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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代语言学家周有光教授

周有光周有光教授(摄于2011年11月接受《国学新视野》访问期间)

 

一百一十一岁高龄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教授,于2017年1月14日逝世,各界无不惋惜。

周老对中国文化院及中国文化院旗下的学术文化杂志《国学新视野》,一向支持有加。 2011年11月,106岁的周老接受《国学新视野》专访(刊于2012年春季号),期间谈笑风生,尽显乐观开朗的性格。周老思路清晰,在访问中提出:“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

继2012年春季号的专访后,周老再为2012年夏季号惠赐“卷首语”。在“卷首语”中,周老进一步阐述现代儒学的使命,呼应其“国学现代化”的主张。

周有光題字周老亲自为《国学新视野》题字:“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

2013年夏季号,《国学新视野》刊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的专访。在提到“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这一主张时,许教授说:“周有光先生硕德大年,学界人瑞,在106岁的时候,提出这些想法,是以深厚学力与济世的心愿,经过百年沧桑淬炼得来的智慧,才对世人有此叮嘱。”

 

許倬雲许倬云教授

周老学问渊博,济世为怀,学界对周老推崇备至。周老虽已离开了我们,但其贡献,将永远福泽后世。

 

 

 

 

以下是周有光教授在《国学新视野》2012年春季号的专访,题为〈“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专访106岁著名学人周有光〉,全文如下:

潘耀明、李宇明、钟宏志

访问周有光先生,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经历。去年杪,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在一栋八十年代、没有任何装修的书房里,106岁的周老,坐在一张油漆斑驳的旧办公桌前,接受我们的访问,眼不花,气不喘,手不抖,并且谈笑风生。在访问结束时,周老为《国学新视野》杂志题字: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题完字,他自嘲地说,这是没文化的写法,我要去上小学了,明年该进幼稚园了,哈哈。

周老是我们见过的最爱笑的老人,周老的欢笑声几乎贯穿我们访问始终。这个百岁老人的童真、机敏、幽默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每个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访问,这是一次心灵之旅,令人深深地感动。

在本刊潘耀明主编、前执行编辑钟宏志的陪同下,中国国家教委语言司司长李宇明教授与我们一起进行了本次访问,在此特别感谢李司长的大力支持。

本刊特邀主編潘耀明先生(左)、國家教委語言司司長李宇明教授(右)與本刊特邀主编潘耀明先生(左)、国家教委语言司司长李宇明教授(右)

与周有光先生在一起。

访问者:潘耀明 李宇明 钟宏志

受访者:周有光

访问时间:2011年11月27日

访问地点:周有光住家

问:周先生,您好!我们国学杂志每期都有“国学名家”、“汉学名家”访谈栏目。我们一直想跟您做个访问,明年春季号杂志想发表对您的专访,因为您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不仅在中国,还有在海外,太重要了。

答:没有,没有。 (笑)

问:今天见到您太高兴了,您精神很好,比我们想像的好多了。

您在语言学上的贡献非常大,实际上不仅是语言学,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您还是儒学大家。应该说您首先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到儒学大家,不简单啊!您现在还经常写稿,我看到香港的报纸上有您的稿。

答:是的,是的。 (笑)我今年106岁了。人过了100岁啊,退化得你都不敢相信。耳朵不灵了,我不戴助听器,一点都听不见了;眼睛看不见了,还好做了手术换了晶体就恢复了;最糟糕的是记忆力坏了,我本来记得的东西,人家一问我,我就忘了,哈哈哈……

本刊特邀主編潘耀明先生本刊特邀主编潘耀明先生
(右)看望106岁的著名学
者周有光先生,两人相谈
甚欢。

 

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问: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您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这个过程。

答:我跟您讲个笑话,我的孙女在小学时就跟我讲,她说,爷爷,您亏啦,您搞经济是半途而废,您搞语言是半路出家,两个一半合起来是个零啊,哈哈哈……小孩都讲这样的话,我说,一点都不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

问:您这样才了不起啊!那么,请问周先生,经济学和语言学之间实际上有没有联系?

答:有某种联系。譬如我研究汉字统计,我提出一个规律,叫做汉字效用递减率,就是字增加的越多越没有用处,少数字用处很大。这就是经济学的概念,我把它用在文字学上,经济学知识对我研究语言学有一点小的用处,大部分都没有用。

周有光先生精神奕奕、談笑風生。周有光先生精神奕奕、谈笑风生。

 

问:经济学忘记了没有关系,您后来就全心全意投入语言学,对中国文字改革贡献非常大。当年的文字改革,在五十年代有个简体字推广,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答:当年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从美国回来,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因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到了1955年,中央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新机构需要人,要把我调来。我说,我搞语言文字是业余的,我是外行,调来不行的。领导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就服从命令调来了,这是偶然的事情。来了后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推广普通话,今天普通话基本上推广了,没有问题了,那个时候推广普通话阻力很大的;第二件事是简化汉字,就有问题了;第三件事就是制定中文拼音方案。我们其实已经有了注音字母,就是“国语罗马字”,这是赵元任搞的,非常好,但是不能推广,因为太复杂了。 “国语罗马字”外国人学不会,小学里推广不了,因为他用拼法变化来表示声调,道理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推广不了,所以要重新制定一个拼音方案。文改会主要就是搞这个工作。

趙元任赵元任(1892─1982)

 

我来文改会的确是偶然的,但我既来之,就老老实实地做,经济就完全放下了,按照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要求来做工作。自己则一面学,一面做。做了之后,就感觉中国有很好很古老的传统,我们有训诂学、文字学。文字学这个古老的学问是中国开创的,的确是了不起啊!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学问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甚至不研究少数民族;还有呢,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中国人的习惯,你搞现代不算学问的,搞古代才算学问的。 (笑)
问:当时钱伟长先生是不是跟您在一起的?

錢偉長钱伟长(1912─2010)

 

答:钱伟长原来跟我是普通朋友,因为他搞物理学,跟我是两码事。后来在一起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三个人,大家在一起翻译很有趣味。当时的情况是,中美友好以后,邓小平到美国,美国总统就提出希望做几件中美联合搞的文化工作,当中一件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邓小平很重视这件事情。中国方面三个人,美国方面三个人,成立联合编审委员会,开展翻译工作。当时人家说这个不能翻译的,这是帝国主义思想,将来你们是要被杀头的。 (笑)
问:三个人,您、钱伟长,还有谁?

答:还有一个是刘尊棋,我们在美国就认识了。我们六个人组织翻译百科全书,是第一次翻译,隔了五年后还有第二次翻译,增加了更多材料。

问:那两位先生都已经作古了吧?

答:对,两位都已作古了。另外还有一个中文秘书,一个外国人,是英文秘书……这套书搞了差不多五年,很有趣味。是在1980年开头的,80年的时候呢,中国了解世界很少,比如碰到朝鲜战争这一条,国外说是北朝鲜发动的,我们说是美国发动的。那么,这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一条就没有了。隔了五年,重新翻译,我们请示上面,上面同意按照外文的翻译。这种问题很多,因此也知道一些本来不知道的事情。

问:那个年代是什么情况?

答:那个时候许多大学教授在下放劳动,没有事情做,我们请他们做很高兴,那时候经费很少,稿费更是少得不得了。翻译工作主要集中由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地方的教授做的。

周有光先生雖然已106歲周有光先生虽然已106岁,但仍思路清晰。

 

问:为什么要进行文字改革,您可以谈谈吗?

答:文字改革是中国的叫法,外国叫语言计划,后来我们不叫文字改革,叫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这个名词也是外国先叫的,这种称呼包括的内容要准确些。语文现代化,主要是推广普通话,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方言,在外国,一个上海人,一个福建人,一个广东人碰到一起不能讲话嘛。白话文当然是个新成果。简化汉字需要一个标准,本来我们学中文,一个字可以有几个写法,随便写,可是现在有了电脑,你不能随便写,要有标准,标准当然需要简化。但简体字现在还是有人反对,台湾不是在反对嘛。 (笑)

中文拼音方案更重要。因为那时候国际上已经要求全世界的罗马字的拼法要标准化,为什么呢?因为航空时代,首先地名要标准化,地名不标准,航空不好办,所以当时也是碰上了国际需要。也很巧,我在欧洲的时候,看了很多字母学的书,当时看是觉得好玩,我买了自己看着玩的。我的确买了不少,想不到隔了多少年后是有用处的。 (笑)

问:您的中文拼音方案参考了这些书,是吗?

答:是的。二十六个字母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复杂。所以人家跟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二十六个字母搞了三年,哈哈。我说不是三年,三年搞好后,又要申请成为国际标准,所以我就去参加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开了三年的会,巴黎开会,南京开会,波兰开会,开了很多次国际会议,最后定为标准。后面的这三年人家不知道,所以其实一共搞了六年才定下来。若不定为国际标准,许多方面不方便啊。当时属英美反对最厉害,英美说,我不是反对这个方案,我们要改掉原先已有的要花很多钱,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若把所有的编目都改成拼音,要花两千万美元,当时说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不要紧,等你有钱了再改。隔了两年,他们有钱了。 (笑)

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国国会图书馆

 

问:现在国会图书馆编目都用拼音了,都已经改了。

答:对,都改用拼音了,花了两千万美元。申请国际标准,这过程里面争论很多,很有趣味,我们开国际标准化会议时,日本人帮我们忙,因为日本的问题跟我们一样。拼音变成了世界标准,不仅是美国,全世界国家都用这个标准。这拼音本来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工具,现在变成国际文化交流桥梁了。很多外国人来看我,说没有拼音,我们到中国来就很不方便,中国的运动员在外打球,如果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拼法,他们就不知道谁是谁了。

 

汉字简化 并不是要废除繁体字

问:今天台湾、香港,还有海外都还在用繁体字,他们觉得,特别在古籍研究方面不好用简体字。还有,简体字方案出来以后,海外有些议论认为影响了汉字的形象美,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海外人对简化字有意见,台湾也是,马英九最近还讲,要把繁体字申遗。其实我们不是废除繁体字,图书馆还是有许多繁体字,可是我们要有个标准,标准就是简体字。我们做了试验,什么试验呢?就是我们的高中毕业生,没有见过繁体字的,我们叫他们到图书馆,请他们看繁体字的书,第一遍看不懂,看第二遍,许多都懂了,看第三遍,完全都懂了,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标准简化字和原来的繁体字是有关系的,慢慢就可以看得懂。在中国,简化和标准化是一码事,没有这个标准,电脑就不好办,比如我这个打字机为什么方便呢?我打拼音,摁一下,就出来汉字了,非常方便,所以海外人士的反对有些是有道理的,还有些是不了解情况,我想这个事情是个学术问题,我们开学术会议讨论是可以解决的。

簡化字溯源《简化字溯源》

 

我这里有一本书,叫《简化字溯源》(周老非常准确地说出该书在书架上的位置)。这本书是我的学生张苏岩编的,编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呢?每一个简化字,他都找到最原初的字,并拍了照片。 《简化字溯源》有好几本书,这本是最好的,因为有照片。每一个简化字都是有来源的。人家批评最多的,就是“后”字,又是皇后的后,又是前后的后,糊里糊涂搞在一起不是大问题吗?这不是我们搞的,古书上就有啊。你如果看“四书”,《大学》里就有“知止而后定”,就用的这个“后”,一连就用了几个“后”,这是《大学》里用的,不是我们用的。大部分的简化字都是古代就有的,先秦的就有15%,魏晋的有6%,到了元代,就有18%-19%,后来造的是很少几个字。人家写文章反对简化字,说到图书馆找《后汉书》找不到,因为“后汉书”三个字都简化了,其实这“后汉书”三个简化字都是古代就有的。这是个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如果有不好的,当然可以改嘛。现在普通话没有多大争论了,拼音呢,现在有了手机,大家都用拼音了。可以说,是手机帮了拼音的忙,拼音帮了手机的忙。

周有光的著作周有光的著作

 

问:当时第一次文字改革后,后来还有第二次的汉字简化方案,但是被废除了,您知道什么原因吗?答:第二次汉字简化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搞的,不是我们搞的。造反派说我们搞得太慢了,他们要搞快一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后来取消了,不能这么胡搞,要很慎重。我们搞的时候有个原则,叫约定俗成,就是这个字本来在用的,一个字有很多种写法,我们选一个,不是生造,后来造了三个字,把原来的字稍微改一改。约定俗成是我们定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依照习惯去选择,而不是去创造。

问:但现在民间还是流传着很多不规范的简体字。

答:是的,我收到的群众来信也有很多乱写的,手写很难规范化的。

 

儒学很有用 去是去不掉的

问:在现在资讯化时代,您觉得我们这个国学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这是我们这个杂志很关心的。

文化學叢談周有光《文化学丛谈》

(语文出版社,2011年)

 

答:这个问题,我有一本书,叫《文化学丛谈》,这里面有我的解释。

问:我们这个杂志叫《国学新视野》,您好像不太同意「国学」这个提法,是吗?

答: 不是我不太同意, 而是解放前就有人提出国学这个提法不大好,这里面有一篇,叫“儒学的现代化”,就是讲这个问题。我认为儒学是了不起的,可是要现代化,古代的好东西,都要改造才能用嘛。儒学如何现代化,我的意见都在这里面。我先介绍儒学来源,孔孟之学、阴阳五行、老庄佛教,启蒙运动对我们有好处的,后来搞阶级斗争,郭沫若说儒学是反动的。

郭沫若郭沫若(1892─1978)

 

我认为儒学要现代化, 非常有用处, 很重要, 去是去不掉的。我认为儒学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了不起呢?我在这里面就讲了,我们中国的革命,老革命新革命,都离不开儒学,什么道理呢?最早是天下为公,孔夫子的话,世界大同,是历代中国人的崇高理想,在大同理想的旗帜下,第一个是康有为,康有为比较唯心,说《大同书》;第二个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到处是天下为公;第三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要搞小康,小康是什么?也是孔夫子的学说,所以我认为这是三个重要的人物,今天如果不改革开放,我们饭都没有得吃。邓小平虽然是共产党,但受儒学的影响很大,他搞改革开放就提到孔夫子,所以我认为儒学的影响非常大,儒学非常了不起。

关于如何弘扬华夏文化,这里面都有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可能是胡说八道。 (笑)

 

 

 

以下是周有光教授在《国学新视野》2012年夏季号的卷首语,题为〈现代儒学的使命〉,全文如下:

反暴力与反神秘

从春秋到战国,兼并战争越来越频繁,所以《孟子》中反暴力的言论比《论语》中多得多。例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这一段对话,多么生动、多么尖锐!

孟子孟子

 

秦始皇以武力得天下,以武力治天下,二世而亡。汉高祖以武力得天下,以文功治天下,汉祚四百年。于是大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儒家反暴力的正确性对治天下已经得到证明,但是对得天下还没有得到证明。二次大战补充了历史。希特勒的纳粹武力未能统一西欧,各国民主协商的文功组成了欧盟,这是“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的证明。历史正在摆脱暴力轮回,实现儒家反暴力原理。

儒学没有天堂、没有彼岸、接近无神论。 “子不语怪力乱神”。从商殷时代遇到大事必须占卜,到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儒家的反神秘跨过了极大的一步。

年輕周有光

年轻时的周有光

 

儒学使命的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的文化都包含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主要是国际共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统文化主要是本民族的文史哲和宗教。传统文化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进行现代化。

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二千年中做出了伟大的历史功业。儒学原来不是为“后”封建时代服务的,责备它不能为民主和科学服务,不符合历史的观点。叫儒学为“后”封建时代服务,责任不在孔夫子,而在今天的一代。如何使儒学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儒学现代化的原则应当包含:1、除去封建性、建立现代性:例如“君为臣纲”要改为“官为民仆”。 2、除去保守性、建立创造性:例如“述而不作”要改为“述而又作”。 3、除去玄虚性、建立实用性:例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这个说法难于为现代青年所理解,形式和内容都要改革。古人不懂什么是天,不妨把天和人配对。今人对天至少有了初步的科学理解,天和人不能排排坐了。帝王思想已经成为骂人话,谁还愿意自己称王?自称圣人,别人也要嗤之以鼻!

1953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苏州。1953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苏州。

 

儒学内容要逐项研究,分为三部分:1、对现代有指导意义的,从之。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原理对、具体不对,改之。如“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要改为“天下有不是之父母”,父母有错,好言劝说。 3、不合现代要求的,弃之,如有歧视妇女之嫌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今天应当发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精神,使为封建服务的古代儒学,发展前进成为给“后”封建服务的“现代儒学”。“有教无类”跟“赛先生”握手,“民贵君轻”跟“德先生”握手,让“现代儒学”发芽,茁壮成长。

(原文《继承孔孟古训、开创现代儒学》颇长,本刊刊用时摘录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