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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名家】孟飞:化民成俗:点亮中华传统文化的灯塔——专访龚鹏程教授

龚鹏程教授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 1983年5月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大学时代即开始在各大学术杂志发表论文,迄今已出版专著八十余种(在大陆已出版三十五种),代表作有《文化符号学》、《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国学入门》、《龚鹏程四十自述》、《中国文学史》等,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台湾南华大学及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北市顾问、东亚孔庙与儒学联谊会台湾代表等职。自2004年起,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国务院中国国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四川都江堰孔庙主持、杭州马一浮纪念馆馆长、台湾民间博物馆馆长、台湾自然医学学会会长、东亚汉学会名誉会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北京大脑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天德堂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等,所兼任之学术、社会团体职务甚多。近年频繁往来于两岸三地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积极推动各项学术研究、文化产业管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事业。本刊今期专访了龚教授,了解他对治学之道、传承文化、培养国学人才、儿童国学教育等方面的看法。

治學多方,一以貫之

孟飞(以下简称“孟”):龚教授您好,我受中国文化院《国学新视野》的委托,借您来香港讲学之机,请您做一个专访,感谢您的支持!您在文史哲、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皆有深造独得,学问不仅广博而且精深,就像孔子弟子形容的那样:“夫子何其多能也!”请问您纵横这么多领域,有没有像孔子那样“一以贯之”的心法?

龚鹏程教授(以下简称“龚”):这个题目问得好。每个人来问我的时候,题目前半段都是一样的,都在问你为什么那么厉害? (笑)其实本来就是“一以贯之”的嘛。我们面临一个社会结构变化很大的时代,我们做学问就是想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文明发展了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文化变迁,在不断的文化演变过程之中,到底不变的是什么?有没有可以贯穿的东西?古人说研究目录学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考镜源流”就是要从源到流了解历史的变动。了解历史的变动是我做学问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你当然可以说它是一个历史学的方法或目录学的方法,但总之我是希望了解它的变动。我会特别关注一些特别大的变动的时代,比如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贵族陵夷,这是一个大的变动。又比如说汉末魏晋、唐宋之际,也是面临社会很大的变动。又比如明清之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变动?再有就是近代。这是几个比较集中的变革时期。

文化及社会的变动是我贯通这些学科主要的线索。我要想了解的是,在这个不断的变动之中,早期的源头、发展的思想,它在后期的逐渐变化之中,到底是延伸扩大了还是萎缩了?或者说转变了,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还有一些新的古人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的领域,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有所开拓。所以顺着这个历史的方法,我们从中探索思想的脉络、源流,然后看传统的很多观念、影响、价值在延伸变化当中呈现什么面貌。我们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哪些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哪些是应该注意借鉴的?或者哪些是古人来不及发展我们还可以有所发展的?这是我在讨论问题时的一个大致脉络,大概所有文章都是这样的。

比如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宋明理学,其实它还有另外一面。它本来就是传统儒家,儒者柔也,温柔敦厚,能够把刚愎粗暴的的个性柔化。儒者本身是具有教化功能的一种人,他有这种责任。为什么古人认为儒者出于司徒之官?他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学者。汉朝人为什么一直在谈整齐风俗、化民成俗?儒家早期侧重在改造君王,宋明以后改造君王这件事常常没什么效果,因而更扩大了化民成俗这条路子。农夫耕读传家,商人讲求商人伦理和儒家的结合,读书人就是孔庙、书院,家族进行儒家式的生活,把伦理、孝悌的精神延伸到血缘宗族里去,这是宋明儒者所主要工作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我觉得在当代还可以再来发展。当代整个社会组织瓦解,这个时候如果要重建一个儒家还可以重新发展生存的土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论述大致都是这个脉络,可能只是材料不一样,具体谈某个对象可能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是希望在变动的历史之中,寻找可以改造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些原理。这些原理不是从西方来,而是从中国的传统中所延伸发展选取出来的。

何谓“生活的儒学”?

孟:您在政治儒学之外,提出了“生活的儒学”,您有哪些实践主张呢?

龚:第一,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做了一些族谱和宗族的研究。当时我除主编一些方志、族谱之外,也做一些族谱学的研究,唐宋的族谱、宋元的族谱,一直到当代。第二,我现在也在帮助一些宗族恢复原有的活力,中国原生态社会已经全部瓦解了,现在要重新组合,宗族血缘关系的脉络还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组合的方式。第三就是孔庙和书院。书院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宋明以后在地方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孔庙废弃,书院也大部分变成了文物单位或者旅游单位,那么这些已经转换了功能的单位,或已废弃或已移作他用了,有些变成花鸟市场,有些变成工厂,有些建了小学,等等。传统孔庙的祭祀功能、文化功能,还有教育功能,现在都谈不上,我希望能够把它恢复。

孔庙模型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圣贤,圣贤是一种理想的具形化。我们对于孔子的尊敬,代表了我们民族对圣人的崇敬。我希望孔庙的祭祀至少春秋两祭,还有其他岁时祭祀。比如说过去每年朔望日有释菜礼,春秋两季有释奠礼,这些祭祀可以逐渐恢复。我们现在于国内恢复了一部分,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山东曲阜,祭祀也是错误连篇,像这一类的古代吉礼,比如祭孔、祭天地鬼神、祭黄帝、祭伏羲,都非常混乱。我希望通过一些努力调整改造,将祭祀功能恢复起来。再一个就是它的教育功能。过去孔庙不单是一个庙,只是祭祀,它还要有学,庙和学是合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到北京去看国子监,国子监在哪儿呢?就和孔庙合在一起。孔庙里的明伦堂,就是过去教学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把教育功能全部移到现代学校里面去了,孔庙变成空的,变成古迹。没有祭祀就没有崇敬之心,没有教学就没有学习的功能。所以我们只是在外观上去看一眼,没有进入到它的体系中去,我们现在希望把这两部分功能都能恢复。我在都江堰孔庙办了国学院,希望把教育传统给恢复起来。

另外,孔庙过去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文化功能,我希望也能够恢复它。除了岁时祭祀之外,它还有演礼、习礼等,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些社会文化生活。可以到孔庙中去学习射箭,学习六艺。我们还在里面办各种活动,比如古琴音乐会、经学研讨会,还有各种讲座,礼拜天都可以去,我们也欢迎所有人到里面去学习。 “百度百科”把都江堰文庙做成一个孔子文化的数字博物馆,全国只有这一家。不是我们找他们,是他们找我们来做的,这是一个比较能够呈现儒家文化内涵的场所。我把它称为“活化”,就是说不是一个死的古迹,而是在当代还可以起作用的。假如全国几百家孔庙都能这样做,它就能够成为每个县市的文化灯塔,或者文化的发电机,这不挺好吗?另外就是书院。书院现在也是一样,比如说庐山书院,它现在只是庐山风景管理处下一个单位,作为一个旅游点,书院是不吸引游客的,一般游客也不会到书院去,因为书院规模很小,去了也看不出所以然。像这样的旅游点经营都很困难,要靠国家拨钱来维持,要死不活的,养活里面一个小卖铺都不见得很容易,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书院要恢复它、重建它。

比如江西袁州的昌黎书院,韩愈贬官贬到潮州,从潮州又调到江西袁州去,在袁州待过几个月。当地人很怀念他,建了韩文公祠堂,北宋时期把韩文公祠堂改造成昌黎书院,到民国就移作他用了。但那个书院的框架还在,我就把它重建起来,像这样的重建很多。我所以举这个书院为例,是因为刚好这有一件趣事,就是在重建过程中更换大梁,发现梁上朱砂笔写了一段字:“大清嘉庆十五年,岁次庚午,仲秋月上浣谷旦,袁州府知府丘鹏程、宜春县知县龚景沆督理,宜春廪膳生员刘培庄捐资重修。”我的名字三个字全在里面,而捐资建书院的人也姓刘,非常巧合。现在这种书院恢复得很多,因为它的形态很多,恢复的方式也都不同。比如马一浮先生,原来在四川办复性书院,抗战结束以后他又回到杭州,把复性书院迁了回来。但是当时复性书院其实已经没有活动了,它只刻书,它的人长期住在西湖的蒋庄。现在把蒋庄作马一浮先生的纪念馆,交给我来帮它运营。一方面我还是维持它这个纪念馆,但我初步恢复了它当年的智林图书馆,当然现在规模还比较小,进一步就准备再恢复他的复性书院,把前贤的书院慢慢地恢复起来。

最近我们在山东曲阜尼山,孔子出生地,做了三十五平方公里的尼山圣境,全部都来做儒家文化,建了一个很大的孔子像,现在很多景点的标配嘛。 (笑)孔子像有七十二米高,加底座九十多米。另外要办一个儒宫,就是儒家文化的学术殿堂。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成,做了一批书院的小聚落。它一方面作为精品酒店,大家旅游可以去住,体验一下儒家的文化生活。另外就是希望能够号召天下的书院都到那里去开分院,大家联合起来把书院文化做大。像这一类事情很多,我们现在各地方都在推动,结合景区、主题公园,还有一部分城市规划,比如建新城区,结合来做。这是我做的第三个部分。

王重阳是全真道创始人

这个也是因地制宜,比如说新疆伊犁,那么偏僻,我们觉得它不是汉文化的中心。但在伊犁底下有一个县城,这个县城是哈萨克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还有其他民族如蒙古族等,总之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这个地方,整个县城是八卦的方式建成的。我们中国南方有很多八卦村,都是八卦形态,但村庄规模很小,而它整个县城都是八卦。当地人也特别相信《周易》,有这种风气。我去做调查的时候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么偏僻的地方还有这么深厚的文化传统?现在我帮他们每年办一场世界周易大会,也帮八卦城做了改造,在中间建了一个太极坛,作为它的城市展览馆。然后每年帮忙策划一个天山文化节(以周易大会为基础,再扩张延伸将少数民族文化也包含进来),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天山文化旅游季,有蒙古族的摔跤,哈萨克的骑马、赛马等。哈萨克人会说话就能唱歌,会走路就会骑马,马术都非常好,可以马上竖蜻蜓、翻跟头、叠罗汉,很厉害。但是骑射他们不会,我在那边演示传统的射礼,另外把中国传统的骑射回传过去。典礼很好看,他们身穿民族服装,有很多女孩子戴着她们的帽子,帽子上面都是猫头鹰的羽毛,穿的服装也很漂亮。然后六十匹马慢慢地聚集排成一个队形,到老师傅面前全部下跪,等于有一个传授骑射的仪式。把传统文化跟具体的当代人的生活重新糅合起来,会变得很有趣。他们每年都办,这样的话当地的民族文化也就发展起来了。

又比如说我在山东栖霞,就是烟台附近,办过全真教的研讨会,当年王重阳收“全真七子”,全真教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这些年当地也不太重视,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帮他们办论坛,也帮江西宜春办过禅文化高端论坛。让我们的文化与当代人的生活,如城市建设、文化景区、休闲活动、旅游等全面地整合起来,我觉得这样做才是让当代人重新体会传统文化的一个途径。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

我最近在南京办一个“报恩讲堂”。明朝永乐皇帝在南京建了一个大报恩寺,非常宏伟,但在太平天国时已经全部毁掉了。最近又进行遗址的考古挖掘,收获还不少,发现佛顶骨舍利啊这些,所以就建成一个遗址公园,兼具保护和旅游等作用。但毕竟是遗址,地面上没什么东西了,所以看起来比较空,规模又很大。我就建议说,古代的寺庙都是要有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的,还要办很多法会,现在如果都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谁来看呢?达不成这样的功能。现在每个月在那边除了办讲座之外,我们也举行各种的礼仪活动。传统文化的一些活动,音乐、射箭、各种开笔礼等,现在几乎天天都有,应接不暇,一般老百姓还是很乐意接受的。现在反而是学界对这些东西犹疑不前,但实际上民间已经供不应求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希望进行一些人才的培养,比如教传统礼乐。我们现在忙不过来,需要再培养一些人来做这些事情。

我说的大概就这些,从宗族、书院、孔庙到社会。古人做社会就做“乡约”,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那我们现在等于把这个扩大,也跟地方的企业家合作,有景区的规划,或主题公园的设计。也跟地方政府有一些合作,主要配合他们发展文化的一些政策,或者文化旅游或者文化建设,或者单纯的只是城区改造。城区改造也可以做得有文化,我是延伸了传统的宋明理学重建儒家型社会、礼乐生活这样一种路数,希望能够在这个社会中全面地铺开。

承文化与改造社会

孟:您不仅倡导,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脉络连接起来,这也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龚:现在一般学者只做学问,但不通时务,不谙世事,关在学校里面,认为写几篇文章就很了不得。这种工作我们不是不做,也一样在做,我写的学术论文也十分多。但如我刚才所讲,什么叫儒者呢?没有推动教化就不是儒者。而且做这些事跟做学问不是相悖的。因为在不断地做这些事,我们才对传统学问有更多的体会。很多做传统学术的学者认为要为古代服务,要把孔子的道理讲清楚,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现代人,现代人为什么需要孔子?为什么需要老子?是因为要改造当代的生活。很多人讨论要不要批判孔子,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们批判的是针对当代。我们对当代生活有不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改造当代社会嘛。 (笑)我的目的其实还不是传承,而是改造。因为要改造,所以才需要传承。

比如现在讲民族音乐,我很不以为然。完全是学西方交响乐的形式,大提琴都拉上了,这是民族音乐吗?舞台上的音乐、乐器:胡琴,《二泉映月》;琵琶,《十面埋伏》⋯⋯唢呐,那是波斯来的,胡琴更是胡地来的,琵琶就不用说了,四弦的、五弦的两种,一种出自印度,一种出自波斯,舞台上基本是这些乐器。还有一些锣鼓之类的,都是民间的俗乐。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那么丰富,古代祭天地鬼神、祭宗庙、祭孔,这些音乐我们老百姓听都没听过。我们的音乐生活难道就只是听西方的这些东西吗?还听这种所谓的民族音乐,如何丰富我们当代的音乐文化呢? (笑)

胡琴、琵琶本是外来传入的乐器,却有不少人误会为出自中国本土。

都江堰文庙祭孔在国内算是不错的了,那天我到孔庙去,乐队的团长就问我:“龚老师,我们现在孔庙的乐器,当时是从曲阜孔庙的仓库里复制一批回来的,但是我们都不认得,也不会用。”其中有四架瑟,上面贴着字条说是瑟,大家都没有见过。夫妻要结婚了,我们祝贺他们百年好合、琴瑟和鸣,李商隐诗:“锦瑟无端五十弦”,大家都知道,可是瑟你见过吗? 《诗经》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怎么鼓瑟啊?瑟比琴大很多,琴七弦,瑟二十五弦,是琴的四倍,像一张小桌子,怎么弹法?都不知道。他问我有瑟谱吗?我说不会有啊!为什么呢?瑟很多时候不是独奏的,它是与琴互相调配的。琴为主,瑟为从,所以才是“琴瑟和鸣”,才代表夫妻嘛。琴属阳,瑟属阴,瑟要转调来配合琴,它是一套文化。瑟这种乐器现在大家都不会了,也没见过,我们把它重新恢复,想让大家了解到中国音乐不是纯粹声音,还涉及到伦理、阴阳、五行等很多东西,比如季节不一样,声音、宫调就不一样,是与天地配合的。

为什么会帮各地办节庆活动?外国人是不过节的,有人说外国不是有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吗?我说那不是节,是纪念日。什么叫做节呢?节是阴阳互动中的二十四个节点。阴消阳长,阳消阴长,在互动中显示它的阴阳消长关系。比如马上要冬至了,怎么庆祝呢?南方吃汤圆,北方吃水饺。为什么要庆祝呢?难道是庆祝冬天到了吗?不是的,庆祝春天快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冬至这天是一阳生,阳气已经发动了,到了春天三阳开泰,冬天就过去了。这个时候是冬天来了,但实际上是一元复始,其中蕴含很多的想法。我们中国人过节都和这个有关的。为什么过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都是这样啊。有很多的活动,登高、菊花酒、插茱萸⋯⋯王维诗“遍插茱萸少一人”,为什么插茱萸?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辣椒,辣椒是后来墨西哥传进来的,早期用有辛味的东西比如茱萸去辟邪,就跟端午节我们喝雄黄酒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过节是和天地结合的。

我们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理论很复杂,但它已经变成一种生活礼 俗,变成一种好玩的东西,我们只要重新把这种东西玩起来,就能够从中体会到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或者是价值观。你对老百姓不用讲太多道理,就从生活礼俗稍微引申一下,大家就恍然了。 (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不是说为传承文化而传承文化,而是为了丰富我们当代的文化生活,改造或批判我们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或者体系。为什么办书院呢?我不是为了恢复书院而恢复的,我恢复书院的目的就是对现代的教育体制不满。我们所有工作的背后,都会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有一些反省,我们希望有些讨论。

 

国学人才如何培养?

孟:近年来大陆掀起“国学热”,大学纷纷设立国学院。您也开办国学院和书院,在全国各地推广普及国学,希望将国学和生活联系起来做一些事。请问您对于培养国学人才有何意见?

龚:现在培养国学人才的问题很大。台湾当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没有继续发展下去,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教材、师资一直都是很大的问题。

第一是教材。现在大陆已经引进四套台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实际上这套教材当年在台湾改来改去,因为大家都有很大意见。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其中有一版是用陈立夫先生《四书道贯》里面的整体来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大家觉得没办法接受。教材向来是个问题。

《四书道贯》由陈立夫所著。

第二是师资。大家说在台湾中国文化传统没有断,但没有断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不是所有老师都会教,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在大陆当然就更严重了。教育部前一阵子说,现在各单位要开始给中小学教书法,发现目前还缺八十万的师资。老师不会写啊! (笑)那怎么办呢?要培训这么多的师资,当然《四书道贯》由陈立夫所著。各地方要想办法。我的做法是这样的,针对这个现象,先编一套教材。我这套教材下个月(2016年12月)就要上市了,第一套三十本,我会编到七十本。当师资不足的时候,一般老师只要去维持秩序,根据这套教材就可以上手教,你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写,这套教材编得特别详细,自学以及老师上课来教完全没有问题。过去我们教书法都是师徒制,老师带着你写,我小时候练书法老师是抓着我的手写,现在弹古琴不也这样教吗?但这个只能够小规模的,面对一个课堂就很难处理。原来我出过一个字帖《学书九十二法》,谈字的结构,我就把这个概念扩大来编这个教材。从“永字八法”入手,它是一个笔画,然后再来字的组合。古人归纳过很多这样的写法,我基本上以此为基础,让大家先练,练完以后再来讲它的章法和应用。怎么写对联?怎么写斗方?怎么题扇面?这样的话这套教材就可以推广。我又做了一些视频,在各地全面办一些培训班,先培训师资。现在北京已经开了六家,然后就是江西南昌、天津等地,各个地方现在都开始慢慢铺开。我准备在全国办一千家的培训点,主要是跟各美术馆、博物馆,还有新华书店来合作,希望这样能够解决一部分书法的问题。

接着我还要马上再开班,就是我刚讲的音乐文化。因为现在即使是中国音乐学院出来的学生,或者是我们现在中小学的音乐老师,他们对传统的音乐文化也是不了解、不熟悉的。我们不是纯粹的音乐欣赏,而是礼乐结合,这样的班我还准备慢慢开下去。最近我还想为书院、一般的中小学老师编一部培训教材。这些中小学老师过去都没读过经典,即使读古代文学的也可能没有读过经典,你让他去教《庄子》、教《诗经》,他会怎么办?做培训从头到尾地教并不现实,他有工作,来上课的时间是有限的。那能不能编一个经史子集的简便教材?比如《诗 经》三百篇,十五国风,大雅小雅,再加上三颂,里面各选一点,这样读了作为一个基础,去教小朋友就够了。 (笑)《尚书》可能就〈尧典〉、〈皋陶谟〉、〈禹贡〉、〈盘庚〉,选几篇作一点简单注释,知道一下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够了。四书、五经、诸子都有一点,补充基本的文化知识。我准备编一本这样的书,作为中小学师资培训的教材。所以该做的事很多啦。

中国近代其中三位国学大家(左起):钱穆、方东美、唐君毅。。

现在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大的需求,但学界到现在都没有反应。大家只是天天在嘲笑于丹、南怀瑾,问题是社会有需要,而学界又不能够提供。社会大众现在需要一些简便可以入手的东西,我们提供的还是太少了。我不是说学术论著不重要,所有能够普及的基础在于本身有研究,没有研究怎么做普及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要针对这个社会的需求,来调整一下我们写作的方法和策略,还需要一些风气嘛,不然的话做普及的人永远会被骂。西方好的大学,大一的入门课往往都是大四来教。记得我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国学讲习会,来上课就是方东美、钱穆等,只有这些大家才能够笼罩全局,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大学者来写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眼光,有判断,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如果他们不做,而大家有需要,那就只能看现在市面上有的这些东西了。

 

“儿童读经”的评价与反思

孟:说到国学教育,现在社会上对儿童读经的批评很多,您对此有何看法?

龚:这个要分几方面说。现在很多人在批儿童读经,我是反对(他们意见)的。为什么呢?

第一,当年推动儿童读经的时候,这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出来主张,现在人家做起来了,他们出来痛批一顿,好像很懂教育,过去他们在儿童教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儿童读经是几十年的运动,在大陆至少都推行二十多年了,他们好像忽然间发现一个新的事物。 (笑)

第二,二十多年前大陆推动儿童读经,没有师资。王财贵说阿猫阿狗都可以教读经,小朋友跟我念,普通话标准就可以啦。后来甚至发明了读经机,因为机器念得更标准,不需要人教。它的门槛很低,不需要有师资和教材,只要有一本印得清楚的书,跟着念就可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读经运动才发展起来,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当年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推动,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三,经该不该读?是质疑读经,还是质疑读经的方法?方法可以讨论,经该读这是不用讨论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常常被人家引用,说小孩子不让他读经典,你让他读垃圾啊?现在学校教的就是垃圾,你说读经出现很多问题,但是为什么家长把小孩送去读经?那些读经的学校为什么能生存?它固然像你们说的那样很烂,但因为学校更烂,现存的教育体系太差了,大家对学校都没有信心了,不然谁愿意把自己的小孩送去读经呢?所以该批判的不是读经,是学校。你说你占有了所有的教育资源,读经你也可以读啊,把现在课本改掉换成经典,把老师培训培训,可以做得比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好。几十年都不改,人家天天骂你。现在你说我们也要国学教育,那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人家做起来了,形成一种势力,对现行体制产生一种压迫,然后你才去做。所以读经运动这几十年的发展我觉得是应该赞扬的,不是应该批判的。。

现在社会条件改变了,读经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方法可以再斟酌、再调整。过去读经有一些乱象,也是因为我们都不重视它,它没有教育资源,自生自灭。所以里面有一些就依附宗教团体,现在大家读《弟子规》,就是宗教团体推动的。很多人去读佛经,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弄得跟宗教徒一样。因为过去没有社会资源,只有宗教界来提供。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来办的,教学资源有限,经费也有限,当然存在很大问题。 “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带着几个小朋友,那不是瞎扯嘛。当时社会上应该对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支持才对。台湾当年反对教育体系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办森林小学,后来办森林大学,完全在体制之外,跟读经运动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教育不让家长放心,家长都瞧不上,宁愿跟着小孩受苦走另外一条路。未来虽不可知,但觉得都值得,因为你(学校教育)的未来我知道,一定是很烂的。 (笑)所以该惭愧、该改造的是现有这个体系,不是儿童读经。儿童读经的方法当然可以改造,我觉得当年根本没有条件谈这些,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谈。

龚鹏程教授十分重视推广国学,图为他其中三本重要著作:《国学入门》、《文代符号学》、《中国文学史》。

我不赞成全部背诵,因为古人也不是这样。我自己小时候也背过,很受益,觉得很好。但背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觉得儿童教育还是以诗为主,孔子教他儿子不就是读诗吗?诗歌与性情也有感动,小孩子的性情用诗来调理,对他一辈子的人格教育都非常重要。第二是习礼,小孩子是动的,但不能让他乱动,演礼的活动让他既学习到规矩,也学习到礼仪,还维持他有活动。小孩子如果身体不好,也不可能有远大志向,个性可能会非常封闭,而且也不自信,所以要有一个健全的体魄。习礼让你合群,歌诗让你个性好,这才是古人幼教的根本。我不赞成从三岁开始背诵,有很多小孩开发得比较晚,王阳明五岁都不会讲话,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早,揠苗助长,有害无益。古人六七岁以后才开始进入蒙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主要是识字。真正开始读经是从《论语》、《孝经》读起,这个才是经典,前面的是蒙学。现在儿童读经,可以针对现实环境再作一些调整和丰富,慢慢地回到古代的教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