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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名家】行走絲路,守望長安 — 專訪李健超教授

絲綢之路, 一條讓世人為之神往的文明之路, 一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化遺產, 一段中外學者為之癡迷的學術傳奇。生長於古都洛陽、治學於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學李健超教授,五十多年來,紮根西北,傳道授業,行走絲路,守望長安,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將絲綢之路化為腳下的足跡和筆端的學理,勾勒出一幅壯麗的絲路圖景。

漢唐長安與絲綢之路守望者

李健超,1933年10月生,河南洛陽人,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榮休教授。1957年西北大學地理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從教五六十年來,李健超主要致力於漢唐長安與絲綢之路歷史地理研究,在學術方法上注重文獻考訂和田野考察相結合,主要著作有《南水北調川滇線考察日記 (1959—1960) 》、《增訂唐兩京城坊考》、《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等,在漢唐長安歷史地理、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中國地理學史等學術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2016年6月29日,受《國學新視野》委託,西北大學席會東副教授在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會議室專訪了李健超教授,李教授在專訪中生動講述了其富有傳奇色彩的絲路故事。

漢千年絲路家國情

問:作為絲綢之路上的核心大圍,中國在歷史上對絲綢之路的開闢、發展和繁榮起到過重要推動作用,而絲綢之路也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日益成為國內顯學的「絲綢之路學」理所當然屬於「國學」的一部分,《國學新視野》特策劃了一期陸上絲綢之路專題,想就相關問題訪問一位國學大家。您是國內絲綢之路研究領域的專家,非常榮幸您能接受訪談,我想請您談一談您對絲綢之路的理解、展望,還有您幾十年考察絲綢之路的見聞和感悟。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您是在什麼背景下開始從事絲綢之路研究的?
 
答:從事絲綢之路研究,首先與我的個人成長和求學經歷有關。我生在古都洛陽,求學、治學、教學在古都西安,兩大古都厚重的歷史文化和絲路文化遺產,在我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57年,我從西北大學地理系畢業後就留校任教,先後在西北大學地理系和西北歷史研究室工作,所以從事中國西北部的歷史地理研究成了我的本職工作。中國西北地區最為重要的歷史地理景觀就是絲綢之路與漢唐都城長安,兩者也就成為我一生主要的研究對象。

02-李健超教授在吐魯番交河故城考察。(1980.9)

從事絲綢之路考察和研究也與國家和社會需要有很大關係。1959至1960年,我有幸參加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南水北調綜合考察隊,對川、滇橫斷山區安寧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及大、小涼山地區的水資源及流域內的歷史、社會、民族展開調査,為國家南水北調計劃提供資料。在此過程中,我首先接觸到西南高山峽谷之路。1972至1975年,受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將軍之託,我隨陝師大史念海先生和西北大學李之勤先生,為軍區整理西北歷史軍事地理資料,對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區進行了大量實地考察,對中國西部地區的歷史交通路線進行了深入硏究。1980和1984年,應學校教學和研究生培養的需要,我兩次帶隊實地考察西北綠洲沙漠之路及絲綢之路東段的青海道、唐蕃古道和居延道。1990年,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我作為中方代表參加了科教文組織的絲路國際考察團,對綠洲沙漠之路中國段進行了全程考察。2002至2004年間,又應美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邀請,我帶美國考察團多次考察絲路遺址。 2014年,我又以81歲高齡參加西安市組織的絲路印度段考察。

五十年來,我對中國境內絲綢之路東段、中段的主幹道和重要支線都進行了實地探察,並考察了印度境內的絲路遺產,對於絲綢之路的路線、遺址、遺跡及其對歐亞大陸文明發展的影響有了切身的感受和系統的認識。

萬里絲路萬里行

問:您豐富的絲路考察經歷讓人羨慕,您應國家和社會需要開展研究的家國情懷讓人敬佩,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研究理路深得歷史地理硏究精髓,在您幾十年的絲路考察經歷中,對陸上西北綠洲沙漠之路進行過幾次重要考察,主要考察的目的、行程、發現和收穫是什麼?
答:從1980年至今的三十多年裏,我先後對陸上絲綢之路各段及其支線進行過十幾次學術考察,其中比較重要的考察有7次,這7次考察的重點和收穫各有不同。第一次重要的絲路考察是在1980年7至9月,為期三個月,考察的主要對像是新疆境內絲路中段的南道、北道和新北道三條路線走向及沿線的重要遺址,這次新疆段絲路考察是在中蘇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進行的,在當時中蘇邊境即今中吉邊疆考察時我們都身穿軍裝以保證安全,最大收穫是確定了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經所翻越的凌山就是今天新疆烏什縣的別迭里山口。這次考察的首要目的是弄清玄奘的西行取經路線。當時國內外學者都在爭論玄奘西行為何不走相對較近的唐蕃古道到印度,因為玄奘西行前後的唐朝使臣,如王玄策等人都是經唐蕃古道,從甘肅經青海、經拉薩到尼泊爾再到印度,經過考察並結合文獻,我們認為玄奘走新疆主要是因為唐朝正致力於征討突厥,對西部邊境實行封閉,玄奘屬於私自偷渡處境;同時唐朝和吐蕃尚未建立聯姻關係,唐蕃古道尚未正式開闢,而從西晉以來的中原高僧走的都是經新疆、中亞南下印度的傳統路線,所以玄奘也採用了這條路線。國內外學界的另一個爭論焦點是玄奘翻越的凌山究竟是別迭里山口還是木扎爾特冰川,我在考察中騎着一匹識途的老馬,隨身帶着《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釋迦方志》三部書,將其中所記的內容、地點、路線和考察所見相互驗證。在別迭里山口,我親眼看幾百具馬、駱駝和人的骨骸,與玄奘當年所記所見如出一轍,深切體驗了歷代高僧穿越絲路的艱辛和精神的可貴,也確認了玄奘所經的凌山就是別迭里山口。

03-李健超教授一行在別迭里山口考察。(1980.8)

第二次重要考察是在1984年,為期37天,主要目的是帶現任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等研究生實習考察,為其寫學位論文搜集第一手資料,主要考察對象是甘肅河西走廊、青海、內蒙境內的唐蕃古道和居延海道。陸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方向是東西向的,但是到了甘肅河西走廊之後,因為政治局勢、地理環境的影響,還形成了南北兩條支線,一條是往南經青海、西藏通過尼泊爾、印度的唐蕃古道,一條是向北沿額濟納河黑水城通過蒙古高原的居延海道。唐蕃古道現在研究的人很多,這條路線主要因唐代吐蕃的興起和唐朝與吐蕃之間的交往而開闢,推動了中原與青藏高原的交往。居延海道是漢武帝修築的一條防備匈奴、保護絲綢之路的邊防線,對中國歷代農牧互動的歷史格局影響巨大,但現在很少有人知道。居延海漢代叫居延澤,魏晉時稱西海,唐代起叫居延海,由額濟納河匯聚形成,漢代在此設立郡縣,防禦北方的匈奴南下,留下了大量漢簡,成為近代四大考古發現之一的居延漢簡。額濟納河即黑水河,孕育了黑水城,又稱亦集乃城或哈拉浩特,是西夏、蒙元時期的區域中心城市,馬可波羅曾途經此城留下記載,近代沙俄帝國從黑水城掠走大量西夏文書。額濟納河流域存在一條從河西通往蒙古高原的居延海道,漢代的匈奴、北魏的柔然、隋唐的突厥以及後來的蒙古人等游牧族群往往通過此道南下侵擾河西,是中原王朝與農耕政權爭奪的焦點路線。我們在當地考察時,曾經發現大量的泥塑小佛像,還有眾多佛教寺院遺址和遺物,瞭解了絲路重要支線走向及居延海生態變遷規律,收穫巨大。04-
李健超教授視察敦煌漢陽關遺址。(1984.7)第三次重要考察是在1990年,為期一個半月,這次絲綢之路考察工程是由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發起的三大國際文化工程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兩個世界的相遇發現新大陸和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其中最主要的是絲綢之路工程。此次絲綢之路考察團由來自14個國家的學者組成,時任西大校長張豈之先生推薦我作為中國高校代表全程參加了考察。考察團從西安乘汽車出發,經過隴縣,到達麥積山,接着是蘭州此後沿着河西走廊,經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再往西到達吐魯番,沿着玄奘西行路線,經過焉耆、阿克蘇到達喀什,最後返回烏魯木齊召開學術會議進行總結和學術研討。此次考察的主要收穫是第一次與多位國外學者進行了較長時期的接觸切磋,其次是對絲路中國段內的四大自然地理單元及其對絲路走向的影響有了深切認識。

05-李健超教授與塞內加爾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員 (1990.8)

第四次重要考察是在2001至2004年間,應美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的邀請,我前後三次作為特聘專家帶領美國夏威夷大學組織的絲路考察團在西安、絲路東段南線和中段北線進行考察,考察的重點是西安、敦煌、吐魯番和哈密,敦煌西北的雅丹地貌即「魔鬼城」,吐魯番的交河故城、高昌古城,烏魯木齊的天山天池等絲路沿線地理景觀,尤其是雅丹地貌和海市蜃樓讓考察人員體驗了大自然的神奇。新疆的雅丹地貌讓考察隊領略了兩億年前的印度洋海底景觀和滄海桑田的變幻,敦煌西北仿佛幾十艘軍艦在大洋航行一樣的海市蜃樓,更是讓美國考察團員興奮不已。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商貿往來和文明交往之路,還是一條雄奇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大道。

06-李健超丝路留影与成果-5李健超教授在敦煌西北魔鬼城考察。(2002.6)

第五次重要考察是在2008年,上海同濟大學資助我主持考察研究絲綢之路的具體路線。參與此專案的專家都是絲路沿線地區著名的歷史地理專家,如新疆的王炳華、甘肅的李並成等,每人負責一段考察和研究,我主要負責西安和洛陽間東部絲綢之路的具體路線,先後三次到潼關、三門峽和洛陽考察,最大發現和收穫是弄清了唐代長安到洛陽的驛道及沿途的驛站和行宮,通過遺址、遺跡考察,我們確認太宗、高宗、玄宗及武則天等唐朝皇帝從長安到洛陽沿途都住在行宮而不住驛站。在考察中,我們發現了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載的臨泉驛遺址,糾正了司馬光《資治通鑒》和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中的錯誤。2008年,我還通過對固原、銀川和涼州段絲路的實地考察確認了秦漢長城、明長城與絲綢之路走向的關聯性,明確了歷史上農牧對峙對絲路走向的影響。2008年的考察硏究專案最終形成《絲綢之路交通路線歷史地理研究》這一本書,其中收錄了專案組成員最新的絲路考察研究成果。

07-李健超丝路留影与成果-6李健超教授與美國考察團在玉門關漢長城遺址留影。(2004.6)

第六次重要考察是在2010年,我受聘成為絲綢之路復興之旅專家顧問團的首席顧問,率隊從西安出發,沿絲路南道西行,最終到了新疆的霍爾果斯。這次考察我最大的收獲是明確了瓜州在敦煌到哈密段絲路上的重要性,弄清楚了玉門關、玉門縣、玉門鎮的區別。瓜州原本是戈壁灘,漢唐王朝為了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往戈壁灘引水將其改造成綠洲,在其地建立政區,駐兵屯墾,因當地盛產藥材鎖陽,所建之城被稱為鎖陽城。這次考察還讓我瞭解到,新疆的哈密瓜實際上主要出自鄯善,而瓜州的瓜比哈密瓜更甜。

第七次重要考察是在2014年3月,受西安市政府委派,我與西北大學王建新、呂卓民,陝師大周偉洲,還有張靈甫的孫子、陝西省考古硏究院的副院長張健林等專家一起,赴印度考察絲路西段,追尋高僧玄奘在印度的絲路行跡。印度的佛教遺址非常多,規模非常大,佛教石窟往往都開鑿於玄武岩上,但如今佛教的影響卻遠遠不如印度教。此次考察的最大收穫是親眼見證了那爛陀寺等玄奘在印度留學講法的地點,找到了佛寺、石窟等中國佛教建築和思想文化的源頭,參觀了印度段絲路的文化遺產,為中國段絲路提供了參照。

絲綢之路造襬中國、繁榮世界

問:感謝您分享三十多年的絲路見聞和感悟,我想您本人的十多次考察也是一個精彩的絲路故事。在您看來,絲綢之路對人類社會和世界歷史產生了哪些影響?中國在歷史上對絲綢之路的開闢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通過絲路為世界做出了哪些貢獻?而絲綢之路又對中華文明產生了哪些影響?
答:絲綢之路穿越兩千年時空,橫跨亞、歐、非三大洲,是一條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交流融合的文化之路,是溝通亞洲、歐洲、非洲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動脈。通過絲綢之路,歐洲、非洲地中海世界的物質文化,阿拉伯世界的航海技術和宗教文化,中亞的商業文化,南亞的佛教文化,東亞的科學技術和儒家文化,互通有無,相互促進,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絲綢之路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經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進一步解釋之後,而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通過名稱我們就可以知道絲綢之路是因中國給世界提供的重要商品而命名的。除了貢獻最重要的絲路商品絲綢之外,中國西漢及隨後王朝以官方力量正式貫通了陸上絲綢之路,並通過絲綢之路將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中國技術和文化傳播到全世界。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到西域、非洲和歐洲後,使其結束了紙莎草和羊皮卷時代,打破了知識傳播的障礙,推動了歐洲的文藝復興。中國通過絲綢之路為東亞其他國家提供了文字、制度和思想文化,使朝鮮半島、 日本列島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中國通過絲綢之路為北方草原游牧族群提供了糧食、絲織品、布匹和茶葉,豐富了他們的物質生活。同時,中國也通過絲綢之路吸收了大量的域外物質和精神文明,從而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文明。我們現在的衣食住行都受到絲綢之路的影響,桌、椅、床等日常生活品,吃的小麥、葡萄、菠菜、芹菜、胡椒、西瓜等,飼養的馬、駱駝等畜牧產品,都是從絲綢之路引進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也都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絲綢之路留下大量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新疆庫車克孜爾千佛洞、吐魯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肅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陝西彬縣大佛寺、山西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等佛教藝術寶庫,都成為了世界文化遺產。開放包容的中華文明因絲綢之路不斷豐富和完善,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08-李健超丝路留影与成果-8赴印度考察期間,李健超教授在菩提寺留影。(2014.3)


問:如您所言,絲綢之路對人類社會和世界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那麼古代的絲綢之路遺產和經驗對中國當代的「新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建設有何啟示?
答:從西漢全線貫通至今,陸上絲綢之路綿延了二千多年,不僅是一幅從東方向西方、從西方向東方的絢麗多彩的畫廊,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學術資源和精神財富。古絲綢之路上的道路開闢、商貿往來、技術交流、思想交融,與我國目前倡建的「一帶一路」中的五通的核心內容是一脈相承的。古代絲綢之路遺留的遺址、遺跡是珍貴的文化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需要絲路沿線國家合作保護。2014年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三國將「絲綢之路——長安到天山廊道路網」聯合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絲路文化遺產國際合作保護的典範。絲綢之路對當代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啟示是:一個族群、一個國家、一種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對外交往,中國歷史上的漢唐盛世都因開闢絲綢之路、積極對外交往、主動吸收改造外來物質和精神文明而形成,明末以來的閉關鎖國則會導致國家衰亡。中國當前的「一帶一路」建設,正是積極對外開放、重建新絲綢之路的偉大壯舉,與漢唐王朝開闢絲綢之路具有同樣重要的歷史意義,必將有助於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絲路輝煌的重現。絲綢之路對當代「一帶一路」的第二個啟示是,共建共享共贏是絲綢之路長期存在繁榮的基礎,絲路沿線地區發揮各自優勢和所長是實現共贏的基礎。中國在建設新絲綢之路的過程中,要充分瞭解絲路沿線國家的需要和優勢,尊重沿線地區的文化和風俗,發揮各自的資源和技術優勢,才能夠建立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絲西北大學的絲路學脈

問:感謝您對絲綢之路物質和精神遺產及其當代啟示的精闢歸納概括。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西北大學在絲綢之路研究領域有深厚的傳統,您能否談談西北大學在絲綢之路研究的優勢、學術特色和代表成果?
答:西北大學在研究絲綢之路方面有突出的優勢和深厚的傳統。西大第一個優勢就是區位優勢:西安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有厚重的絲路遺產和經驗。立足於西安的西北大學具有重視對周秦漢唐、絲綢之路的研究基因和土壤。另外一個優勢是傳統和人才優勢,西安歷史上是粟特人等西域族群遷居之地,而清朝時有很多回民也從陝西遷居中亞形成講陝西話的東干人,熟悉瞭解西北陸上絲綢之路的風俗人情是研究絲綢之路的重要條件。

09-西北大學是研究絲綢之路的重要學府。圖為李健超教授在西北大學接受專訪。(2016.6)西北大學是研究絲綢之路的重要學府。圖為李健超教授在西北大學接受專訪。(2016.6)

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由來已久、傳統深厚,80年來大約形成學術薪火相傳的四代絲路研究學者:以黃文弼、王子雲為代表第一代西大絲路學者,在二十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國家民族危亡及共和國初創之際開創了絲路史地和藝術考古研究。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時任西北大學歷史系、邊政系主任的黃文弼教授與瑞典學者斯文赫定一起組織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對絲路重鎮吐魯番的高昌古城遺址和交河故城遺址進行考察,並發掘了雅爾湖麴氏高昌墓地和漢代烽燧遺址,後出版《羅布淖爾考古記》一書,闡述了樓蘭、龜茲、于闐、焉耆等古國、古城的地理位置與變遷過程,判明了麴氏高昌的紀年和陵墓分佈,指明了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河的變遷,開創了中國的絲綢之路史地考古研究先河。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西北大學歷史系、藝術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王子雲,受教育部委託組建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對陝西、河南、青海、甘肅、新疆等地的絲路石窟壁畫、陵墓雕塑進行了系統調查和研究,並對在絲路石窟壁畫進行臨摹,實現了傳統畫法與西方油畫的結合,開創了絲路美術考古學。二十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的前身西北歷史研究所成為西大絲路研究的重鎮,李之勤、周偉洲和我都屬於西大第二代絲路研究學者,我們的研究主要聚焦絲路史地和絲路民族融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王建新、呂卓民、岳鈺、李利安等第三代西大絲路學者進一步深化了絲綢之路考古、歷史地理、藝術宗教研究。你們這一代學人,應該屬於西大第四代絲路研究學者,雖然你們不像我們前三代人那樣有豐富的社會閱歷,但是你們都受過正規系統的學術訓練,都有留學經歷和國際學術視野,我希望也相信你們能夠繼承並發揚西大的絲路研究傳統,在絲綢之路研究領域做出有國際影響的重要成果。
絲路啟示錄
席會東總結:感謝李教授分享個人精彩的絲路故事以及對我們年輕人的期許與勉勵,您的講述讓我們對絲綢之路有了更為深入和生動的瞭解。最後,我也想談談對絲路的三點理解和感悟,作為此次訪談的總結。第一,絲綢之路是一條由沿線族群共建共享之路,除了中國之外,歐亞大陸其他文明和族群都為絲路的開闢和發展做出過相應的貢獻,我們不能只強調中國的貢獻而忽略其他國家的貢獻,而是要跳脫中國本位和中心觀,以更開闊的胸襟和宏觀的視野來審視絲綢之路。其二,是絲綢之路不僅是研究課題和資源,還是研究方法和路徑。多種思想的碰撞、多個學科的交叉、多種資料的互證,是絲綢之路留給後人的一種研究路徑和方法啟示。絲綢之路因不同文明交往而繁榮,強調不同思想的交流與比較,對於文史研究非常重要。絲綢之路所遺留下來的資源寶庫,如敦煌吐魯番文書、石窟壁畫都是多語多元文化匯聚的產物,都需要以多元的絲路視野來開展合作研究。隨着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化程度提高,中國的學術研究也要走出去,跳出中國,關注域外,而絲路沿線的東亞漢字文化圈和中亞是中國學者最有優勢的兩個區域,中國學者應該讓絲路沿線區域研究成為有國際話語權的高地而非盲區。第三,絲綢之路除了是一種文明交往途徑和學術研究課題,更是一種價值體系和世界體系。作為一種價值體系,絲綢之路宣導多元和共贏,這與西方所宣導的一元價值體系即所謂的普世價值是不同的,正是絲綢之路價值體系構建起了多元共生的世界體系。這種國際體系比西方在基督教一元宗教觀和民族國家基礎上構建的世界體系,從長時段來看更具有包容性和生命力。絲路世界體系和絲路精神是絲路給人類最重要的精神財富,對於當前各國構建更為平等包容的世界體系有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