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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祥麒︰〈粵語吟誦探微〉( 上 ) — 「吟誦的淵源和發展」

招祥麒

培僑中學校長

論文提要

本文論述「吟誦的淵源和發展」、「吟誦的本質與功能」、「吟誦與台詞誦」及「古詩文吟誦要素」四點,以期廓清粵語吟誦學習的難點,讓更多人明白,只要稍加奶努力,即有可觀成績:在課堂上,能活躍互動氣氛,提高教學效能;在誦壇比賽上,能因難見巧,出奇制勝。

關鍵詞        粵語吟誦    吟誦特色    吟誦本質    吟誦功能    吟誦方法    吟誦推廣

前言

吟誦的傳統由來久遠,久已成為教師傳授語文的必要手段。教師示範,學生隨誦,一代傳一代,無有間斷。當今廣東省嶺南地區,以至香港、澳門及於海外的華人,日常生活運用粵語(廣府話)的超過一億人。然而在語文學習和教學上懂得「吟誦」的極少。香港朗誦的風氣頗盛,每年學界比賽動輒十多萬人次。從藝術分類而言,朗誦可分「台詞誦」和「吟誦」兩種。我擔任評判多年,接觸的參賽者大多以「台詞誦」演繹,很少採用傳統的「吟誦」。是不能,故不為也。

2008年,江蘇省常州市的「吟誦調」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是當地一些有心人努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專集,製作光碟,對常州傳統的吟誦作出保護的成果。

常州方言,有七個音調,一定程度的保留了中古時代的讀音,這對吟詠古代詩、詞、曲、散文等,較之用普通話更見優美。

我們試看嶺南的粵方言,擁有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及中入九個聲調,完全與中古時代相同,不單比現在的普通話只得四個聲調優勝,較常州方言也多出兩個音調,演繹古典作品可謂更見靈活、變化優美而多姿多采。結合用粵方言吟誦的嶺南文化傳統,如果沒有有心人發起保護和發揚,然後引起政府關注及支持,粵語吟誦,勢必日漸萎縮,甚至在可見的將來消失,殊為可惜。

本文從「吟誦的淵源和發展」、「吟誦的本質與功能」、「朗誦的表現方式:台詞誦與吟誦」及「古詩文吟誦要素」四方面論述粵語吟誦的由來和發展,其本質與功能,其與台詞誦的異同,以及於古詩文吟誦的要素。由於篇幅所限,某些問題或廣度不足,或挖深不夠,祈請方家指正。

一、吟誦的淵源和發展

吟誦向被視為詩文教學上必要的手段,論其由來,可遠溯至三千年前的周朝。《周禮‧春官‧大司樂》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1]六個步驟,其中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2]。要學生背文,當然要求出聲,背熟以後,進一步要求學生以優美的聲音演繹,作為歌唱前的準備。由此可見,「誦」,是在「背書」的基礎上,詠而出之,此與「歌」之所同;其與「歌」的分別,就在於「歌」要依譜,有樂器伴奏;「誦」,不須譜,無樂器伴奏,自由度較高而已。

「吟」與「誦」的界說,在古代並不嚴謹,廣義上可以說是相同的,只不過,在「誦」之前加上「吟」,逕稱「吟誦」,是突顯傾向於韻律歌唱的成份。「歌」、「吟」、「詠」三者,孔穎達(574-648)解釋《毛詩序》「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時指出:「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3]總之,「歌」、「吟」、「詠」如只是拉長了聲音,有節奏地唱詠,而沒有樂器伴奏、規定樂譜的,都可稱之為「詠歌」、「歌吟」、「吟詠」、「吟誦」。

這種無須歌譜和樂器伴奏的詩歌吟誦,在古代教育中深具重要的地位,[4]也是歷代文人學者「教與學」的重要手段。孔子(前551-前479)教授學生「誦《詩》三百」[5],老師示範,學生跟隨,何其快樂!《論語‧先進》記曾點(生卒年不詳)之志,云:

  •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6]

曾點的理想,是帶領學生春遊;「詠而歸」,這「詠」固然有個別的,也應有集體的,假如平日的教學沒有集體詠詩的習慣,何能取得詠歌的樂趣?又《孔子家語》記子貢(前520-前446)的情況:

  •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7]

這說明子貢「諷誦」的習慣,已成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提升生命境界的力量。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焚書,凡詩書百家語,皆詣廷尉雜燒之。五經遭秦火至漢而能重現者,《前漢藝文志》云:

  • 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8]

《詩經》如是,其他經典亦如是也。漢代出仕當官的,亦有以諷誦作考核。許慎(?-120?)《說文解字》云:

  • 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9]

歷代文人重視諷誦吟詠的記載,在史書中俯拾即是,舉如《後漢書‧吳祐傳》載:

  • 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10]

又如《魏書‧高允傳》載:

  • 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11]

又如《晉書‧范宣傳》載:

  • 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12]

又如《北齊書‧許惇傳》載:

  • 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經史,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13]

又如《北齊書‧劉逖傳》載:

  • 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値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14]

又如《南史王範傳》載:

  • 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為詠。以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15]

又如《梁書‧王筠傳》云:

  • 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16]

又如《隋書‧五行上》載:

  •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欷歔。[17]

又如《新唐書‧蔡允恭傳》載:

  •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18]

至於韓愈(768-824)自謂「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19],並提出「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20]的說法,一方面說明讀書的情狀,一方面指出創作的特色。蘇洵(1009-1066)〈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嘗言:

  •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 及其它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21]

韓愈所說的「吟」和蘇洵所說的「讀」,朱熹(1130-1200)論之曰:

  • 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22]

姚範(1702-1771)《援鶉堂筆記》盛稱「此真知文之深者」[23]。事實上,諷誦吟詠的好處,耳入心通。朱熹又說:

  •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24]

沈佳(生卒年不詳)《明儒言行錄》引王守仁(1472-1529)說:

  • 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以動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25]

及至清代,賀貽孫(生卒年不詳,約於1637年前後在世)《詩筏》說:

  • 李、杜詩,韓、蘇文…… 反復朗誦至數十百過,口頷涎流,滋味無窮,咀嚼不盡。乃至自少至老,誦之不輟,其境愈熟,其味愈長。[26]

稍後的桐城古文家,無一不予重視聲音與文學的關係,更在韓愈「氣盛言宜」的基礎上,提出「因聲求氣」、「聲音證入」等理論。劉大櫆(1698-1779)《論文偶記》說:

  •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凡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27]

姚鼐(1731-1815)〈與陳碩士〉言:

  • 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
  • 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28]

方東樹(1772-1851)〈書惜抱先生墓誌銘後〉亦謂:

  • 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誦,沉潛反復,諷玩之深且久,闇通其氣於運思置詞迎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為之以成其辭也,自然嚴而法,達而臧;不則,心與古不相習,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不合。此雖致功淺末之務,非為文之本,然古人之所以名當世而垂為後世法,其畢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語人者,實在於此。[29]

梅曾亮(1786-1856)〈與孫芝房書〉云:

  • 夫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為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30]

曾國藩(1811-1872)〈諭紀澤〉云:

  • 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鍛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澹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31]

張裕釗(1823-1894)〈答吳摯甫書〉云:

  • 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為之御,辭為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為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為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32]

吳汝綸(1840-1903)〈答張廉卿〉曰:

  • 承示姚氏于文,未能究極聲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近肯堂為一文,發明聲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極言之,特為奇妙。竊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為抗墜、詘折、斷續、斂侈、緩急、長短、申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非必有意於其間,而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氣之未充者也。[33]

林紓(1852-1924)《春覺齋論文‧聲調》云:

  • 時文之弊,始講聲調,不知古文中亦不能無聲調。蓋天下之最足動人者,聲也。[34]

無錫國專唐文治(1865-1954)校長,「從吳汝綸那兒學得了吟誦之法後創造了風靡一時的『唐調』」[35],秦德祥(1939-2016)〈吟誦的價值與傳承的疑難〉中說:

  • 就筆者所知,由近代國學大師唐文治先生創辦並親自執教的「無錫國專」,由錢鈞、錢向杲及江南名儒錢振鍠父子三代創立並執教的「寄園」等都培養和造就了大批吟家,他們的吟誦,通常更重於表達詩文的內容、感情、意境與氣勢,具有更高的水平。[36]

過去蘇師文擢教授(1921-1997)就學無錫國專期間,正是被「培養和造就」的「大批吟家」之一。

蘇文擢教授 (圖片來自網絡)

至於粵語,源於秦漢時期的中原雅言,很大程度保留了古漢語的特徵。秦始皇統一六國時華夏語言隨戰事流入嶺南地區。約西元前203年,南海郡尉趙佗(約前240-前137)趁秦朝顛覆之際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當時「越」和「粵」是通假字,特指華南百越地區(即今浙、閩、粵、桂等地)。漢朝建立後,趙佗向劉邦(前256-前195)稱臣。後來在華夏族演變成漢族的影響下,出現了粵語的雛形。隨著粵語雛形的出現嶺南詩歌開始萌芽,屈大均(1630-1696)云:「漢和帝時。南海楊孚字孝先。其為《南裔異物贊》。亦詩之流也。然則廣東之詩。其始於孚乎。而孝惠時。南海人張買侍游苑池。鼓棹為越謳。時切諷諫。」[37]此以楊孚(生卒年不詳)、張買(生卒年不詳)為南粵詩歌始祖,可備一說。

魏晉南北朝期間,大量中原人士為逃避戰亂湧入嶺南地區,中原漢語與古粵語混合,促進了粵語的進一步成長。這一時期,隨著粵語的成長粵語詩歌的吟誦也穩步發展,更有地方官把吟誦作為教學方法推行到教學當中。《嶺南詩歌研究˙嶺南詩派》有言:「六朝期間,嶺南文士,代有其人。南朝梁時,新會人馮融為羅州(今廣東粵西地區化州市)刺史,『汲引文華士,相與為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梁武帝時桂陽(今廣東省清遠市西北部連州市)人廖沖『博學能文辭……時武帝好儒學,招徠天下名士,沖與焉。嘗命賦詩,稱上意,嘉賞之』,梁武帝時曲江人侯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他曾多次招引文士如陰鏗、張正見等吟詩。」[38]

唐朝鼎盛時期,隨著嶺南地區人口的增長和百越族的漢化,粵語成為一種既能對應對中古漢語發音又有獨立詞彙文法的語言。粵語詞彙語法的產生完善了粵語吟誦的語言內涵,在唐玄宗(李隆基,685-762)開元年間張九齡(今廣東韶關人,678-740)和陳子昂(661-702)的作品影響下,開創了尚格高、清音,倡雄直之氣的百代詩風。同時,以粵語的詩歌吟誦自然有所發展。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圖片來自網絡)

宋朝時期,中原人士再次因為戰亂南遷,進一步縮小了中原漢語與粵語的差異,至此粵語已基本定型。元朝時期,蒙古人定都燕京(今北京),並以當地方言為官方語言,此後中原漢語和粵語的差異越來越大,但是已定型的粵語並未受其影響,而是獨立發展。明朝至清朝中期,粵語逐步演變成現代粵語,最大的區別在於模糊了濁輔音及不再有捲舌音。由於粵語的定型和持續發展,伴隨唐詩宋詞的涵養,至明朝時期粵語吟誦達到鼎盛時期。清朝康熙期間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只開放廣州作為對外貿易經商的口岸,外國人來到中國後為了方便商談往往學習粵語而不是官話,使得「廣州話」隨著商貿逆向傳播到中原乃至全國各地,廣州成為粵語文化的中心。辛亥革命及抗日戰爭時期,為躲避戰火,粵人遷居港、澳等地,甚而遠至美洲、加拿大、澳洲和東南亞等地。中共立國後,粵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通話的衝擊,但是其獨特的語言魅力,豐富的文化內涵仍然屹立不倒!

明清時期粵語吟誦與教育的聯繫很密切。據屈大均記載:「粵俗好歌,凡有吉慶,比唱歌以為歡樂。」「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回自復,不肯一往而盡。」[39]當時粵地(廣府、閩南、海南等地)人喜歡歌唱和吟誦,當地官府和教育家通過修訂教材力求雅俗共賞,把傳統文化、地方素材等結合寓教於樂灌注到教育當中。所用教材包括有「《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神童詩》、《唐詩三百首》、《增廣賢文》、《幼學故事瓊林》、《龍文鞭影》等書。」[40]在教學過程中除了傳統的詩、詞、歌、賦、文的學習,其實還有地方歌曲或者吟誦的教學,如粵語兒歌〈月光光〉經百年傳誦至今仍是膾炙人口,不僅廣府人熟悉,很多非廣府人也能吟唱此歌。

除了當地官府的推力,隨著廣州經濟、政治、文化、軍略影響的日益突出,大量中原文化名人湧入粵地或獨資或與當地政府合作開設了大量書院教學授藝。主要包括有:學海堂、菊坡精舍、萬木草堂、粵秀書院、羊城書院等。詩賦吟詠一直成為廣東書院的傳統。

如今,粵語已經發展成成熟的語言系統,有獨立的語法和詞彙。在我國廣東、廣西、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北美、英國和澳洲華人社區中被廣泛使用。粵語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語言,澳大利亞第四大語言,加拿大第三大語言,美國第三大語言,全球約一億三千萬人在使用粵語。悠悠粵韻繼承了上古漢語的遺風,承載著錦繡的嶺南文化,是維繫粵人的重要橋樑,也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但是粵語吟誦的傳播傳承卻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幾乎停止了步伐,只有少數文人在艱難地堅持吟誦。

呂君愾(1939- )〈格律詩詞之粵語吟誦〉一文中對晚清期間粵語吟誦的發展有表述:「嶺南誦詩之法,始自陳澧(1812-1882),道光壬辰舉人,官河源縣學訓導。精言律,有《聲律通考》、《切韻考》傳世。1842 年,兩廣總督阮元于廣州創學海堂,聘其為學長。後又任菊坡精舍山長。所傳弟子黃元直(梅伯),清末舉人,官任江西瑞昌知縣,亦以吟誦為能事。粵語吟誦之發展當數嶺南詞學家陳洵(述叔)(1871-1942),青壯年時為黃梅伯家塾師,視梅伯亦師亦友,隨其江右十數年,深得諷詠之旨。」[41]

呂君愾 (圖片來自網絡)

現代,代表性的粵語吟誦承傳人和推廣人應是詞學家、書法家朱庸齋先生(廣東新會人,1920-1983)。朱庸齋先生出身書香世家,他的祖父朱緝興(生卒年不詳)是朱次琦(1807-1882)的弟子,康有為(1858-1927)同門。他的父親朱恩溥(生卒年不詳)是康有為的弟子,少年時的朱庸齋就隨眾師叔伯遊歷學習並師從陳洵(1871-1942)學詞。朱庸齋曾歷任廣東大學、廣州大學、文化大學等校的詞學講師。建國後曾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廣東園林學會理事、荔枝灣園林學會顧問、荔灣區地名辦顧問等職。1960年以後在家設帳授徒,早期弟子有蔡國頌、楊平森、沈厚韶、崔浩江、呂君愾、郭應新、蔡廷輝、王鈞明、陳永正(1941- )、古健青等;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又有梁雪芸、李國明(1946-2016)、梁錫源、蘇些雩等弟子,其門徒後來多為教授、講師、編輯、詩書畫家等名家。朱庸齋從傳統詩詞文化出發,結合粵地音樂文化吸收拖腔之法豐富了吟誦技巧和藝術效果,其吟誦理念由眾弟子傳承至今。[42]我於2017年4月下旬到廣州,與呂君愾、郭應新及蔡廷輝幾位先生會面,杯酒傳情,談讌甚歡,更彼此吟誦詩詞,交流誦藝。

2010年,「中華吟誦的搶救、整理與研究(負責理論研究)」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獲准立項,通過文獻資料搜集整理,收集大量不同方言的吟誦錄音及相關史料的工作,「為吟誦研究提供堅實的文獻基礎,可從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史學、佛學、詩學、教育學、音樂學各方面進行吟誦源流演變的歷史考察,為準確界定吟誦的內涵、特質以及歷史演進提供參考,並展示出古代吟誦傳統的原生態歷史畫卷」[43]。粵語吟誦亦在此新的時代背景下再次發展。

前文提到蘇師文擢年青時在無錫國專讀書,從唐文治校長及諸師中讀書。蘇師是廣東順德人,家學淵源。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退休前,曾於1983及1984兩年暑期間組織朗誦小組,傳授吟誦技巧,學員都是中大中文系學生,包括徐家華、楊智森、張慧清、余敏生、李婉華、李向榮、梁宛華、李惠珍、龔廣培……。又於珠海書院擔任講座教授時,組織詩學小組(後更名「鳴社」),傳授詩學之餘,亦推廣朗誦藝術。蘇師嘗言,作詩音感極其重要,無論古近各體詩,皆須朗誦以求音響諧協。詩組成員包括蘇文玖、招祥麒、黃惠貞、楊利成、顏春芳、李婉華、區永超、郭偉廷、吳振武、王嬋貞、鄒穎文、柯舉義、葉成忠、陳潔玲、鄭惠貞等。

此外,陳師耀南(1941- )、單師周堯(1947- ),前輩洪肇平,朋友如莫雲漢、施仲謀、劉衛林、鍾志光、陳志清、嚴力耕、董就雄、葉啟明;學生如黃明霞、黃嘉文、李慧萍、褟寶健、郭晶等,都能以粵語吟誦,各具特色。

「粵語吟誦暨紀念蘇文擢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研討會」

香港開埠以來,國內名家大師寓港者輩出,其中廣東籍佔的比例頗多,吟唱之風不絕。陳師本(1906-1996)、何師丘山(1911-1982)、陳湛銓(1916-1986)、吳師天任(1916-1992)何叔惠(1919-2012)等,授課之時,吟聲繞樑;何叔惠甚而有吟誦錄音,在網上流傳,彌足珍貴。又如培僑中學前中文教師朱壽江先生,聽校友所言,其吟誦功力深厚,既無留傳錄象錄音,前輩風範,也只能心焉嚮往了!

[1] 李學勤(1933-)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75。

[2] 參賈公彥(生卒年不詳)注,見同上。

[3]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5。

[4] 參蘇友泉(1955- )《詩歌吟誦教學之研究》(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8年),頁3。

[5] 《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墨子‧公孟》:「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6]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54。

[7] 王肅(195-256)註:《孔子家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5冊,1985年),卷三,〈弟子行第十二〉,頁3。

[8] 班固(32-92)撰,顏師古(581-645)注:《前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7。

[9] 許慎:《說文解字》(《四庫全書》,第223冊,1983年),卷十五上,頁三。

[10] 范曄(398-445)撰,李賢(651-684)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八冊,卷九十四,列傳第五十四,〈吳祐傳〉,頁2101。

[11] 魏收(506-572):《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三冊,卷四十八,列傳第三十六,〈高允傳〉,頁1089。

[12] 房玄齡(579-648)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八冊,卷九十一,列傳第六十一,〈儒林‧范宣傳〉,頁2360。

[13] 李百藥(565-648):《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四十三,列傳第三十五,〈許惇傳〉,頁575。

[14] 同上,卷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七,〈劉逖傳〉,頁615。

[15] 李延壽(生卒年不詳):《南史》(《四庫全書》,第266-277冊,1984年),卷五十二,列傳第四十二,〈王範傳〉,頁12。

[16] 姚思廉(557-637):《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二冊,卷三十三,列傳第二十七,〈王筠傳〉,頁484。

[17] 魏徵(580-643)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三冊,卷二十二,志第十七,〈五行上〉,頁639。

[18] 歐陽修(1007-1072):《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一八冊,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上‧蔡允恭傳〉,頁5730。

[19] 屈守元(1913-2001),常思春:《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三冊,頁1909。

[20] 同上,頁1455。

[21] 蘇洵:《嘉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29-330。

[22] 朱熹:《朱子語類》(《四庫全書》,第700-702冊),卷三十一,頁十六。

[23] 姚範:《援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149冊, 1995年),卷四十四,頁五。

[24]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四,頁五。

[25] 沈佳:《明儒言行錄》(《四庫全書》,第458冊),卷八,頁六十六。

[26] 賀貽孫:《詩筏》,《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一冊,頁135。

[27] 吳宏一(1942-)、葉慶炳(1927-1993):《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下集)》(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頁432。

[28] 姚鼐撰,陳用光(1768-1835)編輯:《惜抱尺牘》(小萬柳堂,清宣統元年〔1909〕),卷七。

[29] 舒蕪(1922-2009)、陳邇冬(1913-)、周紹良(1917-)、王利器(1912-1998):《中國近代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1。

[30] 吳宏一(1943- )、葉慶炳(1927-1993):《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下集)》,頁685。

[31] 唐浩明(1946-):《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上冊,頁316。

[32] 舒蕪、陳邇冬、周紹良、王利器:《中國近代文論選(上)》,頁297-298。

[33] 舒蕪、陳邇冬、周紹良、王利器:《中國近代文論選(上)》,頁303。

[34] 郭紹虞(1893-1984)、羅根澤(1900-1960)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論文偶記、初月樓古文緒論、春覺齋論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78。

[35] 陳少松(1858-):《古詩詞文吟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頁334。唐文治於清末曾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改名高等實業學堂)監督,其後創辦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36] 秦文收入所著《「絕學」探微吟誦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185-191。引文見該書頁187。

[37] 屈大均:《廣東新語》,第十二卷〈詩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09。

[38] 陳永正(1963-):《嶺南詩歌研究》,第二章「嶺南詩派」(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5。

[39]同註36,頁318。

[40]同註37,頁140。

[41] 呂君愾:〈格律詩詞之粵語吟誦〉,見https://site.douban.com/157025/widget/forum/8189035/discussion/59036095/。

[42] 參陳演:〈粵語吟誦的自然發聲方法探索研究——以珠三角地區的粵語吟誦為例〉,〈貴州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13-16。

[43]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2010年度重大項目(基礎類)中期檢查報告之三十七:『中華吟誦的搶救、整理與研究(負責理論研究)』」,2012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