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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名家】文章輝五色,心跡喜雙清──專訪袁行霈教授

袁行霈教授

袁行霈,1936年生,江蘇武進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晉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教師; 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學者; 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 2005年9月開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丶 《中國文言小説書目》 (合著) 丶 《中國文學概論》 丶 《中國詩學通論》 (合著) 丶 《陶淵明研究》 丶 《中國文學史》 (四卷本,主編) 丶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袁行霈卷》 、 《清思錄》 丶 《陶淵明集箋注》 丶 《陶淵明影像》 、 《唐詩風神及其他》 丶 《學問的氣象》 丶 《中華文明史》 (四卷本,第一主編) 丶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 (三十四卷,主編) 丶 《愈廬詩鈔》 丶 《論詩絕句一百首》等。袁教授亦為《國學新視野》顧問之一。除了學術聲譽殊隆外,袁教授那生動活潑的講學方式以及對學生的親切關心,亦令其深受學生愛戴,課堂經常都座無虛席。本刊今期有幸訪問袁教授,瞭解他在學術研究和編著方面的歷程,同時就中國文學史的分期、中華文明史的思考、中外學術交流、教學的藝術等,聽取他的見解。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博採丶精鑒、深味丶妙悟: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孟飛(以下簡稱「孟」):您的大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體系,其中提出的系列命題,如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意境、意象、詩歌的音樂美、人格美以及自然美等, 一度成為風行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可以説開一代學術研究的新風。請問您將中國詩歌藝術作為最初的研究方向,是基於甚麼考慮?

袁行霈教授(以下簡稱「袁」):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在詩歌藝術方面有許多值得認真總結的經驗和規律,古人提出的一些詩學理論和範疇,也有待於結合詩歌創作加以深入的闡述 。 這項研究,前人雖然做了一些,但是不夠系統,特別是將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還比較薄弱 。 研究文學批評史的人未必深入研究詩歌史,而研究詩歌史的人又未必對理論有興趣。「文革」以前我已經有兼顧這兩方面的想法,還發表過論文,「文革」期間中斷了 。「文革」結束後,我下決心做一點有個人特色的學問 。

在分析了當時學術界的狀況後,我選擇了一向被忽視的詩歌藝術作為重點,以中國獨特的詩歌藝術理論和詩歌藝術史為課題,將詩歌與哲學 、宗教 、繪畫 、 音樂等鄰近學科溝通起來,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 。 1979年我結合講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門課程,寫了一系列的論文,在此後的幾年裏陸續發表,後來編成《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一書,於1987年出版 。我總結出「 言」 、「 意」 、「象」 、「境」等幾個範疇,分析其間的關係,從人格 、語言 、意境等方面解釋「風格」的形成 。我又從詩歌藝術史的角度,考察了自屈原到陸游共十四位詩人的藝術特色、藝術風格和藝術成就,力求將詩人的人格與風格 、詩歌主張和詩歌藝術 、藝術淵源與藝術創新互相溝通起來加以研究 。

 

「 博採 、精鑒、深味 、妙悟」是我研究中國詩歌藝術的體會。

(圖為劉勰《文心雕龍》)

孟:您對於研究中國詩歌藝術,有什麼經驗和心得可以賜教嗎?

袁:「 博採 、精鑒、深味 、妙悟」是我研究中國詩歌藝術的體會 。 詩歌藝術不等於平常所謂寫作技巧,就一個詩人來説,人格、氣質、心理、閲歷 、教養、師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個時代來説,政治 、宗教 、哲學 、繪畫 、音樂 、民俗等等都有影響 。把詩人 、作品放到廣闊的時代背景上,特別是放到當時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藝術的奧秘。《文心雕龍‧知音》説:「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這就是「博採」 。看得多了才有比較,親自從事創作實踐才更精於鑒賞,而且趣味要高,眼力要好 。「精鑒」一方面是指資料的鑒別與考證 。考證的樂趣類似偵探推理,要善於從細微處發現問題 、找出綫索 。「精鑒」另一方面含義是善於鑒別作品的優劣 。至於「深味」與「妙悟」,則是研究詩歌藝術的特殊要求 。簡單地説,「 深味」是對詩歌言外的韻味細細地加以咀嚼;「妙悟」是對於詩歌的一種敏鋭的感受能力和共鳴效果 。既要深得詩人之用心,又要有自己獨到的領悟與妙解。

孟:您在香港中文大學「詩意畫的空間及其限度:以明人的作品為中心」的演講,在分析明人〈九歌〉題材的畫作時,曾打了一個巧妙的比方,用「過去完成時」和「現在進行時」兩種狀態評判構圖立意的高下 。我們聽了很受啟發,可否請您就此申言一二?袁:詩歌可以提供給讀者廣闊的想像空間,詩意畫卻只能在眾多的可能性中選擇一種,使開放的想像空間變成唯一的凝固的形態。詩意畫應注重於詩「意」的表達,如果僅僅畫出詩中寫到的物象,如山川、樹木、煙雲、寺廟或人物,而沒有畫出詩意之所在,就不能算是成功之作。畫景物容易,畫詩人內心的波瀾就很難。詩歌作品為詩意畫開啟了靈感之門,也築起了限制想像的圍牆,畫家既要跨入詩人開啟的門,進入詩意的境界,又不能為詩的內容所囿。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學觀念是相通的。古代繪畫要求在有限的形象之外寄託不盡的意趣,往往要在畫面上留出大片空白,啟發觀者自己去想像、補充。作詩忌太直、太露,作畫也應當巧妙構思,盡量多給觀者留一些想像的餘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

精神的家園:陶淵明研究孟:我們知道您還是陶淵明研究的大家。您的《陶淵明集箋注》是海內外最為通行的陶集版本。您出版的專著《陶淵明研究》,得到了學界的一致好評。請問您治陶的歷程是怎樣的?

袁:我小時候聽過陶淵明許多故事,像葛巾漉酒、撫弄無弦琴、不為五斗米折腰等,對他特別感興趣,於是就找他的詩來讀,陶詩的平易和樸素也很合我的口味。進入北京大學後,我才認真地閲讀陶集。後來在林庚先生的指導下,參加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其中陶淵明的詩文由我注釋。由於注釋的需要,我曾重新閲讀了陶淵明集,參考了各家的評注,加深了對他的理解。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我認真讀了不少思想史方面的書籍,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論稿》、《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經過大約兩年的學習和思考,我再回過頭來讀陶淵明,便有了一種新的眼光,這就是思想史的眼光。我力圖在思想史和文學史的交叉點上確定我的研究課題,先後寫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與陶詩的自然美〉、〈陶淵明與魏晉風流〉、〈陶淵明的哲學思考〉等論文。我遵循陳寅恪先生的話,不僅把陶淵明看做詩人,也把他看做哲人。我認為只有把他放到魏晉時期的思想潮流中,考察他的思考涉及哪些哲學範疇,才可以對他有更深入的理解。至於他的詩歌藝術,也只有結合他的思想才能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1981年,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先生又約我承擔《陶淵明集編年箋注》的工作,這是當時幾家出版社共同承擔出版的十大作家全集的新注之一。我欣然答應了。這項工作開始進行得相當順利,在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大半。但當我放下筆,以一個讀者的眼光閲讀自己的書稿時,我對自己失望了。看自己的書稿,別人懂得的地方我注了,別人不懂的地方我也沒有弄懂很多;別人不含糊的地方我也不含糊,別人含糊的地方我仍然有些含糊。我如果沒有新的發現,沒有新的開拓,則大可不作了。

於是我毅然擱下筆來,重新研究陶淵明的基本資料,經過鑽研有了不少新的發現。比如陶淵明的享年問題,注釋陶集中遇到的許多問題,都與之相關。我一邊校勘陶集版本異文,一邊考證,花了六年時間編成《陶淵明年譜匯考》,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陶淵明享年考辨〉 一文,發表在《文學遺產》。陶淵明的享年此前佔主導地位的説法是六十三歲説,我則認為七十六歲説在各種説法中是比較圓通的。這一點,後來在曹道衡和傅剛兩位專家為我的《陶淵明研究》所寫的書評中,已經得到了認可。

《陶淵明研究》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這本論文集大體從思想史、政治史和詩歌史三個方面討論一些在我看來重要的問題,考證方面包括版本、享年、年譜等。我覺得自己在寫這部書時沒有偷懶,也沒有取巧,對得起讀者,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我所喜歡的陶淵明。2001年我完成了《陶淵明集箋注》,200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書出版之後獲得很多榮譽,讀者和學術界對此書的興趣,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本來準備此書出版以後對陶淵明的研究暫時放一放,但是欲罷不能,隨後又寫了〈論和陶詩的文化意蘊〉 一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寫了〈古代繪畫中的陶淵明〉 一文,發表在《北大學報》。後來在朋友們的鼓勵下,我擴充其文,收錄一些繪畫,2009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陶淵明影像:文學史與繪畫史之交叉研究》一書。

 

陶淵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

(圖為袁行霈《陶淵明研究》)

孟:記得您在大著《陶淵明影像:文學史與繪畫史之交叉研究》中提出陶淵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對此應當如何理解呢?袁:陶淵明是古代士大夫的一個精神家園,通過他我體察到古代許多士大夫的心靈。蘇東坡得東林寺大字本陶集,不願一 口氣讀完,他「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我研究陶淵明的心情跟蘇東坡有近似之處。我為他傾注了二十年的時間和精力。陶淵明成了我多年相處的朋友,箋注陶集成了我跟那位真率、樸實、瀟灑、倔強而不乏幽默感的詩人對話的渠道。研究陶淵明,是我聆聽他的心聲,與他對話、交朋友的過程。

我對陶淵明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他一方面延續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加純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標誌古樸詩歌所能達到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創新的先鋒,他成功地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使詩歌和日常生活相結合,並且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體裁。他的清高、耿介、灑脱、恬淡、真率、淳厚、善良,還有他的幽默,他對人生所做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後世的士大夫構築了一個巢,構築了一個精神家園,一方面可以提醒他們和虛偽醜惡劃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們得到休息和逃避。所以在中國,特別是宋代以後,知識分子對陶淵明有強烈的認同感。蘇東坡開始寫和陶詩,後來形成風氣和傳統,有許多著名文人都寫過和陶詩。取他詩文中的詞語作典故,或作自己的齋號的也很多。所以我説陶淵明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代表中國文化一部分精粹的東西。誇大一點説,懂得了陶淵明就懂得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半。

 

有氣象的學問必有開山之功,開拓新領域,建立新學科,發凡起例,為後人樹立典範。

(圖為袁行霈《學問的氣象》)

學問的氣象:橫通與縱通孟:我感覺先生您的學術格局和視野、境界,就像您〈學問的氣象〉一文中形容的那樣:「如釋迦之説法,霽月之在天,莊嚴恢宏,清遠雅正。不強服人而人自服,無庸標榜而下自成蹊」,很令人佩服和嚮往,請問先生如何才能臻就這種「 學問的氣象」?

袁:我寫這篇文章,是緣於平時讀書所感,自己差得很遠,藉以自勉而已。有氣象的學問必有開山之功,開拓新領域,建立新學科,發凡起例,為後人樹立典範。就中國近現代的學者而言,其中不乏有大家氣象的人物,如梁啟超、王國維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學術格局大,視野開闊,治學道路平正通達,具有總攬全域的能力。宋代詞人張孝祥有首〈念奴嬌〉詞,其中有句: 「 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何等恢宏!如果借用來形容學問,「 盡挹西江」可以説是把有關資料全部蒐集起來;「 細斟北斗」可以説是把有關的材料細細地加以辨析;「 萬象為賓客」可以説是把相關學科都用來為自己的研究服務。學問能到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孟:您一向強調多學科交叉研究,教導我們「橫通與縱通」,做「十字路口」的學問,請問是否基於對「學問的氣象」的追求?

袁:我於1978年曾在《光明日報》發表題為〈橫通與縱通〉的文章,借用章學誠《文史通義》中 「 橫通」這個貶義詞,賦予它以褒義,加以發揮,強調多學科交叉。我的意思是,文學與史學、哲學、宗教學、藝術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有密切的關係,應當在這些學科的邊緣尋找新的研究課題,來推動學術的發展。「縱通」是我杜撰的詞,意思是説要對研究課題的來龍去脈有縱向的把握,要能放在一條發展線索上做歷史的、系統的考察。比如研究文學史,不應當只局限於一個時期、一個朝代的分段研究,要能上下打通。即使只是研究某一段或某一段的某一具體問題,也要能綜合運用關於整個文學史的知識,對這個具體問題做出歷史的考察和判斷。「縱通」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對學術史的關注與瞭解。研究一個問題,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有關這個問題的前沿,將研究工作的起點提高,這樣研究工作的水準必然會更高,研究的結果才可能達到新的水準。

 

袁行霈 主編《中國文學史》

「三古七段」説: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孟:您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一九九九年出版)是國內高校中文系普遍採用的教材。與傳統文學史分期不同,您在其中提出文學史「三古七段」説,令人印象深刻。請問您分期的主要依據是什麼?

袁:傳統的文學史分期基本上是以朝代為斷限,如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這種朝代分期符合長期以來文學史研究和教學的習慣,便於操作,而且朝代的更替確實與文學的興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處理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一種新的視角,主要着眼於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體現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所呈現的階段性,而將其他的條件如社會制度的變化、王朝的更替等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背景。將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視為斷限的根據,而將其他的條件視為斷限的參照。王朝更替可以作為政治史的分期,至於文學史就應當以文學本身的發展作為分期的依據,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這是中國文學史大的時代斷限。具體地講,上古期可以分為先秦、秦漢兩段。中國文學的各種體裁、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中國文學思潮的主流幾乎都孕育於這個時期。從文學的創作、傳播、接受來看,士大夫作為創作的主體和受者,文字作為傳播的主要媒介,中國文學的這個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中古期包括魏晉至唐中葉,唐中葉至南宋末,元初至明中葉三段。中國文學從魏晉開始了自覺的時代,並在南北朝完成了這個自覺的進程。文學語言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由古奧轉向淺近。詩、詞、曲三種重要的文學體裁在這段時間達到鼎盛,文言小説在魏晉南北朝初具規模,在唐代達到成熟,白話小説在宋元兩代已經相當繁榮,白話長篇在元末明初也已經出現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作品。文學傳媒出現了印刷出版、講唱、舞臺表演等各種新的形式;文學創作的主體和受者,包括了宮廷、士林、鄉村、市井等各個方面。也就是説,中國文學所有的各種因素都在這個時期具備而且成熟了。

近古期包括明嘉靖初至鴉片戰爭、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兩段。把明中葉看成文學新時代的開端,主要基於以下事實: 一是隨着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的壯大、印刷術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學創作的商品化成為一種新的趨勢;適應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學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二是在王學左派的影響下,創作主體個性高揚,對理性禁欲主義進行了強烈的衝擊,晚明詩文中表現出來的重視個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調的傾向,也透露出一種新的氣息。三是詩文等傳統的文體雖然仍有發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樣,而通俗的文體則顯得生機勃勃,其中又以小說最富於生命力。這些通俗文學借助日益廉價的印刷出版這個媒體,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袁行霈主編的《中華文明史》是一部多學科融合的學術著作,

由北大文學、歷史、哲學、考古、東方語言文化等學科三十六位一流教授,

歷經六年時間撰寫而成。

「文化的饋贈」:關於中華文明史的思考

孟:您主編的《中華文明史》出版後好評如潮,是北大人文學科的一個標誌性項目。2012年此書被翻譯成英文出版,聽說還將有其他幾種語言的版本正在翻譯。您能簡單介紹一下相關情況嗎?

袁:《中華文明史》是一部多學科融合的學術著作,由北大文學、歷史、哲學、考古、東方語言文化等學科三十六位一流教授,歷經六年時間撰寫而成。這部書的特點是將中華文明放到世界格局中進行考察,寫出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所處的地位。論述中充分注意文物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的結合,力求史筆、議論、才情三者相結合。《中華文明史》在2006年出版後,由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康達維教授主持翻譯成英文,並於2012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他的帶動下,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稻畑耕一郎教授組織翻譯了日文版,把原書四冊變為八冊,現在已經由潮出版社全部出齊。去年在東京召開新聞發佈會,有近四百人出席,包括學界、政界、出版界和媒體人士。此外還有俄譯本,由聖彼得堡東方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員領銜翻譯;韓譯本、塞爾維亞文譯本、匈牙利譯本正在進行,都是國外漢學家和出版社來做的。

孟:《中華文明史》有這麼多語言的譯本,真是令人歡欣鼓舞,期待它們早日面世。對於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您認為應持怎樣的態度?

袁:我在1998年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漢學研究國際會議上,曾提出「文化的饋贈」的觀點。我想這既是我們處理世界各民族之間文化關係的原則,也是我們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準則。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差異不一定導致衝突。如果抱着強加於人的態度,就會導致衝突;如果抱着饋贈於人的態度,就不會導致衝突。饋贈是雙向的,既把自己的好東西饋贈給人,也樂意接受別人的好東西。饋贈的態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對方的選擇,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饋贈的結果是多種文化的互相交融、共同繁榮。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是帶着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是一部多學科綜合的學術著作,包括文、史、哲、考古、政治、經濟、

教育、科學、技術、書畫、工藝、宗教信仰、民俗風情等許多領域。

溯古亙今,體國經野:中國地域文化通覽

孟:2013年您主編出版了三十四卷本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堪稱我國第一部全版圖分省文化地圖,可否請先生介紹一下此書的編撰情況?

袁:編寫完成《中國文學史》、《中華文明史》之後,我考慮以後的學術路向,開始關注中國地域文化。我深切感到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條新路,要將時與地綜合起來加以考察。我想強調,中國文化史有兩個坐標:一個是時間的坐標,一個是地域的坐標。一方面,黃河和長江流域的文化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另一方面,中國文化有多個發源地,其發祥與興盛的時間也有先後之別。特色與時間不盡相同的文化板塊之間互相交錯、移動,呈現一幅幅色彩斑斕的文化地圖,編織成中國文化的全景。

我希望經過學術界的共同努力,構建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立體模式,描述時與地整體演進的圖景。所以我藉着擔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機會,組織中國各地文史館,編了三十四卷《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地域文化的區分可以按照春秋戰國的分法,如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我們為了編書的方便,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行政區劃分卷,港澳臺也各一卷。《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是一部多學科綜合的學術著作,包括文、史、哲、考古、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技術、書畫、工藝、宗教信仰、民俗風情等許多領域。我們邀請了各地文史館以及其他方面的學者共約五百人參加。其中香港卷由饒宗頤先生擔任名譽主編,王國華、鄧聰先生都做了很大貢獻。我不希望中國文化變得「千人一面」,中國文化是多元的,應當保持各地豐富多彩的特色,找出各地文化發展的優勢。

取精用宏,守正出新:新編新注十三經

孟:您近年來主持的「新編新注十三經」項目也備受學界矚目,「新編新注十三經」的一大亮點,就是對傳統經典的格局進行了調整,請問先生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袁:2009年我提出「新編新注十三經」的想法。「十三經」歷來被視作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當前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思潮中,「十三經」也常被視作傳統文化經典的代名詞。但原來的「十三經」是儒家一門的經典,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諸子的著作都未能涵括其中。我認為,所謂「國學」並不等於「儒學」,現在早已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了,我們應當改變儒家獨尊的局面,更廣泛地汲取各家之精華,以更廣闊的視野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希望編一部中華文明的「十三經」,不限於儒家。「新編新注十三經」保留了《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增加了《老子》、《莊子》、《墨子》、《孫子》、《荀子》、《韓非子》,這些都是原生的、時代最早的、處於中國文化源頭的、在當時或後代具有廣泛深遠意義的典籍。

孟:除了「新編」之外,您還倡議要為這些經典做「新注」。請問「新注」的特點是什麼?

袁:學術是知識的創新,創新是學術的生命。學術研究不能重複別人,要就不做,要做就要出新。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觀點,或者有新的方法。但「出新」不能離開「守正」,基礎要穩,走的路要平正通達。只要基礎牢固,有充分的資料作依據,可以大膽地提出新的結論。我把這種態度概括為「守正出新」,「新編新注十三經」秉持的就是這一理念。利用今天掌握的資料,在全球的視野下,對經典做出新的解釋。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更多的出土文獻和傳世善本,加上日益頻繁深入的中外交流,應該利用這些優勢對經書作新的解釋,集中展現一個時代經學研究的成果。這個項目由北大十三位老師負責,我擔任《詩經》的新注。我希望北大能夠成為經學研究的重鎮,重建國學研究新格局。

 

袁行霈教授把這棟樓命名為「大雅堂」,

取班固《西都賦》「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群」之意。

(圖為北京大學「大雅堂」)

「大雅堂」:北大國學研究院、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孟:近些年來「國學」復興,各地高校紛紛成立國學院。北大國學研究院建立至今已有二十四年歷史,可謂得風氣之先。可否請您介紹一下北大國學研究院的傳統和特色?

袁:北大國學研究院的歷史要追溯到1992年,當時曾得到金庸先生的慷慨資助,捐贈100萬人民幣作為國學研究院的啟動資金,推動了研究的順利開展。我們策劃出版了《國學研究》,至今已出版三十六卷;還計劃出版《國學研究叢刊》,出版了幾十種書。

我們的口號可以概括為兩句話:「虛體辦實事」和「龍蟲並雕」。「虛體辦實事」指我們國學院沒有一位專職老師,都是兼職。「龍蟲並雕」借用王力先生的齋號,指除了深入地研究,我們也做一些普及工作。我們所做的普及工作,影響最大的是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拍了一百五十集大型電視系列片《中華文明之光》,後來出了一大套書。2002年我們開始招收博士生,先後聘請北大文、史、哲、考古等方面的著名學者共同擔任導師,設置有利於學科交叉的課程,至今已有十二屆博士畢業。他們在不同的崗位承擔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有的已成為其他高校的國學院院長。

孟:我們知道,您不僅致力弘揚傳統文化,還積極促進文化交流,您後來主持建立北大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數年之間譽聞遠播,庶幾與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荷蘭萊頓漢學院、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等著名漢學研究機構相當。先生可否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研修基地的情況?

袁:2009年,北京大學與國家漢辦合作,建立了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基地工作的重點並不是簡單地介紹國外漢學家以及國外漢學的歷史和現狀,而是推動中國古代典籍和當代研究著作對外傳播,促進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研修基地成立以後,我們建立了漢書圖書館,創辦了兩份刊物:一是《國學漢學研究通訊》,劉玉才教授主編,已經出版了十二期;一是與蔡宗齊先生合作,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國文學與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Culture),已經出版了四期。我們還先後召開了「我的漢學之路」、「國際漢學翻譯家大會」等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近百場國際漢學講座。此外我們還有「馬可波羅研究」、「域外漢籍文獻叢編」、「中國文化入門叢書」、「國際漢學家資訊數據庫」等研究項目。

基地還邀請了多位國際著名漢學家來客座研究,像劍橋大學的魯惟一教授(Michael Loewe)、麥大維教授(David McMullen),法國遠東學院的的汪德邁教授(Léon Vandermeersch),華盛頓大學的康達維教授(David R. Knechtges),普林斯頓大學的浦安迪教授(Andrew H. Plaks),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Lothar von Falkenhausen),京都大學的高田時雄教授等,都曾來基地研究,此外還有不少青年漢學家來進修。今年秋天開始,研修基地和國學院將在一起辦公,一進北大西校門,面對校長辦公樓,左邊是外文樓,右邊一棟就是我們的,國學與西學相對相應,這才是北大應有的氣象。我將這棟樓命名為「大雅堂」,取班固《西都賦》「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群」之意。

教學的藝術,人格的魅力孟:您在北大一向受學生愛戴,您的課堂從來都是座無虛席,很多學生寫回憶文章,對您的氣質風度印象深刻、讚不絕口。2016年您在中文大學演講,與會師生現場反響也十分熱烈。您認為作為一名教師,應該具備怎樣的素養?

袁:我想作為一名老師,首先應當具備敬業的精神,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應當懷着虔誠的態度,決不敷衍。我們都嘗過敷衍的苦頭,一件很簡單的事,拖延好久辦不成,因為辦事的人在敷衍我們。我們為此苦惱,為此氣憤。如果我們以敷衍的態度對待學生,學生會怎麼想?我上過王力先生的漢語史這門課,我注意到他的講稿每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我還上過李賦寧先生的西方文學史這門課,我注意到他是怎樣在圖書館埋頭備課。講課不一定要念講稿,但要充分準備,態度要認真,大到體系、觀點,小到一些細節,都應該考慮周到,不是自己講着痛快就行了,要對學生負責。

另外,既然做了老師,就應當潛心學問,追求真理,不羨慕名利,不隨波逐流。我們要的是內心的滿足,至於外界的寵與辱都可以看得淡些。我常對同學講,我只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老師,我的職責就是教書,如果有下輩子,我還願意當老師。陶淵明有兩句詩我很欣賞:「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就是講他參加勞動的體會,不管收成多少,勞動這件事本身就有許多快樂。我想教書也是這樣,教書這件事本身就有許多快樂。還有什麼比師生之間切磋學問更快樂的呢?每一堂課都是一次切磋的機會,都可以從中得到樂趣。我們平時讀書做研究,有了心得總想找個人談談,課堂上那麼多學生,就是專門來聽你談的,學生給我良性的反饋,使我有許多即興的機智的發揮,學生的提問又啟發我新的思路。教學相長,這有多好!

孟:「文章輝五色,心跡喜雙清」,是您常用來勉勵學生的集句聯,用來形容您的道德文章再恰切不過。衷心祝願您身體健康、學術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