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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三题”— 中国文化院许嘉璐院长在”第三届茶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论文

5月6日,「第三届茶文化高峰论坛」在浙江宁波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文化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先生专门为论坛撰写了题为「茶文化三题」的论文,并在现场发表即兴演讲,演讲内容将后续整理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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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全文如下:

自本世纪初始,言茶文化者渐多,此乃时旺、茶兴、人心向善之征。
凡事之起,皆必众说纷纭、多家齐鸣;过此,则渐趋一致而成社会、学界之共识,于是促动该事之进步。然「一致」永为相对,非不碍纷纭犹在,且将循此而成众宗多派,达于此境,则研究之高峰至矣。环顾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故今参与议论,姑妄言茶之数事,亦欲促高峰之早至焉。
余所欲言之三事,为:茶文化之分类;茶文化于茶事发展进路中之定位;茶文化(亦即茶人)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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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凡欲识纷繁之事、物,首应依其性、或貌、或用而分门别类,知门类方得知其特色,方可深入观察、研究。茶事亦应如是。
余以为茶文化有茶之自身所固有而为人所知解者、人所赋予于茶者、社会因茶而所创造者三事。
茶自身所固有者,或可谓之茶之品性,有待人之认识、开掘,且使众人皆知。即如茶之禀天地灵气而生,故须择地、择时,依水、依气(云雾),实为天地人三才合一之显例。固也,举凡世间之生物,莫不与天地一体,人亦如是,此乃「自然」而然者。然限于学知之狭,知之、思之、言之者鲜。而茶之性丝毫不贷人欲,非其地、其时则不生,无其水、其气则不佳,此尤胜于人类。近时自然科学研究,谓植物于环境皆有感应,唯其无神经无语言而已。然茶之所择、所依,人日用而不知,以其未显;而人自诩为天下主,日益昧于己之卑微,暗于离天之高、地之厚、云雾之氤氲及雨露之滋润则无以生之理。人之不解自身之奥妙与未深查茶之性之效,一也。设若此理为人所遍知,则即宋儒所谓「同胞物与」博大胸怀之显彰矣。人之于茶,植之、制之、啜之、好之、惜之,皆假茶固有之品性而形成,而弘扬,而传播,此即余所言「茶所固有而为人所知解」之文化也。
所谓「人所赋予于茶」者,诸如「祛襟涤带,致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赵佶《大观茶论序》) ,可谓已囊括世人所言茶之妙种种。至如僧皎然诮崔石使君之《饮茶歌》历数数饮涤昏、清神、得道,及「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结句,以佛义(实已兼老庄)赋之于茶,尤为显然。自唐宋,茶与佛相连,亦为中华佛教三脉(汉传、藏传及南传)共有之特征。
西南边陲茶区,至今犹存茶与民族创世关系之传说及拜祭茶祖、茶神之典仪,此皆各族先民昔日渴望、想像,经世代口传而成型,而传承者,迄已为民族文化之基因。此亦中华文化之肢体,色彩斑斓,足可补中原茶神话之遗缺,且或可据以揣度中原先民未必不有种种茶之神话也。
所谓「社会因茶而所创造者」,则茶之具、茶之艺、茶之诗,以至禅茶、道茶,皆是也。今言之者众,无须絮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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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展品

二、

「茶文化于茶事发展进路中之定位者」,乃欲以茶文化为经,反顾茶为饮品之始及后世之兴,且预测未来茶事走向之可能。
《新唐书﹒陆羽传》谓自《茶经》出,「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茶经》于「茶之事」下尝历数神农、周公及以下帝王名臣,盖欲探茶之源耳;论者复谓古之槚、荼、荈诸字为茶之别名。然则茶之所自,远矣哉。今世考证得知,茶乃经长久驯化而成。然则鸿渐所列,乃茶已为茶之后事。而其列诸王臣者,适与唐人诗文互证,其时茶之品啜,限于士大夫及文士。虽已有「鬻茶者」,要亦非农工所可问津。
古今人类日常所消费者,皆产自百姓,首供宫廷贵胄,次及富商巨贾;既成风尚,遂渐为世人所逐。事既普及,物遂增产,于是精粗高低有别,精者愈精,粗者愈伙,制作之技亦愈益精良高超矣。试观中国之丝绸、瓷器,非洲之咖啡,一入欧洲,享之者莫不自贵族始;而西物入华亦先为宫内所赏,即可知此为普世之情,非茶之于唐所独有。普及提高互为动力,此亦一证。
要之,各类形态文化,皆由俗而升为雅,由雅而扩为俗,复自俗之后续创造而再归于雅,如此反复循环,于是提升无止境,此实为普及—提高—普及—提高之过程。依此规律,则茶既出于草民,继而为贵者所享;待普及于民,已非昔日之粗糙可比;进而提升,复为贵者所吸纳。如满足于既有矣,不欲越前人之雷池,则必日渐滞止而终将为人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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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则茶之今世「定位」或可知矣。
(一)为国人生活质量逐年提高,高端茶品之生产固需增多,即其低端者,亦当细心为之,较粗而不可滥,尤不可烂也。二者俱应随水之涨而船高。此高,非谓标价之虚高,乃谓其品质之高也。
(二)茶之出口,欧美首当其冲,且应着力首供王室、达官与贵族。咖啡久为彼处人人须臾难离之饮品,意欲以中国宝物(茶)易之,若未成世间风气,则难矣哉。依其民追仿上层、上行则下效之积习,「请」其「贵人」代为「推广」,则或易。而贯穿于内外二领域中者,则为物种、技术之创造知进而不知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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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所云「茶文化(亦即茶人)之责任」者,乃就21世纪世界状况观察茶文化耳。欲叙余之思路,恐仍需自古昔始。
茶源于中国,迄已定论。今虽未敢断言此后世界植物学是否尚有更新发现,即或他洲他国亦有类似普洱六大茶山之古茶树,中国为茶祖源之地位亦不可撼矣。依学界所确认之栽培型古茶,至今已逾千载,是国人各族饮用,或逾此时限而更古。茶马古道或始于唐代,而茶之所抵远至吐蕃,亦未越中华之域;丝绸之路盖因距产茶之地遥,行路时长,难有茶之贸易(「万里茶道」已为近代事)。故自唐至清,中国之茶以自销为主,西南则兼有互市输出,而茶之声名未必因是而不远播。

至清,茶辗转而传至野心勃勃、征服世界之大英帝国,旋即为王室贵族所钟爱;至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茶贸易所得利润已为在华全部贸易所得之半,全英经济总量之一成。殖民者需茶之巨额利润,亦需满足英人之消费,又欲保持其高额利润、经济稳定,遂屡遣人入华盗窃茶种及栽培、烘制之法。其中“功绩”最著者,为罗伯特﹒福钧。福钧地位卑微,原仅为爱丁堡植物园职员。 1842年,受东印度公司秘密遣派,乔装掩蔽,三番入华,历浙、皖、赣、闽诸省,登崖入谷,尽窃多种茶树良种,数以万计,栽种及烘炒之法亦尽搜罗。自此,中国之“垄断”(英人语)结束,国宝尽失。英于其众多殖民地广植茶树,垄断世界茶市以迄于今。福钧身后虽亦萧条,而其生时所获评价则甚高,或誉其为“勤勉、勇敢、富于进取心”之“维多利亚时代英雄人物”,而其所撰自叙偷窃经历之《三年》一书,甫一出版竟即售罄。迨其殁后,或有斥之为“盗窃,抢夺,欺骗”之“商业间谍”、“一个虚张声势的资本主义海盗”者,此亦英伦社会思想变化所致耳。

福钧事之前后,可谓我国茶事对外交流史之第二阶段,屈辱、受害自不待言,而所幸者,福钧于中华文化毫不了了,故茶失其身矣,而神未尝损。犹如穿窬者“入人之室,尽取其财物、箧柜、锁钥而去,然不能得其室主人之精神,以其心目唯有物质、金钱而已矣”(拙作《中国茶文献集成﹒序》)。

余之所以叙此“故”事者,意在欲以“茶业大盗”(萨拉﹒罗斯所著书名)为标记,断半殖民时代为中华茶文化之另一阶段,即主动与被动(遭劫与被盗)而输至境外,仅失物质而文化尚未为人所知阶段。

世事巨变,中华自强,且愿以“同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气概为本,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长途中有所担当。如此,近数十年所育之佳茗及日渐丰富之茶文化,自应主动推介至凡知之、喜之、好之者所在之地。上述茶文化之三类,皆中华文化生动、切身之体现;受之者,非但有益于身,久之且益于其心。此二者,皆汲汲于利之浑厄世界所亟需。若然,茶事虽小,而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者,则巨矣。如若余言不谬,中华茶人得无竭尽己力乎?

2016年青年节于日读一卷书屋

图︰本站编辑王玮、余振威、叶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