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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探討八年抗戰〉

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探討八年抗戰

李歐梵

李歐梵

李歐梵,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印第安納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

重要著作有:《上海摩登》、《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等。 2004年自美退休,現居香港。近十數年來在香港和內地出版文化評論著作二十餘種,內容繁多,包括音樂、文學、電影、建築以及人文經典閱讀等。最近出版的有:《情迷現代主義》、《人文六講》和《音樂六講》。

【概要】我試圖從大量非官方的資料中選取幾個文本 — 特別是小說,電影和個人回憶,來探討這些來自民間的文本與國共兩黨的「大敘述」有何不同之處。並借用西方對於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的各種有關「回憶」和「紀念」的理論資料,作為比較參考。最後將解讀家父李永剛先生在抗戰時期所寫的日記,作為“一手”材料,來分析一個典型的「流亡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

我的出發點是,當我們通過紀念抗戰七十周年來思考世界和平的時候,一個關鍵就是對戰爭的回憶。

如何回憶?如何紀念?回憶和經驗是憶物的兩面,我覺得八年抗戰是全民族的一次浩劫性的經驗,這個大家都承認。我們應該如何傳承、反省這個經驗是促進今後不再犯錯的前提。這種關於紀念、回憶的活動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比如最近有很多書出版,很多人寫回憶錄,有不少專著來重新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許多好萊塢的電影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參戰的情況。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可是當我們仔細反省的時候會發現,就像主席剛剛提的,有幾千萬人的死難,這些人當年的經驗是什麼?我們大多數的著作都是從軍事史、政治史的立場來敘述,可是中國死難的這幾千萬甚至更多的人,幾乎是全民大災難,他們和大歷史敘述之間是否有所區別?我想以這個方向來作為切入點。

這裡牽扯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什麼是集體回憶?英文叫做Collective Memory。在英文中Memory至少有三種變奏。Memory是一種普通的說法,即回憶;另外一個詞叫Remembrance,記憶、追憶,像普魯斯特的小說是用一種很長的篇幅來把兒時的記憶回想、重新塑造出來;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Commemoration,紀念。紀念有各種形式,包括紀念館、紀念碑、紀念塔等等,但若從文學的立場來講,有一個基本的文本問題。什麼樣的文字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到當時人們的那些經驗?這裡面有一個悖論。當時中國大多數受難人民都沒有留下記錄,因為那一代人,包括我的父母親、各位的父母親、祖父母這一輩大部分都已經過世了。現在有許多熱心人士訪問至今尚健在的老兵,就是為了保存這段歷史經驗。

從我文學的立場來講,最重要的是當時或者事後寫下來的很多紀實文學、敘事文學,包括小說、詩歌,更重要的是抗戰歌曲。我記得多年前我在美國做學生的時候,有一次和很多中國作家聚會,聚會結束後到一個朋友家中,我們不約而同地唱起了抗戰歌曲。當時有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各地來的人,十幾個知識分子因為共同的回憶聚在一起唱抗戰歌曲。大概十幾年前,我一個朋友在雲南收集了所有中國抗戰歌曲,幾百首歌錄成唱片,希望以此作為一種紀念。這就是一種集體回憶。我的父母親就是學音樂的,他們以前就會帶著他們的學生出去唱抗戰歌曲做宣傳。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來的偉大的文學作品不多,像這樣的抗戰經歷本足以寫下十部《戰爭與和平》,但是目前對得起這八年經驗的作品一部都沒有。為什麼會這樣?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也可找到一些重要的著作,比如現在因政治原因受忽略的路翎的作品《財主的兒女們》,六十萬字,下半部分基本上是講一個財主的孩子,一個小知識分子的各種思想、焦慮、矛盾。這部被胡風稱讚為了不起的小說。後來夏志清先生特別想為這部小說平反,他本來想寫一部《抗戰文學史》,希望在其中包括中國小說史上沒有被顧及到的,像路翎、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他們大部分是東北作家。不過一直也沒有寫。我想,如果他要寫的話應該把篇幅加得更多,應該再包括在重慶時代巴金寫的《寒夜》、《第四病室》,還有一些一部分講到家族經歷抗戰的,比如林語堂的《京華煙雲》後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的一部分。

中國作家都是把一個家庭、個人或者一個地方的經驗和日本人的侵略混在一起,來描寫中國人的受難經驗。這麼看來,寫實主義是否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切入點?如果一個寫戰爭文學的作家,並沒有親身參加過戰爭,只是靠聽說和自己的感受事後來寫,那麼就會牽扯到文字、語言、意向的問題。我們也需要提到文學敘述和軍事、政治大敘述的區別。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給各位舉一個例子,是一個大家從來沒有看過的文本,但它對於我個人而言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父親寫的日記。這部日記多年前曾在台灣出版過一次。那是一次偶然的機會,《聯合報》的主編瘂弦,見到我的父親,問他:「你有什麼東西給我出版?」我父親說:「我什麼都沒有,只寫過一部日記。」結果就拿去出版了。名叫《虎口餘生錄》,現在已經絕版。為了今天的會議,我特意從父親的日記中找到了這個手抄本,這是他逃難回到河南信陽師範的時候重新用毛筆抄寫的版本,這是「第二版」。原版的日記是用鉛筆寫在小本子上面的,現在已經找不到。這裡面記錄了許多珍貴的東西。我的父親是信陽師範的一名音樂老師、教務長,他所代表的是中國的小知識分子,而不是大知識分子。關於大知識分子、大學者的抗戰經驗,最近有一本大書出版:岳南寫的《南渡北歸》(共三大卷),描述了從蔡元培、胡適、傅斯年、陳寅恪、聞一多、金岳霖,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二十多人的經驗。我父親雖然只是中學教員,但與他們的經驗很相似。如何從他們的居留地帶著他們的學生經過大遷徙、跨越窮山碧水一路幾千里大逃亡最後到達大後方。我父親的日記寫的就是他帶著他的學生逃到西安,期間我得了傷寒,我的父親為了保全我的生命而全家留了下來, 因此陷入日軍最後一波的侵略,受盡折磨,倖免於難。

從文學角度來看這部日記,它珍貴之處在於自己的反省。比如有一天的日記(那天是我的生日)寫道:日本人打來了。我們在一個小山村中,當時我的妹妹只有三歲,母親背著我的妹妹,父親拉著我跑,跑過了幾座小山。後來我叫苦走不動了,他就把我留下來,讓奶媽帶著我藏在了一個農人的家裡。媽媽帶著妹妹也走不動了,父親就讓她們躲在一個小山洞裡面。最後他自己一個人繼續翻山,躲在山洞中一天一夜,晚上就寫日記。我給大家念兩句,讓你們體會一下他當時的感受:「離開妻兒已經兩三個小時,不知道他們安全否?剛才的槍聲──我欲哭哭不出來,我會重見他們嗎?生命繫於一髮,它隨時可斷啊!他們如果遇到不幸,我的一切都完了,我會瘋,我會傻,也許會死,死,多麼可怕的字!」前面他還寫了更多的反省,反省他為什麼那麼自私,棄妻兒不顧。自己逃生。他說人到了那個時候就是要求生,把妻兒安置在山洞只不過是一個脫責而已,為的是自己要逃命。這樣反省性的文字在中國的回憶文學中似乎比較少。我認為絕對有,只是我們不知道。

我自己常常想,如果我是一個文學史家,我會如何去寫中國抗戰史?剛剛許先生提到的對話的問題,我最近就在中文大學教一門課,叫做「歷史和回憶」,特別請到了一位德國的年輕的博士生和我們做對話。我們請他談德國人是如何描述回憶、反省納粹的過去的,也談了猶太人的浩劫是怎麼一回事。我希望我的學生可以用中國八年抗戰的經驗和德國的經驗做比較。我上網查到各式各樣的文章、書籍描寫歐洲戰爭,可是中國方面,只是有少數電影,而且軍事的居多。講一般老百姓、知識分子的就稍微少了一點。所以我今天公開提出呼籲,中國畢竟是一個文化古國,為了傳承文化這是很重要的一面。不過,這並不只是我個人的想法,上禮拜,柏克萊大學歷史系知名教授葉文心在中文大學給了一個演講,題目是「抗戰書寫」。他提出了抗戰中大家不太注意的一面,那時有很多留在上海、浙江這些敵後地區的人苟延殘喘,辛辛苦苦地想保存中國的文化。他特別提到了鄭振鐸先生,他當時住在日據時代的上海,用盡一切方法購買古書的珍本,十分害怕這些作品被日本人搶去,他後來成了一位文史專家也與此有關。還有人回到浙江去偷偷印浙江的地方志,還有更多的人在最艱苦的環境下,仍然孜孜不倦地教書、寫作,西南聯大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成了學術史上的傳奇,抗戰期間,有無數偉大的學者寫出了偉大的作品,卻幾乎沒有圖書館的幫助。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事情,現在我們認為的經典著作都是抗戰時期寫出來的。在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之際,有一批知識分子害怕文化的斷層,就拼命地保存這些文化。為了傳承這些文化,他們甚至不顧自己的生命去保存一些經典書籍,傅斯年當初就是做這種事情。整個中央研究院南遷的時候,僱用很多船,就是為了保存一些珍版書。這些在岳南先生的作品中寫了很多。更有一些大哲人,例如金岳霖,寫了一部三十萬字的哲學巨著,結果因為逃日本人,三十萬字的手稿在山洞中遺失了,回來後重新再寫。這種精神我們現在是做不到的。

八年抗戰對於中國全民是一個考驗,它把中國人堅韌的精神、中國人對於文化的承擔矗立了起來。在那個艱苦的環境下,反而寫出了很多偉大的作品。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逸樂的時代,我自己也很慚愧,在香港十年並沒有寫出什麼了不起的作品,所以我也是懷著一顆懺悔的心向大家作這個小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