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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名家】杨汉群:让敦煌文化产生社会作用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博士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博士,长期从事和敦煌有关的研究、保护工作。 2017年5月,“敦煌韵致──饶宗颐教授之敦煌学术艺术展”于香港文化博物馆开幕,赵博士应邀出席,并担任活动讲座的主讲嘉宾。本刊把握这个难得机会,专访了赵博士,听取他对敦煌研究、保护、培养人才等方面的经验分享和见解。

赵声良博士

赵声良简介

赵声良,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1980-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8-2000年,在日本成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获文学硕士学位(美术史专业)。 2000-2003年,在日本成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获文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 1984年起,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历任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编辑部主任、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6年3月,出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有《敦煌壁画风景の研究》(日文版,2005年)、《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2008年)、《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等多部著作及论文七十多篇。

 

结缘敦煌由美术开始

杨汉群(以下简称“杨”):谢谢赵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赵博士是美术史的专家,又在敦煌研究院服务了三十多年。能够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和敦煌结缘吗?

赵声良博士(以下简称“赵”):我最初到敦煌是因为我喜欢美术。从小我就喜欢画画、书法。我1980年上大学,在大学时我看到了有关敦煌的画册。那时研究敦煌的书很少,关于敦煌的画册整所学校只有一本。我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敦煌的画和我学的水墨画不一样,非常漂亮。那时我就​​想,如果能到敦煌去工作就太好了。大学三年级时,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所长,曾对记者讲过,研究敦煌的老一辈专家年纪都比较大了,可年轻人很少,希望大学生们可以选择去敦煌工作。当时我看到《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这个谈话就想:“我可不可以到敦煌去呢?”于是我给段先生写了一封信,段先生回信说非常欢迎。于是,1984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敦煌,开始学习敦煌壁画。

1985年赵声良在敦煌莫高窟留影。

当时促使我去敦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听到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就应该自己努力把它做好,而不是让外国人比我们研究得还好。那个年代条件很艰苦,敦煌又在沙漠中,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所,生活条件是比较差的。不过当时大家都一心一意做研究,比如我,天天在洞窟里看壁画,觉得它们实在是太漂亮了,完全是一种享受,所以条件差一点也无妨。因为我之前学的是山水画,所以我对敦煌壁画的山水画比较感兴趣。我的第一篇论文也是研究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接下来我就一直在敦煌工作,调查洞窟、看很多书、做研究,一直工作了十年左右。

后来我觉得在大学学到的东西不够用,应该继续深造。 1996年,我有了一个机会去日本,当时东京艺术大学的校长平山郁夫先生支持敦煌研究所每年派一到两个人去学习两年,由他们提供经费,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也去了东京艺术大学学习。两年过后我仍然觉得学得不够,但由于没有经费支持,我就自费去了日本成城大学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因为过去日本对敦煌的研究比我们做得好,我就一直想要去日本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方法不一样,我想如果我能兼有两国的研究方法,应该能做得更好。我在日本一共呆了七年,其中五年在读书。 2003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主攻美术史。我觉得做美术史研究最好的地方就是敦煌,因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看到如此丰富的美术作品,包括壁画、雕塑、洞窟建筑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比如到了博物馆,我们一般只能看到几幅画而已,并不能看到整个时代的作品。敦煌延续了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中,每个朝代都有新的创造、每个朝代的风格也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很希望做敦煌美术史研究。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依然回到了敦煌,我希望并计划可以把敦煌石窟美术史的研究做完,把这一千年的每一个朝代都写出来。由于敦煌石窟历史很长,内容丰富,按照年代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六国北朝”时期,我用了约五年时间写出来了,接下来我在做隋朝的,之后会做唐朝,一直到元朝。这个计划比较大,我目前只做了第一部分,不过今后会一直做下去。

赵声良著,《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上、下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敦煌遗产独一无二

杨:大家都知敦煌艺术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在你看来,敦煌艺术和世界其他主要艺术比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赵:敦煌作为众多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的特点在于它延续了一千年,每个朝代都有,而且保存下来的东西非常丰富。莫高窟有七百多个洞窟,包含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三个方面。壁画保存的数量有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有两千多身。如此庞大的文化遗产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它的价值体现于此,它的艺术完整性、体系性也是任何其他文化遗产无法相比的。敦煌具有的不仅仅是艺术价值,也有历史价值。每一个朝代的壁画中,都包含了这个朝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壁画来了解唐朝的音乐、舞蹈艺术,看到当时的人演奏什么样的乐器、跳什么样的舞蹈,看到当时的房屋建筑有哪些类型。在敦煌,每个朝代也有一些人出钱建造洞窟,称为“供养人”。供养人出钱造洞窟,往往会要求画家把一家人的形象画在墙上。这叫“供养人画像”,并会写下供养人的名字、官衔、职务等。这些文字体系保存的历史资料,让我们可以从文字上看到我们不了解的具体历史。供养人画像上人物穿着的衣服也是很真实的,每个朝代人的服饰各异,北魏的人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和唐朝的人不同,到了宋朝又不一样了。这对于研究中国服装史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宝藏。我们现在想要找到一件唐朝、宋朝的衣服是不可能的,但它们被很真实地画了在敦煌壁画上。我们现在研究的中国服装史、建筑史、音乐史、舞蹈史,都可以利用敦煌的资料,利用价值巨大。还有唐朝的民俗,人们吃的、喝的、在酒馆喝酒的情景、结婚典礼等丰富的社会生活,都能在壁画中反映出来。这是我认为敦煌壁画最独特的一点,它是一座宝库。

莫高窟第321窟经变画中天人、建筑、乐器 初唐

莫高窟第61窟供养人像五代

敦煌启迪后世艺术

杨:是的,全世界的人到那里去都会叹为观止。敦煌艺术有千多年历史。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历史如何应用于今日社会。您认为敦煌艺术有哪些方面可应用于今天的人类社会?

赵:谈到我们如何利用敦煌一千多年的历史为现代社会服务,其实我们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最直接的一点是,艺术家们可以通过学习敦煌艺术汲取灵感,从而创造新的艺术。比如饶宗颐的绘画书法作品,便是从敦煌艺术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他画的画跟敦煌壁画并不完全一样,有很多自己创造的东西,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岭南派画家关山月,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去了敦煌学习敦煌艺术,也创造了新东西;再如最有名的张大千,在敦煌呆了三年,最后成了世界级画家,也得益于从敦煌艺术中汲取了灵感。

除绘画之外,也有很多舞蹈家、音乐家去学习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甘肃省歌舞团创作了一个著名音乐舞蹈剧《丝路花雨》,就是学习了敦煌壁画中的舞蹈,比如反弹琵琶的那个形象,她们把这些形象演了出来,这个舞蹈剧直到现在都还在演出。除此之外,也有舞蹈家根据敦煌壁画中的舞蹈编出新的舞,例如甘肃一位艺术家编了一个敦煌舞,现在很多大学的舞蹈专业都会学习这个舞。从这个舞也演变出飞天舞、千手观音等舞蹈。所以,敦煌壁画舞蹈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生活,让我们可欣赏到古代的舞蹈。

除此之外,现在很多“文创”作品,工业设计、装饰也会利用敦煌的元素。比如用飞天图案来做杯子、挎包、丝巾、室内装潢、墙壁花纹等,这些都是把敦煌艺术应用于现代生活中。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会用到敦煌元素。

杨:影视作品中也有很多吧!例如八十年代日本人拍了一部电影《敦煌》,背景是西夏时代的敦煌,这部电影非常有名。

赵:是的,这部电影是八十年代根据井上靖的小说《敦煌》改编的,拍摄地点就是敦煌。

杨:所以敦煌现在于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已经不仅局限于绘画、雕塑。

赵:是的。现在很多人做动漫也可以利用敦煌取材。所以我相信敦煌会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越来越多地看到敦煌的形象。

 敦煌为现代艺术带来无限创作素材。图为灵感来自敦煌的千手观音舞蹈,以及1988年日本人拍摄的电影《敦煌》(改编自日本文坛巨匠井上靖1959年的长篇小说《敦煌》,影片英文名称:The Silk Road)。

 

保护工作压力日大

杨:在2015年,我刊访问了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她在访问中,详细讲述 了数十年来敦煌的保护工作。保护敦煌的成绩虽然有目共睹,但近年国内外到敦 煌的遊人日增,令人担心敦煌负荷不了越来越大的旅遊压力。作为敦煌的研究者和保护者,您认为在保护敦煌文物上有什么需要加强?

赵:其实十多年前,我们就想建设一个数字展示中心,让观众观看数字化电影以减少进入洞窟的时间。可惜遊客数量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大,远远超出了我们十年前的预期。 2016年的遊客已经超过了一百二十万人次,今年预计会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次。而且遊客集中于七、八月份,这两个月平均每天会接近两万人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压力。因为洞窟很小,所以大量遊客呼出的二氧化碳留在洞窟中,增加了空气湿度,也会造成缺氧,让后来的遊客进去感觉呼吸困难。这个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洞窟的湿度增加后,壁画就会一点一点脱落,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我们于是采取了一些办法,一个是限制参观人数,希望参观人数每天不超过六千人,所以只卖六千张门票。但在七、八月份旅遊旺季的时候,每天可能超过两万人到莫高窟来,他们其中很多人不知道要在网上预约门票,到了这里才知道买不上门票,所以会有大量的遊客堵在门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办,因为人数太多,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拒绝他们,毕竟他们千里迢迢到了敦煌,如果看不到洞窟实在是很遗憾。所以我们设有应急门票。六千人是个平均数,一些小的洞窟可能达不到这个平均数,进入的人数应该更少一些。但一些很大的洞窟,超过六千人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会开四个特大洞窟,让持“应急门票”的遊客进去参观。这些遊客看的洞窟会比较少,所以票价会减半,我们以此来满足不能买到正常门票的人。当然应急门票也有限额,每天不超过一万二千张。就去年的情况来看,正常门票加上应急门票,每天可以控制进入洞窟的遊客人数在一万八千人左右。这个情况目前洞窟还可以承受,但再增加就很可能承受不了。我们非常担心这件事,因为敦煌现在越来越有名,有越来越多的仰慕者想来。由于敦煌的旅遊季节太过于集中,绝大多数遊客集中在暑假期间(七、八月份),而在其他时间相对遊客较少,建议要来敦煌参观的遊客可以改在九月以后到翌年六月以前的间段,既可以让洞窟得到保护,也能够参观得较为轻松愉快。

敦煌研究院数字展示中心于2014年开始运营。

前往敦煌的遊人日多。图为莫高窟的栈道上大量遊客等候的挤迫状况。

杨:更多遊客来遊览,旅遊方面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那是否可以从旅遊收入方面拨多一些钱用于保护敦煌文物?

赵:我们目前有经费来保护敦煌文物。过去国家比较穷,二十年前我们的经费是非常少的,但现在我们都可以向国家申请并得到专项经费用于保护敦煌文物。至于旅遊收入,国家也一定会返还一部分用于保护文物,但其实旅遊收入的钱远远不够保护所需的费用。国家在这方面很支持,我们同时也得到了一些民间的资助,比如香港的敦煌之友会,他们给我们捐了很多钱,还有一些国内外喜欢敦煌的朋友都十分热情地支持我们。虽然文物保护方面总的来说经费还不算太充足,但目前特别需要抢救和保护的文物都能得到经费支持。我们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人才,我们需要很多专家来做保护和研究工作,但目前数量远远不够。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现在有两个国家级的科研单位——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中心,都是由国家文物局设在敦煌研究院的,我们的专家不仅要保护敦煌的壁画,还要协助保护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壁画文物,这样一来我们的人手更加紧缺。今年开始甘肃省把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和庆阳北石窟寺也交给了我们敦煌研究院。这三个石窟本来是三个独立单位,为了提升这几处石窟的保护研究水准,今年开始甘肃省把它们都交给敦煌研究院管理。我们的工作增大了很多,专家也不够,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人才不足,无论是做保护的还是做研究的,都不够。

 

培养接班人才任重道远

杨:说到人才,我们都知道,现时所见,和敦煌有关的学术研究、保护工作等,是经过几代人,包括抗战时期已到敦煌的常书鸿、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等人的努力,前后历时七十多年,才有今天的成果。故为敦煌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十分重要。在培养未来人才方面,您认为有什么急切的工作要做?在现时重商主义之下,您会担心吸引不到顶尖的人才加入研究、保护敦煌的工作吗?

赵:我们现在是在做,但是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这样的文物单位跟大学不一样,大学可以招生、授予学位,但我们没有招生资格,也不能给学生毕业证书。

杨:能否与大学合作?

赵:我们十多年前就开始与一些大学合作,希望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效果并不太明显。大学培养出的学生有自己选择职业的自由,毕业后不一定到敦煌工作。我们给了在敦煌工作的大学生一些优惠条件,比如可以进入大学读硕士、博士课程,令他们取得学位没有后顾之忧,也能更好地在敦煌工作。不过,大学设立的专业与我们想要的也并不等同,很多大学的课程与实际工作是有差距的,对敦煌来说这种差距更大,我们很难从大学中找到适合我们工作的学科。这导致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很困难。我们现在吸收一些年轻的硕士、博士到敦煌来,让他们了解敦煌的情况。我们也创造条件,让年轻人可以返回大学或者到国外深造,从而适应我们的工作。

杨:还有一个问题跟人才有关。我们知道和大学合作不容易,那么敦煌研究院现在有没有能力独立成立一间大学或一间可以招生的研究院?

赵:我们在努力做这个工作,现在的问题在于体制,要看政府的体制能否给我们优惠。我们在努力想通过有关方面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要招生,是要从硕士级别开始,本科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学生有大学的基础,然后通过深造,让我们培养研究生,如果有条件将来也可以培养博士生。我们最近已经向政府有关方面提了这些想法,正在努力,我想将来也许可以成功。

还有一个影响年轻人接班的原因是,与其他大学、科研单位相比,我们的工资比较低,而我们在敦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不如大城市,所以一些年轻人看到条件不好就不愿意呆在敦煌。

杨:的确,为了保护敦煌,那里不能发展得太厉害,所以它的生活条件和大城市确实有差距。故一定要很有理想、能吃苦的人才能做这个工作。

赵:我们好几代人都很有献身精神,不在乎生活艰苦,可现在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年轻人生活也存在很多困难。我们跟大城市的生活差距太大,却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特别是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员,在大城市的研究机构或大学里待遇会更好一些。这些年来,其实也有不少有理想的年轻人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而到敦煌工作。尽管如此,我作为敦煌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仍然希望设法提高我们工作人员的待遇。

杨:希望将来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改善。另外,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等一直都有做敦煌研究,敦煌研究院能否利用这方面的资源来培训中国的人才?毕竟学术是需要国际交流的。

赵:我们单位很早就在做这个工作。 1987年敦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我们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与美国、日本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我们不断地派年轻人去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学习。十多年后,最初派出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专家,我们与国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我们每年会派年轻人去东京艺术大学等学校学习,最近几年也开始每年派一到两位去巴黎的法国远东学院短期交流一个月,调查敦煌的资料。近期我们还跟英国大英博物馆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会派人到大英博物馆做研究工作。今后我们会不断派年轻人去外面学习、研究,这条路也在不断拓宽,我觉得形势还是很好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单位也愿意与我们合作、帮助我们。

美国的盖蒂中心(The Getty Center )有几个研究所和博物馆,其中有一个专门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二十多年前他们就开始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直到现在。敦煌研究院治沙保护工程就是盖蒂研究所与我们合作的,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工程做了二十多年,现在还在做,树林仍在扩大,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巩固,不然就会退化。此外,我们与盖蒂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考特尔学院合作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所也已进行了多年,培养了国内外一批文物保护方面的人才。但在人文科学方面,与敦煌石窟相关的人才培养还非常不够。

保护人员在敦煌莫高窟广植树木以挡风沙。

中外专家一起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治沙方法。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杨:请问联合国有没有资金帮助你们?

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己是没有资金的,但他们可以帮我们联络世界上热心于此的财团、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我们联络了The Getty Center、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等单位,美国的Mellon基金会也援助过我们。最近一些年,美国有一个敦煌基金会也在筹款帮助我们。

将来我们也会努力扩展与国外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就在积极与美国的一些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做交流。我们一方面要让敦煌的学者有机会到国外深造和交流,另一方面,我们在考虑筹集资金请国内外一些高水准的敦煌专家来敦煌做研究,由我们提供经费。

今年我们会成立一个佛学研究中心,这个部门会采取新的研究办法,它并不是一个由很多研究人员集中在一起的研究所,而是一个框架,不断聘请高水准的研究人员到此做短期研究。他们并不属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来工作三个月或半年对洞窟进行研究,由我们提供资金和资料,希望他们可以在短期内做出研究成果。

敦煌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仅靠敦煌研究院的力量是研究不完的,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这样也让敦煌研究院的作用发挥得更好。这个佛学研究中心会请香港大学的李焯芬教授做中心主任,主持工作。李教授的朋友很多,也很关心敦煌,相信我们可以把佛学研究中心做得更好。

杨:李焯芬教授是《国学新视野》顾问之一,樊锦诗院长上次接受我们访问之后,李焯芬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们,分享他对敦煌的体会,他的确非常关心敦煌。刚才您说到国外,我就想起中国敦煌文物很多流失到国外,中国会不会打算拿回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的文物?

赵:关于文化遗产流失到国外的情况,世界上有要回来的先例,很多国家也正在做。中国敦煌文物流失到国外的情况很严重,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提出要回这些文物。目前虽然还存在很多困难,但我们也不会放弃,希望将来条件成熟时能够让这些文物归还中国。

当初外国人到敦煌去给了王道士一些钱拿走了很多文物,曾有人认为这是买卖,是他们花了钱买走了这些文物。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王道士并没有资格去卖这些属于国家的文物,他只是钻了清政府管理疏忽的空子,利用当时的条件把这些东西给了外国人并从中获利,这是属于非法交易,所以我们不会承认那些外国人从中国“买”走了这些文物,也不会放弃追回这些文物的权利。不过,目前我们需要考虑学术研究发展,需要与国外学者们交流和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才能提出索要这些文物。

 

让文化产生社会作用,让社会吸收传统文化

杨:除了刚才提到的研究、保护、培训等方面之外,敦煌研究院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赵:首先,未来我们不会改变根本目标和基本工作,对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是我们一贯的方针。就是采取一切最先进、最科学的手段把敦煌石窟保护好。另外我们会积极推进新的科技来做敦煌档案工作,尤其是数字化,把所有洞窟拍成高清晰度的照片,即使一旦洞窟毁坏,也可以利用照片来复原洞窟。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有专人进行摄影、后期加工等工作,工作量巨大。我们迫切地需要去做这项工作,毕竟壁画经过了一千​​多年,不知道何时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它就像一个很老的老人,不知何时会生病。

在研究方面,我们的考古研究和艺术研究都在推进,像刚才说的“开门办院”,我们希望外面的专家可以和我们一起研究。现在我们不断地积累经验,希望将来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还新拓展了一个方面──弘扬。过去我们的弘扬工作只是靠向遊客讲解敦煌文化,编写一些面向大众的书籍。现在随着采用新科技,比如数位化科技,我们的对外展览变得简单便捷了,我们每年对外展览可以做十多次,近年来特别向大学甚至中小学办敦煌艺术展览,使敦煌艺术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我们更注重文化创新的工作,比如把敦煌文化拍成动画片、创造新的艺术作品等。毕竟我们需要让文化遗产产生社会作用,让社会吸收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为社会服务。

 

饶宗颐教授对敦煌学术艺术建树极大

杨:这次您到香港,是专程出席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敦煌韵致──饶宗颐教授之敦煌学术艺术展”。能否介绍一下饶宗颐教授在敦煌学术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

赵:饶宗颐先生作为国学大师,在学术上的建树极其广博,就我了解的敦煌学领域来说,比如饶公对敦煌书法的研究、敦煌白画的研究都是具有开拓性的。饶宗颐先生曾专门在法国巴黎翻检敦煌卷子,择其精华编成29卷《敦煌书法丛刊》(日本二玄社出版,1985年),对所选每件写卷撰写的解说,渗透了他对敦煌书法的透彻理解和深入研究。饶宗颐先生《敦煌白画》首次对敦煌白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全书详述白画的源流与敦煌画风的关系,涉及到古代粉本、古代敦煌画人、画像与邈真图赞等问题。并对敦煌白画作品(人物画、动物画)技法诸因素展开分析。

赵声良博士出席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敦煌韵致──饶宗颐教授之敦煌学术艺术展”,在展厅内留影。

由于饶公对敦煌书法和绘画作过透彻的研究,他的绘画和书法也正是吸取了敦煌艺术深厚的传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把敦煌绘画那种浑厚隽永的特点体现出来了。最可贵的是饶公创立了“西北宗山水画”。古人曾把山水分“北宗”与“南宗”。饶公在遊历西北之后,敏锐地看到西北地区自然山势的突出特点,指出“风沙岁月,铸凿大地,使其形貌,别有苍茫萧索之感。荒城残垒,险崖高壑,自成气势。是当亲历其所,然后形诸笔墨,方能兼得其神其貌。写来不单山色风光,活跃纸上,即塞北风声雪意,亦毕现其中。”经过饶公创作出的“西北宗山水画”,确实是独树一帜。非常生动地体现出或茫茫苍苍、变化奇诡;或昂然挺立,不挠不屈,把西北风光的精神意趣表现得淋漓尽致。饶先生还在笔墨技法方面总结了具体的绘制方法,可以说对当今的山水画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图片,除作者照片及《敦煌》电影海报外,由敦煌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