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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之痛 — 許嘉璐院長在和平文化研討會的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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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璐院長在和平文化研討會發表講話

我之所以把我的發言題目定為“智者之痛”,是因為在中國幾千年文化史中,記載著無數智者從紛繁的現實中想起了過去,看到了未來,在琳瑯滿目的華麗中發現潛藏著的危機,從百姓的呻吟聲裡聽到了希望。他們可能過著社會底層的生活,也可能衣食無愁,伴隨著他們一生的卻都是似乎永遠解不開的憂愁,為生民,為民族,為世界。如果我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範圍,我也會歷數出許許多多各個民族愁苦的智者。因此,我對笛卡爾在《傳道書》裡所說的“知識越多,悲傷越多,大智慧裡藏著大痛苦”,有著深切的感受。

現在,各國都有一批智者已經陷入思想感情的憂傷和愁悶之中。他們在科技日益發達、物質日益豐富的背後看到了種種解不開的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之間,當下和未來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我是研究訓詁學的,將永遠是智者的追隨者、崇拜者;因而受到智者的熏染,也有一些思考和糾結,願意在這裡講出來向各位請教。

中華民族沒有“原罪”的壓力

中華民族是個先天樂觀的民族,沒有“原罪”的壓力,相信“人性善”之說;不寄希望於“救贖”,“知天樂命”的生活之道幫助人們在坎坷中安撫自己的心,不相信“末日”和“復活”,認為未來在於傳承,所以莊子用堆積木柴所作的譬喻“後來居上”成了全民族的共同理念。與此相應,又有“未雨綢繆”、“居安思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之類祖先的經驗提醒人們盡量在事前做好應對不測事故的準備。而在民族心理的最高處,可以傳承幾千年的則是“天下大同”的理想。如果說,許多至理名言常常著眼於個人和家庭的苦樂安危,那麼,“天下太平”則早已超越自己已知的範圍,延伸到“無遠弗屆”,把樂觀和企盼徑直覆蓋到不同歷史時期所能知道的所有地方和人類。現在,中華民族的最高追求就在於此。

人們會說,“天下太平”是人們心裡對混亂時代的回應,是烏托邦。不錯,兩千多年來支撐著中華民族的這一理想社會始終是朦朧的,從來沒有實現過。但是,正如杜蘭特所說,“天堂和烏托邦,就像是一個井裡的兩個水桶:當一個下降時,另一個就會升上來。”(《歷史的教訓》)如果我們放眼人類的全部歷史,也可以說人類一直是在預設比自己生活的場景更為美好的未來中奮鬥的。讓我們稍微沉靜下來想一想吧,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也無論是為了謀生、求學、工作和婚嫁,不都是懷著一種美麗的願望嗎?預設的東西只是一種可能性,如果要實現,就需要人類不懈的能動性,並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換而進行必要的修正和調整。中華民族及其個體從來沒有把未來寄託在天之上,雖然佛教、道教和其他外來宗教或明或暗地都有著關於“彼岸”的教義或暗示,但是始終沒有成為民族意識的主流,而對天之下的“烏托邦”設想卻一直樹立在民族努力行進的遙遠前方,激勵著一代一代的人們朝它走去。 “明天一定會更美好”,這是歷史的滄桑給予民族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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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璐院長向台下來賓致意

按照湯恩比的歷史觀,文明的發展是民族對各種“挑戰”進行“應戰”的結果(《文明經受著考驗》《歷史研究》)。 “天下太平”這一理念,確實也是中華民族應對現實中的“不太平”而形成並被一再提起的。拋開古代不說,即以當代而言,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中國人應該“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民族主義》)他一生題寫得最多的字幅是“天下為公”。 “天下太平”亦即“天下大同”,是奮鬥的目標,“天下為公”是欲達此目的的充足條件,二者相為表裡。為什麼孫先生在91年前論述“民權”問題時,延伸到世界的“大同之治”?就是因為他親身感受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宰割造成了中國的衰落和民不聊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所造成的破壞和災難。殖民和戰爭是對人類良知和理想的公然挑戰,因而孫中山先生為此而糾結,而痛苦,而奮鬥。在和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比之後,他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準則,展現了悲天憫人的情懷,並作為對野蠻與殘忍的回應。從78年前開始,14年間中國遭受了人類歷史上和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的災難。 “多難興邦”,對空前的“挑戰”的回應,則是億萬人民心中的“地火”、維護尊嚴的熱血突然噴發,一場思考民族未來之路的運動興起。 “天下為公”,這份民族“遺產”也得到了空前的珍視和發揮。

人類在起伏曲折的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傳統;這一傳統有時會被紛亂的世事所掩蓋或被異族的入侵所沖淡,有時似乎已經死亡;但是,一遇到適合的時機它便會甦醒過來。拿破崙之把落後貧窮的中國比喻為沈睡的雄獅,說明他已經了解了文化的這一規律。

近一個世紀之前的孫中山先生,有著良好的願望,但是限於當時世界的和中國的情況,他的壯志難酬。世事難料,孰料今日之世界,“工業化社會的舊體制正在其成功的過程中解體”,“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 (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再造政治》)這種威脅在社會層面顯示為信仰缺失、道德淪喪、環境惡化、衝突和恐怖襲擊不斷,一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或唐末五代。在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中,中華民族“天下大同”這一遺產的“復活”(貝克語)和弘揚,乃勢所必然。中國政府處理大大小小國內國際事務的方針和舉措,雖然天天在被各方做各式各樣的解讀,但是如果不從文化發展,特別是從中華文化發展的角度去審視,恐怕是很難獲得確解的。

然而,當今與“天下大同”背道而馳的現象可謂觸目皆是,出處驚心。許多國家的智者不斷發出人類正面臨自我毀滅的警示,越來越多的人從自己的生活中起碼感受到了一切都呈現出“不確定性”以及社會的離散和多中心。歸結起來,不時爆發的衝突、戰爭和恐怖活動、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未見緩解的環境危機,是已經“全球化”了的、足以導致人類滅亡的、最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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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璐院長在和平文化研討會的主題演講

但是,比這些“社會風險”更為危險的,是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後的東西。其所以更為危險,是因為它有著美麗的包裝,甜美的味道,是將置青蛙於舒服的逐漸加溫的水里。

首先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誘惑。人類對物質生活的需求本是天經地義,而在適度需求與不適度追求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因而人們往往視為當然,其吸引力遠遠大於對道德的追求。物質慾望之火已經燃遍地球的每個角落,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無數個體的心中。各種傳統文化中那些最適合人類永續生存的精神在花樣翻新的肉體享樂的衝擊下,必然淡化,乃至消失。

其次是被神化了的急速發展的技術。特別是在前殖民地,因為引進西方模式的工業化和西方對“未開化”地區長期的惡性盤剝而貧窮落後;人們迷信技術可以解決人世間一切難題,於是國門大開,先進的產品和技術挾裹著自由資本主義理念,以幫助其發展為由,按照大國既定規則大舉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於是“現代化”所到之處貧富差距迅速擴大,貪腐盛行,環境污染,危機四伏。而發達國家自身也不能倖免,由於烏爾里希﹒貝克所說的“自反性”(《什麼是全球化》《自反性現代化》《全球的美國?》等),在國土安全、隱私暴露、社區解體、宗教式微、貧富懸殊等方面產生了幾乎無法解開的難題。培根曾經對主教說:“科學是已經被解放了的現代人類的宗教。”(轉引自杜蘭特《歷史的教訓》)儘管他已經預料到科學與宗教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也絕不會想到將近400年後,科技崇拜及其負面後果竟然達到如此的程度。任何事物一旦被神化,常常會走向預期的反面。誠如貝克所說,“現代性只有一種形式,即工業社會和民主的混合體,接著便加速了總體衰落。”(《再造政治》)“科技迷信”再加上“價值中立”,可謂人類的迷途和災難之一。

第三,民族的傳統的丟失。民族傳統是無數代人在許多世紀裡積累的經驗和智慧,面對技術和物質以超出所有人預料的速度發展,民族對自己的傳統來不及反芻、調整和改進以適應新的情況,給予變化了的世界以有效回答——這往往需要百年或更長時間——於是價值混亂、人心浮躁、社會不穩、惡性內耗種種不利於發展的事情層出不窮。人們通常只注意了具體事件及其過程而忽略了深刻的文化背景,這就更加劇了消解危機的困難。

第四,極端個人主義、自我中心主義。這些“自由”、“平等”的惡性衍生物離散了社會,消解了法治、國家和民族,甚至宗教和NGO也失掉了凝聚力,成群的人們行至崖邊而未覺、地震將發還在相互爭奪。 “批判性”(或曰“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者曾經發出這樣的警示:如果現在發生了全球性的災難,人類將會怎樣?

這種種現實是不是如有些學者所說,是“工業社會本身的一個深刻的製度性的危機”呢?是不是“工業現代化的自我應用、自我消解和自我危害”呢? (貝克《何謂工業社會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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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璐院長在和平文化研討會的主題演講

不同文明對話“我”“你”“他”一體

出路是有的,出路在哪裡?

1, 幸虧優秀的傳統還存​​在於人們的文化基因中。人類需要回歸軸心時代偉大哲人留給我們的元典,開掘其中雖經數千年但仍適用於信息化時代的內涵,用以指導現代的人生。無論是《聖經》、《古蘭經》和《聖訓》,還是儒家的五經,都沒有教導我們去貪求奢靡,或眼見不平等、不公正的種種現象而無動於衷。 100多年來,社會學家從“落後”部落或民族那裡觀察到許多在“發達”社會已經難覓其踪的智慧、倫理和經驗。例如,對大自然的敬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愛自己的“鄰人”,生活以溫飽、富裕為滿足,以不爭不鬥、勞作之餘飲茶、品酒、歌舞為幸福……自以為“先進”、“聰明”的人們,是不是應該向這些“落後”、“愚笨”的人們學習,從他們那裡開掘隱藏於其中的幾乎永恆不滅的生活真諦呢?

2, 積極展開不同文明的對話。不同文明間對話,對人類危機成因中的主、客觀因素進行剖析,探索構建人類共同倫理和近似的幸福觀,是遏制“零和遊戲”、“個人至上”、消除誤解和敵對的良藥。這是人類萬年以上的經驗。人類夫婦、子女、朋友、師生等等之間的關係不是都靠著對話進行交流和維繫的嗎?斯維德勒甚至把不同信仰間的對話定義為“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一種領會和反映世界及其意義的方法”,“是所有人類存在反思生活的終極意義的一種方式。” (《全球對話的時代》)這就是說,在人類學會說“我的”、“你的”之後,已經把處理與“他者”關係的方法改變了。而現在學會與“他者”對話,將促使我們的主觀世界發生適應現在和未來的變化。而主觀意識和思維方式則是對話成功與否的關鍵,是影響人類命運的大問題。

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應該廣泛地開展不同文明間超越信仰——實踐已經證明,這完全是可能的——多層次、多領域的對話,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似乎無需再進行論證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深入,如何在坐而論道的同時付諸行動。全世界在以往舉行過無數次的對話活動中也顯示出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既然是“對話”,就是雙方或多方的交互傾聽和共同受益的活動。許多學者指出,我們要學會傾聽;傾聽中包含著彼此尊重和相互學習,“你說,我聽;我也說,你也聽。”而不是雖然對面而坐,想的卻只是“我說,你聽”。孔漢思在《世界宗教縱覽》和其他論著中也多次強調這一點,可能都是有所為而發的。這一建議的理據是,既然對話,就意味著彼此有著差異和不同見解,而任何學說、宗教、個人和民族從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誰能夠獨自佔有宇宙和社會的全部真理,當然也就沒有教訓他人的權力。對話,意味著平等,是追求和平的象徵。只有對話才能增長對話各方對“他者”的知識,消除被斯維德勒稱之為引發敵視和暴力的火種的誤解與偏見(前書),並且擴展我們的視野和胸懷。

一對一的對話(即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的對話)尤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例如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婆羅門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等等。一對一,更便於深入了解對方,從“你”身上發現“我”之所缺,也有助於為多元對話準備和諧的氣氛。

不同文化對話,不僅是共同應對人類共同危機必不可少的過程,也是不同文化在新的時期或階段——有的學者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或“資本主義全球化”時期— —得到新的營養,促進各自文化的發展。

3, 探索形成全球的、具有約束力的社會契約和市場規則。通過對話,會讓我們更深切地體驗到“我”和“你”進而和“他”是一體的,僅僅為了一己之利和依據主觀思維所製定的規則都不適用於當代,也不會適用於未來。

杜蘭特說:“財富集中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可以藉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週期性的緩解。”(《世界文明史》)他所論述的,是更為古老時代的情況,顯然不完全適用於現在。在今天,靠暴力進行再分配不可取,和平的途徑應該是唯一的,也就是以共同製定和遵守共同的規則取代由少數國家給“他人”立下規矩,甚至用武力作為強制實施的後盾。共同倫理是自律,共同規則是他律,二者不可或缺。

說到這裡,似乎我已經接近於“世界主義”理論了。但是世界主義者希望將來建立“世界政府”,而且他們似乎把事情看得過於簡單容易了,有人甚至預計十年內就會出現這樣的政府(美國未來學家、《大轉折時代》《品牌大轉變》作者戴維·霍爾2015年7月答《環球時報》記者問。)我則認為,人類的歷史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包括民族國家)還會繼續長期存在。在可見的未來我們應該做和能夠做的,也許只是由全世界一起制定共同維護自律和他律、監管國際關係諸方面、保障“非零和遊戲”具有約束力的協定。庶幾各國據此而聯手應對環境、衝突、不平等之類的危機的挑戰。如果在若干年內能做到這一點,就已經是世界各國人民前所未有的福祉了。

在這一過程中,各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所要做的是,向廣大民眾講述不同文明對話的必要、可能和方法,向各自的政府提出加強這一對話的可操作的建議。這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我們在坐而論道的同時應該採取的行動。

我殷切地希望,“智者之痛”將在積極的行動中轉化為“智者之樂”。許院長用心做筆記

台上學者演講,許院長用心做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