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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霆教授<西方中医:中华文化传播(传承)的新形式>

 

贺霆,1956年11月生于上海。原国内内科医生,1985年赴法,以法国中医研究为题获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2008年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建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心;2011年至今任云南中医学院特任教授,建中医西传博物馆及研究所,开中医人类学课。现为法国雷恩大学社会学系博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哲学学会中医哲学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文化委员会副会长。

题:<西方中医:中华文化传播(传承)的新形式>

作者对比了中医在国内和在海外影响力的不同,证明了西方中医对于中医国际化,对于当地社会居民的健康维护均有特殊贡献。同时认为,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医在传播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这既是一个良好的基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本次论坛东道主中国文化院的方针是“一体两翼”,今天演讲者们主要谈“体”,我则讨论其中两“翼”之一:中医;而且是很特别的“翼”:西方本土化的中医。

大家是知道中医跟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但是中医跟大部分传统文化不同的地方,是它还在用,是活化石。所以它能够有一个功能,可以把你们文化院讲的这个“体”即文化的伦理,学术等等,转化为实际的操作传承下去;许嘉璐先生把茶和中医当做“两翼”,可能是这个用意:茶跟中医这两个很鲜活很具体的东西,能够像翅膀一样把我们的伦理和其它文化深层的部分好好地传承下去,传播出去。

文化院的宗旨更有意思,这两句话叫做“弘扬中国文化,和谐世界文明”,也就是说文化院不单只弘扬中国文化,特别还要和谐世界文明;如果我们光弘扬而不能够和谐的话,那其实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我觉得中国文化院的定义很好,特别能够反映我要说的西方中医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我们如何与西方中医“和谐”相处。

我们这次论坛的一个议题是文化“传承”,但英文用的是transmission,这个字还有传播的意思。我想我们比较关注作为本地区的文化传承,比如刚才的粤语吟诵,昨天的全港中学生征文比赛,这些都属于一种传统在同一个文化地区从一代垂直地传到下一代。但是传播则是水平的,从一个文化地区向另一个文化地区的传播,比如刚才所说中国成语的在日本的传播。这两种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垂直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向一个空白的对象来传承一个文化,也就是说一个小朋友从一个中国文化家庭长大,他受父母、朋友、学校的影响,像是一张白纸被绘画。但是水平的传播是向另一个文化圈传播,那就是两种文化的叠加,与前者大不相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就是水平传播,而向西方的传播最为特殊,因为西方文化和我们同文同种的文化,例如说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区的文化,有根本性的不同,区别是很大的,于是“和谐”的难度也应该更大。

利马窦(1552 – 1610年)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文化差别外,西方还有一个四百年来形成的对东方的想像,我觉得这也是跟其他地区不同之处。十六世纪以来,传教士、水手、旅行家不断提供有关东方的资讯, 使得西方民众形成一种集体思维,把东方包括中国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镜像,一切都是与正常事物相反,在那里可能,应该也必须发生一些不可能发生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资源,我们在研究中华文化西方传播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

当然,西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就是对现代价值观产生了反思,所以前现代和非西方的文化在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变成了一个解救自己现代性焦虑的良方。

《本草纲目》,52卷,明朝李时珍撰,刊于1590年,是中国古代传统医学集大成者。

以上三个主要特点是西方中医形成的背景与资源。我今天讲的西方中医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怪,因为通常讲中医西传,是我们中国人把中医传过去,或者说西方人到中国学中医。但是我们研究所的对象很特别,是一批西方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所“发明”的“中医”。他们基本上没有经过中国人的媒介,直接通过对经典的阅读,利用这种中医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元素高度浓缩,甚至重塑。它不是一个复制品,也不是科学的再造品,它是根据西方人自己对东方的想象而形成一个新的形态,看起来比中国的中医还要“中国”。

西方中医认为大陆的中医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现代化的;他们自己是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是更为正宗的,代表中国老祖先的医学。我们做实地人类学调查,也收集了不少有关文物。 如果你们有兴趣到云南去,那里有一个中医西传博物馆,里面陈列的都是西方中医的例证。西方中医对我们完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有很重要的启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以前没有太多 的考虑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中医学中采用针刺或火灸人体穴位来治疗疾病,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香港在西方中医的形成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作用,特别是香港中国针灸学院,其60、70年代时任职的是名中医梁觉玄,经常赴法讲课,成为一个法国中医流派的偶像,至今受到崇拜,同样的例子是台湾吴惠平医生。因此香港和台湾地区对西方中医的影响要比大陆地区大一些。

我们怎样评价这样的“中医”新形式?有人把它看作中国文化复兴的证据,可以用来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但我觉得无意义,因为完全不符合事实。有人则认为它们是西方人的误解、偏见,是异端;我觉得这是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其实它是一种西方汉学的一支,就是说,它其实属于西方文化,而不属于中国文化。就是西方人研究中国或者中国的事物。如果我们把它归纳到西方汉学的话,就不会去纠结它还是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就会心平气和地去倾听西方人如何理解,重塑一种外来文化──就好像我们一直对西方文化所做的一样,就会懂得欣赏它的正能量,而不是把它当作异端。

以下几点能帮助我们学会欣赏西方中医:

第一,西方中医的正能量是对西方当地的居民而言,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估它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第二,虽然它属于西方文化,但又是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解读,经过西方人的咀嚼与消化,更适合当地同胞的口味与需求,传播起来更有效,而且不会引起文化冲突。

第三,这种新形式不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播的理想途径与工具,更是世界文明沟通提供一种“和谐”的中国模式。

第四。我们学会宽容、理解,欣赏这种西方中医,正是我们在西方人面前显示“大国心态”的机会。

结语:西方中医的发生与发展,首先对中国居民是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勇气承认西方中医是异文化的产品?能不能接受西方居民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比我们更好?我们要能够正确对待西方中医,那它就是承载中华文化的特殊翅膀,能在西方“和谐”地“弘扬”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