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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名家】楊漢群:讓敦煌文化產生社會作用 ──專訪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博士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博士,長期從事和敦煌有關的研究、保護工作。2017年5月,「敦煌韻致──饒宗頤教授之敦煌學術藝術展」於香港文化博物館開幕,趙博士應邀出席,並擔任活動講座的主講嘉賓。本刊把握這個難得機會,專訪了趙博士,聽取他對敦煌研究、保護、培養人才等方面的經驗分享和見解。

趙聲良博士

 

趙聲良簡介

趙聲良,現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1980-1984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1998-2000年,在日本成城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獲文學碩士學位(美術史專業)。2000-2003年,在日本成城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獲文學博士學位(美術史專業)。1984年起,到敦煌研究院工作,歷任編輯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編輯部主任、研究館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2016年3月,出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有《敦煌壁畫風景の研究》(日文版,2005年)、《飛天藝術——從印度到中國》(2008年)、《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等多部著作及論文七十多篇。

 

結緣敦煌由美術開始 

楊漢群(以下簡稱「楊」):謝謝趙博士接受我們的訪問。趙博士是美術史的專家,又在敦煌研究院服務了三十多年。能夠簡單介紹一下您是如何和敦煌結緣嗎?

趙聲良博士(以下簡稱「趙」):我最初到敦煌是因為我喜歡美術。從小我就喜歡畫畫、書法。我1980年上大學,在大學時我看到了有關敦煌的畫冊。那時研究敦煌的書很少,關於敦煌的畫冊整所學校只有一本。我看了之後非常喜歡,因為我覺得敦煌的畫和我學的水墨畫不一樣,非常漂亮。那時我就想,如果能到敦煌去工作就太好了。大學三年級時,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傑所長,曾對記者講過,研究敦煌的老一輩專家年紀都比較大了,可年輕人很少,希望大學生們可以選擇去敦煌工作。當時我看到《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這個談話就想:「我可不可以到敦煌去呢?」於是我給段先生寫了一封信,段先生回信說非常歡迎。於是,1984年我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就去了敦煌,開始學習敦煌壁畫。

1985年趙聲良在敦煌莫高窟留影。

當時促使我去敦煌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聽到一個說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我想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研究,就應該自己努力把它做好,而不是讓外國人比我們研究得還好。那個年代條件很艱苦,敦煌又在沙漠中,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研究所,生活條件是比較差的。不過當時大家都一心一意做研究,比如我,天天在洞窟裏看壁畫,覺得它們實在是太漂亮了,完全是一種享受,所以條件差一點也無妨。因為我之前學的是山水畫,所以我對敦煌壁畫的山水畫比較感興趣。我的第一篇論文也是研究敦煌壁畫中的山水畫。接下來我就一直在敦煌工作,調查洞窟、看很多書、做研究,一直工作了十年左右。

後來我覺得在大學學到的東西不夠用,應該繼續深造。1996年,我有了一個機會去日本,當時東京藝術大學的校長平山鬱夫先生支持敦煌研究所每年派一到兩個人去學習兩年,由他們提供經費,所以我就借這個機會也去了東京藝術大學學習。兩年過後我仍然覺得學得不夠,但由於沒有經費支持,我就自費去了日本成城大學讀完了碩士和博士。因為過去日本對敦煌的研究比我們做得好,我就一直想要去日本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中國和日本的研究方法不一樣,我想如果我能兼有兩國的研究方法,應該能做得更好。我在日本一共呆了七年,其中五年在讀書。2003年我取得了博士學位,主攻美術史。我覺得做美術史研究最好的地方就是敦煌,因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看到如此豐富的美術作品,包括壁畫、雕塑、洞窟建築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比如到了博物館,我們一般只能看到幾幅畫而已,並不能看到整個時代的作品。敦煌延續了一千多年,在這一千多年中,每個朝代都有新的創造、每個朝代的風格也都不一樣,所以我就很希望做敦煌美術史研究。

從日本回來之後,我依然回到了敦煌,我希望並計劃可以把敦煌石窟美術史的研究做完,把這一千年的每一個朝代都寫出來。由於敦煌石窟歷史很長,內容豐富,按照年代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十六國北朝」時期,我用了約五年時間寫出來了,接下來我在做隋朝的,之後會做唐朝,一直到元朝。這個計劃比較大,我目前只做了第一部分,不過今後會一直做下去。

趙聲良著,《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上、下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敦煌遺產獨一無二

楊:大家都知敦煌藝術是人類文明的寶庫。在你看來,敦煌藝術和世界其他主要藝術比較,有甚麼獨特的地方?

趙:敦煌作為眾多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它的特點在於它延續了一千年,每個朝代都有,而且保存下來的東西非常豐富。莫高窟有七百多個洞窟,包含建築藝術、雕塑藝術、壁畫藝術三個方面。壁畫保存的數量有四萬五千平方米,彩塑有兩千多身。如此龐大的文化遺產在全世界獨一無二,它的價值體現於此,它的藝術完整性、體系性也是任何其他文化遺產無法相比的。敦煌具有的不僅僅是藝術價值,也有歷史價值。每一個朝代的壁畫中,都包含了這個朝代的社會生活畫面。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壁畫來瞭解唐朝的音樂、舞蹈藝術,看到當時的人演奏什麼樣的樂器、跳什麼樣的舞蹈,看到當時的房屋建築有哪些類型。在敦煌,每個朝代也有一些人出錢建造洞窟,稱為「供養人」。供養人出錢造洞窟,往往會要求畫家把一家人的形象畫在牆上。這叫「供養人畫像」,並會寫下供養人的名字、官銜、職務等。這些文字體系保存的歷史資料,讓我們可以從文字上看到我們不瞭解的具體歷史。供養人畫像上人物穿着的衣服也是很真實的,每個朝代人的服飾各異,北魏的人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和唐朝的人不同,到了宋朝又不一樣了。這對於研究中國服裝史來說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寶藏。我們現在想要找到一件唐朝、宋朝的衣服是不可能的,但它們被很真實地畫了在敦煌壁畫上。我們現在研究的中國服裝史、建築史、音樂史、舞蹈史,都可以利用敦煌的資料,利用價值巨大。還有唐朝的民俗,人們吃的、喝的、在酒館喝酒的情景、結婚典禮等豐富的社會生活,都能在壁畫中反映出來。這是我認為敦煌壁畫最獨特的一點,它是一座寶庫。

莫高窟第321窟經變畫中天人、建築、樂器初唐

莫高窟第61窟供養人像五代

 

敦煌啟迪後世藝術

楊:是的,全世界的人到那裏去都會歎為觀止。敦煌藝術有千多年歷史。現在,很多人都在談歷史如何應用於今日社會。您認為敦煌藝術有哪些方面可應用於今天的人類社會?

趙:談到我們如何利用敦煌一千多年的歷史為現代社會服務,其實我們很多人已經在做這個工作了。最直接的一點是,藝術家們可以通過學習敦煌藝術汲取靈感,從而創造新的藝術。比如饒宗頤的繪畫書法作品,便是從敦煌藝術中汲取了很多靈感。他畫的畫跟敦煌壁畫並不完全一樣,有很多自己創造的東西,更適合我們這個時代;嶺南派畫家關山月,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去了敦煌學習敦煌藝術,也創造了新東西;再如最有名的張大千,在敦煌呆了三年,最後成了世界級畫家,也得益於從敦煌藝術中汲取了靈感。

除繪畫之外,也有很多舞蹈家、音樂家去學習敦煌壁畫中的音樂舞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甘肅省歌舞團創作了一個著名音樂舞蹈劇《絲路花雨》,就是學習了敦煌壁畫中的舞蹈,比如反彈琵琶的那個形象,她們把這些形象演了出來,這個舞蹈劇直到現在都還在演出。除此之外,也有舞蹈家根據敦煌壁畫中的舞蹈編出新的舞,例如甘肅一位藝術家編了一個敦煌舞,現在很多大學的舞蹈專業都會學習這個舞。從這個舞也演變出飛天舞、千手觀音等舞蹈。所以,敦煌壁畫舞蹈豐富了我們的藝術生活,讓我們可欣賞到古代的舞蹈。

除此之外,現在很多「文創」作品,工業設計、裝飾也會利用敦煌的元素。比如用飛天圖案來做杯子、挎包、絲巾、室內裝潢、牆壁花紋等,這些都是把敦煌藝術應用於現代生活中。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文藝創作會用到敦煌元素。

楊:影視作品中也有很多吧!例如八十年代日本人拍了一部電影《敦煌》,背景是西夏時代的敦煌,這部電影非常有名。

趙:是的,這部電影是八十年代根據井上靖的小說《敦煌》改編的,拍攝地點就是敦煌。

楊:所以敦煌現在於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已經不僅局限於繪畫、雕塑。

趙:是的。現在很多人做動漫也可以利用敦煌取材。所以我相信敦煌會越來越受到關注,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越來越多地看到敦煌的形象。

 敦煌為現代藝術帶來無限創作素材。圖為靈感來自敦煌的千手觀音舞蹈,以及1988年日本人拍攝的電影《敦煌》(改編自日本文壇巨匠井上靖1959年的長篇小說《敦煌》,影片英文名稱:The Silk Road)。

保護工作壓力日大

楊:在2015年,我刊訪問了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她在訪問中,詳細講述 了數十年來敦煌的保護工作。保護敦煌的成績雖然有目共睹,但近年國內外到敦 煌的遊人日增,令人擔心敦煌負荷不了越來越大的旅遊壓力。作為敦煌的研究者和保護者,您認為在保護敦煌文物上有甚麼需要加強?

趙:其實十多年前,我們就想建設一個數字展示中心,讓觀眾觀看數字化電影以減少進入洞窟的時間。可惜遊客數量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大,遠遠超出了我們十年前的預期。2016年的遊客已經超過了一百二十萬人次,今年預計會超過一百五十萬人次。而且遊客集中於七、八月份,這兩個月平均每天會接近兩萬人次。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巨大的壓力。因為洞窟很小,所以大量遊客呼出的二氧化碳留在洞窟中,增加了空氣濕度,也會造成缺氧,讓後來的遊客進去感覺呼吸困難。這個問題一年比一年嚴重。洞窟的濕度增加後,壁畫就會一點一點脫落,這是我們非常擔心的。

我們於是採取了一些辦法,一個是限制參觀人數,希望參觀人數每天不超過六千人,所以只賣六千張門票。但在七、八月份旅遊旺季的時候,每天可能超過兩萬人到莫高窟來,他們其中很多人不知道要在網上預約門票,到了這裏才知道買不上門票,所以會有大量的遊客堵在門口。這個時候我們就很難辦,因為人數太多,我們也不可能完全拒絕他們,畢竟他們千里迢迢到了敦煌,如果看不到洞窟實在是很遺憾。所以我們設有應急門票。六千人是個平均數,一些小的洞窟可能達不到這個平均數,進入的人數應該更少一些。但一些很大的洞窟,超過六千人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們會開四個特大洞窟,讓持「應急門票」的遊客進去參觀。這些遊客看的洞窟會比較少,所以票價會減半,我們以此來滿足不能買到正常門票的人。當然應急門票也有限額,每天不超過一萬二千張。就去年的情況來看,正常門票加上應急門票,每天可以控制進入洞窟的遊客人數在一萬八千人左右。這個情況目前洞窟還可以承受,但再增加就很可能承受不了。我們非常擔心這件事,因為敦煌現在越來越有名,有越來越多的仰慕者想來。由於敦煌的旅遊季節太過於集中,絕大多數遊客集中在暑假期間(七、八月份),而在其他時間相對遊客較少,建議要來敦煌參觀的遊客可以改在九月以後到翌年六月以前的間段,既可以讓洞窟得到保護,也能夠參觀得較為輕鬆愉快。

敦煌研究院數字展示中心於2014年開始運營。

前往敦煌的遊人日多。圖為莫高窟的棧道上大量遊客等候的擠迫狀況。

楊:更多遊客來遊覽,旅遊方面的收入也會隨之增加,那是否可以從旅遊收入方面撥多一些錢用於保護敦煌文物?

趙:我們目前有經費來保護敦煌文物。過去國家比較窮,二十年前我們的經費是非常少的,但現在我們都可以向國家申請並得到專項經費用於保護敦煌文物。至於旅遊收入,國家也一定會返還一部分用於保護文物,但其實旅遊收入的錢遠遠不夠保護所需的費用。國家在這方面很支持,我們同時也得到了一些民間的資助,比如香港的敦煌之友會,他們給我們捐了很多錢,還有一些國內外喜歡敦煌的朋友都十分熱情地支持我們。雖然文物保護方面總的來說經費還不算太充足,但目前特別需要搶救和保護的文物都能得到經費支持。我們目前主要的問題還是人才,我們需要很多專家來做保護和研究工作,但目前數量遠遠不夠。國家對我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我們現在有兩個國家級的科研單位——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中心,都是由國家文物局設在敦煌研究院的,我們的專家不僅要保護敦煌的壁畫,還要協助保護西藏、新疆、內蒙等地的壁畫文物,這樣一來我們的人手更加緊缺。今年開始甘肅省把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和慶陽北石窟寺也交給了我們敦煌研究院。這三個石窟本來是三個獨立單位,為了提升這幾處石窟的保護研究水準,今年開始甘肅省把它們都交給敦煌研究院管理。我們的工作增大了很多,專家也不夠,所以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專業人才不足,無論是做保護的還是做研究的,都不夠。

 

培養接班人才任重道遠

楊:說到人才,我們都知道,現時所見,和敦煌有關的學術研究、保護工作等,是經過幾代人,包括抗戰時期已到敦煌的常書鴻、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段文傑、現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等人的努力,前後歷時七十多年,才有今天的成果。故為敦煌培養新一代的接班人十分重要。在培養未來人才方面,您認為有甚麼急切的工作要做?在現時重商主義之下,您會擔心吸引不到頂尖的人才加入研究、保護敦煌的工作嗎?

趙:我們現在是在做,但是遇到很多困難。我們這樣的文物單位跟大學不一樣,大學可以招生、授予學位,但我們沒有招生資格,也不能給學生畢業證書。

楊:能否與大學合作?

趙:我們十多年前就開始與一些大學合作,希望培養出一些人才,但效果並不太明顯。大學培養出的學生有自己選擇職業的自由,畢業後不一定到敦煌工作。我們給了在敦煌工作的大學生一些優惠條件,比如可以進入大學讀碩士、博士課程,令他們取得學位沒有後顧之憂,也能更好地在敦煌工作。不過,大學設立的專業與我們想要的也並不等同,很多大學的課程與實際工作是有差距的,對敦煌來說這種差距更大,我們很難從大學中找到適合我們工作的學科。這導致我們在培養人才方面很困難。我們現在吸收一些年輕的碩士、博士到敦煌來,讓他們瞭解敦煌的情況。我們也創造條件,讓年輕人可以返回大學或者到國外深造,從而適應我們的工作。

楊:還有一個問題跟人才有關。我們知道和大學合作不容易,那麼敦煌研究院現在有沒有能力獨立成立一間大學或一間可以招生的研究院?

趙:我們在努力做這個工作,現在的問題在於體制,要看政府的體制能否給我們優惠。我們在努力想通過有關方面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如果要招生,是要從碩士級別開始,本科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學生有大學的基礎,然後通過深造,讓我們培養研究生,如果有條件將來也可以培養博士生。我們最近已經向政府有關方面提了這些想法,正在努力,我想將來也許可以成功。

還有一個影響年輕人接班的原因是,與其他大學、科研單位相比,我們的工資比較低,而我們在敦煌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也不如大城市,所以一些年輕人看到條件不好就不願意呆在敦煌。

楊:的確,為了保護敦煌,那裏不能發展得太厲害,所以它的生活條件和大城市確實有差距。故一定要很有理想、能吃苦的人才能做這個工作。

趙:我們好幾代人都很有獻身精神,不在乎生活艱苦,可現在這個時代也不一樣了,年輕人生活也存在很多困難。我們跟大城市的生活差距太大,卻得不到相應的補償。特別是學有所成的專業人員,在大城市的研究機構或大學裏待遇會更好一些。這些年來,其實也有不少有理想的年輕人放棄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而到敦煌工作。儘管如此,我作為敦煌研究院的一個負責人,仍然希望設法提高我們工作人員的待遇。

楊:希望將來這個問題可以得到改善。另外,我們知道在很多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日本等一直都有做敦煌研究,敦煌研究院能否利用這方面的資源來培訓中國的人才?畢竟學術是需要國際交流的。

趙:我們單位很早就在做這個工作。1987年敦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後,我們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幫助下與美國、日本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我們不斷地派年輕人去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學習。十多年後,最初派出的年輕人已經成為了專家,我們與國外的交流也更加頻繁。我們每年會派年輕人去東京藝術大學等學校學習,最近幾年也開始每年派一到兩位去巴黎的法國遠東學院短期交流一個月,調查敦煌的資料。近期我們還跟英國大英博物館簽訂了合作協議,我們會派人到大英博物館做研究工作。今後我們會不斷派年輕人去外面學習、研究,這條路也在不斷拓寬,我覺得形勢還是很好的,因為越來越多的國外單位也願意與我們合作、幫助我們。

美國的蓋蒂中心(The Getty Center )有幾個研究所和博物館,其中有一個專門做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二十多年前他們就開始與敦煌研究院合作直到現在。敦煌研究院治沙保護工程就是蓋蒂研究所與我們合作的,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這個工程做了二十多年,現在還在做,樹林仍在擴大,因為我們需要不斷鞏固,不然就會退化。此外,我們與蓋蒂研究所、英國倫敦大學考特爾學院合作培養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研究所也已進行了多年,培養了國內外一批文物保護方面的人才。但在人文科學方面,與敦煌石窟相關的人才培養還非常不夠。

保護人員在敦煌莫高窟廣植樹木以擋風沙。

中外專家一起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治沙方法。

 

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和交流

楊:請問聯合國有沒有資金幫助你們?

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己是沒有資金的,但他們可以幫我們聯絡世界上熱心於此的財團、研究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幫我們聯絡了The Getty Center、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等單位,美國的Mellon基金會也援助過我們。最近一些年,美國有一個敦煌基金會也在籌款幫助我們。

將來我們也會努力擴展與國外的合作關係,現在我們就在積極與美國的一些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做交流。我們一方面要讓敦煌的學者有機會到國外深造和交流,另一方面,我們在考慮籌集資金請國內外一些高水準的敦煌專家來敦煌做研究,由我們提供經費。

今年我們會成立一個佛學研究中心,這個部門會採取新的研究辦法,它並不是一個由很多研究人員集中在一起的研究所,而是一個框架,不斷聘請高水準的研究人員到此做短期研究。他們並不屬於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來工作三個月或半年對洞窟進行研究,由我們提供資金和資料,希望他們可以在短期內做出研究成果。

敦煌的東西實在太豐富,僅靠敦煌研究院的力量是研究不完的,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人參與進來,這樣也讓敦煌研究院的作用發揮得更好。這個佛學研究中心會請香港大學的李焯芬教授做中心主任,主持工作。李教授的朋友很多,也很關心敦煌,相信我們可以把佛學研究中心做得更好。

楊:李焯芬教授是《國學新視野》顧問之一,樊錦詩院長上次接受我們訪問之後,李焯芬教授也寫了一篇文章給我們,分享他對敦煌的體會,他的確非常關心敦煌。剛才您說到國外,我就想起中國敦煌文物很多流失到國外,中國會不會打算拿回這些原本屬於自己的文物?

趙:關於文化遺產流失到國外的情況,世界上有要回來的先例,很多國家也正在做。中國敦煌文物流失到國外的情況很嚴重,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適當的時候可以提出要回這些文物。目前雖然還存在很多困難,但我們也不會放棄,希望將來條件成熟時能夠讓這些文物歸還中國。

當初外國人到敦煌去給了王道士一些錢拿走了很多文物,曾有人認為這是買賣,是他們花了錢買走了這些文物。但實際上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為王道士並沒有資格去賣這些屬於國家的文物,他只是鑽了清政府管理疏忽的空子,利用當時的條件把這些東西給了外國人並從中獲利,這是屬於非法交易,所以我們不會承認那些外國人從中國「買」走了這些文物,也不會放棄追回這些文物的權利。不過,目前我們需要考慮學術研究發展,需要與國外學者們交流和研究,在條件成熟時才能提出索要這些文物。

 

讓文化產生社會作用,讓社會吸收傳統文化

楊:除了剛才提到的研究、保護、培訓等方面之外,敦煌研究院未來還有什麼計劃?

趙:首先,未來我們不會改變根本目標和基本工作,對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是我們一貫的方針。就是採取一切最先進、最科學的手段把敦煌石窟保護好。另外我們會積極推進新的科技來做敦煌檔案工作,尤其是數字化,把所有洞窟拍成高清晰度的照片,即使一旦洞窟毀壞,也可以利用照片來復原洞窟。我們為此專門成立了文物數字化研究所,有專人進行攝影、後期加工等工作,工作量巨大。我們迫切地需要去做這項工作,畢竟壁畫經過了一千多年,不知道何時會有什麼意外發生。它就像一個很老的老人,不知何時會生病。

在研究方面,我們的考古研究和藝術研究都在推進,像剛才說的「開門辦院」,我們希望外面的專家可以和我們一起研究。現在我們不斷地積累經驗,希望將來可以做得更好。我們還新拓展了一個方面──弘揚。過去我們的弘揚工作

只是靠向遊客講解敦煌文化,編寫一些面向大眾的書籍。現在隨着採用新科技,比如數位化科技,我們的對外展覽變得簡單便捷了,我們每年對外展覽可以做十多次,近年來特別向大學甚至中小學辦敦煌藝術展覽,使敦煌藝術在傳統文化教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另外,我們更注重文化創新的工作,比如把敦煌文化拍成動畫片、創造新的藝術作品等。畢竟我們需要讓文化遺產產生社會作用,讓社會吸收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為社會服務。

 

饒宗頤教授對敦煌學術藝術建樹極大

楊:這次您到香港,是專程出席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敦煌韻致──饒宗頤教授之敦煌學術藝術展」。能否介紹一下饒宗頤教授在敦煌學術藝術上的成就和貢獻?

趙:饒宗頤先生作為國學大師,在學術上的建樹極其廣博,就我瞭解的敦煌學領域來說,比如饒公對敦煌書法的研究、敦煌白畫的研究都是具有開拓性的。饒宗頤先生曾專門在法國巴黎翻檢敦煌卷子,擇其精華編成29卷《敦煌書法叢刊》(日本二玄社出版,1985年),對所選每件寫卷撰寫的解說,滲透了他對敦煌書法的透徹理解和深入研究。饒宗頤先生《敦煌白畫》首次對敦煌白畫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全書詳述白畫的源流與敦煌畫風的關係,涉及到古代粉本、古代敦煌畫人、畫像與邈真圖贊等問題。並對敦煌白畫作品(人物畫、動物畫)技法諸因素展開分析。

趙聲良博士出席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敦煌韻致──饒宗頤教授之敦煌學術藝術展」,在展廳內留影。

由於饒公對敦煌書法和繪畫作過透徹的研究,他的繪畫和書法也正是吸取了敦煌藝術深厚的傳統,出新意於法度之中,把敦煌繪畫那種渾厚雋永的特點體現出來了。最可貴的是饒公創立了「西北宗山水畫」。古人曾把山水分「北宗」與「南宗」。饒公在遊歷西北之後,敏銳地看到西北地區自然山勢的突出特點,指出「風沙歲月,鑄鑿大地,使其形貌,別有蒼茫蕭索之感。荒城殘壘,險崖高壑,自成氣勢。是當親歷其所,然後形諸筆墨,方能兼得其神其貌。寫來不單山色風光,活躍紙上,即塞北風聲雪意,亦畢現其中。」經過饒公創作出的「西北宗山水畫」,確實是獨樹一幟。非常生動地體現出或茫茫蒼蒼、變化奇詭;或昂然挺立,不撓不屈,把西北風光的精神意趣表現得淋漓盡致。饒先生還在筆墨技法方面總結了具體的繪製方法,可以說對當今的山水畫創作具有指導意義。

 

(本文圖片,除作者照片及《敦煌》電影海報外,由敦煌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