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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事終一生」︰活出生命質感 ── 著名導演蕭寒問答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系列」,7月24 日,中國文化院執行董事、中國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吳建芳總經理主持了著名導演蕭寒的專題講座「手藝與當下-故宮匠人的生命質感」。主要內容摘要如下:

吳建芳:蕭教授好,各位聽眾好。今天來聽蕭教授演講的人都不簡單,因為,蕭教授的作品非常有文化內涵,所以來欣賞蕭教授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今天演講的主題是點睛之題——故宮。

今年開工、2022年竣工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現在非常熱門。半個月前,習主席親自見證簽約,說明了它的重要性。故宮博物館建好以後,香港的文化內涵與氛圍就不一樣了。過去有人說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但讓我們看看書展的人流,昨天颱風8號風球,今天是周一,上午還有這麼多人來聽講座、買書,可以看到香港實際上早已是文化的綠洲。

今天我們演講的主角蕭寒教授,去年導演了一部非常「火」的記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蕭教授之後又把它剪輯成了一個同名電影,並出版了書籍。這部紀錄片在網站上的評價是非常火爆,豆瓣評分超過了9.5分,超過了《舌尖上的中國》、《瑯琊榜》,足見這部紀錄片的口碑有多好。蕭教授在之前還有其它一些作品,包括《麗江‧拉夫斯基》、《喜馬拉雅天梯》等。他從2011年到2016年導演了三部紀錄片,用了五、六年時間,就出了三部,看起來數量是挺多、口碑也都那麼好。但實際上十年磨一劍,做這幾部片子,整個創作過程、付出的心血,非常不容易。今天蕭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手藝與當下-故宮匠人的生命質感》。

蕭寒:沒想到。因為這個片子我不知道在香港可以從哪個網上看到。這部電影在香港已經有發行公司,他們已經準備發行了,可能下半年會在香港的影院上映,請大家到時多支持。

《我在故宮修文物》電影版海報(網絡圖片)

吳建芳:三部紀錄片都看過的請舉一下手。有兩三位,包括我四位。所以這就說明了什麼是經典,經典就是可以重讀、重看的,蕭教授的作品就是經典。蕭教授是大學教授。他在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影視。這非常難得。我也在大學當過老師,所以我知道知行合一很不容易。現在很多年輕人在理論上可以講得頭頭是道,但他自己卻寫不出、導演不出作品。像蕭教授這樣知行合一又有影響力的老師是鳳毛麟角,這才是學生最崇拜的老師。《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片子不僅在網站上熱播,還捧紅了片中修文物的人物。這特別有意思。下面我們有請蕭教授為大家演講。

蕭寒:我們這部片子的標語是「擇一事終一生」,但其實我個人的職業卻轉換了很多次。我本身是中國美院國畫系畢業,學畫畫的,在美院讀了十年。之前在中學、本科、研究生都是學國畫的,但我畢業之後卻去做了傳媒,之後又在大學教書,現在40歲開始做紀錄片,其實跨度轉換挺大。但是,我覺得有一樣東西是沒變的,那就是我有一個特別想跟這個世界交流的內心。我從學習繪畫到做電視傳媒再到做紀錄片,其實一直都是在試圖跟這個世界、跟我們生活的環境、跟周邊的人交流。當我發現紀錄片這個載體的時候,真的覺得是找到了一個與世界交流的好方式。在各種類型電影中,紀錄片最棒的是它的真實性,就像我們所呈現出來的人物。快到40歲了才突然覺得我要去做一樣新的事情。非常幸運的是,作為這個領域的一個新人,做了三部作品,都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和喜歡,我受寵若驚。在紀錄片創作領域中,非常多同行已經堅持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們依然默默無聞,也可以說付出與回報遠遠不成正比。我所認識的一些導演可能花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一個人、一部機器去跟蹤、去蹲守,但最終做出來的片子可能只有幾百個、幾千個人看到。這樣的現狀也使我下定決心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紀錄片,讓記錄片堂堂正正走進電影院。

瞭解電影的人都知道,電影出生的那一天,第一部和觀眾見面的片子就是紀錄電影《火車進站》。從盧米埃爾兄弟發明電影開始,我們最早看到的就是一輛火車沖我們開過來,大家都覺得這是很神奇、真實的。後來隨著商業電影越來越普及,紀錄片好像慢慢被邊緣化了,人們總覺得就在手機上看看或者在網上看一下就行了。若為了一部紀錄片去花錢買票、趕到電影院去,對於很多人來講絕對是浪費時間。但我特別愛這樣的電影形式,當我創作的時候,心裡是懷著一個夙願,要去實現它。很幸運的是我們做到了,我做了三部紀錄片,兩部都走進了影院。《喜馬拉雅天梯》2015年上映了,並且獲得了一千兩百萬的票房。一部紀錄片能讓那麼多人願意走進電影院去看,在當年大家都覺得是一件特別令人振奮的事。後來的《我在故宮修文物》,在網路上,尤其是在B站這個年輕人、二次元聚集的網站裡「火」了。我想在座的很多年輕人可能都是通過那個平台看到這部片子的。其實在這部片子播火之前,我一點兒都不知道B站是什麼。最早在央視播出後,有人告訴我這個片子在B站火了,還是一位阿姨給我介紹說是二次元網站。我接著又問二次元是什麼,她說你們這些三次元的人類都不懂。好吧,我就努力去補習了。後來我突然發現B站是盜版,我們並沒有授權給他們。我們抱著維權的心態去給B站發郵件,結果他們很快就回復,而且是非常興奮的回覆我們,說我們終於找到你了,希望可以跟你合作、買你的版權。後來他們知道我們要把這部記錄片搬上大螢幕,還問是否可以投資。我說可以。我非常感謝這些年輕的觀眾,是他們用點擊率去投票,讓我們獲得了這樣一個年輕人的視頻網站的青睞,也受到了更多媒體關注,也讓《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電影走上大銀幕與更多觀眾見面。其實這兩部電影在路演的時候,我都會問在影院裡看首映的觀眾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坐在電影院裡看一部紀錄片。答案是差不多有80%。第二個問題是有多少人會因為你的這一次的觀看電影經歷,下一次還會買票去看一部記錄片。這次幾乎90%以上的人都舉手了。我覺得特別感謝,感謝觀眾把第一次給了我。不只是觀眾,還有,唱《我在故宮修文物》主題歌的年輕歌手陳粒,這是她接的第一個電影主題曲。她很開心居然唱了一首記錄電影的主題曲!她說會在很多場合唱這首歌。這首歌的詞作者姚謙老師的詞寫的真的特別好,跟我們的這個片子很貼切,他也是第一次為紀錄電影寫歌。我知道他們的第一次不是給我,而是給了我們所做的這件事,我覺得非常感恩。在座的各位今天能來,我非常感謝但同時也特別慚愧,因為我不是作家,更不是名作家,我來參加這個名作家講壇,特別再加上剛才吳老師的一通誇讚,讓我覺得特別不自在,很緊張。我自己也做過主持人,上電視都沒緊張,反而現在作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面對公眾更緊張。因為我們是在努力讓一個很小眾的電影類型變成為大眾所接受的類型,心裏還沒有底。但我們看到了希望,接下來肯定會更堅定、矢志不渝的去做這件事。

《火車進站》

這裡提前跟大家透露,我們的新片已經開拍半年了,到今年底完成。我們還會來香港拍攝。這部片子會延續關於傳統手藝和當下生活關係的主題。其實,《我在故宮修文物》最後的「擇一事終一生」的口號,是我們發行公司裡的90後年輕人提的出的標語。我在創作的時候,心裡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就是告訴大家世界上有一群人是這樣活著的。從創作第一部紀錄片開始就是這樣想。我特別喜歡「生命質感」這個詞。作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所能做到的是用自己的眼睛、攝影機去幫助觀眾看到不常可能不太有機會看到的東西。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群人和你活在同一個空間裡,這是一種生命質感的呈現。它會像一面鏡子,讓觀眾在這面鏡子中映射到自己。即使你沒有去過那個地方,但你的心可能會感受到一些特別有趣的點,讓你覺得剛好和片子當中的某個人是相通的,而他真實的活在這個地球上的某一個角落。你如果去到故宮參觀鐘錶館,可能會無意間碰到王津老師;如果你去到西藏,珠峰大本營,你可能會看到我們片子裡的索多喜馬拉雅天梯的一位嚮導,他們真的就生活在那兒,這個是我認為紀錄片特別有價值的點。他就在生活,在離你幾千公里的地方,到今天為止,他們依然在這樣生活著。那位已經成為網紅的王津老師、群峰,他們現在依然還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歡王津老師。也有媒體問過我最喜歡哪一位人物,最打動到我的是一位木器修復組的老師傅史連倉。史師傅不太善言辭,但是電影版結尾的時候史師傅趴在小院子裡的一個大缸沿上看著裏面的水,依依不捨的樣子,那一刻真的很打動我。我們拍完電影他們就搬離小院了,史連倉老師今年60歲退休了,但他又返聘回來了。他告訴我,他三歲就在這個小院兒裡逛了,因為他的父親當時就在這個木器組。他的父親是河北當地一位有名的木匠,當時故宮博物院剛成立這個修復組,在民間搜尋手藝高超的木匠,後來就把他父親招進來了,帶著一家老小。那時候故宮的角樓邊上搭著一些平房,他們就住在裡面。史師傅3歲起就會跑到這個小院裡來找他爸爸,還有那些叔叔大爺們。大家可以想像,一個三歲孩子,從出生到退休,就一直在這個地方。我能夠深切感受到,這一切已經長到他的肉裡了。從宿命的角度來看,這些都不是他的選擇,而是他的命,他就是為了這件事而存在。他自己也沒覺得這事有多麼的偉大光榮。如果沒有我們的這個片子,如果這部片子沒有走紅,我想這輩子也不會有很多人知道他是誰,他說「我就是一個木匠」。拍片的時候我知道他馬上就要退休了,跟我說「如果故宮要返聘我,我一定是義不容辭、義無反顧地回來」。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我能夠看到他眼眶裡的淚花。那時我心想,他不回來能去哪兒呢?倒不是說他離不開這個地方,只是他如果不回到這裡,我覺得他就會病了,或者說他就垮了。所以我今天想要講的這個主題就是生命質感,這是可以打動到人的。作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這也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我們應該把能打動到我內心的那些東西告訴大家。

史連倉

之前拍《喜馬拉雅天梯》,我們都知道,自從有了商業登山以後,很多著名的企業家都登上了珠峰,這好像是一個富人的遊戲。當然也有一些不是很有錢的人,願意用攢了很久的幾十萬塊錢去完成登上珠峰的夙願。但我們的鏡頭關注的是那些年輕的嚮導,如果沒有這些年輕的藏族高山嚮導為這些商業登山者鋪路、搭帳篷、修繩索、背氧氣瓶,他們永遠不可能去完成他們的夙願的。如果沒有人去拍攝這些,有多少人會知道這些二十歲左右的藏族的小夥子、小姑娘,是這樣去度過他們的一生的?我們在做紀錄片的過程中也會有很多思考。我甚至幻想在每年四、五月份這兩個月登山季的時候,除了登山隊員、商業登山者和高山嚮導聚集到這裡,還有一群人要去,那就是周邊的牧民。這是他們一年當中唯一可以賺外地人錢的時候。他們會帶著他們的牦牛來幫助這些登山的隊伍。從海拔5200米的大本營到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這是牦牛能夠走到的最高的一段路,重的給養必須要有牦牛來托,這些牦牛大概可以賺幾千塊錢。這幾千塊錢可能就是珠峰腳下那些村子裡的家庭一年的全部現金收入。四、五月剛過,西藏冬季很漫長,海拔5000米的冬天是沒有一丁點兒的綠色的。冬季也是牦牛最瘦的時候,牧民們也會很心疼他們的牛。但這時牦牛卻要幹這一年當中最重的活,它們有可能會掉到冰縫裡去,掉下去之後會卡在那個地方,並不會馬上死掉。在《喜馬拉雅天梯》裡,我們可以看到牦牛的眼睛特別的清澈,它會看著你,甚至還會流淚。那些主人卻只能看,不可能把它拉上來,因為救它們自己也可能掉下去。有人可能會說主人太殘忍了,大家說是不是殘忍?但這是他們一年當中能賺到現金的唯一機會,對於他的家、身後的妻子、孩子、父母來講,這是他們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收入。今天講來好像有點傷感,但這確實是我很想分享的。我最想講的是「生命質感」這個詞。我們每個人都在努力地活著,人都在面對生活的不易。

《喜馬拉雅天梯》電影版海報(網絡圖片)

吳建芳:蕭老師的演講就像他的作品一樣,真誠且樸素,帶給我們很多思考。他的片子擁有過億的點擊率,投票的都是年輕人,年輕人是特別不喜歡假大空的。雖然我不是年輕人,但我也有一顆年輕的心,希望看到的片子是可以打動我,而不是來教育我。蕭老師的作品就是這樣的,它可以讓你覺得我和你在一起,感覺到那就是我、是我的生活。看了這三個片子,我感覺蕭老師的選材都非常大。麗江,年輕人都知道,是個浪漫的地方、有豔遇的地方,那是詩和遠方;喜馬拉雅也是大家嚮往的地方。我去過三次西藏,去過納木錯湖,但沒去過喜馬拉雅,因為太高了。過去我只看過《喜馬拉雅天梯》,因為我去過西藏,所以對西藏的題材特別感興趣。後來我又看了《我在故宮修文物》。蕭老師拍的不是那些傳統、主流的東西,而是一些年輕人的生活狀況、糾結、感情經歷。《喜馬拉雅天梯》的重點並不是放在那些登山英雄,而是表現嚮導們的命運和情感。片子結尾的時候,登山者說「沒有這些嚮導就沒有他們」。這裡我也有點奇怪,不知道是如何在那麼高峰進行拍攝的?可否解密一下?

蕭寒:我揭秘一下,攝影師都是登山隊員。我是上不去,我們的攝影指導是藏族人,這三位登山隊員中的兩位曾做過奧運火炬傳遞,所以他們有一定的基礎,只是沒有拍過紀錄片。他們在拉薩經過三個月培訓,海拔7000米以上全是他們拍的,拍的很棒。其實,從海拔7000米到8848米,只要拍到了,把看到的告訴大家,那就是震撼的。紀錄片最棒的在於它不需要太多技巧,更需要一顆真誠的心。這也是一個並沒有太多經驗的創作者能夠得到大家認可的重要元素。

吳建芳:精心選擇的樸素,是最難的。蕭老師的角度很特別,但永遠不變的是,他要表現的是「人」,是當下的人和他們的精神、生活,以及他們對傳統價值觀的體驗。所以,這個作品表現了蕭老師的一種追求,也說出了很多年輕人想要表達的。下面是提問時間。

問答環節

問:我來自廣東中山。很不好意思我剛開始看這部片子是在B站看的盜版的,後來上映後也買票去電影院買票看了一次。請問,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您在拍攝過程中會不會根據自己的想法和意圖去引導被採訪者,按照您想表達的東西去呈現?您如何把握這一點?

蕭寒:「紀錄片是不是真實的」,這是一個永恆的問題。因為有導演,所以就不可能有絕對的客觀、真實。大家也能感受到我是一個個人情感比較明顯的人,所以在片子一定會有我自己的表達。但可以保證的是,我所呈現的每一個鏡頭都是在那一刻真實發生的,只不過如何去剪輯、如果表達我們想呈現的,一定會帶有主觀色彩。紀錄片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一定帶有創作者和拍攝者的情感與價值觀。我個人是反對擺拍的,我的片子裡沒有任何一個鏡頭是擺出來、演出來的,只不過在採訪和交談的時候,我會問一些我關注的問題,有一些話題是由我的主觀意願去推進。這個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也相信每一位觀眾都有自己的評判能力和感知力。一百個觀眾心裡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每一個觀眾看完我的片子之後被觸動的點應該都是不同的。我與您可能完成了同一個點的認知、觀察、體會,但與另一位觀眾又完成了另一種體驗。片子的人物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到每個人心中不同的角落。

問:在您出名之前,您拍的片子有比較多您自己的真摯、樸素的想法,但您現在已經有了名氣,別人對您的期望也大了,您的壓力也大了,隨之而來的考慮也會增多,這會對您之後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蕭寒:還是有一些影響,因為生命是動態的,明天的我和今天的我肯定是不一樣的。我現在回頭看自己的作品,也會有不同的認識。如果讓我再拍一遍,也許會拍的不一樣。但我並不認為會有特別大的壓力和變化。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還是有的,比如資金多了,就有更多錢去實現我的想法,知道我的人多了,我們的下一部片子就會有更多的關注、被更多人傳播,這都是好事。

問:我來自深圳。在看了《我在故宮修文物》後,感覺自己的視野被拓寬了不少。我看到片子裡很多工作人員每天都在做著外人看起來很枯燥的事情,他們可能要花很長時間去修復一件文物。我想問,會不會有更多的人因為這部紀錄片而願意投身到這個行業中來?

蕭寒:紀錄片應該並沒有能力去干預這件事原有的運行軌跡,故宮博物院也有它們自己的計畫和安排。不過,我們這部片子在B站被稱為「故宮招聘宣傳片」,因為去年我們片子播出之後,故宮招聘的一百多個職位竟然有兩萬多人報名,其中絕大部分希望可以進入文保科技部修文物。百裡挑一,去年進了十八人。我們沒有能力為他們加工資,只能盡力做好一部「宣傳片」。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年輕人在擇業時,也會去選擇他們喜歡的東西。

出席嘉賓發問

問:我來自香港。香港社會很多人評價我們九零後、零零後的孩子很脆弱、容易放棄。想請教老師是怎麼想的?

蕭寒:我還真不是這樣認為的。在記錄片創作的過程中,我從兩個方面重新認識了九零後。一個是我團隊中的九零後們改變了我對九零後的許多看法,另一個是九零後觀眾的反應。我認為沒有必要給年齡打上標籤。我放在紀錄片中的情感,九零後的觀眾是可以體會到的。B站上的彈幕,他們說的那些點,都很對。開著彈幕看片子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大家的反應實際上是在幫助我們創作。九零後並不像大家想的那樣,我反而覺得在自己在那個年齡的時候比他們茫然、無知多了,他們非常有主見和厲害的價值判斷。每個人心裡其實都知道他該堅持什麼,別人的答案只是幫你肯定你自己心裡已經選好的答案。

問:我來自廣東中山,從事媒體行業。在中山有「南派紀錄片」這種說法。我看到你以前做過學術方面的研究,特別是有美術的功底。您覺得在做紀錄片的時候,您的經驗會不會為您帶去一些想法?您對我們華語紀錄片的未來有什麼想法?

蕭寒:紀錄片的分派,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更多人願意拿出真誠的作品,這就夠了。至於華語紀錄片的未來,我覺得也不是誰可以定義的。所有的定義權都在觀眾手裡,觀眾會用他們的眼睛去投票。《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火爆程度完全超出我們的預期,但既然已經「火」了,我們就會更加努力的去繼續創作。我們堅持創作方式不變,比如,會花大量的時間做田野調查,花大量的時間跟拍。《喜馬拉雅天梯》我們拍了600小時的素材,但是剪出來的影片是九十分鐘。我們現在正在拍攝的片子,去年做了一整年田野調查,今年還要拍攝一整年,我預計會有約700小時的素材,但明年還是會只剪出一部九十分鐘的電影。這是我不會改變的創作方式,我們必須首先要有一個大的積累和素材,才能從中找到很棒的細節與情節。我相信堅持這樣的創造方法,就一定可以給大家好看的紀錄片。

問:我有一個小好奇。我之前也見過紀錄片拍攝現場,現場的各種設備、燈光還是蠻多的,對於被拍的人來說肯定還是會有一定影響。那你們在拍之前,如何與被拍的人溝通?還有在做天野調查的時候,你們是如何與他們溝通你們的想法要他們去配合你們去做這件事?

蕭寒:首先我會給團隊中負責田野調查的成員一個方向,請他們去尋找相關人物。比如我們現在正在拍攝的片子,目前已經採訪了一百多個人物。而我會通過看每一個人物的小傳來挑選,進一步縮小人物範圍。像故宮這部片子,文保科技部其實是有一百多人,但最終呈現出來的只有幾位師傅。在採訪過程中,我們肯定是盡可能的少干預。很多時候進到工作環境中拍攝的只有攝影師一個人。我們會努力讓被拍攝者習慣我們的存在,讓我們融入成為他們環境中的一部分,這時候被拍攝對象就會呈現出他們最真實的一面。這個適應過程需要時間,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花很長時間拍攝。「片子拍的不夠好,只是因為你走的不夠近」,當你走進、融入到他們的生活,才能捕捉到最真實的一面。

吳建芳:今天的講座是一場成功的研討會,大家問的內容非常專業,蕭老師也給了大家很滿意的回答。蕭老師說他在拍攝《我在故宮修文物》時並沒有想到「匠人」這個詞,但他卻一直在實踐匠人的精神。在看他的第一部影片《麗江.拉夫斯基》時,我就想問拉夫斯基是什麼意思,果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理論給了當代教育很多影響。他說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表演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有很多是自己選擇的,另一些則是被迫選擇的。但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我們都應該用心做事,最後一定可以得到好的收穫,在人生舞台上一定可以活出生命的質感。這是我的感受。謝謝大家!

蕭寒在中國文化院主辨的文化沙龍《同根同源說故宮》發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