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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杜甫〈房兵曹胡馬〉之藝術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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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禮輝,男,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現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文科碩士生。

試論杜甫〈房兵曹胡馬〉之藝術特質

 

一、引論

杜甫(712-770年)的詩無論在思想性還是藝術性上都有極高的地位,目前學術界研究杜詩的著作和論文汗牛充棟,儘管如此,杜甫若干的詩還是值得我們從新審視和思考。本文嘗試以杜甫早年的一首五言律詩〈房兵曹胡馬〉為切入點,探討這首詠物言志詩的藝術特質,並從中思考它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關係。至於研究的方法,則盡量蒐集前人今人的觀點,然後作歸納、分析,嘗試提出疑問。關於杜甫的生平年表,本文主要參考聞一多(1899-1946年)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1]和馮至(1905-1993年)的《杜甫傳》[2]。學者歷來對此篇作品的整體評價都很高。它不僅能夠反映杜甫早年的精神面貌,更呈現著盛唐氣象,甚至能夠從中窺視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若干面貌,很值得作為學術探討的對象。本文主要探討它的藝術特質。在討論之前,先對〈房兵曹胡馬〉的創作時間和內容作基本解釋,以引起下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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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圖轉自網絡)

 

二、〈房兵曹胡馬〉的基本解釋

在創作時間方面,仇兆鰲 (1638-1717年) 《杜詩詳注》引朱鶴齡 (1606-1683年) 的說法,認為此詩作於開元二十八九年間[3];鄧魁英 (1929-  ) 和聶石樵 (1927-  ) 《杜甫選集》認為此詩應作於開元二十九年 (741年) ,時為杜甫由齊魯回東都洛陽後所作。[4]這段時期是杜甫一生最快意的時期,除了〈房兵曹胡馬〉,〈望嶽〉和〈畫鷹〉都是成於這時期的作品[5],它們所表現的都是昂揚奮發的精神面貌,聞一多甚至認為這三首詩都是這段時期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杜甫全部創作的基礎[6],評價之高,值得注意。

在它的內容方面,它除了是一首詠馬詩,還是為自己寫照的詩,嚴格來說,它是一首「詠物言志詩」,此說歷來學者皆無甚異議。[7]對此詩的創作時間和內容有了一定理解後,接著就進入本文第三部份。

 

三、〈房兵曹胡馬〉的藝術特質

這個部份將會重點探討〈房兵曹胡馬〉的藝術特質及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之關係,這裏會細分為兩個討論角度:結構佈局和多義性。

1,結構佈局

這首詩的佈局構思很巧妙,八句主要分為兩個部份:前四句和後四句。這裏除了討論佈局構思外,還會論及練字造句。先從前人對〈房兵曹胡馬〉的概括分析作為切入點,然後逐步討論和分析其結構佈局。仇兆鰲《杜詩詳注》引黃生 (1622-?) 的看法說:

上半寫馬之狀,下半贊馬之才,結歸房君,此作者詩法。[8]

他又引趙汸 (1319-1369年) 的說法:

公此詩,前言胡馬骨相之異,後言其驍騰無比[9]

可見兩者的觀點並無太大差別,皆從整體上分析詩的結構佈局。再看浦起龍 (1679-?) 的意見:

前半先寫其格力不凡,後半并顯出一副血性,字字凌厲。其鍊局之奇峭,一氣飛舞而下,所謂齧蝕不斷者也。[10]

他所著重的都是整體佈局之下的氣勢。然而這首詩的佈局還有很多值得補充之處。首句「胡馬大宛名」,先點明了詠物的題目,而且說明了這匹馬並非一般凡馬,而是有名的大宛馬,起首就以這樣的背景形象呈現人前,先聲奪人。「鋒棱瘦骨成」,接著就描寫駿馬的形象,在《唐詩鑑賞辭典》裏有一段分析此句的文字值得參考:

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提出「六法」,第一為「氣韻生動」,第二即是「骨法用筆」,這是作為氣韻生動的首要條件提出來的。所謂「骨法」,就是要寫出對象的風度、氣格。杜甫寫馬的骨相:嶙峋聳峙,狀如鋒棱,勾勒出神峻的輪廓。[11]

杜甫雖然非畫家,但中國傳統藝術精神本來就同源,他以敏感的藝術觸覺,將駿馬的氣格風度展現出來,這就能抓住胡馬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質:神氣。這裏需要提一提杜甫曾寫詩批評韓幹:「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他將「骨」與「氣」連繫起來,所謂「骨」就是精神面貌,它決定著事物的整體風格和氣質。「鋒棱瘦骨成」從字面上看似乎是描摹馬的形貌,但實際上杜甫一著筆就透入到駿馬的精神面貌;具備健康活潑的品德情操才有昂揚奮發的精神,若杜甫沒有這種深遠闊大的思想,是沒有辦法寫出駿馬的活氣神現,因此昂揚的精神除了指馬,還是作者思想的呈現。

第三、四兩句「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已經將馬的重要特質全部生動地勾勒出來。「批」、「入」兩字極為傳神,前者有一種挺拔的力度;後者不寫四蹄生風,而寫風入四蹄,胡馬彷彿不動,兩旁的景物飛速後閃,風向蹄間呼嘯而入[12],從這個角度描寫馬速的快,別具新意。兩句以「二二一」的節奏突出「峻」和「輕」,前者寫馬之氣概;後者寫牠的疾馳[13],僅僅一字就將馬之形相才能畢現,寫意傳神,這是杜甫的功力所在。首四句一氣呵成,馬的形象栩栩如生,順勢而寫「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這樣胡馬的形象和氣勢才能展露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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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句則以虛寫的手法,寫胡馬的品格情操,由詠物轉入抒情,顯示了杜甫處理詠物詩的明高之處:

前人講「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粘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錢泳《履園談詩》) [14]

由詠物轉入抒情就容易做到「不即不離」,並且能將作者的人格思想融入詩中,讀起上來不止詠物的層次,而是有作者的身影隱現其中,從客觀的世界走進作者的主觀理想世界,對作品有一種言外的聯想。馮江五認為:

本詩是專從「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來寫的。[15]

換言之,此詩主要是抒發情志,所謂詠馬其實只是詩的「皮相」而已。[16]對於這個觀點馮氏並無具體解釋,但至少從兩方面觀察是符合事實的:首先是壯遊時期杜甫的精神面貌是符合這兩句詩所表現的氣度;其次是從詩的佈局上,前四句是描摹駿馬的形貌才能,至於尾聯則是前人所說「總挽上文」[17]和對未來寄託抱負,因此整篇詩的中心自然落在「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二句,將馬與詩人的品德和才能濃縮在兩句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蕭滌非 (1906-1991年) 說:

用一「真」字,言外大有人不如馬之意。[18]

他並沒有作具體的解釋,至於是否符合詩意,頗值得思考。

至於尾聯,《唐詩鑑賞辭典》說:

先用「驍騰有如此」總挽上文,對馬作概括,最後宕開一句:「萬里可橫行」,包含著無盡的期望和抱負,將意境開拓得非常深遠。這一聯收得攏,也放得開,它既是寫馬馳騁萬里,也是期望房兵曹為國立功,更是詩人自己志向的寫照。[19]

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杜甫除了將詠物詩做到「不即不離」外,還有「能收能放」的藝術技巧。「驍騰有如此」將以上六句收歸一處,無論是馬的才能還是品性,莫不由此句盡收於中,然後傾瀉而出,寫出「萬里可橫行」,當中的「萬里」可謂意境深遠,這就帶出了第二點,即「萬里」句可以指馬,亦可以指房兵曹,甚或是詩人的自我寫照,這樣的佈局使詩意意猶未盡,而且有一種視覺的聯想作用,在空闊無邊的疆場上肆意馳騁,充滿無窮的活力。可以說,表面上它是一首詠物詩,但詩人將自我之生命融入其中,合而為一。[20]杜詩的精神有一闊大深邃的意境,而且早期的詩更有一種大氣度和奮進的精神,以「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與〈望嶽〉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和〈畫鷹〉的「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相比,同樣是將詩境開拓得有力且深遠,讀起來有一種逼人的氣勢,因此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 (1904-1980年) 在〈唐詩的精神〉中認為,唐詩的卓絕除了韻律外,更重要的基礎在於其內容,它植根於詩人基本的思想之中,杜甫有一個基本的思想:不僅僅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進取者[21]。他進一步提到,這種積極進取的鮮明思想,在唐代 (特別盛唐) 各詩人中都呈現出不同的精神面貌:

六朝作品集《文選》中的詩,如果遮住作者的名字來讀,要逐個地指明是誰的詩,頗為困難。但唐詩,杜甫就是杜甫,白居易就是白居易,唯在頹衰的晚唐時期,才有著千篇一筆的傾向。[22]

簡單之,〈房兵曹胡馬〉代表的是一種「個性」,這是唐詩最為重要的特質,亦是盛唐氣象的表現[23],而這種個性亦需要有適當的藝術處理才能增強作品的感染力,「不即不離」、「能收能放」[24]就是全詩佈局的內在特質。他繼續說:

唐詩煥發出的思想性,在唐以後的詩,特別是宋詩中,變得過份,失去了作為詩的和諧。[25]

詩要表現出鮮明的個性,但同時亦不能失去和諧,思想感情與表現手法要互相協調,不及或過多都會影響詩的境界。簡言之,〈房兵曹胡馬〉既能表現出一種萬里奔騰的氣勢,用馮班 (1602-1671年) 語就是「力能扛鼎,勢可拔山」[26],又不犯露跡失諧的毛病,可謂匠心獨運。值得補充的是《唐詩成法》對此詩的結構佈局有不同的意見:

結「萬里」句與「所向」句稍複,雖云五著馬,八著人,細看終有複意。[27]

然而,楊倫 (1747-1803年) 的看法與此相反:

末句謂兵曹得此馬,可立功萬里外,推開說方不重上。[28]

《唐詩成法》的意見不無道理,但楊倫的說法更有說服力,原因有兩點:首先,在結構佈局上,「萬里」句作為收結,營造出一種意猶未盡之感,這並非「所向」句所能發揮的作用。其次,在對象上而言,「所向」句指稱的是駿馬和詩人自身 (如果承認此句有所寄託的話) ,而「萬里」句則有三重身份重疊──包括駿馬、房兵曹和詩人,兩句各自造成的「多義性」都有所不同 (關於「多義性」後文會進一步討論) 。[29]

除了結構佈局外,〈房兵曹胡馬〉的語言特色亦值得稍作討論 (上文論述佈局時亦有夾雜著「用字」的討論,故此處只稍作討論) 。劉逸生 (1917-2001年) 說:

此詩為杜甫詠物的名作,也是歷代詠物詩中的鴻篇。四十個字,前人曾讚歎道:「其種,其相,其才,其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其實何止痛快,看它下筆用字,沉實厚重,真如生鐵鑄成,半點搖撼不得。表面看,無奇語奇字,實則字字皆奇;表面看,毫無鍛煉之意,實則字字煉,句句煉,卻煉得渾化無痕。[30]

劉氏對此詩有很高的評價。這裏主要道出了兩點:第一,僅僅四十字就將「種、相、才、德」囊括無遺,抓緊胡馬的特點,然後用一二字就將其特點之內涵勾勒得栩栩如生,充滿秀逸之氣,可見杜甫惜墨如金。第二,落筆用字力重千鈞,如「死生」、「萬里」等,有逼人之勢,表面上看無鍛鍊之意,但實際上每一字都是出自肺腑,千錘百煉,將平易簡單的字 (「死生」、「萬里」並非甚麼奇崛的字) 組合起來,營造意境,此謂之「渾化無痕」,非大詩人難以為之。郭紹虞 (1893-1984年) 引陶明濬 (1894-1960年) 《詩說雜記》卷七云:

若夫字法,所以組織成句者,一字妥帖,則全篇生色。下字之法:貴乎響,言其有聲也;貴乎麗,言其有色采;貴乎切,一字可以追魂攝魄也;貴乎精,的然如明球,屹然如長城也。[31]

〈房兵曹胡馬〉至少符合「響」、「切」和「精」的條件。例如在語調上,「風入四蹄輕」的「輕」與緊接的「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就形成起伏高低的節奏,「輕」字讀起來有一種輕快之感,而「死生」之「生」字,由於讚嘆駿馬之品德才能,感情自然流露,情調自不能與輕快之調相同,因此它具備一種聲情之美。至於「切」,「萬里」句雖沒有含蓄之意,卻有一瀉無餘的情感,直逼入欣賞者的心胸。在「精」方面,「鋒棱」、「瘦骨」、「竹」、「峻」等,無一不窮盡駿馬之形相氣質。杜甫謂「語不驚人死不休」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這些字詞調遣的工夫正顯出他力求驚人的精神。周振甫 (1911-2000年) 認為杜甫最好的詩還是寫得雄健自然,並不顯得十分費力,也不顯得難懂的[32],〈房兵曹胡馬〉正是這樣的詩。

此外,〈房兵曹胡馬〉的語言特色正反映著唐詩語言 (尤其盛唐) 的特點:深入淺出。林庚 (1910-2006年) 說:

這中間的相互關係,其實正因其「深入」,所以才有得可「淺出」,因此不僅是曉暢而且是豐富,不僅是易懂而且是意味深長,[33]

「曉暢」才能營造出讀起來的奔騰氣勢;「豐富」才可以使胡馬的形象、詩人的情志呈現在讀者眼前,加強聯想作用,達到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之境,用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的說法就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有一種「不可湊泊」的美感[34],使欣賞者「懂」 (這是一種自我領悟,各人不同) 而感到「意味深長」。因此語言的準確拿捏既不容易掌握,又難於表達於筆端;語言達到要求,才能塑造富有感染力的藝術形象,這樣才可以讓欣賞者產生共鳴。

這裏作一小結,從以上的分析,可見整首詩的結構佈局與語言之關係,兩者是難以分開討論,因為佈局之妙,亦靠精煉的語言畫龍點睛。〈房兵曹胡馬〉的妙處不僅在詠物,還在杜甫的思想性方面,因此欣賞它的精心佈局之餘,還須思考一點:它的佈局如何配合杜甫思想的呈現。兩者配合得宜,才是一首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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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義性

這個部份將會討論中國傳統詩歌一個重要特質:多義性 (ambiguity) 。[35]上文提及詠物詩難寫之處在於要做到「不即不離」,否則就「粘皮著骨」,顯得雕琢,因此詠物之餘,又要寄託詩人之情志,表現意氣[36];物象之中,既有物象之情態,亦有詩人之意志,兩者互為交織,使詩的真正意思顯得含蓄而有著多義的傾向。[37]而這一點亦是中國藝術一個重要的美學範疇。

先看劉逸生對〈房兵曹胡馬〉的評價:

杜甫的〈房兵曹胡馬〉是寫得好的一首。是真正做到了既能入於物又能出於物。……人們讀了「所向無空闊」等句,想到的不僅是馬,並且還想到了人──許許多多忠於職守、勇於負責、生死可托、患難可恃的才德兼備的人。詩人通過對馬的讚嘆,寄托了對朋友的期待,也以此寄托了自己的胸懷抱負。如此詠物,才是上乘,才有較高的思想意義。[38]

如果順著前四句 (「胡馬」句至「風入」句) 詠馬的次序來看,表面上「所向無空闊」之後應該也是指馬而言,但解讀上卻產生「多義性」,讀者不僅聯想到馬的品德,還有人的高尚情操,它的指稱本來就不止一個,表面上寫馬,但實際上讀者的聯想可以不止馬。造成詩歌多義性的原因有很多,限於篇幅,這裏只能從語言方面作主要分析:一、平行的語序軸上的問題 (syntagmatic axis) ;二、直的聯想軸上的問題 (associative axis) ,這兩者都是構成詩歌豐富多義的因素。[39]「所向無空闊」之後的四句,都是屬於聯想軸上的問題,發生在欣賞者身上。「萬里可橫行」一句就有三個身份互為交織:馬、朋友 (房兵曹) 、詩人自身,三重身份形象的重疊豐富了詩的意味,不能確指,所謂「不即不離」,從而走進了詩歌藝術的立體思維裏。

詩歌的多義性問題其實有很多值得細察之處,這與中國傳統繪畫藝術是有密切關係的。首先,詩歌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就像中國繪畫中的「留白」,留下想像馳騁的空間,使虛實互為交涉,詩中的妙境往往在於言外,正如留白處不著筆墨皆為妙境,詩歌與繪畫最精妙的地方是精神境界,而非文字和線條所表達的物象[40]。其次,中國傳統繪畫是「不重形似重傳神」,所表現的情志、意境都不為客觀物象所拘束,而著力於無邊無際的精神世界。雖然一般將杜甫的〈房兵曹胡馬〉視為詠物詩,但他不以詠物工巧為最終目標,而是將「馬」經過「理想化」的過程,賦予牠獨特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寄託詩人的志向 (精神世界)[41] ;詠馬不以「形似」為極致,而往往要求「傳神」 (如以「鋒棱」、「竹」、「入」等字眼傳其神) 。從這個角度而言,詩歌的多義性就是文字的留白,讓欣賞者自行玩味,領略當中的神韻意境。這個特點與中國傳統藝術的特質是一脈相通的。

 

四、結論

總括而言,以上主要從〈房兵曹胡馬〉的結構佈局為切入點,逐步分析、討論它的藝術特色,並嘗試將其特色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之特質連繫起來作思考,這樣對於詩歌鑑賞是很有幫助的,至少能夠將思考的範圍擴大,從其他角度評價杜詩的藝術價值。蘇軾 (1037-1101年) 曾在〈韓幹馬〉中寫道「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他很早已經注意到詩歌與繪畫互相交涉的情況[42]。詩歌與繪畫之關係還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限於篇章亦未能論及,但這一方向還是值得研究杜詩的學者注意。

 

[1] 此年表收入聞一多 著:《唐詩雜論》,(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44-100

[2] 馮至 著:《杜甫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1-24

[3] ﹝唐﹞杜甫 著;﹝清﹞仇兆鰲 注:《杜詩詳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9;錢謙益的說法與仇兆鰲無太大差異,可備參考。﹝唐﹞杜甫 著;﹝清﹞錢謙益 箋注:《錢注杜詩》,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293

[4] 鄧魁英 聶石樵 選注:《杜甫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3

[5] 值得補說的是,關於杜詩中的馬和鷹,林呈祥在〈杜詩中之馬〉列舉了不少與良馬對舉的事物,當中以鳥類居多,鳥類中又以鷹與對舉者為最多。他說:「杜甫之喜歡以馬比人,尤其是喜歡以馬與鷹鵰之類的鷙鳥並舉,當然也是因為馬也同樣有雄健材力,並有致遠耐勞,冒險犯難的美德,所以同為富有戰鬪精神和射獵習尚之唐代社會人士所喜愛也。」而杜甫又喜以良馬比賢才,林呈祥以「遣興五首」為例,說:「『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龍是君象,馬是臣象」按此一見解對於分析〈房兵曹胡馬〉很有參考價值。林呈祥:〈杜詩中之馬〉,載於臺北《師大學報》,(1956年第1期),頁171-172

[6]聞一多 著:《唐詩雜論》,頁150

[7] 可參考﹝清﹞浦起龍 撰:《讀杜心解》(二),卷三,(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頁336;﹝明﹞唐汝詢 選釋;王振漢 點校:《唐詩解》,下冊,(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98;余冠英等選注:《唐詩選注》,(臺北:華正書局,2006年),頁223;蕭滌非 選注:《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5;﹝加﹞葉嘉瑩 著:《葉嘉瑩說杜甫詩》,(臺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35

[8] ﹝唐﹞杜甫 著;﹝清﹞仇兆鰲 注:《杜詩詳注》,卷一,頁19

[9] ﹝唐﹞杜甫 著;﹝清﹞仇兆鰲 注:《杜詩詳注》,卷一,頁19

[10] ﹝清﹞浦起龍 撰:《讀杜心解》(二),卷三,頁336

[11] 蕭滌非、程千帆等撰:《唐詩鑑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頁421-422

[12] 蕭滌非、程千帆等撰:《唐詩鑑賞辭典》,頁421-422

[13] 蕭滌非、程千帆等撰:《唐詩鑑賞辭典》,頁421-422

[14] 蕭滌非、程千帆等撰:《唐詩鑑賞辭典》,頁421-422

[15] 馮江五 選注:《杜甫詩選注》,(香港:萬里書店,1961年),頁2

[16] 鄧魁英亦持這種觀點:「杜甫寫馬和鷹是既寫形,又寫神,既重貌,又重才,而且往往又是借物抒情,有所寄託的,大多體現著詩人不甘伏櫪,要奔騰致遠的鴻心……」詳見鄧魁英 著:〈杜甫詩中的馬和鷹〉,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頁21

[17]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解釋「有如此」三字時引張上若說法:「有如此三字,挽上有力,與從來多古意法同。」高步瀛 選注:《唐宋詩舉要》,下冊,(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頁466

[18] 蕭滌非 選注:《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5

[19] 蕭滌非 程千帆等撰:《唐詩鑑賞辭典》,頁421-422

[20] 《唐詩鑑賞辭典》則以「暢神」評價此詩:「將狀物和抒情結合得自然無間。在寫馬中也寫人,寫人又離不開寫馬,這樣一方面賦予馬以活的靈魂,用人的精神進一步將馬寫活;另一方面寫人有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現。」此說亦可作參考。蕭滌非 程千帆等撰:《唐詩鑑賞辭典》,頁421-422

[21] ﹝日﹞吉川幸次郎 著;章培恆等譯:《中國詩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01

[22] ﹝日﹞吉川幸次郎 著;章培恆等譯:《中國詩史》,頁204

[23] 談到「盛唐氣象」,袁行霈 (1936- ) 〈詩國高峰──盛唐氣象與盛唐時代〉一文歸納出三個特點:一、面向外部世界,把一己之情融入帶有普遍性的主題中,引起眾多讀者的共鳴;二、追求和表現新體驗,在舊題材融入新體驗,表現新境界;三、大眼光、大格局,以闊大為美。按杜甫〈房兵曹胡馬〉亦具備以上三個特點,此處引袁氏一文,以作參考。詳見 袁行霈 著:〈詩國高峰──盛唐氣象與盛唐時代〉,收入《唐詩風神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8-60

[24] 關於「不即不離」、「能收能放」的評論,紀昀亦有類似看法:「後四句撇手遊行,不局於題,妙,仍是題所應有,如此乃可以詠物。」詳見高步瀛 選注:《唐宋詩舉要》,下冊,頁466

[25] ﹝日﹞吉川幸次郎 著;章培恆等譯:《中國詩史》,頁204

[26] ﹝元﹞方回 選評;李慶甲 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152

[27] 《唐詩成法》的觀點轉引自陳伯海 主編:《唐詩匯評》,第二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40

[28] ﹝唐﹞杜甫 著;﹝清﹞楊倫 箋注:《杜詩鏡銓》,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5-6

[29] 從對象上而言,如果認為第五六句只寫馬,第八句寫房兵曹的話,對象根本不同,何來重複之說?此一說法可參考余冠英 (1906-1995年) 的注釋:「這兩句(按:第七八句)看來似與五六句重覆,但五六句寫馬的氣概和品質,這兩句是期望馬的主人房兵曹能立功於萬里之外。」見余冠英等選注:《唐詩選注》,頁223

[30] 前人對此詩之用字亦多有評價,如仇兆鰲《杜詩詳注》引張綎的看法:「此四十字中,其種其相,其才其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評價之多非本文能夠詳舉,此處只引張綖之意見作為前人評價的參考。詳見 ﹝唐﹞杜甫 著;﹝清﹞仇兆鰲 注:《杜詩詳注》,卷一,頁18;至於劉逸生的看法,見 劉逸生 選注:《唐人詠物詩評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14-215

[31]郭紹虞 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9

[32]周振甫論「雄奇」時,曾舉杜甫的多首詩作說明,當中的論點對〈房兵曹胡馬〉很有參考作用,詳見 周振甫 著:《詩詞例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頁375

[33]林庚 著:《唐詩綜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80-81

[34]郭紹虞 校釋:《滄浪詩話校釋》,頁26

[35] 袁行霈認為,關於文學作品的多義性,劉勰《文心雕龍‧隱秀篇》早已談到,如「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以複意為工」,但是劉勰並沒有專門討論詩歌多義性的問題,然而在西方,早在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前322年) 就已經討論到此一問題,因此他認為多義性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南朝梁﹞劉勰 著;王運熙、周鋒 譯注:《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91。袁行霈 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3-4

[36] 「意氣」一詞就是意志和氣概,如「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此據莫礪鋒引魏徵語。見 莫礪鋒 著:《莫礪鋒說唐詩》,(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14

[37] 用袁行霈的說法就是:「所謂多義並不是曖昧和含糊,而是豐富和含蓄。」 袁行霈 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頁5

[38]劉逸生 著:《唐詩小札》,(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頁123

[39] 詩歌「多義性」的討論主要是參考葉嘉瑩 (1924- ) 的〈古詩十九首的多義性〉,對於思考傳統詩歌的美學特質及解讀空間很有啟發,當中還有很多例子值得參考,詳見 ﹝加﹞葉嘉瑩 著:《葉嘉瑩說詩談詞》,(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4-45。袁行霈〈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將多義的問題分為五個細項 (雙關義、情韻義、象徵義、深層義、言外義) 作重點探討,論述之精,亦可以參考。袁行霈 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頁7-24

[40] 白巍 著:《似與不似:中國繪畫》,(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頁1

[41] 用豐子愷 (1898-1975年) 對於藝術的看法就是藝術(尤其繪畫)都是經過作者「理想化」、「美化」的過程,這不同於攝影純粹將物象拍下來,而是帶有作者「心的活動」,因此具備藝術的條件。如果將豐子愷的說法進一步闡釋的話,袁行霈論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觀點就很值得留意,他嘗試解釋「物象」與「意象」之關係:「物象是客觀的,它不依賴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樂而發生變化。但是物象一旦進入詩人的構思,就帶上了詩人主觀的色彩。這時它要受到兩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經過詩人審美經驗的淘洗與篩選……另一方面,又經過詩人思想感情的化合與點染,滲入詩人的人格和情趣。經過這兩方面加工的物象進入詩中就是意象。詩人的審美經驗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個意的內容。因此可以說,意象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按袁行霈的說法正是豐子愷說的「理想化」、「美化」的過程。詳見 豐子愷 著:《藝術趣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7;袁行霈 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頁62-63

[42] 鄧魁英:〈杜甫詩中的馬和鷹〉,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