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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璐:陽明心學之意義及其當代價值

編者按:全文為許嘉璐先生於10月15日在首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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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考察和認識王陽明思想 (亦即陽明心學) 的意義,就需要把它放到陽明所生活的那段時間的社會背景中,以及我們這些後來觀察、研究、體悟和弘揚其思想者身處的環境中去思考。雖然任何關於過往的敘事無論是即時的記錄,還是事後的尋蹤,都不可能完全恢復其原來的景像,即使是自己所身處的社會環境,我們也不可能敘述得全面而精確。但是,考察一個學術的首創者和踐履者尤其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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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共知,明朝中葉可以說是有明一朝由盛轉衰的過渡期。史家所說的「仁宣之治」,在經濟繁榮的背後,卻彌漫著朝野越來越嚴重的奢侈浮華、享樂荒淫、貪污腐化之風;帝不問政,宦官專權,奸佞當道,魚肉百姓,社會矛盾愈演愈烈。與此同時,學術思想領域,程朱理學既為「官學」,八股取士,習之者目的在於登科、被選用,青年王陽明也曾經走過這條路。士子唯程朱傳注、語錄是聞,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 (王陽明《與黃誠甫》) 缺少了正視現實、引導社會尋找出路的理論和思想,任由齷齪腐朽流暢,於是社會上就充斥著王陽明所描述的這樣的情景:「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咨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 (《傳習錄》下) 英宗末年發生「土木堡之變」,進一步加劇了朝野的危機。王陽明出生於成化、弘治年之間,目睹了大明帝國情事每下愈況,朝野信仰空白,唯利是圖,道德淪喪,他歸結出「人心陷溺已久」的結論,人文亟需振揚孔、孟之學;而欲振揚孔、孟之學,則必須走出程朱之學的域囿,更須擺脫後期理學僵化支離瑣屑的牢籠,改變「日偷」之士風,召喚讀書人不要再「茫茫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癢」,而應該通過「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反省、「致良知」功夫,「立個必為聖人之心」,為社會趟出一條適合時代、能夠拯救人心於污濁,從而使天下達至太平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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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葉出現王陽明這樣一位思想偉人,可以說是帶有必然性的。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幾乎每到一個需要選擇道路的時候,都會於千萬人中湧現出一批智者,超越現實,超越自身,為民族著想,為世界尋求社會和人生的真理和真諦。宋之張載、周敦頤、程氏伯仲、朱熹、陸九淵等大家,已經在繼承孔、孟、子思一派思想成果,總結了晚唐、五代的絕倫荒謬、無恥骯髒的教訓,在不斷的爭議聲中,疑古創新,格物致知,於是就有了彪炳千年的理學。及至歷史走到15世紀中葉,中國又陷進了貪欲遮蔽良心、獸性超過人性的泥坑。因而陳獻章 (白沙) 、湛若水等前輩和時賢多有拋棄科場,轉入張大儒學傳統者。他們的傳承、積累和探索,終於造就了偉大的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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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軌跡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人類的思想史同樣如此。人類進入到21世紀,當今中國又面臨著道路「選擇」的拷問:是振興中華,還是任由中華淪陷?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是扔進垃圾堆,還是拭去蒙於其上的歷史塵埃,使之重見天日?我們對古聖賢的教誨和警示,是亦步亦趨?還是依照我們「臨在」的情況,以創新思維推動中華文化順利地通過歷史發展的門檻,轉上更高的層面?中華民族所有的智者,所有心存良能、良知的人們,早已感到民族危機之所在,有的人在一段時間裏甚至出現了悲觀的情緒,世態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就要隨時準備重演五代、南宋、清末的歷史鬧劇和悲劇了。危機在前,中華民族不會懵然不曉,因為民族的良知和智慧已經化為億萬人民的文化基因。整個民族都在思考如何選擇明天的路徑和方向。今天,我們在這裏研討陽明心學,就是要大聲疾呼:必須大力加強對陽明心學的研究和普及,這並不僅是學術界的職責,也是所有幹部、教師、傳播媒體應該承擔起來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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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或應該從陽明及其心學中汲取什麽精華?對其思想的核心,似乎各界有著明顯的共識,這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所謂「良知」,即孟子所說的人「所不慮而知者」。大家都知道,所謂「致良知」的「致」,在古代漢語中是「使之至」的意思。陽明用一「致」字,意思是良知本在人心,「本心之明,皎如白日。」隨時都可能大放光明,也可能被物質所遮蔽,要拒絕做惡人的可能,要走做好人的大路,就需使深存於自己心底的良知走出來。所以他說:「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 (《傳習錄》)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便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傳習錄》)

說到這裏,請允許我說前天的一件小事。今天「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開幕,媒體12日已經報道,次日我收到一位臺灣老友的夫人發來的微信,說:「王陽明所提倡的良知,就是不用教你,你心裏本來就有的知善知惡,所有人在做錯事時,心裏都是清楚的。」同時一位臺灣的年輕朋友也發來微信,說:「請問爺爺,如果有些人連最基本的知善知惡的能力都喪失了,那陽明心學對這樣的人還適用嗎?現在好多壞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他自己錯在哪裏,堅信自己是對的信念,而一直做下去。」恕我事先沒有徵得來信朋友的同意就在這裏公之於眾了——好在我隱去了他們的其他信息。這兩封信給我以啟發,在王陽明身後500多年,他的信念、學說仍然活在人們心裏。這將給予我們信心,王陽明屬於人民,屬於中國,屬於活潑潑的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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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把良知由對個體自身推廣到無邊無際的空間。所以他說:「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 (《傳習錄》) 顯然,在陽明的頭腦裏有著孔子、孟子、張載、陸九淵等人的胸懷氣象和精神遺產,但是,像上面所引的這幾句,何等明快,何等直接!似乎就是陽明在對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進行他當代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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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是中國儒學的集大成者。這裏所說的「集」和「大成」,並非像《十三經註疏》、《(正、續)皇清經解》或「三通」那一類集成之作,而是他抓住了中國儒學的精神核心並予以昇華,他以明代的日常語言對儒學種種「關節」,下至「愚夫愚婦」的精神生活,上至形而上論述,做了創造性的闡釋和發揮。如此,非集大成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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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方面看,王陽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而其跌宕多難的一生,不停追求真理的一生,就是踐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古今楷模。且不言其為人攻訐、讒陷,即使率兵平叛息亂屢建奇功,也沒能繞過被人誣毀一節,也不必言其險些死於奸臣之手,以及貶謫龍場所吃的苦頭,單看他貶謫龍場前後,思想學術各經三次演變 (依《明儒學案》) ,這些自我變革,每一次都是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何苦如此?這是因為他對追求真理的執著,而這種執著沒有一絲一毫自利的影子。這正是中華民族的品格。不但如此,他在學生和友人面前從來不掩蓋昨日之我的缺陷,反而常常以認錯的口吻舊事重提。試問,在中國文化史上,若非大家,誰能如此?僅就這一點已經足以引起我輩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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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兼承多家,尤以陸九淵為繼孔孟之後第一人,而對朱熹、程頤多有批評。但是他說:「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茍同;其異者,自不能揜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這是他以自己的良知和履踐作為衡量諸人所以為的真理的標準,活脫脫的一位「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典型。這與正在增長學閥蹤影的今天,不是很有振聾發聵的意義嗎?

王陽明作為一代大儒,縱觀自古以來儒家與非儒的爭論,一直採取是則是,非則非的態度。例如他對楊朱、墨翟,佛家、道家以及儒門中主張性惡的荀卿,都沒有徹底否定的言辭,反而多次指出眾家中可取之處。他甚至借用佛經詞語以達己意。這又是何等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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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王陽明一貫提倡講學時語言要簡約明白,要「愚夫愚婦」都能一聽就懂,懂則記牢,而且他身體力行,作為一個學者尤為難得,更值得當今儒學界同仁仿效之。

以上所述當然不能窮盡陽明心學的意義和在今天的價值,拋磚引玉,期待各位專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以期陽明心學的研究日益深化,盡快地普及到兒童、少年、青年、老人的心裏。我們正在全力促進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法制完善、軍事過硬,其背後都需要有先進的文化作為支撐。而先進的文化,說穿了就是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時代精神的完美融合。以此來衡量,中華民族恐怕是民族之林中最當之無愧、最有資格創造這一世界急需的先進文化的民族之一。讓我們努力!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