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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访谈】中国妇女状况 — 李银河在中国文化院举办活动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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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研究婚姻家庭、性别、男女平等及性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许多理论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中国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李银河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著作有《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婚姻法修改论争》、《两性关系》,《女性权利的崛起》,《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我的生命哲学》、《关于情感的对话》、《虐恋亚文化》等。 2016年带来香港书展的最新著作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部自传《人间采蜜记》,还有香港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黑骑士的王国》。

02-李銀河books李银河部份著作

2016年7月25日,中国文化院在香港主办文化沙龙“天纵圣贤——兼谈儒释道伦理与哲学”作家讲座,邀请李银河教授演讲“中国妇女状况”。李银河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女权情况的变化。她指出,中国古代是父权最严重的社会,现代中国政府为改善妇女状况做出很大努力,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取得不俗成就,但是用上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我们中国女性和男同胞携起手来,继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说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她认为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对中国实现男女平等前景表示乐观。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在对世界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父权制被认为是最典型、最完备的父权制,而且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父权制。

在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古典文明这三大文明中,父权制的文化差异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的父权制之所以是最完备的,是因为儒家对等级制和秩序的强调使得父权制在中国趋于完善。印度同中国相像,都是男权社会。印度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印度文化强调女性的聪明和美丽,认为爱与情感很重要,这种观念可以增强男女两性之间的联系。虽然两性仍是不平等的,但是印度文化对女性留在家里的强调不像中国那么严重。地中海古典文明强调男性的智力特征与女性的情感特征,认为女性的精神力量低下,强调女性的家内角色,公共角色和体育均只限于男性。在这种社会中,强奸女性是犯罪,但是惩罚比引诱他人之妻要轻一些,原因在于后者有感情和不贞的因素。但是,在这个社会中,有些女性有财产,在公共场所女性露面的情形也多于中国。 (Stearn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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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制持续了几千年,其深度和广度使其他文化望尘莫及。这个高度等级制的社会所强调的主要价值包括:

  1. 按照等级顺序的服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2. 女性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3. 女性不参加社会劳动,劳动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妻子称内人,丈夫称外子。
  4. 离婚法歧视女性,使得男女两性的离婚权利不对等,表现在男性可以“休妻”,女性不可以“休夫”,还表现在“休妻”的“七去之条”,女性要孝敬公婆,服侍丈夫;丈夫娶妾,妻子不得嫉妒;女人做家务等等。违反了这些行为规范,妻子就可能被“休”。
  5. 在家庭中,女性改善地位的途径是生育男性子嗣和“媳妇熬成婆”。婆婆控制媳妇,婆婆成为“男性权威的代理人”。
  6. 由于是男居制,妻子的亲戚无法帮助她。妻子在夫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独自在男权的压迫中挣扎。
  7. 在葬礼上,儿子是重要角色,而女儿不重要。男孩有继承人身份,女孩没有这一身份,所以在中国家庭中儿子比女儿重要。只有男性后代拥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女性后代由于要出嫁到另一家庭,因此在娘家没有继承权。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指的是男性后裔。
  8. 杀女婴很普遍,导致高性别比。除了杀女婴,许多女人做妾,做妓女,使得可供结婚的女性数量不足,于是,性别歧视与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富人能娶妻妾,穷人无法娶妻生子。穷人家把
  9. 女儿卖成家奴或妓女,又可挣钱又不用养育她,但是其后果是降低了女性的整体地位。
  10. 从父母给孩子起名可以看出偏爱男孩的倾向:最小的儿子叫“后福”,女儿却叫“多多”;为女孩取名“招弟”、“改改”等,希望生育男孩。
  11. 女性没有姓名权:婚后叫“某(某姓丈夫)夫人”或叫“某(儿子名)母”,“某(夫姓)某(妻姓)氏”。子女随父姓。
    处女贞节极被重视。
  12. 最具束缚女性的象征意义的习俗:缠足。 10世纪从宫廷女性开始,12世纪传播到全国,只有少数贫苦人家(需女性劳力)的女性可以幸免于难。 1902年,缠足成为非法,但民间仍然在延续这一习俗,直到1950年代才真正停止。

04-Li-1缠足

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传统父权制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在此之前,它从未受到过任何怀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仅是量上的改变,也有了质上的改变。

启蒙时期:
1911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是以封建王朝覆灭之后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及其思潮为代表,所从事的事业是为生活于4000年男权制社会中的蒙昧的女性和男性启蒙,使他们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能够做与男人一样的事,应当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其中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参政的权利等。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与性别问题有关的行动包括反缠足,废科举,兴女学,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

进入主流社会时期:
1949年至1978年。在这个时期,男女平等的意识进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女性开始广泛地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接受教育,在各个领域中显示和培养自己的才能。这个时期的象征性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法律是《婚姻法》,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性别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英国的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专家克罗尔(E. Croll)公允地指出:在共产党建国早期,这个国家致力于性别问题的努力“也许是所有其他政府在任何时代都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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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时期:
1978以后至今。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贫富分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女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从女性回归家庭的“专职太太”群体的出现到“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辩论,女性地位在中国处于一个徘徊甚至倒退的时期。

从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上看,真正改变中国女性命运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女性参与社会生产;二是女性普遍受教育;三是通过婚姻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自主婚姻)得以实现的家庭内部的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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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体制使然,这些权利并不是自下而上的斗争和运动的结果,而是自上而下的法律与行政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中国女性研究中有一种“恩赐论”观点,认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不是妇女和妇女运动自身斗争的结果,而是自上而下被“恩赐”来的。 “中国妇女在较短时间内从‘家庭中人’变成‘社会中人’,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中国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广泛的平等权利,是社会主义‘平等’原则(而不是女权主义思想)的体现……‘解放’于我们,像是社会主义的恩赐,‘先天地’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我们是社会主义解放妇女的第一代直接受益人。”(李小江,第201页)恩赐的一个后果就是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力量,没有自己为自身利益斗争的方式和组织,依赖性强,女性不愿也不会为自身的利益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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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近50年的妇女状况,国外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的看法大多是肯定为主,认为中国女性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有一些批评意见。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党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但放弃了反对家庭中的父权制的斗争,以致使女人在家庭领域受到男人的控制。建国后虽然党继续看重和鼓励女性的参与,但是他们不再像早年那样热中于男女平等的事业。 (Gilmartin, 1989)吉尔马丁认为,不管党对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和男女之间的社会和法律不平等提出了多么严厉的质问,在它自己的革命政党组织内,重新制造和塑造了现存性别系统的主要方面。党的缔造者们都献身于性别平等理想,他们自己反叛了压制性的父权制家庭,然而他们将妇女排除在党内高位和权力之外。他们思想的核心是认为,男人是妇女问题的最后仲裁人,完全由妇女担任职务对他们是不可设想的。 (邱仁宗等,87)

第二,婚姻的从夫居制(尤其是在农村),女儿在财产继承权上与儿子不平等,以及对不和谐婚姻的维持。有国外研究者认为,男女平等的最大障碍是地方政府中的男性干部,他们反对妇女的完全解放。 (Stacey, 1979)其实风俗、习惯和观念上的男权制影响也许不能用男性干部的因素来解释。在中国,尽管官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张男女平等,但是在婚姻家庭领域,许多公民还是持有男权制的态度和行为,风俗习惯的力量往往大于制度的力量。

第三,女人做双份工作——家务几乎全是女性的工作。 1957至1958年,农村妇女的就业率从60%升至90%。女人养猪、家禽,养蚕,拾粪,锄地,所做的是传统分工的简单扩大。(Croll, 1982)男性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虽然女性在养家上追上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家务劳动上并没有追上女性。男人用离婚和分居来逃避家务劳动。

第四,劳动就业机会和报酬上的男女差距。例如在农村,女性百分之百务农,男性中三分之一从事其他工作。在农村公社时期,男性工分为10分,女性是8分。男性的统治在继续,集体化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男性统治。(Croll, 1982)

第五,在生育观念上还有男权制的态度,主要表现是偏爱男孩。对于政府提倡的独生子女政策,独子家庭中有40%参加,独女家庭中只有34%参加,因此有独生子女证的人60%是独子,40%是独女。相比之下,有更多男人比女人得到独生子女的优惠。(Bonvillain, 150)性别偏好在长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已经导致出生性别比大大高于正常范围。

第六,女性身上存在着弱势群体的特征:群体的自我仇视和自我排斥,鄙视自己同时鄙视自己的同类。(米利特,85)它的表现之一就是如果人生能够选择性别,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愿做女人。

对希望生为男性或女性的态度(%)08-Table-1(陶春芳等,301)

从上表看,希望生为男性的人比希望生为女性的人高出34个百分点,有四成的女性希望生为男性,只有两成的女性还希望生为自己的性别。

第七,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男权制社会,几千年来的状况并无多大的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分化性特征比社会性别更深刻、持久。不管是在习惯之中、结构之内,还是在习俗与实践活动之中,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性别是个主要的生产性差异,而且这一差异是不对称的。 (朱爱岚,第202页))

在当代中国社会,人们在性别问题上普遍持有保守姿态,赞同保守观点,甚至有学者提出“女人回家”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有政协委员提出“女人回家”的议案。就连女性自身也大多不了解女性主义,不愿意认同女性主义。我想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妇女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男权制的权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绝对、普遍,令人感到触目惊心;二是经过建国后30年带有强制性的男女平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逆反心理;三是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男性的竞争对手,出于利益考虑,不能将男性的既得利益拱手相让,这个因素甚至可以是下意识的。各级领导机构中男女比例的差距过大和一些男性学者提出“妇女回家”这样的主张来解决失业问题就是证据。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维护男性已经开始受到威胁的既得利益,而出任男性这一社会阶层的代言人,就连表面上的公允都不顾及了。

在过去的200年间,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和斗争。妇女运动虽然比工人运动的规模要小而分散,但是其成效却十分显著,它极大地改善了全世界妇女的地位和生活处境,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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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基本的秩序是男人统治女人,女人服从于男人。女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没有政治上的声音,没有选举权,没有继承权,没有财产,不能自己开业,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权利。在发轫于19世纪的西方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后,农民脱离了土地,绝大多数人成为工人。到了20世纪,虽然各国进度有快有慢,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女性在教育权、参政权和工作权上有了很大改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消除双重标准的法律。女性要求平等人权,其中包括对自己劳动所得的所有权,离婚后对孩子的监管权、财产权、教育权、有酬工作权、公共决策权、自由结婚权、身体权利,防止男性殴打、强奸、伤害和杀害她们的权利。女性是全球和平、生态运动的中心,妇女组织以合作和分享为基础。女性创造了关于自身、人性和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定义。 1960-1980年代,男权制受到致命一击,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男女关系发生改变。因此有人认为,20世纪是为西方男性价值观念敲响丧钟的世纪。 (巴丹特尔,第163页)

在20世纪末,经过200年的发展,在这个世界上,性别关系比起传统社会有了极大的改观,尽管各国发展程度有高低之分,但是总体的改观是不容置疑的。度量各国的妇女发展状况,应当有一套指标。在众多的指标体系中,我看到的比较好的一套指标是1997年尼尔森的HID、GDI、GEM指标体系。

这个指标体系包括以下三套指标:

第一套:人文发展指数HID(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指标包括:预期寿命、知识(识字率、平均上学年数)、收入(购买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

第二套:性别发展指数GDI(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性别发展指数GDI是人文发展指数HDI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加权处理,即男女平等程度在上述指标上的表现。

第三套:性别赋权指数GEM(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这套指标度量女性在一个国家内政治经济职业生活上的状况,其指标包括: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在行政、管理、职业、技术职位中所占的比例;就业和工资状况。

175国HDI、GDI、GEM排行榜(1997年,选录)
10-Table-2(Nelson, et al., 519)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在世界排第63名,性别发展指数排第58名,性别赋权指数排在第28名。这就表明,我国的女性发展和女性权力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面。尽管如此,我们也只是排到第28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应当继续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准。

下表则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社会地位的具体度量结果。主要的度量指标有四个:第一,女性在议会席位中所占的比例;第二,女性在行政管理人员中所占的比例;第三,女性在职业技术人员中所占的比重;第四,女性收入在男女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1997年性别赋权排行榜(选录)11-Table-3-01(Nelson, et al., 522)

从上表的情况看,女性在议会席位、行政管理和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这三项的世界先进水准都在40%以上,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这一项的世界最高水准在64%。相比之下,我国在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45%)和女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38%)这两项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准;在女性议会席位比例(21%)这一指标上处于中等水准;最差的是女性行政管理人员比例(不到12%)。

但是,从性别赋权的总得分排名来看,我国不但排到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前面,而且比发达国家日本和法国的情况还要好些。总的看来,性别赋权状况最好的还是北欧国家(挪威、瑞典、丹麦、芬兰)。

在有些指标排序的比较中,中国排名比上述排名要低,例如,据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对世界99个国家妇女地位的5大类20项指标的综合评分统计,中国妇女名列第51位。 (时蓉华,第56页)

为什么在性别平等的指标上总是北欧国家遥遥领先?这是一个谜。在许多西方国家如法国,女权主义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却是相当糟糕的。据说是因为拉丁人的心理习惯容不得这种类型的女性,认为这种女性自行其事,不愿坐等男人给予她们其所愿给予的权利。英国妇女为争参政权举行大规模游行,瑞典、挪威或芬兰女性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结社活动,女性主义者满怀激情地提出:“光明来自北方。”(巴丹特尔,第156页)有些社会学家尝试用新教传统来解释北欧国家的男女平等事业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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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解释来自性状况与性别状况的关系。社会学调查表明,性的自由和开放与性别平等指标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很难分辨二者孰因孰果。换言之,很难确知是性的自由和开放导致了性别平等,还是性别平等导致了性的自由开放。我想,这两种现象(性的自由和男女平等)背后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个人的独立性、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每个个人的自我实现。正是由于每个人作为人的权利得以高度实现,不再受到压抑,或只受到较少的压抑,男女两性才能变得更加平等,个人也才能得到更高程度的性自由。

综上所述,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应当说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用得上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我们中国的女性与男性携起手来,继续赶超世界先进水准。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还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的处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样的意义,它向全世界女性表明,在一个男女曾经最不平等的国度,经过努力,我们的男女平等事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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