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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名家】行走丝路,守望长安 — 专访李健超教授

丝绸之路, 一条让世人为之神往的文明之路, 一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 一段中外学者为之痴迷的学术传奇。生长于古都洛阳、治学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五十多年来,扎根西北,传道授业,行走丝路,守望长安,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将丝绸之路化为脚下的足迹和笔端的学理,勾勒出一幅壮丽的丝路图景。

汉唐长安与丝绸之路守望者

李健超,1933年10月生,河南洛阳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荣休教授。 1957年西北大学地理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从教五六十年来,李健超主要致力于汉唐长安与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研究,在学术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订和田野考察相结合,主要著作有《南水北调川滇线考察日记(1959—1960) 》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等,在汉唐长安历史地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中国地理学史等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6年6月29日,受《国学新视野》委托,西北大学席会东副教授在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会议室专访了李健超教授,李教授在专访中生动讲述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丝路故事。

汉千年丝路家国情

问: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大围,中国在历史上对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和繁荣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而丝绸之路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日益成为国内显学的「丝绸之路学」理所当然属于「国学」的一部分,《国学新视野》特策划了一期陆上丝绸之路专题,想就相关问题访问一位国学大家。您是国内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专家,非常荣幸您能接受访谈,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展望,还有您几十年考察丝绸之路的见闻和感悟。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
 
 
答:从事丝绸之路研究,首先与我的个人成长和求学经历有关。我生在古都洛阳,求学、治学、教学在古都西安,两大古都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丝路文化遗产,在我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57年,我从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先后在西北大学地理系和西北历史研究室工作,所以从事中国西北部的历史地理研究成了我的本职工作。中国西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景观就是丝绸之路与汉唐都城长安,两者也就成为我一生主要的研究对象。

02-李健超教授在吐鲁番交河故城考察。(1980.9)

从事丝绸之路考察和研究也与国家和社会需要有很大关系。 1959至1960年,我有幸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对川、滇横断山区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及大、小凉山地区的水资源及流域内的历史、社会、民族展开调查,为国家南水北调计划提供资料。在此过程中,我首先接触到西南高山峡谷之路。 1972至1975年,受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之托,我随陕师大史念海先生和西北大学李之勤先生,为军区整理西北历史军事地理资料,对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区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历史交通路线进行了深入硏究。 1980和1984年,应学校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我两次带队实地考察西北绿洲沙漠之路及丝绸之路东段的青海道、唐蕃古道和居延道。 1990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科教文组织的丝路国际考察团,对绿洲沙漠之路中国段进行了全程考察。 2002至2004年间,又应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邀请,我带美国考察团多次考察丝路遗址。 2014年,我又以81岁高龄参加西安市组织的丝路印度段考察。

五十年来,我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东段、中段的主干道和重要支线都进行了实地探察,并考察了印度境内的丝路遗产,对于丝绸之路的路线、遗址、遗迹及其对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影响有了切身的感受和系统的认识。

万里丝路万里行

问:您丰富的丝路考察经历让人羡慕,您应国家和社会需要开展研究的家国情怀让人敬佩,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研究理路深得历史地理硏究精髓,在您几十年的丝路考察经历中,对陆上西北绿洲沙漠之路进行过几次重要考察,主要考察的目的、行程、发现和收获是什么?
 
答:从1980年至今的三十多年里,我先后对陆上丝绸之路各段及其支线进行过十几次学术考察,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察有7次,这7次考察的重点和收获各有不同。第一次重要的丝路考察是在1980年7至9月,为期三个月,考察的主要对像是新疆境内丝路中段的南道、北道和新北道三条路线走向及沿线的重要遗址,这次新疆段丝路考察是在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当时中苏边境即今中吉边疆考察时我们都身穿军装以保证安全,最大收获是确定了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所翻越的凌山就是今天新疆乌什县的别迭里山口。这次考察的首要目的是弄清玄奘的西行取经路线。当时国内外学者都在争论玄奘西行为何不走相对较近的唐蕃古道到印度,因为玄奘西行前后的唐朝使臣,如王玄策等人都是经唐蕃古道,从甘肃经青海、经拉萨到尼泊尔再到印度,经过考察并结合文献,我们认为玄奘走新疆主要是因为唐朝正致力于征讨突厥,对西部边境实行封闭,玄奘属于私自偷渡处境;同时唐朝和吐蕃尚未建立联姻关系,唐蕃古道尚未正式开辟,而从西晋以来的中原高僧走的都是经新疆、中亚南下印度的传统路线,所以玄奘也采用了这条路线。国内外学界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玄奘翻越的凌山究竟是别迭里山口还是木扎尔特冰川,我在考察中骑着一匹识途的老马,随身带着《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释迦方志》三部书,将其中所记的内容、地点、路线和考察所见相互验证。在别迭里山口,我亲眼看几百具马、骆驼和人的骨骸,与玄奘当年所记所见如出一辙,深切体验了历代高僧穿越丝路的艰辛和精神的可贵,也确认了玄奘所经的凌山就是别迭里山口。

03-李健超教授一行在别迭里山口考察。(1980.8)

第二次重要考察是在1984年,为期37天,主要目的是带现任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等研究生实习考察,为其写学位论文搜集第一手资料,主要考察对象是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内蒙境内的唐蕃古道和居延海道。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是东西向的,但是到了甘肃河西走廊之后,因为政治局势、地理环境的影响,还形成了南北两条支线,一条是往南经青海、西藏通过尼泊尔、印度的唐蕃古道,一条是向北沿额济纳河黑水城通过蒙古高原的居延海道。唐蕃古道现在研究的人很多,这条路线主要因唐代吐蕃的兴起和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交往而开辟,推动了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往。居延海道是汉武帝修筑的一条防备匈奴、保护丝绸之路的边防线,对中国历代农牧互动的历史格局影响巨大,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居延海汉代叫居延泽,魏晋时称西海,唐代起叫居延海,由额济纳河汇聚形成,汉代在此设立郡县,防御北方的匈奴南下,留下了大量汉简,成为近代四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居延汉简。额济纳河即黑水河,孕育了黑水城,又称亦集乃城或哈拉浩特,是西夏、蒙元时期的区域中心城市,马可波罗曾途经此城留下记载,近代沙俄帝国从黑水城掠走大量西夏文书。额济纳河流域存在一条从河西通往蒙古高原的居延海道,汉代的匈奴、北魏的柔然、隋唐的突厥以及后来的蒙古人等游牧族群往往通过此道南下侵扰河西,是中原王朝与农耕政权争夺的焦点路线。我们在当地考察时,曾经发现大量的泥塑小佛像,还有众多佛教寺院遗址和遗物,了解了丝路重要支线走向及居延海生态变迁规律,收获巨大。04-
李健超教授视察敦煌汉阳关遗址。 (1984.7)第三次重要考察是在1990年,为期一个半月,这次丝绸之路考察工程是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的三大国际文化工程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两个世界的相遇发现新大陆和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之路工程。此次丝绸之路考察团由来自14个国家的学者组成,时任西大校长张岂之先生推荐我作为中国高校代表全程参加了考察。考察团从西安乘汽车出发,经过陇县,到达麦积山,接着是兰州此后沿着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再往西到达吐鲁番,沿着玄奘西行路线,经过焉耆、阿克苏到达喀什,最后返回乌鲁木齐召开学术会议进行总结和学术研讨。此次考察的主要收获是第一次与多位国外学者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接触切磋,其次是对丝路中国段内的四大自然地理单元及其对丝路走向的影响有了深切认识。

05-李健超教授与塞内加尔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员 (1990.8)

第四次重要考察是在2001至2004年间,应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的邀请,我前后三次作为特聘专家带领美国夏威夷大学组织的丝路考察团在西安、丝路东段南线和中段北线进行考察,考察的重点是西安、敦煌、吐鲁番和哈密,敦煌西北的雅丹地貌即「魔鬼城」,吐鲁番的交河故城、高昌古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等丝路沿线地理景观,尤其是雅丹地貌和海市蜃楼让考察人员体验了大自然的神奇。新疆的雅丹地貌让考察队领略了两亿年前的印度洋海底景观和沧海桑田的变幻,敦煌西北仿佛几十艘军舰在大洋航行一样的海市蜃楼,更是让美国考察团员兴奋不已。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往来和文明交往之路,还是一条雄奇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大道。

06-李健超丝路留影与成果-5李健超教授在敦煌西北魔鬼城考察。(2002.6)

第五次重要考察是在2008年,上海同济大学资助我主持考察研究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参与此专案的专家都是丝路沿线地区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如新疆的王炳华、甘肃的李并成等,每人负责一段考察和研究,我主要负责西安和洛阳间东部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先后三次到潼关、三门峡和洛阳考察,最大发现和收获是弄清了唐代长安到洛阳的驿道及沿途的驿站和行宫,通过遗址、遗迹考察,我们确认太宗、高宗、玄宗及武则天等唐朝皇帝从长安到洛阳沿途都住在行宫而不住驿站。在考察中,我们发现了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的临泉驿遗址,纠正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和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的错误。 2008年,我还通过对固原、银川和凉州段丝路的实地考察确认了秦汉长城、明长城与丝绸之路走向的关联性,明确了历史上农牧对峙对丝路走向的影响。 2008年的考察硏究专案最终形成《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历史地理研究》这一本书,其中收录了专案组成员最新的丝路考察研究成果。

07-李健超丝路留影与成果-6李健超教授与美国考察团在玉门关汉长城遗址留影。(2004.6)

第六次重要考察是在2010年,我受聘成为丝绸之路复兴之旅专家顾问团的首席顾问,率队从西安出发,沿丝路南道西行,最终到了新疆的霍尔果斯。这次考察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确了瓜州在敦煌到哈密段丝路上的重要性,弄清楚了玉门关、玉门县、玉门镇的区别。瓜州原本是戈壁滩,汉唐王朝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往戈壁滩引水将其改造成绿洲,在其地建立政区,驻兵屯垦,因当地盛产药材锁阳,所建之城被称为锁阳城。这次考察还让我了解到,新疆的哈密瓜实际上主要出自鄯善,而瓜州的瓜比哈密瓜更甜。

第七次重要考察是在2014年3月,受西安市政府委派,我与西北大学王建新、吕卓民,陕师大周伟洲,还有张灵甫的孙子、陕西省考古硏究院的副院长张健林等专家一起,赴印度考察丝路西段,追寻高僧玄奘在印度的丝路行迹。印度的佛教遗址非常多,规模非常大,佛教石窟往往都开凿于玄武岩上,但如今佛教的影响却远远不如印度教。此次考察的最大收获是亲眼见证了那烂陀寺等玄奘在印度留学讲法的地点,找到了佛寺、石窟等中国佛教建筑和思想文化的源头,参观了印度段丝路的文化遗产,为中国段丝路提供了参照。

丝绸之路造摆中国、繁荣世界

问:感谢您分享三十多年的丝路见闻和感悟,我想您本人的十多次考察也是一个精彩的丝路故事。在您看来,丝绸之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在历史上对丝绸之路的开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通过丝路为世界做出了哪些贡献?而丝绸之路又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丝绸之路穿越两千年时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是一条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交流融合的文化之路,是沟通亚洲、欧洲、非洲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动脉。通过丝绸之路,欧洲、非洲地中海世界的物质文化,阿拉伯世界的航海技术和宗教文化,中亚的商业文化,南亚的佛教文化,东亚的科学技术和儒家文化,互通有无,相互促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经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进一步解释之后,而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通过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丝绸之路是因中国给世界提供的重要商品而命名的。除了贡献最重要的丝路商品丝绸之外,中国西汉及随后王朝以官方力量正式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到西域、非洲和欧洲后,使其结束了纸莎草和羊皮卷时代,打破了知识传播的障碍,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了文字、制度和思想文化,使朝鲜半岛、 日本列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为北方草原游牧族群提供了粮食、丝织品、布匹和茶叶,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中国也通过丝绸之路吸收了大量的域外物质和精神文明,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都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桌、椅、床等日常生活品,吃的小麦、葡萄、菠菜、芹菜、胡椒、西瓜等,饲养的马、骆驼等畜牧产品,都是从丝绸之路引进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留下大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山西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佛教艺术宝库,都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因丝绸之路不断丰富和完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08-李健超丝路留影与成果-8赴印度考察期间,李健超教授在菩提寺留影。(2014.3)


问:如您所言,丝绸之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古代的丝绸之路遗产和经验对中国当代的「新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建设有何启示?
 
答:从西汉全线贯通至今,陆上丝绸之路绵延了二千多年,不仅是一幅从东方向西方、从西方向东方的绚丽多彩的画廊,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资源和精神财富。古丝绸之路上的道路开辟、商贸往来、技术交流、思想交融,与我国目前倡建的「一带一路」中的五通的核心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古代丝绸之路遗留的遗址、遗迹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需要丝路沿线国家合作保护。 2014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将「丝绸之路——长安到天山廊道路网」联合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丝路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保护的典范。丝绸之路对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启示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交往,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因开辟丝绸之路、积极对外交往、主动吸收改造外来物质和精神文明而形成,明末以来的闭关锁国则会导致国家衰亡。中国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积极对外开放、重建新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与汉唐王朝开辟丝绸之路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必将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丝路辉煌的重现。丝绸之路对当代「一带一路」的第二个启示是,共建共享共赢是丝绸之路长期存在繁荣的基础,丝路沿线地区发挥各自优势和所长是实现共赢的基础。中国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丝路沿线国家的需要和优势,尊重沿线地区的文化和风俗,发挥各自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才能够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丝西北大学的丝路学脉

问:感谢您对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遗产及其当代启示的精辟归纳概括。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西北大学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有深厚的传统,您能否谈谈西北大学在丝绸之路研究的优势、学术特色和代表成果?
 
答:西北大学在研究丝绸之路方面有突出的优势和深厚的传统。西大第一个优势就是区位优势: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有厚重的丝路遗产和经验。立足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具有重视对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研究基因和土壤。另外一个优势是传统和人才优势,西安历史上是粟特人等西域族群迁居之地,而清朝时有很多回民也从陕西迁居中亚形成讲陕西话的东干人,熟悉了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风俗人情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条件。

09-西北大學是研究絲綢之路的重要學府。圖為李健超教授在西北大學接受專訪。(2016.6)西北大学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学府。图为李健超教授在西北大学接受专访。(2016.6)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由来已久、传统深厚,80年来大约形成学术薪火相传的四代丝路研究学者:以黄文弼、王子云为代表第一代西大丝路学者,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国家民族危亡及共和国初创之际开创了丝路史地和艺术考古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边政系主任的黄文弼教授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一起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丝路重镇吐鲁番的高昌古城遗址和交河故城遗址进行考察,并发掘了雅尔湖麴氏高昌墓地和汉代烽燧遗址,后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阐述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古城的地理位置与变迁过程,判明了麴氏高昌的纪年和陵墓分布,指明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开创了中国的丝绸之路史地考古研究先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西北大学历史系、艺术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王子云,受教育部委托组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陕西、河南、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丝路石窟壁画、陵墓雕塑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并对在丝路石窟壁画进行临摹,实现了传统画法与西方油画的结合,开创了丝路美术考古学。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的前身西北历史研究所成为西大丝路研究的重镇,李之勤、周伟洲和我都属于西大第二代丝路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丝路史地和丝路民族融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王建新、吕卓民、岳钰、李利安等第三代西大丝路学者进一步深化了丝绸之路考古、历史地理、艺术宗教研究。你们这一代学人,应该属于西大第四代丝路研究学者,虽然你们不像我们前三代人那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但是你们都受过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都有留学经历和国际学术视野,我希望也相信你们能够继承并发扬西大的丝路研究传统,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做出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果。
丝路启示录
席会东总结:感谢李教授分享个人精彩的丝路故事以及对我们年轻人的期许与勉励,您的讲述让我们对丝绸之路有了更为深入和生动的了解。最后,我也想谈谈对丝路的三点理解和感悟,作为此次访谈的总结。第一,丝绸之路是一条由沿线族群共建共享之路,除了中国之外,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和族群都为丝路的开辟和发展做出过相应的贡献,我们不能只强调中国的贡献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贡献,而是要跳脱中国本位和中心观,以更开阔的胸襟和宏观的视野来审视丝绸之路。其二,是丝绸之路不仅是研究课题和资源,还是研究方法和路径。多种思想的碰撞、多个学科的交叉、多种资料的互证,是丝绸之路留给后人的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启示。丝绸之路因不同文明交往而繁荣,强调不同思想的交流与比较,对于文史研究非常重要。丝绸之路所遗留下来的资源宝库,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石窟壁画都是多语多元文化汇聚的产物,都需要以多元的丝路视野来开展合作研究。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化程度提高,中国的学术研究也要走出去,跳出中国,关注域外,而丝路沿线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和中亚是中国学者最有优势的两个区域,中国学者应该让丝路沿线区域研究成为有国际话语权的高地而非盲区。第三,丝绸之路除了是一种文明交往途径和学术研究课题,更是一种价值体系和世界体系。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丝绸之路宣导多元和共赢,这与西方所宣导的一元价值体系即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同的,正是丝绸之路价值体系构建起了多元共生的世界体系。这种国际体系比西方在基督教一元宗教观和民族国家基础上构建的世界体系,从长时段来看更具有包容性和生命力。丝路世界体系和丝路精神是丝路给人类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各国构建更为平等包容的世界体系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