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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訪談】中國婦女狀況 — 李銀河在中國文化院主辦活動上的演講

01-李銀河

李銀河,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是中國研究婚姻家庭、性別、男女平等及性最有影響的社會學家之一,許多理論對中國社會學發展和中國社會進步起到推動作用。李銀河曾被《亞洲週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著作有《中國婚姻家庭及其變遷》,《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婚姻法修改論爭》、《兩性關係》,《女性權利的崛起》,《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我的生命哲學》、《關於情感的對話》、《虐戀亞文化》等。 2016年帶來香港書展的最新著作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部自傳《人間採蜜記》,還有香港果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版的長篇小說《黑騎士的王國》。

 

02-李銀河books李銀河部份著作

2016年7月25日,中國文化院在香港主辦文化沙龍「天縱聖賢——兼談儒釋道倫理與哲學」名作家講座,邀請李銀河教授演講「中國婦女狀況」。李銀河從社會學的角度論述了從古代到現代中國女權情況的變化。她指出,中國古代是父權最嚴重的社會,現代中國政府為改善婦女狀況做出很大努力,中國男女平等事業取得不俗成就,但是用上革命領袖孫中山的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讓我們中國女性和男同胞攜起手來,繼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並說女權主義在中國被妖魔化,她認為所有主張男女平等的人都該是女權主義者,對中國實現男女平等前景表示樂觀。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在對世界各種文化、各種社會的比較研究中,中國的父權制被認為是最典型、最完備的父權制,而且是一種男女不平等程度較高的父權制。

在中國、印度和地中海古典文明這三大文明中,父權制的文化差異表現得十分明顯。中國的父權制之所以是最完備的,是因為儒家對等級制和秩序的強調使得父權制在中國趨於完善。印度同中國相像,都是男權社會。印度大多數人生活在鄉村,男主外,女主內。但是,印度文化強調女性的聰明和美麗,認為愛與情感很重要,這種觀念可以增強男女兩性之間的聯繫。雖然兩性仍是不平等的,但是印度文化對女性留在家裡的強調不像中國那麼嚴重。地中海古典文明強調男性的智力特徵與女性的情感特徵,認為女性的精神力量低下,強調女性的家內角色,公共角色和體育均只限於男性。在這種社會中,強姦女性是犯罪,但是懲罰比引誘他人之妻要輕一些,原因在於後者有感情和不貞的因素。但是,在這個社會中,有些女性有財產,在公共場所女性露面的情形也多於中國。(Stearn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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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父權制持續了幾千年,其深度和廣度使其他文化望塵莫及。這個高度等級制的社會所強調的主要價值包括:

  1. 按照等級順序的服從: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2. 女性的「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3. 女性不參加社會勞動,勞動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內」。妻子稱內人,丈夫稱外子。
  4. 離婚法歧視女性,使得男女兩性的離婚權利不對等,表現在男性可以「休妻」,女性不可以「休夫」,還表現在「休妻」的「七去之條」,女性要孝敬公婆,服侍丈夫;丈夫娶妾,妻子不得嫉妒;女人做家務等等。違反了這些行為規範,妻子就可能被「休」。
  5. 在家庭中,女性改善地位的途徑是生育男性子嗣和「媳婦熬成婆」。婆婆控制媳婦,婆婆成為「男性權威的代理人」。
  6. 由於是男居制,妻子的親戚無法幫助她。妻子在夫家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只能獨自在男權的壓迫中掙扎。
  7. 在葬禮上,兒子是重要角色,而女兒不重要。男孩有繼承人身份,女孩沒有這一身份,所以在中國家庭中兒子比女兒重要。只有男性後代擁有家庭財產的繼承權,女性後代由於要出嫁到另一家庭,因此在娘家沒有繼承權。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指的是男性後裔。
  8. 殺女嬰很普遍,導致高性別比。除了殺女嬰,許多女人做妾,做妓女,使得可供結婚的女性數量不足,於是,性別歧視與經濟地位聯繫在一起——富人能娶妻妾,窮人無法娶妻生子。窮人家把女兒賣成家奴或妓女,又可掙錢又不用養育她,但是其後果是降低了女性的整體地位。
  9. 從父母給孩子起名可以看出偏愛男孩的傾向:最小的兒子叫「後福」,女兒卻叫「多多」;為女孩取名「招弟」、「改改」等,希望生育男孩。
  10. 女性沒有姓名權:婚後叫「某(某姓丈夫)夫人」或叫「某(兒子名)母」,「某(夫姓)某(妻姓)氏」。子女隨父姓。
  11. 處女貞節極被重視。
  12. 最具束縛女性的象徵意義的習俗:纏足。 10世紀從宮廷女性開始,12世紀傳播到全國,只有少數貧苦人家(需女性勞力)的女性可以倖免於難。 1902年,纏足成為非法,但民間仍然在延續這一習俗,直到1950年代才真正停止。


04-Li-1纏足

從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傳統父權制開始受到衝擊和挑戰——在此之前,它從未受到過任何懷疑。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中國女性的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這種提高不僅是量上的改變,也有了質上的改變。

啟蒙時期:
1911年至1949年。這個時期是以封建王朝覆滅之後成長起來的五四青年及其思潮為代表,所從事的事業是為生活於4000年男權制社會中的蒙昧的女性和男性啟蒙,使他們認識到女人和男人一樣是人,能夠做與男人一樣的事,應當擁有與男性一樣的權利,其中包括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參政的權利等。在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與性別問題有關的行動包括反纏足,廢科舉,興女學,婚姻自由,反對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等。

進入主流社會時期:
1949年至1978年。在這個時期,男女平等的意識進入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女性開始廣泛地走出家門,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接受教育,在各個領域中顯示和培養自己的才能。這個時期的象徵性口號是「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新中國制定的第一個法律是《婚姻法》,雖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性別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英國的中國農村婦女研究專家克羅爾(E. Croll)公允地指出:在共產黨建國早期,這個國家致力於性別問題的努力「也許是所有其他政府在任何時代都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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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時期:
1978以後至今。由於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貧富分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女性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從女性回歸家庭的「專職太太」群體的出現到「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辯論,女性地位在中國處於一個徘徊甚至倒退的時期。

從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進程上看,真正改變中國女性命運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女性參與社會生產;二是女性普遍受教育;三是通過婚姻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自主婚姻)得以實現的家庭內部的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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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治體制使然,這些權利並不是自下而上的鬥爭和運動的結果,而是自上而下的法律與行政行為的結果。因此,在中國女性研究中有一種「恩賜論」觀點,認為中國婦女的解放不是婦女和婦女運動自身鬥爭的結果,而是自上而下被「恩賜」來的。「中國婦女在較短時間內從『家庭中人』變成『社會中人』,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女權運動)的結果;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獲得了廣泛的平等權利,是社會主義『平等』原則(而不是女權主義思想)的體現……『解放』於我們,像是社會主義的恩賜,『先天地』成為我們人生的基礎。我們是社會主義解放婦女的第一代直接受益人。」(李小江,第201頁)恩賜的一個後果就是沒有主觀能動性,沒有力量,沒有自己為自身利益鬥爭的方式和組織,依賴性強,女性不願也不會為自身的利益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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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近50年的婦女狀況,國外研究中國的女性主義學者的看法大多是肯定為主,認為中國女性的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有一些批評意見。意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雖然黨支持農民反對地主,但放棄了反對家庭中的父權制的鬥爭,以致使女人在家庭領域受到男人的控制。建國後雖然黨繼續看重和鼓勵女性的參與,但是他們不再像早年那樣熱中於男女平等的事業。(Gilmartin, 1989)吉爾馬丁認為,不管黨對父權制的家庭結構和男女之間的社會和法律不平等提出了多麼嚴厲的質問,在它自己的革命政黨組織內,重新製造和塑造了現存性別系統的主要方面。黨的締造者們都獻身於性別平等理想,他們自己反叛了壓制性的父權制家庭,然而他們將婦女排除在黨內高位和權力之外。他們思想的核心是認為,男人是婦女問題的最後仲裁人,完全由婦女擔任職務對他們是不可設想的。(邱仁宗等,87)

第二,婚姻的從夫居制(尤其是在農村),女兒在財產繼承權上與兒子不平等,以及對不和諧婚姻的維持。有國外研究者認為,男女平等的最大障礙是地方政府中的男性幹部,他們反對婦女的完全解放。(Stacey, 1979)其實風俗、習慣和觀念上的男權制影響也許不能用男性幹部的因素來解釋。在中國,儘管官方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張男女平等,但是在婚姻家庭領域,許多公民還是持有男權制的態度和行為,風俗習慣的力量往往大於制度的力量。

第三,女人做雙份工作——家務幾乎全是女性的工作。1957至1958年,農村婦女的就業率從60%升至90%。女人養豬、家禽,養蠶,拾糞,鋤地,所做的是傳統分工的簡單擴大。(Croll, 1982)男性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行為:雖然女性在養家上追上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家務勞動上並沒有追上女性。男人用離婚和分居來逃避家務勞動。

第四,勞動就業機會和報酬上的男女差距。例如在農村,女性百分之百務農,男性中三分之一從事其他工作。在農村公社時期,男性工分為10分,女性是8分。男性的統治在繼續,集體化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男性統治。(Croll, 1982)

第五,在生育觀念上還有男權制的態度,主要表現是偏愛男孩。對於政府提倡的獨生子女政策,獨子家庭中有40%參加,獨女家庭中只有34%參加,因此有獨生子女證的人60%是獨子,40%是獨女。相比之下,有更多男人比女人得到獨生子女的優惠。(Bonvillain, 150)性別偏好在長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已經導致出生性別比大大高於正常範圍。

第六,女性身上存在著弱勢群體的特徵:群體的自我仇視和自我排斥,鄙視自己同時鄙視自己的同類。(米利特,85)它的表現之一就是如果人生能夠選擇性別,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願做女人。

對希望生為男性或女性的態度(%)08-Table-1(陶春芳等,301)

 

從上表看,希望生為男性的人比希望生為女性的人高出34個百分點,有四成的女性希望生為男性,只有兩成的女性還希望生為自己的性別。

第七,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男權制社會,幾千年來的狀況並無多大的改變。中國人的生活中沒有任何其他的分化性特徵比社會性別更深刻、持久。不管是在習慣之中、結構之內,還是在習俗與實踐活動之中,在所有這些方面,社會性別是個主要的生產性差異,而且這一差異是不對稱的。(朱愛嵐,第202頁)

在當代中國社會,人們在性別問題上普遍持有保守姿態,贊同保守觀點,甚至有學者提出「女人回家」以解決就業問題的建議,有政協委員提出「女人回家」的議案。就連女性自身也大多不瞭解女性主義,不願意認同女性主義。我想原因可能有三個:一是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中國婦女的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男權制的權力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絕對、普遍,令人感到觸目驚心;二是經過建國後30年帶有強制性的男女平等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和灌輸,引起人們的反感和逆反心理;三是女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已經成為男性的競爭對手,出於利益考慮,不能將男性的既得利益拱手相讓,這個因素甚至可以是下意識的。各級領導機構中男女比例的差距過大和一些男性學者提出「婦女回家」這樣的主張來解決失業問題就是證據。他們也許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維護男性已經開始受到威脅的既得利益,而出任男性這一社會階層的代言人,就連表面上的公允都不顧及了。

在過去的200年間,這個世界上充滿了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鬥爭。婦女運動雖然比工人運動的規模要小而分散,但是其成效卻十分顯著,它極大地改善了全世界婦女的地位和生活處境,改變了兩性關係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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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父權制家庭中,基本的秩序是男人統治女人,女人服從于男人。女人幾乎沒有任何權利:沒有政治上的聲音,沒有選舉權,沒有繼承權,沒有財產,不能自己開業,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權利。在發軔於19世紀的西方工業化過程完成之後,農民脫離了土地,絕大多數人成為工人。到了20世紀,雖然各國進度有快有慢,但是從世界範圍看,女性在教育權、參政權和工作權上有了很大改善,許多國家都制定了消除雙重標準的法律。女性要求平等人權,其中包括對自己勞動所得的所有權,離婚後對孩子的監管權、財產權、教育權、有酬工作權、公共決策權、自由結婚權、身體權利,防止男性毆打、強姦、傷害和殺害她們的權利。女性是全球和平、生態運動的中心,婦女組織以合作和分享為基礎。女性創造了關於自身、人性和人類經驗的另一種定義。1960-1980年代,男權制受到致命一擊,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男女關係發生改變。因此有人認為,20世紀是為西方男性價值觀念敲響喪鐘的世紀。(巴丹特爾,第163頁)

在20世紀末,經過200年的發展,在這個世界上,性別關係比起傳統社會有了極大的改觀,儘管各國發展程度有高低之分,但是總體的改觀是不容置疑的。度量各國的婦女發展狀況,應當有一套指標。在眾多的指標體系中,我看到的比較好的一套指標是1997年尼爾森的HID、GDI、GEM指標體系。

這個指標體系包括以下三套指標:

第一套:人文發展指數HID(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指標包括:預期壽命、知識(識字率、平均上學年數)、收入(購買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

第二套:性別發展指數GDI(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性別發展指數GDI是人文發展指數HDI在性別不平等問題上的加權處理,即男女平等程度在上述指標上的表現。

第三套:性別賦權指數GEM(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這套指標度量女性在一個國家內政治經濟職業生活上的狀況,其指標包括:女性在議會中的席位;在行政、管理、職業、技術職位中所佔的比例;就業和工資狀況。

175國HDI、GDI、GEM排行榜(1997年,選錄)10-Table-2(Nelson, et al., 519)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國的人文發展指數在世界排第63名,性別發展指數排第58名,性別賦權指數排在第28名。這就表明,我國的女性發展和女性權力走在了社會發展的前面。儘管如此,我們也只是排到第28位,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應當繼續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準。

下表則是女性相對於男性的社會地位的具體度量結果。主要的度量指標有四個:第一,女性在議會席位中所佔的比例;第二,女性在行政管理人員中所佔的比例;第三,女性在職業技術人員中所佔的比重;第四,女性收入在男女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

1997年性別賦權排行榜(選錄)11-Table-3-01(Nelson, et al., 522)

從上表的情況看,女性在議會席位、行政管理和總收入中所佔比例這三項的世界先進水準都在40%以上,而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這一項的世界最高水準在64%。相比之下,我國在女性專業技術人員比例(45%)和女性收入佔總收入比例(38%)這兩項上接近世界先進水準;在女性議會席位比例(21%)這一指標上處於中等水準;最差的是女性行政管理人員比例(不到12%)。

但是,從性別賦權的總得分排名來看,我國不但排到菲律賓、印度和巴基斯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前面,而且比發達國家日本和法國的情況還要好些。總的看來,性別賦權狀況最好的還是北歐國家(挪威、瑞典、丹麥、芬蘭)。

在有些指標排序的比較中,中國排名比上述排名要低,例如,據美國人口危機委員會對世界99個國家婦女地位的5大類20項指標的綜合評分統計,中國婦女名列第51位。(時蓉華,第56頁)

為什麼在性別平等的指標上總是北歐國家遙遙領先?這是一個謎。在許多西方國家如法國,女權主義者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卻是相當糟糕的。據說是因為拉丁人的心理習慣容不得這種類型的女性,認為這種女性自行其事,不願坐等男人給予她們其所願給予的權利。英國婦女為爭參政權舉行大規模遊行,瑞典、挪威或芬蘭女性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結社活動,女性主義者滿懷激情地提出:「光明來自北方。」(巴丹特爾,第156頁)有些社會學家嘗試用新教傳統來解釋北歐國家的男女平等事業的先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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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解釋來自性狀況與性別狀況的關係。社會學調查表明,性的自由和開放與性別平等指標有正相關關係。但是很難分辨二者孰因孰果。換言之,很難確知是性的自由和開放導致了性別平等,還是性別平等導致了性的自由開放。我想,這兩種現象(性的自由和男女平等)背後可能有一個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個人的獨立性、個性的全面發展以及每個個人的自我實現。正是由於每個人作為人的權利得以高度實現,不再受到壓抑,或只受到較少的壓抑,男女兩性才能變得更加平等,個人也才能得到更高程度的性自由。

綜上所述,中國的男女平等事業應當說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是用得上革命領袖孫中山的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讓我們中國的女性與男性攜起手來,繼續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男女平等的事業在中國尤其重要,原因還在於我國曾經是一個最傳統、最典型、發展時間最長、發展程度最高的男權制(父權制)國家。中國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備受矚目。因為我們的進步不僅具有改善我們自身的處境的意義,而且對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樣的意義,它向全世界女性表明,在一個男女曾經最不平等的國度,經過努力,我們的男女平等事業能夠達到什麼樣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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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資料圖片轉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