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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辉教授——毕生为传承中华文化努力的学者

吴清辉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校长。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并获得化学工程本硕士学位,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获得化学博士,在化学领域“多相催化”方面的研究深得海内外学术界的称许。吴教授在香港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从事高等教育近四十年,曾在香港大学化学系担任讲师,于2001年致2010年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此外,吴校长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出任的公职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第九、十及十一届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科技大学校董。 2005年,吴教授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金紫荆星章,以表扬他在公共及社会服务方面的卓越表现,尤其在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建树良多。最近,我们采访了吴校长,他向我们畅谈了人生故事、治学理念、家国情怀以及在海内外弘扬中华文化的毕生所愿。

(作者:阮纪宏 陆丹)

吴校长挂在办公室的照片是竹林七贤,他说喜欢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会攀附权贵

 

毕生为传承中华文化努力的学者

从香港中学毕业后只身远赴澳洲留学,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和美国做学问,而立之年回到香港投身教育事业,在高校从治学到治校将近半个世纪,当中还从政参与治港,多重身份角色转换游刃有余,古稀之年回到祖国的土壤专任中国第一所博雅大学的校长,现年七十七岁的吴清辉教授还在演绎着他的传奇人生。他坦言,支撑着他多年来在不同领域有所作为的,是骨子里的那颗中国心,“中华文化是安身立命的根,无论身处何方,传承文化是我毕生的责任。”

吴教授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前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和现任UIC校长,同时,他还是化学领域中的佼佼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多相催化”方面有杰出成就,深得海内外学术界的称许。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在西方科学体系中养成的专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与执着始终未减,而且在历任的不同岗位上都在做大胆尝试,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不断有新的探索和实践,希望能找到切合时代需要的契机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创办UIC任中国第一所博雅大学的校长

吴教授创办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联合国际学院校长,这所大学强调国际化和传统文化并重,以博雅教育和全人教育闻名。毕业生接近六成选择到海外深造,吴校长时常勉励这些毕业生,“到了外国,你们就是中华文化的民间使者,你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华文化,要谨记在国际舞台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 这些学生今后在这方面会有多大作为还要拭目观之,而从吴教授的这番嘱咐来看,已经在以身垂范,原来在半个世纪以前,二十岁出头的吴清辉已经开始投身这项事业了。

鸟瞰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校园

 

时光回到1963年,吴校长在澳洲墨尔本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毕业前夕在校内创立了中国同学会,旨在弘扬中华文化。中国同学会有类似今天大学里同乡会的意味,但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绝无仅有,虽然来自香港的同学人数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坚持要取名中国同学会而不是香港同学会,这跟他们的使命有关,中国同学会的活动能够团结所有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伙伴,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学生。

大多数的同学会活动无非是聚餐、开舞会这种联谊活动,然而当年吴教授牵头成立的墨尔本大学中国同学会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发扬中国人互爱互助的团结精神,在校园里做有意义的事情。吴教授谈到当年组织大家为中学升读大学的华侨同胞义务补习的日子,脸上呈现出年少时的春风得意,“当年这个活动受到很多学弟学妹们的热捧,一时间令我们这群中国留学生成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中国同学会的义举受到墨尔本大学教授们的认可与支持,他们认为给自己的同胞提供这种切实的帮助是值得尊敬的,因此学校也批准中国同学会借用教室进行补习辅导。与此同时,吴教授表示他们会经常跟澳洲的本地人沟通交流,向他们传达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重要性,让他们对北半球的中国社会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化学博士对传统文化情有独中

后来在加拿大卑诗大学(UBC)读博士期间,吴教授对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情丝毫未减,甚至更加激情澎湃。到了卑诗大学,吴教授在担任中国同学会的会长那一年,UBC一年一度的“中国之夜”晚会上,吴教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组织同学在舞台上演了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的其中一幕。六十年代的北美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今天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上演这部讲述中国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家庭悲剧的经典话剧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向世界表达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整个加拿大乃至北美洲都是一个创举。

在国外求学漂泊十年,吴教授1969年获得卑诗大学博士学位,及后在美国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和今天很多到外国留学的年轻人选择不一样,吴教授并没有想过会留在当地发展,因为不想承受在毫无归属感的异乡的疏离感。他一直坚持寻找回国的工作机会。这份朝思暮想的归国执念也许今天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很难理解,其实这颗家国情怀的种子,早已在萌发在童年的吴教授心里。

吴教授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战火纷飞,后随家人搬迁到当时是法国租借地的广州湾(今天的广东省湛江市)。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又从湛江搬到了广州,吴教授自小在广东接受教育,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过战火,看着自己的国家受列强欺凌,少年的吴清辉开始了对祖国的抱负,浓厚的民族情感也是在那个时期慢慢积淀下来的。“那段历史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地印记,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能够富强起来,”这句沉重的爱国宣言在年近八旬的吴教授口中说出来,重量非凡。

新中国初期,吴教授在广州念初中时看到的社会,欣欣向荣,民风淳朴,国民积极进步,回想起当年看到的情景,吴教授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的广州,人的精神面貌很好,学生周末到城市周边的农村扫盲,教农民识字,公共汽车上有人让座,总的来说就是互助友爱的社会。”只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发生了“大跃进”等一些令国家发展停滞的历史事件,让青少年时期踌躇满志的吴教授为之黯然,看到乌托邦理想的幻灭,感到非常痛心。然而,吴教授对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没有因为国家暂时的困难而熄灭,相反,正是这种痛感刺激了他的求学意志,想要证明给世界看,中国人的力量可以很强大。

五十年代中期,吴教授随家人移居到香港,在那里接受了三年的中学教育。天资聪颖再加上刻苦精神,吴教授顺理成章地考进了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能考上的学生可谓是精英。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列强争相在中国内地成立大学,时任港督的卢押(Frederick Lugard)认为英国也应该在香港立一所大学,一来与其他列强竞争,二来让中国人(尤其是香港的华人)认同英国的价值观,便于英国向华南拓展势力,巩固其在整个香港的统辖管治。在港督的大力支持下,富有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大学于1911年建成。满腔爱国热血的少年吴清辉对这样一所学校没有太大好感,“念殖民地大学有什么意思?我宁可自费去留学!”这样的傲骨,换来了一纸墨尔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张历时两周到澳洲的廉价船票,以及四年都要通过打工获取生活费的大学生涯。吴教授表示从未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反而是正是这段留洋经历令他更加认同自己的文化。“我认为文化是平等的,即使我学的是化学,是西方的科学,也不会因此认为西方文化的地位比我们的高。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我一直是坚定这个立场的,”吴教授如是说。

在澳洲、加拿大和美国学有所成后,有很多名校向吴教授抛了橄榄枝,然而他最希望的还是能够回到属于中国的土地上工作。由于当时国内正在搞“文化革命”,政治局势容不下海外回来的人,吴教授未能如愿踏进祖国的土地。在机缘巧合下,他接受了香港大学的工作邀请,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香港教育生涯。

“其实我到港大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教书,更希望能够延续我学生时代创办中国同学会的那份热情,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学生,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说起当舍监的缘由,吴教授一如当年那样激情澎湃。他认为当讲师只能帮助学生解答学术上的疑问,而当舍监能够发挥课堂以外的教育功能,可以发展舍堂文化,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除此之外,作为舍监,能接触的学生范围更广,除了任教学系的同学,还有同一个舍堂里不同专业的学生。吴教授希望通过这种课堂以外的教育模式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向学生传达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令到他们明白即使身处殖民地,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吴教授在香港大学康宁堂(Hornell Hall)担任舍监时曾经组织过一场名为“京剧之夜”的大型活动,把当年香港的京剧票友请过来给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座,希望通过传统戏剧表演,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认同感。吴教授在舍监的岗位上为向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劳心劳力,而今很多当年的学生成为各行各业的菁英,也在为传承中华文化出力,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吴教授在其他方面对文化传承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创办《抖擞》传承中华文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革命’在内地还在如火如荼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实在令人揪心和痛心,这是在香港的知识分子最为不齿的事情。作为爱国学者,内心的纠结,难以言表。吴清辉跟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合议,办一份刊物来传承中华文化,刊登学者对各种文化问题的探讨和识见。当时香港有很多刊物,反映各种政治光谱的杂志汗牛充栋,但既能反映时代的需要,又能够从尊重和热爱中华文化的角度出发,还是有所欠缺。吴清辉与同伴创办的这份刊物,从刊名就能够显示他们的复杂心情与思路。

《抖擞》的命名出自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一首政治诗《己亥杂诗》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取其中‘抖擞’一词,当然是明谏当局要重视人才,实则也反映他们对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的哀叹,对国家的期许,对民族的关怀,溢于言表。杂志刊登的文章看似杂乱,其实比如对红学(《红楼梦》研究)的探讨,当时在内地还是禁区。该杂志的另一个特色是严谨和遵循学术的规范,是第一家这样的杂志采用同行评审(peer review)的做法,也因此成为第一家这样的杂志,获得香港大学列为学术刊物看待。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抖擞”杂志,反映当时香港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吴教授是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后来吴教授转职浸会大学任理学院院长,除了教学和行政管理的职务外,小到学生舍堂活动的发起,大到参与大学宿舍楼的命名,吴教授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推崇可见一斑。在出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期间,浸会大学的四栋宿舍楼刚落成,为了让校园增添文化气息,吴教授提倡用中国近代四位知识分子蔡元培、宋庆龄、周树人和杨振宁的名字为宿舍楼命名,突破了以往高校常用捐款人的名字命名教学楼的常态。沿用这个思路,在UIC即将落成新校园的四条路,吴校长建议命名为:大学道、明德路、亲民路和至善路,让学生从路名的由来,铭记古人的训诲。

在担任浸大校长一职之前,吴教授是浸会大学理学院的院长,九十年代末由他牵头成立的中医药学院开创了香港全日制中医药本科课程教授的先河。自小受中华文化浸润长大的吴教授,对中医药也是情有独钟。“中医药是我们文化的瑰宝,我希望找到合适的契机把它传承下去。”这样的雄心勃勃,又让吴教授在香港的中医药教育领域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率先开发香港中医药高等教育

由于长时间被殖民,香港的中医药发展受到严重压制,在政府的架构以及主流社会中,难登大雅之堂。在香港回归前夕,港英政府成立了中医药工作小组,委托业内人士对香港的中医药执业情况进行调查评审,并提出改善的建议,形成法律则是在回归以后。吴教授分别在从政治港和从教治校的两个层面对此作出贡献。

当时吴清辉是香港立法会议员,立法会在审议通过一条法案之前,都会成立议案委员会,《中医药条例》的起草与跟业界商议的过程,就是在议案委员会期间做好铺垫工作,作为主席的吴清辉想方设法协调各方利益方面,所以在议案委员会中获得全票通过,在提交立法会最终审议通过的时候,也没有议员提出争议问题。

这个天时地利的决策给了浸会大学一个新的契机,令“没有医学院”这个劣势造就了浸会大学创立中医药学院得天独厚的优势。“传统的医学院只会教授西医,我们在这方面从零开始,反而是发展的最佳时期,”吴教授当时对浸大率先创立中医学院的想法信心满满,后来蓬勃发展的学院也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中医药在香港具备法定地位,不但造福一方市民,还让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攀登上一个正统的地位。

理科背景出身的吴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治学方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文人出身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作为一名化学专家,尽管在学术生涯接受的一直是西方科学体系,与中国传统的认知体系大相径庭,吴教授则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才造就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看待中西方学术理论体系差异的问题上,吴教授指出,中西方人由于所处的文化不同,因而思想观念、认知模式也存在差异,以科学为例,对自然界的认识会存在不同的形态。例如,中国人注重直觉和意会,西方人则强调逻辑推理和对概念的严格定义;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用定性的整体观构成对事物的认知,西方科学则推崇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去认识事物。

吴清辉教授的标准照

 

从1998年起担任全国人大香港区代表的吴清辉,在两会上的发言,也经常提及关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早在2010年的会议上,吴清辉提出:在今天中华民族走在复兴之路这个时刻,我们应把文化建设与国家软实力连系起来看。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就是很重要的软实力。他建议从小学开始就应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养成他们对文化欣赏的习惯。

他又批评大学没有独特的性格,应该鼓励大学类型多元化,就算是同一类型的,也应各有特色。这也牵涉资源分配,目前看到的是在云云全国所有大学中,国家对几间大学特别其中两间特别倾斜,是不健康的。中国这么大,绝对需要好几十间出色大学。大学类型多元化是很必要的,这方面,美国经验很值得借镜,博雅型的中小规模大学,强调师生关爱,往往出杰出人才。

对于吴教授在2005年一手创办的UIC,他认为这样一所在中国历史发展新进程中创立的新型大学,对人才的培养既要具备国际化视野,也要注重本土文化的传承,充分可用传统文化资源培养现代具有君子气质的社会栋梁。

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的特殊性赋予了UIC在课程设置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与国内传统的大学不同的是,UIC的学生修读国情国学教育课程,作为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以至历史、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对此,吴教授认为这给真正意义上传承中华文化提供了天然的优势。在教学方面,国情国学课程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板块,以生动、有深度的内容向学生展示,引发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思考。

 

支持举办中国文化创意大赛

自UIC建校以来,每年春末都会举办中国文化创意大赛,旨在提供一个让学生结合中华文化内涵,发挥创意的舞台,是国情国学教育的重要环节。自上任以来,吴校长每年都会以嘉宾的身份出席该活动,寄语同学们在当今的全球化大趋势下,既需要开阔的眼界,也要葆有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UIC每年都以中华文化为题举办创意大赛,吴校长为得奖学生颁奖

 

在学术方面,UIC每年都会举办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让各路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讨论和反思,共同探讨、深化国情国学教育的学术内涵。举办研讨会对UIC学生的意义在于,希望从多元视角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探讨其在现代生活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从而帮助同学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传统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UIC创办十二年以来,吴校长经常主动担任国情国学系列讲座的主讲人,以当下热议的话题作为切入点,与学生共同探讨传统文化之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譬如在2015年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吴校长举办过一场名为“战争与和平——校长话阅兵”的讲座,让学生认识到民族的苦难和对和平的渴望。

除此之外,UIC还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国学研讨会。2016年12月,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UIC举行,中外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UIC,共同探讨在当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退化的严峻形势下,东西方文明对待生态不同的智慧将如何交融,探寻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道。

更有趣的是,当吴校长回忆起这些年来做过最自豪的一件事,他谈到15年前机缘巧合之下在香港参与举办“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纪论坛”,当年的研讨会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为主题,为期四天在香港举行。筹委会名誉主席为许嘉璐教授、费孝通教授和饶宗颐教授,时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的吴清辉教授担任筹委会主席。研讨会上群英荟萃,与会的学者专家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及海外各国,盛极一时。后来这个论坛越办越正规和扩大规模,第二届在香港举办也是由浸会大学做东道,十五年后在UIC举办的则是第九届。

第二届“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纪论坛”2002年在香港召开,当时吴清辉教授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除了以上提到的国情国学教育课程以及研讨会,谈到传统文化的校园传承,吴校长认为把浸会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嫁接到UIC这所生根于祖国土壤的大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文化传承方面拥有的主动权更多。从古代君子“六艺”教育发展出射道、古琴等艺术课程,从传统皮影戏、舞龙舞狮等民间文化发展出文化体验和团队合作课程,承载着传统文化精华的UIC全人教育课程受到同学们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吴校长表示,这些课程不只是简单地在形式上复原传统文化,而是注重传统文化内涵与精神的复兴,与当代青年学生的生命成长紧密结合。

近年来,“国学热”在社会上渐渐兴起,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知名高校成立国学研究院后,UIC也在2016年12月正式成立了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以UIC为基地,坚持国际化视野和开放性学术思维,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教研活动,旨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复兴贡献一份力量。最近,我们采访了吴校长,他向我们畅谈人生故事、治学理念、家国情怀以及在海内外弘扬中华文化的毕生所愿。

吴清辉教授毕生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探索与贡献,他走的路并不孤单,而是获得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追随。在过去条件十分艰难的日子,吴教授与同道在默默的坚持,而今传承中华文化的各种条件,可以谓康庄大道,中华文化在海内外得以发扬光大,指日可待,这也是吴教授的毕生所愿。

第九届“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纪论坛”2016年在珠海召开,吴清辉教授任UIC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