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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名家】赵颖之:在二十一世纪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专访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

宇文所安教授借用《系辞传》中的“变而通”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他认为传统只有在变化中才能得到保存,建议学者对已有的知识系统保持反省精神。他指出当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正处于可以提出大量创见的时期,而创新的关键是发展出对文言更细致的理解,关注文本语言的微妙差异,并且注意在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

宇文所安教授

宇文所安简介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一名斯蒂芬‧欧文。 1972年取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后执教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 1986年获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1991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2006年获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杰出成就奖(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着有《韩愈和孟郊的诗歌》(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 1975)、《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1)、《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中国古典文学思想》(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1996)、《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2003)、《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 cal Poetry, 2006)、《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2006)。参与编辑《诺顿世界名著选》增订版一卷本(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Expanded Edition in One Volume, 1997)、《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3)。与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另有论文多篇。

“变而通”的传统

赵颖之(以下简称“赵”):宇文所安教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曾在2016年第三届中华国学论坛的演讲中指出,您并不太喜欢“传统”这个词,可以进一步谈谈您对传统的理解吗?

宇文所安教授(以下简称“宇”):传统这个词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应当具备反思精神。有时人们使用这个词时缺乏历史感,似乎相信有一个唯一不变的中国传统,并且假设有一个可以汇聚一切的中心。而我所认识的传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连续性和一成不变不是一回事。中国文化确实有连续性,但也发生了各种变化、运动、逆转。现在人们所谓的中国传统,其实指的往往是十九世纪以来,处于崩溃边缘的前现代中国文化。在《红楼梦》中,我们已经看到前现代中国文化内部的危机,远在与西方发生接触之前。

宇文所安在第三届中华国学论坛上发言。

赵:这次论坛的主题之一是传承。中国学者常常提及传承、继承的重要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宇:学者们谈到保存中国文学传统时,常常有种焦虑感,尤其在希望承接清代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术传统方面更是如此。而我想强调的是《系辞传》中所说的“变而通”。我们应当在变化中保存传统,反思传统中的思想资源,保持传统的活力,而不是用传统命令我们应当做什么,或者把传统作为反对变化的工具。我们要尊敬前人的学术成果,而不是敬畏,因为敬畏会把传统变成禁锢。韩愈在《进士策问》里早就说过:“无惑于旧说。”前人为我们可以进行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也有盲点和不足之处,在后代看来我们的研究亦是如此。每个时代都必须重新发现自身的文化史。把更为久远的过去从较为切近的过去中解放出来,这可以为学者和读者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中国在历史上经常回到更为久远的过去,在此过程中重新发现当下与过去的联系。现在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比前人容易,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古籍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优秀的工具参考书也比过去多,还有技术手段的支持。我们现在可以在古典文学文本中读出前人无法读出的丰富内容,也可以完成旧的学术传统未完成的很多重要工作。

赵: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您还提到年轻学者可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做出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研究。是否可以具体谈谈年轻学者怎样才能有所开创?

宇: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一流学者积累的成果面前,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会感到很大压力,不知还能提出什么创见。其实年轻学者对中国的过去能提供最具转变性的研究,最好的起点就是发展出对语言更为精细的理解。文言就像一枚古旧的钱币,我们知道一个词语的大致意义,就好像知道钱币的价值,但是它细致的纹理磨损了。现在我们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例如,我可以指出杜甫如何率先在全新的意义中使用一个词语。另外,年轻学者应该与已有的知识建立一种批评反思(critical)的关系。 Critical大概是最难翻译成外语的一个英文词。它的意思不是怀疑,也不意味着攻击什么。它可以指向外物,但从根本上说它指向自我。自省我们想当然,作为假设的那些论断,问自己那些假设是否合理,并且寻找证据去证明。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假设确实是合理的,有些则不然。当你发现一种假设并不合理时,就有责任寻找背后的原因。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外国人的观点”。其实这种批评反省既是在西方学术中存在,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例如,宋代学术就有批评反省的精神,欧阳修的《诗本义》对《诗经》毛亨传和郑玄笺既有接受也有反对。晚明清初学术也是如此,学者意识到古籍中有大量“通假字”,因为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出现。中国和西方传统一样重视批判反省,这种精神也是“变而通”的根本组成部分。

关注语言文字的微妙之处

赵:提到杜甫,最近哈佛大学召开了一个关于杜甫的研讨会,我向您祝贺会议能圆满举行。学术界已经有大量关于杜甫的研究,很多学者视杜甫研究为畏途,认为很难提出新见。因此似乎出现了越是经典作品,越是无人敢于触碰的现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宇:我对此看法不同,我认为杜甫研究的空间还很大。现有的杜甫研究常常出现一种循环阐释:既定的理解影响了对杜甫的解读,这些解读又转而强化既定的结论。例如,关于杜甫历来有“无一字无来处”的说法,因此学者总想寻找出处,但是杜诗中常有找不到出处的语汇。据我所知只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杜诗中某个语汇前人从未用过。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因此也无人追问那些语汇在唐代读者听来是什么意味。我们应当思考杜甫如何在他的时代运用语言。在杜诗中我们会突然读到一个中医术语,或者发现他把公文中的正式用语移用于日常生活,如用“敕”字命令妻子准备晚餐。这些是很基本也很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很少有人探讨。如果不关注这些语言现象,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义。樊晃在770年代所写的《杜工部小集序》中提及当时读者传诵的杜诗多为“戏题剧论”,只有在我们注意到杜甫的用语时,才能理解这一评价的原因。杜甫的语言也常常变换语体风格和语符。例如《解闷》其七:“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第一句中交错了不同语符。 “陶冶性灵”可以追溯到钟嵘《诗品》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用法,而“存底物”的语气很微妙,我尚未发现在杜甫之前有人把“底”用作疑问句,这是一种极具口语特色的用法。在他之前也没有人把诗称作物。诗篇是“陶冶性灵”的手段,还是“陶冶性灵”的成果?这会引发很多阐释上的问题。此处语符的变化体现了高与低、远与近之间的对比。远、近这些简单的范畴与一些有趣的问题相关,比如中央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有一些东西可以“行远”,在整个帝国流传,形成对比的是,有些只属于本地。这种对比在《解闷》十二首中反复出现。

宇文所安认为,杜甫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

赵:您强调了关注语言的重要性。一定要从文本的语言现象出发,才能提出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吗?您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吗?

宇:对语言的感觉是研究文学的基础。我们要提出新问题,需要以文本为起点,注意文本自身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拉出关于文本的习惯性的问题和旧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文学文本不只是可以转述的内容,而且还有其写下来的“语气”,而语气取决于对语言的微妙感知。例如,杜甫在秦州所作的《除架》诗写的是做瓜架,结尾却道:“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卑微的事物和宏大的意义并置,两者之间能否弥合无间?杜甫有时自得地置身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有时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卑微与宏大之间的差异。一旦我们注意杜甫用语中的这些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困扰杜甫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解闷》其一“溪女得钱留白鱼”中的“钱”是钱币,还有哪些诗中用钱指钱币?李白写过“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不过此处钱并非钱币。杜甫《空囊》中写道“留得一钱看”——囊中留一枚钱币。但是后来的诗人很少这样写钱币,除非用比喻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谈论钱币是粗俗的。 《解闷》其一提及钱币,其二又言及米的“贵贱”,这就提示了问题所在。我在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里还没有发现论及这一点的材料,因此关注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前人忽略的问题。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地对待语言,就不会有所见。文言有很多层次,在历史变化中很多细节消失了。古典文学文本就像李贺《长平箭头歌》中古战场上的箭头:“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外表沾满铁锈、血污、尘土,让人无法辨出本来面目。学者的部分职责就是让语言重新焕发生命,就像把箭头上的铁锈除去,让箭头重新回复闪亮的原貌。。

日本僧人圆仁,曾经赴唐学法。

赵:您前面提及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歌语言。您认为技术发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宇:当前学者的研究都不免要借助网络和数据库。但是我们有种印象,似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技术无关。其实学者可以做的研究和技术的发展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技术很重要,因为技术发展总是改变着人们学习的方式。纸的发明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纸张不只是一种媒介,还有更深刻的影响:由此私人藏书室不必大得如同仓库。印刷术的影响也很明显,让学者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到大量书籍。 830年代,日本僧人圆仁要花450钱才能买到一部四卷的经文手抄本,而到了北宋,类似书籍的价格降至此前的十分之一。宋代学者认为这个过程对他们而言有得也有失。但是在“变”中,得失必然是携手并进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印刷术的引入导致了更深刻的变化,包括古籍的大量影印。这场技术革命推动了知识普及。一般学者从此可以拥有完备的基本古籍。因此,二十世纪的知名学者会显得比他们的前辈博学得多。◊

赵: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借助检索数据库进行研究,但有时数据库会被误用,出现检索关键词拼凑论文的现象。您认为应当怎样有效地运用数据库?

宇:人们将大量时间用于搜索网络和数据库,却甚少思考网络和数据库究竟可以如何被使用。常常有人使用二十一世纪的技术,遵循的却是中世纪的研究方法。例如,有些学者在校注中仍然经常引用某个字词最初的用法。初唐的李善这样做无可厚非,因为当时流传的唐前文本很有限。但是,只要我们注意研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出处”常常并非最早的用法,而是处于最早的用法和需要注释的字词之间。注释者只有引用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用法,才能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意义。数据库是有利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对语言更为细致的理解,帮助我们读出唐宋汉语在其语境中的微妙差异。检索数据库可以让我们对比阅读大量文本,发现哪些用法常见、哪些与众不同、哪些是反语、哪些是特出现象而不属于通常的诗语。这样我们阅读语言文字的方式就改变了,我们会更清楚地发现文本中提示的问题。古代汉语不再只具备字典里的定义,而变成活生生的语言。例如,当我读到南宋词中某个词语的注释时,如果感觉不准确,我可以用关键词搜索,看看这个词在其他50个例子中是什么意思。又如,王维《辋川集》中《鹿柴》一首的柴字用法很独特,当柴字出现在诗歌中,几乎总是读作chái,而此处却读作zhài。王维在长安的朋友听到鹿柴时会作何想?《辋川集》可以说相当激进地使用具有乡野色彩的语汇,集中很多用语都可以佐证这一点,这些语汇几乎从来不被视作诗歌语言,集中也提及很多从来不会在诗歌中出现的名物。文本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何意义?这些都值得思考。

赵: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文学研究中有一些新的趋向,不少文学研究者转向广义的文化研究,表现出对于物质文化的兴趣,比如文本印刷流通等问题。您的研究一向以文本细读为核心,这些趋向对您的研究方式有影响吗?

宇:我也讨论过相关问题。比如五代、北宋时期一些词作并无明确的作者,但是寻找作者的惯性总是在起作用,于是这些作品被冠以晏殊、冯延巳、欧阳修等人的名字。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晏几道编过一部词集,从晏几道为词集写的序言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写成一首词后不会保存原稿。这在当时很常见,词人完成词作后就随手送人。这自然引起我对文本物质形态的关注。人们怎样得到、怎样阅读这些文本?对当时人而言,词是歌妓所唱,而歌妓会根据场合需要更改字句。我们印象中有一个知名文人的团体,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是一套演出曲目。印刷文化早期词集的样貌很芜杂。例如,据说贺铸有两部完整的词集,其中一部有两卷,但是下卷散失了。一部集子基于北宋时的原作,另一部是南宋时编纂的。两部词集中重合的词作大约有八首。也许这八首词来自散失的那卷,但是我们无法确证。大约比这两部词集成书年代都早的《乐府雅词》收入将近五十首贺铸词,其中百分之四十的词作不见于这两部词集,与散失的那卷留下的词牌目录也不相合。怎样解释此种现象?宋代版本并不能解答一切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收录的词作来自何处。这里就可看出物质文化影响文本细读的方式。我不会试图去证明混入贺铸词集中的哪些作品是其他词人所作。考证词作的准确性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词没有广泛流传,歌者也没有更改词中的字句,否则考证建立的世界就会崩溃。这就是连锁论证(sorites argument),只要有一环脱落,整个论证就失败了。当文本中的字句不确定时,文本就成了很难对付的环。

赵:很多学者和学生认为您是天才,您的诗歌细读和见解总能发前人所未发。有没有什么诗歌是您读了却找不到共鸣的?天才在您的研究中比重如何?

宇:当然有,有些诗我反复读了好多遍都觉得不过如此嘛,很久以后才忽然发现其中特别的一点。我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我只是掌握了一种关注语言文字及其语境的技巧。很多人都具备这一天赋,即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善加培养这种天赋,可以将其形成技巧,在阅读中注意到与众不同的现象。我认为即使是人们通常认为无趣的作品,阅读起来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常常代表某个时代写作的常态,为理解某些特出诗篇提供了语境。例如,吴文英词中充满断片般的意象,但是他写作的1230至1240年代,也是朱熹理学思想产生影响的时代,这影响表现在文官录取制度中,也表现在家庭仪式中。在朱熹设想的系统中,各个部件应当围绕一个中心配合无间。吴文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词人,而在他的词中整体却断裂为碎片。事物如何在相对关系中存在,这是值得思考的。吴文英词与朱熹理学的关系有点类似好莱坞电影与美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关系。好莱坞电影中充满热爱自由、破除陈规的个人。而在生活中,美国人是很不自由的,人人都得遵守规范,很少出现无视红绿灯的现象。设想一个大唐的人类学家来到美国,他看到的哪个美国更为真实?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处于一个有界限、被保护起来的空间。如果据此总结出某个时代或者某种文化的特质,肯定是成问题的。我总是说中国并没有一种本质特征,它有的是前后连贯的历史。任何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概括都会在中国文化内部遭遇反证。这样的原则当然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

赵:王尔德认为文学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您认为想像力在文学研究中有重要作用吗?想像力丰富会导致过分诠释吗?

宇:文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创造性是受到束缚的。我们无法证明某个文本一定是因何而作,但是我们可以为文本重构出合理的上下文语境。例如,在我对《解闷》十二首的解读中,我并不认为杜甫会用我所用的语言来讨论地方经济和全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假如不用这些术语,我便无法探讨他在诗中论及的现象。杜甫以他的方式处理这些现象,把钱币和米价放在一起,把旅行和身处当地对比,言及荔枝从地方运往朝廷等等,所以我的解读可以得到杜甫诗歌本身的支持,并无牵强之处。我在杜甫其他诗篇中也可以找到很多讨论地方和全国关系的例子来支持我的解读。当时唐帝国发生的许多事件也是证据:各个州府之间的权力转移,年轻进士被迫担任县尉的不满,诗人在节度使幕府中任职的情形,以及本土的自豪感,这些都是杜甫诗歌的语境。我要证实在文本中发现的现象,必须有其他例证,运用同时期可以对比的文本,建立起一个话语世界。有趣的解读并非来自狂想,有趣的关键在于它并非预期中的。如果我们读诗只为了发现预设的东西,或者证明我们已经被告知的那些假设,就只能得出预期中的结论。那会导向比过分诠释糟糕得多的误读。我喜欢用布道文(sermon)来形容文学批评(当然,布道文用以诠释《圣经》,与文学批评不完全等同),它文辞优美,论证充分,而且充分尊重文本所言。

赵:您已有五本关于唐代文学的专著,是否还有关于唐代文学的问题是您想继续探讨的?您的研究从唐代开始,这是不是因为唐代文学通常被视为中国文学的顶峰?您对中国文学的其他阶段怎样看,是否有书写计划?

宇:关于中唐我只写过一系列散文,我当时认为那是探讨中唐的最佳方式,或许我还应当写一部中唐文学史。我的研究没有涉及唐代文学的最后阶段,因为在我看来,唐末以及五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并非特别有吸引力,在很多方面只是重复中晚唐已有的现象。我不认为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顶峰,中国文学中有很多高峰,唐代只是其中之一。十七世纪文学就非常有趣。关于明清文学,我常常和学生开玩笑:有意思的作品都不在《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里。如果我要读那个时期的作品,我会直接奔《存目》而去。我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宋代古文的小书,以几年前我所做的北大胡适人文讲座为基础。我非常喜欢机智幽默的宋代古文。例如苏东坡为文同写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充满苏东坡怀念逝去朋友的笑和泪。这篇记中常常被引用的是“严肃”的部分,其实文中有很多玩笑,可能有时作家在风趣时才能真正严肃。我还有一部关于宋词的书已经完成,正在审阅中。一首词之所以美,与一部高雅文学作品之所以美,标准颇不一样。好词的措辞常常简单、直接、流畅,但是非常优美,有点像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诗歌。词的美有时很难在文学写作中重现,所以我书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词如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

宇文所安指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了许多有意思的作品。

翻译出差异性和丰富性

赵:前面您谈了要在研究中关注语言的微妙之处,我想这正是很多中国读者喜欢读您的书,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启发的原因。但对于英语世界中不懂中文的读者,您希望他们从您的研究中得到什么启示?

宇:针对英文世界中的读者,我翻译编辑了《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这相当于给他们一张地图,便于他们按图索骥。人们曾经问我为什么要独自翻译一部文选,我的回答是要译好中国诗歌就必须翻译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全部作品。对很多英文读者而言,译成英文的中国诗歌读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前现代的中国读者而言,诗歌意味着一个全体中混杂着差异性的个体,就像大家族中的一个个成员。优秀的翻译必须重构原作中体现的差异性,至少是在相互比较中体现的差异性。英文读者无法了解中国文学家族中的每个成员,但是《诺顿》文选可以让他们获得一种文本家族的基本印象。翻译时我感觉自己在写一部剧本,剧中每个人物的性格、语气都不同。这也是我在翻译中觉得最有趣味的地方。不同的中国作家作品的英译应该显出不同的面貌。如果白居易诗歌的英译和李商隐诗歌的英译读上去差不多,这样的翻译不能算成功。

赵:人们通常认为诗歌最容易在翻译中失落,您的看法呢?您在英译中会寻找语气可以与中国作家对应的英语作家吗?

宇:我不认为诗歌的翻译会比叙事文学的翻译丧失更多原作的好处。比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妙处并不只在于情节故事,在译文中同样要传达小说家的个人风格和语气。有时在翻译中我会找到语气和中国作家相对应的英语文学作家,虽然我从未刻意制造这种对应。我很喜欢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诗,有些读者可能会发现我译的《长生殿》有德莱顿的影子。译文要有一定的时代感,“welcome to our revels”这样的用语可以把读者拉回十七世纪,甚至是十六世纪。这种说法在现代英语中没有完全消失,不算过时,但是带有一点旧日的味道。在翻译中不能用古老过时的语汇,但是可以巧妙地摆弄一些用语。正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学的英译,特别是针对普通读者——而不是文学研究者——的英译,应当由英语母语者承担,因为母语者更熟悉各种用语的时代感,能够熟练地摆弄这些用语,比较准确地将其置于当代语境中。母语者也更了解当代英语读者阅读英语诗歌的习惯,比如当代英语诗歌中通常不会有规律地押韵,否则读起来就有点可笑了。

The Poetry of Du Fu是宇文所安在翻译上的力作。

赵:您翻译的第一部杜甫诗歌全集已由中国人文经典文库在2015年出版,请您谈谈对文库的设想,以及翻译杜甫全集的意义。

宇:杜甫诗歌全集英译本是中国人文经典文库出版的第一部书,采用中英对照的形式。文库的宗旨是用准确并且具备可读性的英文翻译前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这些翻译不仅以印刷形式出版,而且有网络版本,无偿提供给全世界的学生、学者、读者使用。我翻译的阮籍诗也即将由文库出版。目前我希望建立一项基金,支持文库在接下来二十年中的持续发展,以便完成一些大型的翻译专案,比如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翻译杜甫全集的目的是让英语世界中的读者了解杜甫诗歌的全貌。翻译、阅读全集都非常必要,因为只有全集才能帮助我们把握诗人的多样性。杜诗选集中常常收入所谓的代表作,这些名作不断重申一种既定的杜甫形象,其结果是造成读者对杜甫的刻板印象,似乎杜甫只是一个严肃的儒家代言人。我了解到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收入的杜甫诗作是《登高》,以此代表杜甫,在我看来是个有趣的现象。还有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言及杜甫的现当代中国诗人大多是男性,杜甫似乎被看作一个极具男性特质的诗人,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而其中往往没有女性的位置。但这些不是我所认识的杜甫,或者说它们只能代表部分的杜甫。杜甫写作了大量诗歌,但读者通常阅读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诗人的丰富性因此被遮蔽了。杜甫不少为人忽视的诗歌都展现了人们所不了解的杜甫。例如,《催宗文树鸡栅》写道他为治病养了很多乌鸡,乌鸡到处乱跑,他不得不催促儿子做鸡笼;《信行远修水筒》讨论了他与少数民族仆人的关系;《丽春》言及他对罂粟的喜爱;他在诗中谈论政府时也颇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杜甫随和家常的一面常为人忽略,因为很少有人会去读《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这样的诗,其中写到朋友给他带来豆酱——“瓮酱落提携”。诗人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其实很有吸引力,可以跨越性别和文化的鸿沟,被更多读者理解。

赵: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哪些思想家对您产生过深刻的启发或者影响?您认为应当如何在文学研究中运用理论?

宇:有很多启发过我的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显然是其中之一。我来自解构的家族,不过我是个古怪的解构主义者,因为我同时也是个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反对历史化,但我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主义的。解构思想的重要人物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曾经说过耶鲁解构学派只有两个真正的传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继承了解构的精神,而并非死板地延续解构的方法。我认为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不过我也受到中国学术的影响。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研读中文,阅读前现代中国智者们的文字,因此我的影响来源是多元的。也正因此我认为在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方式和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方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我读过大量理论著作,但是我并不试图在文学研究中运用理论。我喜欢阅读理论,因为理论本身足以让人兴味盎然。在我阅读文学作品时,会听到理论中的某种回响。充分理解并内化某种理论之后,它自然会呈现在研究中。

赵:您不赞成海外学术和中国学术之间的划分。这让我想起您在论坛演讲中所言:有时您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方式和前现代中国学者是一致的。这是否意味着您试图如中国学者那样去理解诗歌?

宇:在海外学术和中国学术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二十世纪以来优秀的中国学者大都了解西方学术。很多在美国大学东亚系任教的学者都曾在中国学习或者取得过学位,但是他们往往被称作海外学者。大量西方学者在中国任教,更多的中国学者在美国任教,思想和书籍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们无法在学术中寻找纯洁性。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将前现代中国学者阅读文本的一些方式内化为我自己的。如黄生对文本结构的分析指出律诗的各个部分如何组成有机整体,对我阅读律诗颇有启发。前现代中国学者解读文本的很多方式在欧洲文学批评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物。黄生的读法可谓中国的形式主义,但这种形式主义不适用于解读欧洲文学,因为后者常用明显的论点把文本各部分组合在一起。我并不是试图如中国学者那样去读诗,事实上,我有一部分就是中国学者。

趙:您自稱是歷史主義者,對文學研究者而言,歷史主義的重要性何在?

宇:我相信语言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语言有超越其历史语境的意义,但是也有植根于历史语境的意义。要避免在研究中人云亦云,我们要认识到似乎永恒存在的事物其实发生于历史的某个时刻。在某种意义上说,我采取的是一种策略性的历史主义,因为在中国文化研究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似乎一直有效的论断。例如,何时开始出现对于李商隐诗歌的系统化的政治解读?是明末清初才开始的。明朝灭亡以后,很多学者为一切都赋予上政治意义,这种解读逐渐具备权威性。于是人们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李商隐的时代,他的诗歌并非如此被解读。历史化是反思传统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有人告诉你这是一首经典诗歌时,你要问:从何时它开始成为经典诗歌?当时的语境怎样?这一判断现在是否仍然有效?我总是问学生:一首诗何时被收入选集、被注释?一个术语、某种阐释何时首次出现?王维的《鹿柴》和《竹里馆》何时首次被收入选集?何时盛唐第一次被用来指称诗史上的一段时期?何时注释者第一次把阮籍的《咏怀》解释为表达对魏的忠诚?这些是简单基本的历史问题,也有明确的答案。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会意识到想当然的事情并非总是如此,阐释和判断本身就是变而通的一部分,不应被视作僵化的知识。

安德鲁·马维尔是十七世纪著名英国诗人。

赵:在当代研究古典文学,我们是否有可能跨越历史鸿沟去理解古典文学呢?

宇:我们无法抹去那些历史带来的变化,而且我们要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名作中有一句:“我植物般的爱将生长,比帝国更辽阔,更缓慢。”(My vegetable love should grow vaster than empires, and more slow. )当十七世纪诗人言及Vegetable时,他想到的是自然中植物的生长,而现在这个词的意思是蔬菜。我们读到这句诗,无法在头脑中抹去青菜的意象,但是要读懂它,我们必须知道诗人所言是植物的生长。在我一篇讨论《唐诗类选》的论文中,我思考的问题是,这部九世纪中期的选集依据何种原则收入杜甫诗,唐代读者如何阅读评价这些诗。除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首外,集中收入的都不是十一世纪以来形成的公认名篇。在某些入选的诗中,可以看出唐人喜欢,而在宋代失去魅力的一些修辞习惯。在《题新津北桥楼》这首诗中,“西川供客眼”一句中的“供”字看似普通,但是我查阅大量唐宋诗以后发现,在杜甫以前“供”的宾语都是食物或钱财,杜甫第一次把“供”字用于令人愉悦的景象。因为《唐诗类选》在宋代相当流行,诗人反复模仿其中收录的诗,“供”的意义扩大了,杜甫开创的新意变成了一种陈规,人们读到类似的用法时不会再眼前一亮。这就和我们读到马维尔诗句的感觉一样。当他写下植物般的爱时,他的用语很特别,但是后来一再被模仿,就失去了独特性,几乎成了陈词滥调。这是语言的性质,也是伟大诗人的命运,但是我们要记住诗中曾经有过的瞬间的机智、幽默、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