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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三題」— 中國文化院許嘉璐院長在「第三屆茶文化高峰論壇」上發表論文

5月6日,「第三屆茶文化高峰論壇」在浙江寧波成功舉辦,本屆論壇由中國文化院、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和寧波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先生專門為論壇撰寫了題為「茶文化三題」的論文,並在現場發表即興演講,演講內容將後續整理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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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全文如下:

自本世紀初始,言茶文化者漸多,此乃時旺、茶興、人心向善之徵。
凡事之起,皆必眾說紛紜、多家齊鳴;過此,則漸趨一致而成社會、學界之共識,於是促動該事之進步。然「一致」永為相對,非不礙紛紜猶在,且將循此而成眾宗多派,達於此境,則研究之高峰至矣。環顧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故今參與議論,姑妄言茶之數事,亦欲促高峰之早至焉。
余所欲言之三事,為:茶文化之分類;茶文化於茶事發展進路中之定位;茶文化(亦即茶人)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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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凡欲識紛繁之事、物,首應依其性、或貌、或用而分門別類,知門類方得知其特色,方可深入觀察、研究。茶事亦應如是。
余以為茶文化有茶之自身所固有而為人所知解者、人所賦予於茶者、社會因茶而所創造者三事。
茶自身所固有者,或可謂之茶之品性,有待人之認識、開掘,且使眾人皆知。即如茶之禀天地靈氣而生,故須擇地、擇時,依水、依氣(雲霧),實為天地人三才合一之顯例。固也,舉凡世間之生物,莫不與天地一體,人亦如是,此乃「自然」而然者。然限於學知之狹,知之、思之、言之者鮮。而茶之性絲毫不貸人欲,非其地、其時則不生,無其水、其氣則不佳,此尤勝於人類。近時自然科學研究,謂植物於環境皆有感應,唯其無神經無語言而已。然茶之所擇、所依,人日用而不知,以其未顯;而人自詡為天下主,日益昧於己之卑微,闇於離天之高、地之厚、雲霧之氤氳及雨露之滋潤則無以生之理。人之不解自身之奧妙與未深查茶之性之效,一也。設若此理為人所遍知,則即宋儒所謂「同胞物與」博大胸懷之顯彰矣。人之於茶,植之、制之、啜之、好之、惜之,皆假茶固有之品性而形成,而弘揚,而傳播,此即余所言「茶所固有而為人所知解」之文化也。
所謂「人所賦予於茶」者,諸如「祛襟滌帶,致清導和」,「沖淡簡潔,韻高致靜」,「以雅尚相推,從事茗飲」(趙佶《大觀茶論序》) ,可謂已囊括世人所言茶之妙種種。至如僧皎然誚崔石使君之《飲茶歌》歷數數飲滌昏、清神、得道,及「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結句,以佛義(實已兼老莊)賦之於茶,尤為顯然。自唐宋,茶與佛相連,亦為中華佛教三脈(漢傳、藏傳及南傳)共有之特徵。
西南邊陲茶區,至今猶存茶與民族創世關係之傳說及拜祭茶祖、茶神之典儀,此皆各族先民昔日渴望、想像,經世代口傳而成型,而傳承者,迄已為民族文化之基因。此亦中華文化之肢體,色彩斑斕,足可補中原茶神話之遺缺,且或可據以揣度中原先民未必不有種種茶之神話也。
所謂「社會因茶而所創造者」,則茶之具、茶之藝、茶之詩,以至禪茶、道茶,皆是也。今言之者眾,無須絮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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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中國寧波國際茶文化節展品

二、

「茶文化於茶事發展進路中之定位者」,乃欲以茶文化為經,反顧茶為飲品之始及後世之興,且預測未來茶事走向之可能。
《新唐書﹒陸羽傳》謂自《茶經》出,「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茶經》於「茶之事」下嘗歷數神農、周公及以下帝王名臣,蓋欲探茶之源耳;論者復謂古之檟、荼、荈諸字為茶之別名。然則茶之所自,遠矣哉。今世考證得知,茶乃經長久馴化而成。然則鴻漸所列,乃茶已為茶之後事。而其列諸王臣者,適與唐人詩文互證,其時茶之品啜,限於士大夫及文士。雖已有「鬻茶者」,要亦非農工所可問津。
古今人類日常所消費者,皆產自百姓,首供宮廷貴冑,次及富商巨賈;既成風尚,遂漸為世人所逐。事既普及,物遂增產,於是精粗高低有別,精者愈精,粗者愈夥,製作之技亦愈益精良高超矣。試觀中國之絲綢、瓷器,非洲之咖啡,一入歐洲,享之者莫不自貴族始;而西物入華亦先為宮內所賞,即可知此為普世之情,非茶之於唐所獨有。普及提高互為動力,此亦一證。
要之,各類形態文化,皆由俗而升為雅,由雅而擴為俗,復自俗之後續創造而再歸於雅,如此反复循環,於是提升無止境,此實為普及—提高—普及—提高之過程。依此規律,則茶既出於草民,繼而為貴者所享;待普及於民,已非昔日之粗糙可比;進而提升,復為貴者所吸納。如滿足於既有矣,不欲越前人之雷池,則必日漸滯止而終將為人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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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則茶之今世「定位」或可知矣。
(一)為國人生活質量逐年提高,高端茶品之生產固需增多,即其低端者,亦當細心為之,較粗而不可濫,尤不可爛也。二者俱應隨水之漲而船高。此高,非謂標價之虛高,乃謂其品質之高也。
(二)茶之出口,歐美首當其衝,且應著力首供王室、達官與貴族。咖啡久為彼處人人須臾難離之飲品,意欲以中國寶物(茶)易之,若未成世間風氣,則難矣哉。依其民追仿上層、上行則下效之積習,「請」其「貴人」代為「推廣」,則或易。而貫穿於內外二領域中者,則為物種、技術之創造知進而不知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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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所云「茶文化(亦即茶人)之責任」者,乃就21世紀世界狀況觀察茶文化耳。欲敘余之思路,恐仍需自古昔始。
茶源於中國,迄已定論。今雖未敢斷言此後世界植物學是否尚有更新發現,即或他洲他國亦有類似普洱六大茶山之古茶樹,中國為茶祖源之地位亦不可撼矣。依學界所確認之栽培型古茶,至今已逾千載,是國人各族飲用,或逾此時限而更古。茶馬古道或始於唐代,而茶之所抵遠至吐蕃,亦未越中華之域;絲綢之路蓋因距產茶之地遙,行路時長,難有茶之貿易(「萬里茶道」已為近代事)。故自唐至清,中國之茶以自銷為主,西南則兼有互市輸出,而茶之聲名未必因是而不遠播。

至清,茶輾轉而傳至野心勃勃、征服世界之大英帝國,旋即為王室貴族所鍾愛;至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茶貿易所得利潤已為在華全部貿易所得之半,全英經濟總量之一成。殖民者需茶之巨額利潤,亦需滿足英人之消費,又欲保持其高額利潤、經濟穩定,遂屢遣人入華盜竊茶種及栽培、烘製之法。其中“功績”最著者,為羅伯特﹒福鈞。福鈞地位卑微,原僅為愛丁堡植物園職員。 1842年,受東印度公司秘密遣派,喬裝掩蔽,三番入華,歷浙、皖、贛、閩諸省,登崖入谷,盡竊多種茶樹良種,數以萬計,栽種及烘炒之法亦盡搜羅。自此,中國之“壟斷”(英人語)結束,國寶盡失。英於其眾多殖民地廣植茶樹,壟斷世界茶市以迄於今。福鈞身後雖亦蕭條,而其生時所獲評價則甚高,或譽其為“勤勉、勇敢、富於進取心”之“維多利亞時代英雄人物”,而其所撰自敘偷竊經歷之《三年》一書,甫一出版竟即售罄。迨其歿後,或有斥之為“盜竊,搶奪,欺騙”之“商業間諜”、“一個虛張聲勢的資本主義海盜”者,此亦英倫社會思想變化所致耳。

福鈞事之前後,可謂我國茶事對外交流史之第二階段,屈辱、受害自不待言,而所幸者,福鈞於中華文化毫不了了,故茶失其身矣,而神未嘗損。猶如穿窬者“入人之室,盡取其財物、篋櫃、鎖鑰而去,然不能得其室主人之精神,以其心目唯有物質、金錢而已矣”(拙作《中國茶文獻集成﹒序》)。

余之所以敘此“故”事者,意在欲以“茶業大盜”(薩拉﹒羅斯所著書名)為標記,斷半殖民時代為中華茶文化之另一階段,即主動與被動(遭劫與被盜)而輸至境外,僅失物質而文化尚未為人所知階段。

世事巨變,中華自強,且願以“同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氣概為本,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長途中有所擔當。如此,近數十年所育之佳茗及日漸豐富之茶文化,自應主動推介至凡知之、喜之、好之者所在之地。上述茶文化之三類,皆中華文化生動、切身之體現;受之者,非但有益於身,久之且益於其心。此二者,皆汲汲於利之渾厄世界所亟需。若然,茶事雖小,而中華民族貢獻於人類者,則巨矣。如若余言不謬,中華茶人得無竭盡己力乎?

2016年青年節於日讀一卷書屋

 

圖︰本站編輯王瑋、余振威、葉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