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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名家】「儒、道、法 ─ 成敗之間」─ 鮑鵬山在中國文化院主辦活動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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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鵬山,上海開放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學者、作家。央視「百家講壇」主講《鮑鵬山新說水滸》、《孔子是怎樣煉成的》等,創造最佳收視率。鮑鵬山的學術散文,表現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個性、趣味以及批判精神。文章生動有趣,深入淺出;演講散發出內心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厚積薄發,激情幽默,吸引不少粉絲。鮑鵬山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注重思想和價值的承傳和弘揚。他認為歷史是給我們提供一種價值,給我們提供生活參照系,給我們提供一種判斷的標準。鮑鵬山主要著作中,「思想的歷史」系列最為著名, 共寫了中國三個時代,《天縱聖賢》寫先秦諸子,描述中國古代文人思想、人格、命運及其與龐大體制之間的關係,是貫穿其整個寫作的主脈;《彀中英雄》寫秦漢人物;《絕地生靈》寫中古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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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5日,中國文化院在香港主辦文化沙龍「天縱聖賢──兼談儒釋道倫理與哲學」名作家講座,邀請鮑鵬山教授演講「儒、道、法──成敗之間」,論述中國古代政治倫理。他說,儒家政治倫理以孔子為代表,強調政治、行為的正當性。政治就是要以正當的手法來推廣公平正義。儒家的政治目的是社會和諧,政治公正,人民幸福。道家主張道法自然:社會清靜自然,政治無為而治,人生逍遙自在。法家主張富國強兵,法以治民,術以御民,勢以凌民。他從現代社會的角度,特別對法家主要思想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他強調,今天我們仍應不斷反思,以史為鑑。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這次主辦方給了我一個命題作文,題目是「儒、道、法」。這題目對於我來說大了點,我主要就講一下儒家、法家、道家這三家的政治倫理問題。德國雅斯貝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講了軸心時代,定義的時間是西元前800年到西元前200年,尤其是西元600到西元前300年。這個時間基本就是按照中國先秦諸子的出現來設定的。西元前600年就是老子出世,孔子出世是西元前551年,所以老子比孔子大一個輩分,這個說法是可以接受的。西元前300年孟子去世,這個時候荀子已經五十多歲了,韓非子、李斯也都在世。按照比較寬泛的說法,西元前200年相當於秦王朝的滅亡,整個先秦時代結束。我覺得中國先秦時代的發展起點很高,有一個非常高的文化高度,包括有孔子、老子這樣的人物。但是結局比較悲劇,先秦諸子是以法家結束的。先秦各国的爭霸最後由秦國來統一,這個在歷史上應該屬於一個悲劇事件,也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很多影響。按照韓非的說法,儒家、法家、道家是那個時代的顯學,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今天由於時間關係我主要講法家,其它兩家稍微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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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都很關心政治,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特別關心政治的正當性。政治的正當性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政權的合法性。這個在孔子之前就已經被解決了。在周王朝取代商朝的時候,他們的革命理論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周朝統治合法性的問題。另外一個是執政時行為的正當性。比如孔子在和季康子談話時提出過一個對政治最經典的解釋,「政者,正也」,即政治是要用正當的手法來推廣公平和正義。正當的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你的目標是公平正義,但手法不正當也是不可以的。季康子問,這個世界上無道的人太多了,我們能不能「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看起來目標沒問題,但是孔子堅決反對,因為手段不合法、不正當。所以說,用正道的手法來推廣公平、正義,這才是政治。我認為孔子的這個定義是中國政治學上最高的一個定義。關於政治的正當性,孔子和魯哀公也有過一次談話。孔子講了五個字「好生而惡殺」,即一個好的政治應該讓人民可以更多的休養生息。這裡休養生息不僅僅是指吃飽飯、活下去,還包括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孔子主張「富之,然後教之」,即先富起來然後教育他。我認為孔子把政治正當性講得非常好。孟子也講過類似的問題,比如「制民之產」,讓老百姓有一定的產業。孟子還講到了讓老百姓擁有私產的重要性:「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沒有恆心就患得患失,就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什麼都可以做。我認為儒家為我國古代政治確立了的目標非常有價值。再比如講到社會時講「和為貴」,特別強調禮樂文化。禮樂在文化上是有所區別的,樂統同,禮別異。為什麼說禮別異呢?因為差距是客觀存在、無法否認的。我們總是說孔子講等級差異,其實這個等級差異不是孔子講的,他只是希望可以更好地處理好這樣的等級差異。我們今天仍然有等級差異,就算是報社裡面也有總編和副總編,他們不是一個級別,這都是正常的等級差異,關鍵是我們如何處理好這個等級差異,讓我們在社會不同台階的人能夠和平、和諧地相處。禮樂就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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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禮」是指一種文明社會運作方式

 很多人問我,儒家的「禮」到底是什麼。我說「禮」很簡單,從社會功能的角度來說它就是指一種文明的社會運作方式。儒家的「禮」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從商朝統治上汲取的教訓得來的。商朝的統治是使用非常野蠻的方式,而到了周朝則開始用禮的方式,所以我說禮是一種文明的社會運作方式。「禮」的本質是「自卑而尊人」,即我們每個人把自己放低一些,把別人放高一些。商朝只知道尊天事鬼,尊的只有天和鬼,而周朝知道尊人了。禮樂文化實際上是人的文化,是人本文化的起點。我這裡只大致講一下儒家的政治目標,我知道任何的概括和抽象都可能有危險,但是我要講得簡單一點,所以會做一些抽象。儒家在這樣的政治倫理約束之下,它的政治目標就是社會和諧、政治公正、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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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即「道法自然」。道家裡面老子、莊子還是有所不同。老子會講「治」,想著怎麼把天下治好,他認為我們人為的痕跡太多,過分、造作、違背規律的東西太多,所以他希望「無為而治」。到了莊子的時候,他根本就開始反對「治」了。他看到孔子的儒家思想說政治一定要合乎規範、有倫理約束,但也看到了權力天然就有反倫理、反民眾的特性。在有政治的地方,我們很難保持像孔子想像中的那種倫理狀態。所以莊子就走向了極端,他乾脆反對政治。在莊子的哲學中,他很討厭「治」這個字。他舉了一個例子,有人善於治馬,但他卻反問「難道馬生下來就是讓你治的嗎?」這代表了莊子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老子和莊子之間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他們都看到了政治本身具有反倫理的性質,所以他們的目標都認為政治應該是「無為而治」,人生應該是逍遙自由。這裡我也要說明一下,任何的總結和概括都是在冒險,我只是想說得簡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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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目標則是富國強兵。首先我認為法家是戰國思想,法家思想產生於戰國,產生於那個時代的需求。在那個時代,諸侯國之間互相爭戰,而戰爭的目的也已經不像春秋時期只是一種外交手段,而是要滅掉其它國家。所以戰國時期對法家思想有非常大的需求。第二點我想講的是,我想把法家的思想局限在戰國,因為在其他時代法家思想實際上是非常有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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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講究「以法治民」,很多人看到法家會對其思想很有感情上的認同。我們看到「法」這個字可能會產生誤會,認為是我們現在說的法制。我們現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總是集中在孔子,我們把孔子看成是傳統文化中一個很糟糕的東西。實際上在上一個世紀,魯迅、胡適也講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中陰暗的東西,那些黑暗、專制、獨裁、奴性的東西實際上都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法家思想。等於孔子在給法家背黑鍋,只是很多人不明白這一點。很多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一講到中國傳統文化,講到孔子的時候,他們就會義憤填膺的要把孔子打倒,而這個義憤填膺的樣子像極了戰國時候的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但今天很多學者拿著一把寶劍不是去刺秦王,而是去刺孔子。刺秦王的是勇士,刺孔子就不是了。所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黑暗的東西是法家,以及用法家思想最終取得的一統的秦王朝,這才是中國文化中黑暗的東西。「法以治民」中的法並不是我們今天說的法律,並不是權利的保障,恰恰相反是剝奪人的權利,是剝奪所有人的權利只給君主一個人。這個和我們現在的法制完全不一樣,甚至針鋒相對、截然不同,所以不要看到法就想到法制。另外一個字是「術」,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最陰暗的東西——權術,即所謂的城府。我們說一個人是不是政治成熟、是不是有政治才幹,會覺得一個人會玩手段、有城府就是了不起。這不是政治,這是小人之政客。真正的政治家,像孔子「政者,正也」,用正當的方式推廣公平正義才叫政治。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家的「術」根本不是政治家的素質,只是陰謀家的素質,但法家卻把它看成是政治。再一個字是「勢」,勢以凌民,這個「勢」就是指權力。法家一再提醒君主所能利用的最大的武器就是你的權力,有了權力你就可以實現你所有的目標、壓服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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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以法治民」講究「法術勢」

我從倫理的角度來做一個總結:孔子希望政治有倫理的約束;道家看出來用倫理約束政治比較困難所以乾脆不要政治;法家則認為政治乾脆不要倫理,只要權術。可以看出法家是特別強調政治效益的。法家在戰國時期受歡迎的原因是它本身只是一種高明的手段、沒有倫理的約束。由法家思想來治理一個國家、控制一個社會、集合社會資源與其它國家在戰場上比拼,確實會佔優勢。秦國當時能戰勝其他六國,與它用法家思想有很大的關係。所有的文化、道德、自我的約束都被去除,所以可以放開手什麼都能做。

我今天主要講的是法家的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商鞅之所以出山就是因為秦孝公下了一個求賢詔,其中講的很清楚,他要的只是「出奇計強秦者」,強秦是目標,奇計是手段,只要能用這個手段把秦國搞強大即可。李斯帶到秦國去的根本就沒有倫理的東西,只是一套非常高明的滅六國的手段。大家可以看看李斯寫的《諫逐客書》,這篇文章在大陸的中學課本中都有。《諫逐客書》整篇下來,除了「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等幾句是李斯從他的老師荀子那邊抄來的之外,整個文章毫無價值觀上的約束,全都是手段。這就是法家。秦孝公就是這樣「出奇計強秦國」,奇計是手段、強秦是目標。這裡面沒有人民幸福、沒有人身自由、沒有道德是非,有的只是利益上的利與害。法家一般不講是非,只講利害,不講手段是否正當,只講是否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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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做了一個比較,在先秦諸子中,孔子的人為什麼可以超越商鞅這些人獲得後世更多的關注?因為他們有價值的堅持。商鞅,從他進入秦國,包括他在宮廷裡面時,做了一次關於改革的辯論會,他所講的話裡面除了手段之外,沒有價值的堅持。因為這個很多人誇獎商鞅講信義,實際上這是我們對商鞅解讀中的一個很大的誤差。連宋朝的王安石都認為商鞅的「立木為信」很了不起。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個事情根本就不是在講政府的誠信,而是在講「只要是政府說的你就不可以懷疑」。商鞅知道秦國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所以他在改革法令還未公佈時,就「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之南門」,並提了一個公告,說誰能把木頭搬動就給他十金。老百姓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如此簡單的事情會給這麼重的酬金,這顯然是不可信的。商鞅的這一奇怪的舉動,不是為了樹立政府講信用的形象,而是在告訴大家,只要是政府說的,哪怕完全不合常理,你們也必須相信。他為的是讓老百姓不懷疑政府,而不是為了讓政府守信用。我們對這個故事的解讀歷來都是錯誤的。十金的賞金沒人信,就再增加到五十金,才終於有一個人出場了。我甚至懷疑這個人是不是商鞅安排的,因為這也不是沒可能,商鞅必須想好後著,萬一五十金還沒人幹怎麼辦。商鞅拿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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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後,老百姓都說改的法令不好,於是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想找一個猴殺給雞看,卻又不敢殺太子,於是叫太子的師傅接受這個懲罰。這樣一來,老百姓怕了,知道政府要幹的事情他們沒辦法違抗,於是就去做。做了十年之後,效果還不錯,老百姓也逐漸適應了,都說這個法令挺好,都表揚他。表揚的結果是「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即以前一些說這個法令不好的人改口說這個法令好。商鞅對此的態度則是「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說它不好不可以,說它好也不可以。按照商鞅的做法,首先,政府做的哪怕再不合常理,都不能懷疑;其次,做的過程中不能反抗;最後,做的結果不得議論。這是他立木為信真正的用意。

針對《商君書》中商鞅對國家所謂的政治倫理,我做過一個總結。在商鞅看來國家只需要一種民──生產機器和戰爭機器,這二者是合二為一的。平常的時候農民生產,打仗時則全民皆兵上戰場。除了生產糧食的農民到了戰爭的時候就會全部上戰場打仗,其他民則都叫「虱」。商鞅的《六虱》和韓非子的《五蠹》是一脈相承的關係,他們都認為不是國家所需要的人就都不應該活下去,只是國家的蛀蟲。按照商鞅的《六虱》和韓非子的《五蠹》,今天在場的所有人都是虱子或蛀蟲,因為大家都不是種糧食的農民,也不是拿槍的戰士。國民應該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農戰,這是他所謂的「壹民理論」。若民不這麼做,商鞅也在《商君書》中提到了制服老百姓的五種方法。這五種方法今天由於時間關係不能展開講,講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黑暗,你們根本想不到那種以弱去強、以奸治良的小人政治。商鞅是公開宣稱要以奸民治良民。正如有一個村莊,治理它的方法不是找一個德高望重的人,而是要找一個最流氓的人。同時做思想統治、剝奪別人資產。儒家講人一定要有恆產、有恆心,但法家就講人一定不能有恆產、恆心,因為一旦有了這些,人就有了自己的堅持,那我就沒辦法管控你了。所以商鞅提出「辱民,貧民,弱民」,讓你貧窮、羞辱你,如若前面提出的這些手段還不足以把一個國家的老百姓制得服服貼貼的話,則還有一招——殺,即發動戰爭,讓你在戰場上當炮灰。

韓非子後來把法家的思想概括為「法術勢」,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裡再解釋一下。「法」是法令,是公開的,是臣民的心中準則而不是國君的心中準則;「術」是權術、手段,隱藏在君主心中,駕御、驅使、對付臣民,不可公之於眾,也是法家政治中最陰暗的部分;「勢」就是權力、權勢,君主都有,不得分給臣民。法家講的是獨裁專制。

關於韓非子講的君臣關係,有這麼一段話。秦國遇到了大饑荒,國相應侯范睢就跟秦昭襄王說,現在老百姓遇上了饑荒,而你的私家園林裡有很多野生的蔬果,「足以活民,請發之」,讓老百姓繼續活命吧!昭襄王卻說,按照秦朝的法律,有功的才受賞,有罪的受誅,若你現在要我把門打開讓所有人都進去,就會變成沒功的也受賞了,這違背了我們的法令原則,是不可以的。「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如果我們打開這個門,是可以養活很多人,但國家法令被破壞了,還不如就這樣保持法令的嚴肅性。下面一句話講得就更明白了:「生而亂,不如死而治。」不讀法家的人真的不會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如此血淋淋的政治。老百姓遇上了饑荒也不會開倉散糧,甚至於皇家園林中的野菜野果都不會讓老百姓吃,只是因為這樣違背了法例。話也講得非常冷血——「生而亂,不如死而治」,活下來弄亂了法例還不如讓他們都死掉。這叫政治嗎?但這就是法家的政治,是商鞅和韓非提倡的政治。你也可以認為這個故事是韓非編的,但若是這樣就更可怕了,因為他的主張竟然是:就算碰到饑荒也絕不可以賑濟老百姓,沒有立功的人餓死也活該。所以到了最後大家可以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先秦諸子中,儒家和道家的人都是善終的。儒家的三個人物,孔子活到73,孟子活到84,荀子據說活了97歲,善終;道家人物老子活的更久,莊子也不錯,也都是善終的。但法家人物確幾乎無一善終,所以我覺得報應還是存在的。商鞅、韓非、李斯有一個善終的嗎?沒有。商鞅之死有人說是五馬分屍,也有人說是死後才分屍,史記中兩種說法都有。商鞅死的時候一家都被滅族,李斯和韓非也是一樣的結果。

歌頌秦朝偉大統一時要想想死去亡靈

利用最後一點時間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成敗。很多人會講一個問題,商鞅變法中,他本人是被殺掉了,但是他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讓秦國成功的統一了六國。這種成功觀在我來看是很可怕的,我想讓大家看一看這到底是怎樣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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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一下法家到底塑造了一個怎樣的秦國。秦國在先秦的典籍中有一個專門的稱呼叫「虎狼之國」,大家可以去看《戰國策》。講到秦國,前面往往加上兩個字變成「虎狼之秦」,這是法家改革的最後結果。商鞅變法把一個落後的秦國變成一個強大的秦國,這沒錯,但是卻同時把愚昧的秦國變成了野蠻的秦國。這個變法並沒有使秦國文明化,而是讓它野蠻化。我們也應該知道,在冷兵器的時代,野蠻是一種很重要的力量。他實際是通過增加秦國法例、秦國老百姓民風中的野蠻性來增加秦國軍隊的戰鬥力量。荀子曾分析過戰國時期各國軍隊的戰鬥力,秦國第一、魏國第二、楚國第三。秦國的戰鬥力最強是因為秦國軍隊是最沒有人性的。福山寫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本書是這樣分析秦國的成功:與其他軍事化的社會相比,周朝的中國異常殘暴,秦國成功動員了其總人口的8%到20%,全民皆兵。而古羅馬共和國僅僅1%,希臘的提洛同盟僅5.2%,歐洲早期則更低。羅馬共和國在一個會戰中損失了5萬軍人,而中國的數字可以說是西方對應國的十倍。我舉一個《史記》裡的例子——秦國和趙國的長平之戰。我們都知道長平之戰的結局是趙國失敗了,40萬人成為俘虜。在趙國失敗之前,雙方對峙了很久,在對峙的最後階段,取得勝利的秦國本來都頂不住想打退堂鼓了。當時在前線的秦王給范睢寫信說頂不住了是不是要撤退,范睢說現在就是要看誰頂得住最後一口氣,不能退,之後把秦國15歲以上的男孩子全都送到前線,才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在戰爭結束之前,雙方的傷亡人數是何等巨大。最終趙國有40多萬人被俘虜,放回200多人是為了製造恐懼,其餘40多萬人全部阬殺。注意這個阬殺的阬不是坑,它們的區別在於,坑是挖個坑埋掉,然而我們現在考古並沒有找到這個萬人坑,實際上秦國是把這40萬人殺了之後堆成一座山,這樣的目的是造成恐懼。商鞅在《商君書》中剛提一場戰爭要達到多少指標才算是完成任務領取賞賜,類似於我們現在的指標管理。我們可以看一下秦國大將白起的戰績:昭王十四年,斬首二十四萬;昭王三十四年,斬首十萬;沉卒二萬人於黃河中;昭王四十三年,斬首五萬;昭王四十七年,阬殺趙降卒四十萬。一個將軍導致了這麼多人死,並不是每一場戰爭史記都會加以記載。根據《史記》的統計,秦國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斬殺的人數在150萬以上,這不包括秦國自己士兵的死亡。一般來說,在冷兵器時代一般這個是8:10的比例。若對方死亡150萬則秦國自己大概要死亡120萬。當時全中國的人在1500萬左右。所以,當我們歌頌秦朝偉大統一的時候,要小心一點,想一想死去的亡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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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

在我們今天的教材上,學者常常這樣告訴我們,雖然他們本人失敗了,他們的政策卻在秦國取得了成功,秦國終於滅盡六國、一統天下,所以他們給了商鞅一個成功的評價。但我想問,秦國是誰的秦國?秦國滅了六國又是誰的成功?我們現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第一,六國當然是失敗了。第二,六國的老百姓此後必須忍受更加殘暴的政權也是失敗了。所以後來陳勝起義的時候,他根本不需要做政治宣傳,他只說了六個字就夠了——「天下苦秦久矣」。這六個字喊出來,天下人都熱淚盈眶。第三,秦國的老百姓。秦國的老百姓成功了嗎?在商鞅變法時,秦國老百姓所承受苦難就已經比其他六國老百姓多很多。有一個資料前面沒給大家講,《商君書》自己也承認,在秦國軍隊攻打六國的過程中,秦國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是他們每佔據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沒有人了,老百姓都跑光了。老百姓絕不願意去秦國做老百姓,他們用他們的腳在2000多年前就做了選擇,今天很多的學者卻還在說秦國好。我們看秦國的老百姓「什伍連坐,輕罪重罰」,動輒就沒為官婢,戰陷即全家為奴。很多人傻傻的說《商君書》廢除了奴隸制,這可笑得不得了。他們沒有看到《商君書》中所有的獎勵裡面有一條就說到,獲得了多少軍功就獎勵你多少奴隸。這些奴隸是哪裡來的?他認為所有的人都是潛在的奴隸。你今天是戰士,獲得了獎賞,馬上給你三個奴隸,但若明天你上戰場失敗了,你就又變成了奴隸。每個人都在患得患失,整個社會沒有身份認同。在秦國沒有任何東西是你自己的,也沒有任何東西是你有把握保得住的。所謂人人都是潛在的奴隸,只不過不是世襲的奴隸。最後劉邦進入關中的時候,就是靠「父老苦秦久矣」這六個字就站住了腳跟。他進了關中,為那裡的父老鄉親感到著急,跟他們就講了兩句話,一句是「父老苦秦久矣」,父老指的是秦國本國的老百姓,他們聽到這句話眼淚奪眶而出;之後劉邦就講秦國的法律太殘忍,把秦國所有法律廢除,並和大家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就是這麼簡單,秦國的父老就認同了劉邦,後來項羽進來都站不住腳。項羽沒有佔關中,有人說是因為項羽笨、策略不行,其實並不是,是項羽到了關中之後發現關中的人心已經不是他的了,而是劉邦的。所以他既不想讓劉邦在關中,自己也不能在關中。

12-3333-1024x575《商君書》

既然六國失敗了、六國的貴族失敗了、秦國的老百姓失敗了,那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只有秦國的貴族成功了?

法家防止宗族分權,所以一定要打擊貴族。從周朝以來一直是貴族民主制,他要把貴族消滅掉讓國君一個人獨裁。這也是為什麼法家的結局都很慘,因為法家打擊貴族,所以他們和貴族是你死我活的。這個政策一直延續了下來。秦二世即位後在咸陽殺害了十二個公子,車裂公主十人。公子高看情況很嚴重,為了保妻子,自行殉葬於始皇帝。那麼是不是秦二世一個人贏了呢?兩年後,二世被趙高殺死,所以他也沒有贏。難道是趙高這個人贏了嗎?在殺死二世後僅僅五天,趙高也被子嬰殺了。四十六天之後,劉邦來了,子嬰「降軹道旁,奉天子璽符」,秦朝滅亡了。劉邦對子嬰還是不錯的,沒有殺他,只是把他作為俘虜。但是一個月後項羽來了,子嬰被他殺死,同時被殺的是秦諸公子宗族。整個秦朝殘留下來的人都被項羽屠殺殆盡。「逐屠咸陽,燒其宮室,擄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法家建立的這套體制也告訴了我們誰是最後的勝利者,那就是沒有一個人是勝利者。從秦非子算起,近七百年,從秦襄公算起,近五百年,幾百年的發憤圖強、不息自強、好勝爭強,就是一個強字,強到最後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席捲天下、併吞八方,但到了最後卻是瞬間崩潰、一敗塗地、宗族絕滅。所以中國真的應該反思一下:秦制到底能夠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麼?

數百年的時間、一百多萬身經百戰的軍隊,可以說當時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王朝,最後卻輸給了草根陳勝、吳廣,輸給了半文盲項羽、劉邦,還輸給了兩千多年的歷史。

為什麼說輸給了兩千多年的歷史?秦朝滅亡之後,從漢到清,沒有一個有良知的讀書人同情、歌頌秦朝,沒有一個朝代的官方意識形態肯定秦朝,甚至沒有一個暴君敢公開聲明自己效仿秦朝,秦朝幾乎在所有的時間裡被所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拋棄。我曾有一次和朋友們聊天,他說歷史上朝代滅亡的時候總會有一幫遺民忠誠於前朝,只有秦朝滅亡時,沒一個人表示自己忠於秦朝。不過我後來告訴他,秦朝也有遺民,但並不是在2000多年前秦朝滅亡的時候,而是在2000多年以後的今天。2000多年以後,很多人開始懷念秦朝。

總結一下,商鞅變法的結果是所有人都輸了,有功利而無道義,這樣的大國真的大嗎?這樣的強國真的強嗎?有幸的是,作為後來人,這些我們都看到了,但是我們真的明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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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之後,鮑鵬山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問:我想鮑老師幾個問題,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的發展。我看到您這些年一直致力於推廣民間傳統文化的普及,比如給孩子們建立的浦江學堂的活動。我看到學界的說法是,國學的命運是與國語的命運有關係的。在香港主要流行的是粵語和英語,所以,可能會擔心傳統文化在香港民間的普及會因此有一些空白和落後。通過您的經驗和觀察,您如何看待這個觀點?您覺得傳統文化在香港的傳播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答:非常感謝你注意到了我在上海辦的浦江學堂。我做這個浦江學堂實際上是有感於我們中國幾十年來對於傳統文化教育的缺陷。我一直覺得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也是它最原始的功能之一,就是文化的傳承。通過人類的文化來對受教育者進行文明化。這是教育本來應該有的使命。可是長期以來我們把教育看成是一個知識和專業技能的教育,而關於人自身的文明化、行為舉止、思維方式、對人類傳統價值的認同的教育在中國被疏忽了幾十年。這種疏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就是今天中國很多普通民眾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缺少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導致中國人的文明程度在全世界的評價體系裡面嚴重下降。中國人在國際上的文明的印象是比較負面的,這與我們的教育有關係。至於在香港,1997年之前它是租借給英國的,受到更多的應該是歐洲的教育。但我們也能看的到,即使在97以前,香港至少還是堅持了中國傳統文化很多的東西,比如民間的風俗習慣、漢字的堅守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香港對於傳統文化的堅持學習和傳播可能比大陸做的還要好一些。我們是在長期的壓制、否定、批判之後,有了一些反彈,而他們沒有經歷過對傳統文化的打壓,一直是自然的、自發的傳承狀態。所以我對香港未來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一點都不悲觀。

問:您剛才講到對自發的傳承比較有信心,那麼需要一些社會、人為的力量嗎,類似於您在大陸做的工作?

答:是的。包括中國文化院今天這樣的活動,應該是每年都會有吧,這本身也是在做文化傳播的工作。我當然也希望可以進入香港的中小學。我曾經參觀過香港的孔聖堂中學,我認為辦得非常好。他們每年孔子的生日和孟子的生日都會放假,這樣的學校在中國大陸是沒有的,而香港卻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覺地做,文化的傳承也是悄悄地在孕育著、發生著。香港和我們畢竟是血脈相連,我認為沒有問題。

問:另外我想問國學在小孩子教育中的問題。前兩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熱文叫《一個讀經少年的來信》,講的是一個讀經的孩子反思他這六年受到的教育,覺得他只是死記硬背而喪失了自由學習、自由選擇的能力。我看到您也在做這方面的教育和推廣,那您怎麼來平衡小孩子學習國學時,背誦和理解的關係?因為有一些道理對於小孩子來說很難真正感同身受地去理解。

答:這個問題確實存在。大陸現在也開始重視對小孩子傳統文化的教育,載體就是經典。還是要拿經典來教,畢竟我們中斷了幾十年,中斷了好幾代人。很多老師有這個心、有這個願望和熱情,但是你要老師把經典中規中矩的、合乎原意地教給小孩,很多人有熱情卻缺少這個能力,所以就開始倡導先背下來,將來再慢慢理解。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在孩子完全沒有理解的基礎上去背誦效果確實不大,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樣背下來並沒有進入孩子的認知領域和情感領域,所以機械的記憶效果確實不太好。但我相信,只要我們開始做了,總會一步一步做的更專業、更有效果。

問:您覺得需要更專業的老師去教他們?

答:對。我們希望將來有更多專業的老師,也希望更多的老師可以得到專業的培訓。

問:最後請您簡單評價一下香港的文化氛圍吧。因為您六年前曾經說過在北京、上海、廣州、台北、香港裡面,從讀書氛圍上來講,香港是在您心中排第一的。六年後又是書展的時候,您回來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答:我不知道香港平時讀書的氛圍怎麼樣,但看到書展我很興奮。因為據我所知在上海每年能參加書展的人也就二十多萬,近幾年也不公佈了,不公佈的原因可能是跟香港的人數比有點寒磣,香港現在每年能有100萬以上。而香港的總人口有700多萬吧,上海大概有2600-2700萬,而我們參加書展的人數只有香港的五分之一,說出來有點害羞吧。反過來講這也是我對香港的信心吧,香港畢竟是一個很現代化、國際化的城市,我相信更多的人會認識到讀書的價值,我也有信心這個傳統會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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