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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霆教授〈西方中醫:中華文化傳播 (傳承) 的新形式〉

賀霆,1956年11月生於上海。原國內內科醫生,1985年赴法,以法國中醫研究為題獲法國高等社會學學院人類學博士。2008年任廈門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建西方社會人類學研究中心;2011年至今任雲南中醫學院特聘教授,建中醫西傳博物館及研究所,開中醫人類學課。現為法國雷恩大學社會學系博導、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帶頭人、中國哲學學會中醫哲學分會理事、世界中醫藥聯合會中醫文化委員會副會長。

題:〈西方中醫:中華文化傳播 (傳承) 的新形式〉

作者對比了中醫在國內和在海外影響力的不同,證明了西方中醫對於中醫國際化、對於當地社會居民的健康維護均有特殊貢獻。同時認為,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中醫在傳播中具有不可代替的優勢。這既是一個良好的基礎,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本次論壇東道主中國文化院的方針是「一體兩翼」,今天演講者們主要談「體」,我則討論其中兩「翼」之一:中醫;而且是很特別的「翼」:西方本土化的中醫。

大家是知道中醫跟文化是不可分離的;但是中醫跟大部分傳統文化不同的地方,是它還在用,是活化石。所以它能夠有一個功能,可以把你們文化院講的這個「體」,即文化的倫理、學術等等,轉化為實際的操作傳承下去;許嘉璐先生把茶和中醫當做「兩翼」,可能是這個用意:茶跟中醫這兩個很鮮活很具體的東西,能夠像翅膀一樣把我們的倫理和其它文化深層的部份好好地傳承下去、傳播出去。

文化院的宗旨更有意思,這兩句話叫做「弘揚中國文化,和諧世界文明」,也就是說文化院不單只弘揚中國文化,特別還要和諧世界文明;如果我們光弘揚而不能夠和諧的話,那其實這個任務還是沒有完成的。我覺得中國文化院的定義很好,特別能夠反映我要說的西方中醫的文化傳播功能,以及我們如何與西方中醫「和諧」相處。

我們這次論壇的一個議題是文化「傳承」,但英文用的是transmission,這個字還有傳播的意思。我想我們比較關注作為本地區的文化傳承,比如剛才的粵語吟誦、昨天的全港中學生徵文比賽,這些都屬於一種傳統怎樣在同一個文化地區從一代垂直地傳到下一代。但是傳播則是水平的,是從一個文化地區向另一個文化地區的傳播,比如剛才所說中國成語的在日本的傳播。這兩種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垂直的話,基本上可以說是向一個空白的對象來傳承一個文化,也就是說一個小朋友從一個中國文化家庭長大,他受父母、朋友、學校的影響,像是一張白紙被繪畫。但是水平的傳播是向另外一個文化圈傳播,那就是兩種文化的疊加,與前者大不相同。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就是水平傳播,而向西方的傳播最為特殊,因為西方文化和我們同文同種的文化,譬如說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區的文化,有根本性的不同,區別是很大的,於是「和諧」的難度也應該更大。

利馬竇(1552─1610年)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貢獻

除了文化差別,西方還有有一個四百年來形成的對東方的想像,我覺得這也是跟其他地區不同之處。十六世紀以來,傳教士、水手、旅行家不斷提供有關東方的資訊,使得西方民眾形成一種集體思維,把東方包括中國作為自己生活的一個鏡像,一切都是與正常事物相反,在那裏可能、應該也必須發生一些不可能發生事情。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資源,我們在研究中華文化西方傳播的時候必須特別注意。

當然,西方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後現代思潮。後現代就是對現代價值觀產生了反思,所以前現代和非西方的文化在後現代的社會裏面變成了一個解救自己現代性焦慮的良方。

《本草綱目》,52卷,明朝李時珍撰,刊於1590年,是中國古代傳統醫學集大成者。

以上三個主要特點是西方中醫形成的背景與資源。我今天講的西方中醫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怪異,因為通常講中醫西傳,是我們中國人把中醫傳過去,或者說西方人到中國學中醫。但是我們研究所的對象很特別,是一批西方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所「發明」的「中醫」。他們基本上沒有經過中國人的媒介,直接通過對經典的閱讀,利用自己的文化資源,創造出一種新的中醫。這種中醫最大的特點,就是把中國元素高度濃縮,甚至重塑。它不是一個複製品,也不是科學的再造品,它是根據西方人自己對東方的想像而形成一個新的形態,看起來比中國的中醫還要「中國」。

西方中醫認為大陸的中醫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現代化的;他們自己是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是更為正宗的、代表中國老祖先的醫學。我們做實地人類學調查,也收集了不少有關文物。如果你們有興趣到雲南去,那裏有一個中醫西傳博物館,裏面陳列的都是西方中醫的例證。西方中醫對我們完成中華文化海外傳播有很重要的啟示,也是一個挑戰,因為以前沒有太多的考慮這樣一個特殊的情況。

針灸是針法和灸法的合稱。中醫學中採用針刺或火灸人體穴位來治療疾病,

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香港在西方中醫的形成裏有一個很特殊的作用,特別是香港中國針灸學院,其60、70年代時任職的是名中醫梁覺玄,經常赴法講課,成為一個法國中醫流派的偶像,至今受到崇拜,同樣的例子是台灣吳惠平醫生。因此香港和台灣地區對西方中醫的影響要比大陸地區大一些。

我們怎樣評價這樣的「中醫」新形式?有人把它看作中國文化復興的證據,可以用來增強我們民族的自信心;但我覺得無意義,因為完全不符合事實。有人則認為它們是西方人的誤解、偏見,是異端;我覺得這是文化中心主義的表現。其實它是一種西方漢學的一支,就是說,它其實屬於西方文化,而不屬於中國文化。因為西方漢學的定義,就是西方人研究中國或者中國的事物。如果我們把它歸納到西方漢學的話,就不會去糾結它還是不是「原汁原味」的中華文化,就會心平氣和地去傾聽西方人如何理解、重塑一種外來文化──就好像我們一直對西方文化所做的一樣,就會懂得欣賞它的正能量,而不是把它當作異端。

以下幾點能幫助我們學會欣賞西方中醫:

第一,西方中醫的正能量是對西方當地的居民而言的,我們不能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評判它的意義和它的價值。

第二,雖然它屬於西方文化,但又是對我們中國文化的一種解讀,經過西方人的咀嚼與消化,更適合當地同胞的口味與需求,傳播起來更有效,而且不會引起文化衝突。

第三,這種新形式不但是我們中華文化傳播的理想途徑與工具,更為世界文明溝通提供了一種「和諧」的中國模式。

第四。我們學會寬容、理解、欣賞這種西方中醫,正是我們在西方人面前顯示「大國心態」的機會。

結語:西方中醫的發生與發展,首先對中國居民是一個挑戰。我們有沒有勇氣承認西方中醫是異文化的產品?能不能接受西方居民能把「中國故事」講得比我們更好?我們要是能夠正確對待西方中醫,那它就是承載中華文化的特殊翅膀,能在西方「和諧」地「弘揚」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