在这里印制、用广东话注释的“二论”,那两位作者,可能在文献中很难找到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应该对他们感恩!

“中华文化与香港”,这不只是一次论坛的题目,应该是可持续研讨的课题,因为生活太丰富了,变化太急剧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华文化和香港文化都不是凝固的。即使我们进行共时研究,这个“共时”也只是一种预设,似乎以某个时间做刀,切下去,它就不动了,成了显微镜下的切片。事实上,生活,就如《周易》所说,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所以这个题目,还应该继续研讨下去。越研讨就会越觉得中华文化的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众多学者以终身精力来研究“中华文化与香港”是值得的,也是永远完不成的。

各位专家和高僧的发言,引发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中午吃饭时跟安乐哲教授悄悄说的一个观点直接相关。我跟他说,你今天讲演里所提到的,中国人特别注意人是处在一种“关系”之中,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人思维的关联性特征。关联性思维各个民族都有,而在中国尤其突出。这种关联性思维从人与人的关系拓展开来,就是人和周边物质环境的关系;再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知识的增长,于是就扩展到整个宇宙。所以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当时宋朝的北边有突厥,南边是“百越”等民族。那时中国人已经知道天竺、斯里兰卡、日本,多少高僧往来过了。张载所说的民,就是他眼中和想象中的所有人,也就是人类,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 “物,吾与也”,这个“物”就包括了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兽昆虫,都是自己的朋友。

关联性思维在世俗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例如在楚辞、乐府、汉赋、骈文、骈赋,一直到后来的古体诗、近体诗、长短句、散曲,无限丰富的联想无处不在。联想是各民族诗人都具备的最佳品质。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中国古人的诗集,无论是论道的(例如一些宋诗),是写景、抒情、议论的,都可以和歌德、惠特曼等大家的诗歌、小说、随笔、散文比较一下,中国诗歌的想像力来得如此迅捷、丰富、精巧,因而如此深沉,恐怕可以考个第一。关联性思维和感情已经久久地慢慢地浸入到寻常百姓的脊髓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因而无需哲学教诲才能得知人类是一个共同体,更不会因为经院式的论述而陷入迷雾当中。

为什么我说到这一点呢?这就是今天学者们给我的启发。例如今天下午山胁直司先生讲的“公共哲学”问题和费乐仁先生讲的西方研究汉学的五个突破以及关教授所讲的中医、周华政先生所讲的中国与世界接轨……一直到最后宽运法师所讲的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一,论题各异,其实内在都是关联的,这种关联是否可以简约为中华民族因客观事物本来是关联的,于是智者在不浮躁、不急速、不动荡的生活中,通过经验、观察和冥思形成了整体、有机、动态和关联思维的特点?在主体间性、交往理性、医药、儒释道相克相生等等方面无不贯穿着它。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华文化的内部,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再用以观照在各个领域里呈现的文化形态,对宋人所说的“理一分殊”才能有更深的体会。这就是我们关联性思维的最根本依据。例如郑吉雄先生谈了易学在历史上的变化,其实这和关庆维先生所说的中医,和费乐仁所说的西方汉学研究的五个突破,都是关联着的,同时又和吕宗力先生所讲的民间流行信仰有关。我们能说风水、谶语、灵签乃至扶乩,和诸神的信仰、和《周易》没有关系吗?与现存于世界许多民族生活中的萨满信仰没有关系吗?和孔子“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