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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名家】趙穎之:在二十一世紀閱讀中國古典文學──專訪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教授

宇文所安教授借用《繫辭傳》中的「變而通」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解。他認為傳統只有在變化中才能得到保存,建議學者對已有的知識系統保持反省精神。他指出當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正處於可以提出大量創見的時期,而創新的關鍵是發展出對文言更細致的理解,關注文本語言的微妙差異,並且注意在研究中運用歷史主義的方法。

宇文所安教授

 

宇文所安簡介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一名斯蒂芬‧歐文。1972年取得耶魯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後執教哈佛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系,現為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1986年獲古根海姆獎(Guggenheim Fellowship)。1991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06年獲梅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傑出成就獎(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著有《韓愈和孟郊的詩歌》(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 1975)、《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1)、《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1985)、《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迷樓:詩與慾望的迷宮》(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中國古典文學思想》(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諾頓中國文學作品選》(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1996)、《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2003)、《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2006)、《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2006)。參與編輯《諾頓世界名著選》增訂版一卷本(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Expanded Edition in One Volume, 1997)、《諾頓世界文學作品選》(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3)。與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另有論文多篇。

 

「變而通」的傳統

趙穎之(以下簡稱「趙」):宇文所安教授,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曾在2016年第三屆中華國學論壇的演講中指出,您並不太喜歡「傳統」這個詞,可以進一步談談您對傳統的理解嗎?

宇文所安教授(以下簡稱「宇」):傳統這個詞本身沒有問題,但是我們在使用這個詞時應當具備反思精神。有時人們使用這個詞時缺乏歷史感,似乎相信有一個唯一不變的中國傳統,並且假設有一個可以匯聚一切的中心。而我所認識的傳統是在不斷變化中的。連續性和一成不變不是一回事。中國文化確實有連續性,但也發生了各種變化、運動、逆轉。現在人們所謂的中國傳統,其實指的往往是十九世紀以來,處於崩潰邊緣的前現代中國文化。在《紅樓夢》中,我們已經看到前現代中國文化內部的危機,遠在與西方發生接觸之前。

宇文所安在第三屆中華國學論壇上發言。

 

趙:這次論壇的主題之一是傳承。中國學者常常提及傳承、繼承的重要性,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宇:學者們談到保存中國文學傳統時,常常有種焦慮感,尤其在希望承接清代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術傳統方面更是如此。而我想強調的是《繫辭傳》中所說的「變而通」。我們應當在變化中保存傳統,反思傳統中的思想資源,保持傳統的活力,而不是用傳統命令我們應當做什麼,或者把傳統作為反對變化的工具。我們要尊敬前人的學術成果,而不是敬畏,因為敬畏會把傳統變成禁錮。韓愈在《進士策問》裏早就說過:「無惑於舊說。」前人為我們可以進行的工作奠定了基礎,但是他們也有盲點和不足之處,在後代看來我們的研究亦是如此。每個時代都必須重新發現自身的文化史。把更為久遠的過去從較為切近的過去中解放出來,這可以為學者和讀者打開一個全新的空間。中國在歷史上經常回到更為久遠的過去,在此過程中重新發現當下與過去的聯繫。現在我們要做到這一點比前人容易,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古籍具有前所未有的規模,優秀的工具參考書也比過去多,還有技術手段的支持。我們現在可以在古典文學文本中讀出前人無法讀出的豐富內容,也可以完成舊的學術傳統未完成的很多重要工作。

趙: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您還提到年輕學者可以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做出前所未有的開創性研究。是否可以具體談談年輕學者怎樣才能有所開創?

宇:在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一流學者積累的成果面前,研究生和年輕學者會感到很大壓力,不知還能提出什麼創見。其實年輕學者對中國的過去能提供最具轉變性的研究,最好的起點就是發展出對語言更為精細的理解。文言就像一枚古舊的錢幣,我們知道一個詞語的大致意義,就好像知道錢幣的價值,但是它細致的紋理磨損了。現在我們可以改變這種狀況。例如,我可以指出杜甫如何率先在全新的意義中使用一個詞語。另外,年輕學者應該與已有的知識建立一種批評反思(critical)的關係。Critical大概是最難翻譯成外語的一個英文詞。它的意思不是懷疑,也不意味着攻擊什麼。它可以指向外物,但從根本上說它指向自我。自省我們想當然,作為假設的那些論斷,問自己那些假設是否合理,並且尋找證據去證明。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些假設確實是合理的,有些則不然。當你發現一種假設並不合理時,就有責任尋找背後的原因。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外國人的觀點」。其實這種批評反省既是在西方學術中存在,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一部分。例如,宋代學術就有批評反省的精神,歐陽修的《詩本義》對《詩經》毛亨傳和鄭玄箋既有接受也有反對。晚明清初學術也是如此,學者意識到古籍中有大量「通假字」,因為讀音相同或相近而出現。中國和西方傳統一樣重視批判反省,這種精神也是「變而通」的根本組成部分。

 

關注語言文字的微妙之處

趙:提到杜甫,最近哈佛大學召開了一個關於杜甫的研討會,我向您祝賀會議能圓滿舉行。學術界已經有大量關於杜甫的研究,很多學者視杜甫研究為畏途,認為很難提出新見。因此似乎出現了越是經典作品,越是無人敢於觸碰的現象。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宇:我對此看法不同,我認為杜甫研究的空間還很大。現有的杜甫研究常常出現一種循環闡釋:既定的理解影響了對杜甫的解讀,這些解讀又轉而強化既定的結論。例如,關於杜甫歷來有「無一字無來處」的說法,因此學者總想尋找出處,但是杜詩中常有找不到出處的語彙。據我所知只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杜詩中某個語彙前人從未用過。很少有人關注這個問題,因此也無人追問那些語彙在唐代讀者聽來是什麼意味。我們應當思考杜甫如何在他的時代運用語言。在杜詩中我們會突然讀到一個中醫術語,或者發現他把公文中的正式用語移用於日常生活,如用「敕」字命令妻子準備晚餐。這些是很基本也很引人注目的現象,但很少有人探討。如果不關注這些語言現象,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義。樊晃在770年代所寫的《杜工部小集序》中提及當時讀者傳誦的杜詩多為「戲題劇論」,只有在我們注意到杜甫的用語時,才能理解這一評價的原因。杜甫的語言也常常變換語體風格和語符。例如《解悶》其七:「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第一句中交錯了不同語符。「陶冶性靈」可以追溯到鍾嶸《詩品》和顏之推《顏氏家訓》中的用法,而「存底物」的語氣很微妙,我尚未發現在杜甫之前有人把「底」用作疑問句,這是一種極具口語特色的用法。在他之前也沒有人把詩稱作物。詩篇是「陶冶性靈」的手段,還是「陶冶性靈」的成果?這會引發很多闡釋上的問題。此處語符的變化體現了高與低、遠與近之間的對比。遠、近這些簡單的範疇與一些有趣的問題相關,比如中央朝廷與地方的關係,有一些東西可以「行遠」,在整個帝國流傳,形成對比的是,有些只屬於本地。這種對比在《解悶》十二首中反復出現。

宇文所安認為,杜甫研究的空間仍然很大。

 

趙:您強調了關注語言的重要性。一定要從文本的語言現象出發,才能提出有研究價值的問題嗎?您可以再舉一些例子嗎?

宇:對語言的感覺是研究文學的基礎。我們要提出新問題,需要以文本為起點,注意文本自身提出的問題,而不是拉出關於文本的習慣性的問題和舊說。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文學文本不只是可以轉述的內容,而且還有其寫下來的「語氣」,而語氣取決於對語言的微妙感知。例如,杜甫在秦州所作的《除架》詩寫的是做瓜架,結尾卻道:「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卑微的事物和宏大的意義並置,兩者之間能否彌合無間?杜甫有時自得地置身於微不足道的事物中,有時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卑微與宏大之間的差異。一旦我們注意杜甫用語中的這些現象,我們就會發現困擾杜甫的問題。另一個例子是,《解悶》其一「溪女得錢留白魚」中的「錢」是錢幣,還有哪些詩中用錢指錢幣?李白寫過「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不過此處錢並非錢幣。杜甫《空囊》中寫道「留得一錢看」——囊中留一枚錢幣。但是後來的詩人很少這樣寫錢幣,除非用比喻的方式,因為他們認為談論錢幣是粗俗的。《解悶》其一提及錢幣,其二又言及米的「貴賤」,這就提示了問題所在。我在蕭滌非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裏還沒有發現論及這一點的材料,因此關注語言可以幫助我們注意到前人忽略的問題。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地對待語言,就不會有所見。文言有很多層次,在歷史變化中很多細節消失了。古典文學文本就像李賀《長平箭頭歌》中古戰場上的箭頭:「漆灰骨末丹水沙,淒淒古血生銅花」,外表沾滿鐵鏽、血污、塵土,讓人無法辨出本來面目。學者的部分職責就是讓語言重新煥發生命,就像把箭頭上的鐵鏽除去,讓箭頭重新回復閃亮的原貌。

日本僧人圓仁,曾經赴唐學法。

趙:您前面提及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詩歌語言。您認為技術發展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什麼影響?

宇:當前學者的研究都不免要藉助網絡和數據庫。但是我們有種印象,似乎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與技術無關。其實學者可以做的研究和技術的發展一直是息息相關的。技術很重要,因為技術發展總是改變着人們學習的方式。紙的發明改變了知識傳播的方式。紙張不只是一種媒介,還有更深刻的影響:由此私人藏書室不必大得如同倉庫。印刷術的影響也很明顯,讓學者可以較為容易地得到大量書籍。830年代,日本僧人圓仁要花450錢才能買到一部四卷的經文手抄本,而到了北宋,類似書籍的價格降至此前的十分之一。宋代學者認為這個過程對他們而言有得也有失。但是在「變」中,得失必然是攜手並進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印刷術的引入導致了更深刻的變化,包括古籍的大量影印。這場技術革命推動了知識普及。一般學者從此可以擁有完備的基本古籍。因此,二十世紀的知名學者會顯得比他們的前輩博學得多。

趙:越來越多的文學研究者藉助檢索數據庫進行研究,但有時數據庫會被誤用,出現檢索關鍵詞拼湊論文的現象。您認為應當怎樣有效地運用數據庫?

宇:人們將大量時間用於搜索網絡和數據庫,卻甚少思考網絡和數據庫究竟可以如何被使用。常常有人使用二十一世紀的技術,遵循的卻是中世紀的研究方法。例如,有些學者在校注中仍然經常引用某個字詞最初的用法。初唐的李善這樣做無可厚非,因為當時流傳的唐前文本很有限。但是,只要我們注意研讀文本,我們就會發現真正的「出處」常常並非最早的用法,而是處於最早的用法和需要注釋的字詞之間。注釋者只有引用這些處於中間地帶的用法,才能幫助讀者更準確地理解文本的意義。數據庫是有利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起對語言更為細致的理解,幫助我們讀出唐宋漢語在其語境中的微妙差異。檢索數據庫可以讓我們對比閱讀大量文本,發現哪些用法常見、哪些與眾不同、哪些是反語、哪些是特出現象而不屬於通常的詩語。這樣我們閱讀語言文字的方式就改變了,我們會更清楚地發現文本中提示的問題。古代漢語不再只具備字典裏的定義,而變成活生生的語言。例如,當我讀到南宋詞中某個詞語的注釋時,如果感覺不準確,我可以用關鍵詞搜索,看看這個詞在其他50個例子中是什麼意思。又如,王維《輞川集》中《鹿柴》一首的柴字用法很獨特,當柴字出現在詩歌中,幾乎總是讀作chái,而此處卻讀作zhài。王維在長安的朋友聽到鹿柴時會作何想?《輞川集》可以說相當激進地使用具有鄉野色彩的語彙,集中很多用語都可以佐證這一點,這些語彙幾乎從來不被視作詩歌語言,集中也提及很多從來不會在詩歌中出現的名物。文本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有何意義?這些都值得思考。

趙: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文學研究中有一些新的趨向,不少文學研究者轉向廣義的文化研究,表現出對於物質文化的興趣,比如文本印刷流通等問題。您的研究一向以文本細讀為核心,這些趨向對您的研究方式有影響嗎?

宇:我也討論過相關問題。比如五代、北宋時期一些詞作並無明確的作者,但是尋找作者的慣性總是在起作用,於是這些作品被冠以晏殊、馮延巳、歐陽修等人的名字。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為晏幾道編過一部詞集,從晏幾道為詞集寫的序言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寫成一首詞後不會保存原稿。這在當時很常見,詞人完成詞作後就隨手送人。這自然引起我對文本物質形態的關注。人們怎樣得到、怎樣閱讀這些文本?對當時人而言,詞是歌妓所唱,而歌妓會根據場合需要更改字句。我們印象中有一個知名文人的團體,但實際上我們所有的是一套演出曲目。印刷文化早期詞集的樣貌很蕪雜。例如,據說賀鑄有兩部完整的詞集,其中一部有兩卷,但是下卷散失了。一部集子基於北宋時的原作,另一部是南宋時編纂的。兩部詞集中重合的詞作大約有八首。也許這八首詞來自散失的那卷,但是我們無法確證。大約比這兩部詞集成書年代都早的《樂府雅詞》收入將近五十首賀鑄詞,其中百分之四十的詞作不見於這兩部詞集,與散失的那卷留下的詞牌目錄也不相合。怎樣解釋此種現象?宋代版本並不能解答一切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其中收錄的詞作來自何處。這裏就可看出物質文化影響文本細讀的方式。我不會試圖去證明混入賀鑄詞集中的哪些作品是其他詞人所作。考證詞作的準確性必須建立在這一基礎上:詞沒有廣泛流傳,歌者也沒有更改詞中的字句,否則考證建立的世界就會崩潰。這就是連鎖論證(sorites argument),只要有一環脫落,整個論證就失敗了。當文本中的字句不確定時,文本就成了很難對付的環。

趙:很多學者和學生認為您是天才,您的詩歌細讀和見解總能發前人所未發。有沒有什麼詩歌是您讀了卻找不到共鳴的?天才在您的研究中比重如何?

宇:當然有,有些詩我反復讀了好多遍都覺得不過如此嘛,很久以後才忽然發現其中特別的一點。我不認為自己是天才,我只是掌握了一種關注語言文字及其語境的技巧。很多人都具備這一天賦,即對於語言文字的敏感,善加培養這種天賦,可以將其形成技巧,在閱讀中注意到與眾不同的現象。我認為即使是人們通常認為無趣的作品,閱讀起來也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們常常代表某個時代寫作的常態,為理解某些特出詩篇提供了語境。例如,吳文英詞中充滿斷片般的意象,但是他寫作的1230至1240年代,也是朱熹理學思想產生影響的時代,這影響表現在文官錄取制度中,也表現在家庭儀式中。在朱熹設想的系統中,各個部件應當圍繞一個中心配合無間。吳文英是當時最受歡迎的詞人,而在他的詞中整體卻斷裂為碎片。事物如何在相對關係中存在,這是值得思考的。吳文英詞與朱熹理學的關係有點類似好萊塢電影與美國社會實際生活的關係。好萊塢電影中充滿熱愛自由、破除陳規的個人。而在生活中,美國人是很不自由的,人人都得遵守規範,很少出現無視紅綠燈的現象。設想一個大唐的人類學家來到美國,他看到的哪個美國更為真實?文學和藝術的表現處於一個有界限、被保護起來的空間。如果據此總結出某個時代或者某種文化的特質,肯定是成問題的。我總是說中國並沒有一種本質特徵,它有的是前後連貫的歷史。任何對中國文化特質的概括都會在中國文化內部遭遇反證。這樣的原則當然也適用於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

趙:王爾德認為文學批評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學創作,您認為想像力在文學研究中有重要作用嗎?想像力豐富會導致過分詮釋嗎?

宇:文學研究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但這創造性是受到束縛的。我們無法證明某個文本一定是因何而作,但是我們可以為文本重構出合理的上下文語境。例如,在我對《解悶》十二首的解讀中,我並不認為杜甫會用我所用的語言來討論地方經濟和全國經濟之間的關係,但是假如不用這些術語,我便無法探討他在詩中論及的現象。杜甫以他的方式處理這些現象,把錢幣和米價放在一起,把旅行和身處當地對比,言及荔枝從地方運往朝廷等等,所以我的解讀可以得到杜甫詩歌本身的支持,並無牽強之處。我在杜甫其他詩篇中也可以找到很多討論地方和全國關係的例子來支持我的解讀。當時唐帝國發生的許多事件也是證據:各個州府之間的權力轉移,年輕進士被迫擔任縣尉的不滿,詩人在節度使幕府中任職的情形,以及本土的自豪感,這些都是杜甫詩歌的語境。我要證實在文本中發現的現象,必須有其他例證,運用同時期可以對比的文本,建立起一個話語世界。有趣的解讀並非來自狂想,有趣的關鍵在於它並非預期中的。如果我們讀詩只為了發現預設的東西,或者證明我們已經被告知的那些假設,就只能得出預期中的結論。那會導向比過分詮釋糟糕得多的誤讀。我喜歡用佈道文(sermon)來形容文學批評(當然,佈道文用以詮釋《聖經》,與文學批評不完全等同),它文辭優美,論證充分,而且充分尊重文本所言。

趙:您已有五本關於唐代文學的專著,是否還有關於唐代文學的問題是您想繼續探討的?您的研究從唐代開始,這是不是因為唐代文學通常被視為中國文學的頂峰?您對中國文學的其他階段怎樣看,是否有書寫計劃?

宇:關於中唐我只寫過一系列散文,我當時認為那是探討中唐的最佳方式,或許我還應當寫一部中唐文學史。我的研究沒有涉及唐代文學的最後階段,因為在我看來,唐末以及五代文學——尤其是詩歌——並非特別有吸引力,在很多方面只是重複中晚唐已有的現象。我不認為唐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頂峰,中國文學中有很多高峰,唐代只是其中之一。十七世紀文學就非常有趣。關於明清文學,我常常和學生開玩笑:有意思的作品都不在《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裏。如果我要讀那個時期的作品,我會直接奔《存目》而去。我正在撰寫一部關於宋代古文的小書,以幾年前我所做的北大胡適人文講座為基礎。我非常喜歡機智幽默的宋代古文。例如蘇東坡為文同寫的《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充滿蘇東坡懷念逝去朋友的笑和淚。這篇記中常常被引用的是「嚴肅」的部分,其實文中有很多玩笑,可能有時作家在風趣時才能真正嚴肅。我還有一部關於宋詞的書已經完成,正在審閱中。一首詞之所以美,與一部高雅文學作品之所以美,標準頗不一樣。好詞的措辭常常簡單、直接、流暢,但是非常優美,有點像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詩歌。詞的美有時很難在文學寫作中重現,所以我書中討論的一個問題是詞如何成為一種文學樣式。

宇文所安指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了許多有意思的作品。

 

翻譯出差異性和豐富性

趙:前面您談了要在研究中關注語言的微妙之處,我想這正是很多中國讀者喜歡讀您的書,並且能夠從中得到啟發的原因。但對於英語世界中不懂中文的讀者,您希望他們從您的研究中得到什麼啟示?

宇:針對英文世界中的讀者,我翻譯編輯了《諾頓中國文學作品選》,這相當於給他們一張地圖,便於他們按圖索驥。人們曾經問我為什麼要獨自翻譯一部文選,我的回答是要譯好中國詩歌就必須翻譯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全部作品。對很多英文讀者而言,譯成英文的中國詩歌讀起來都差不多。但是對中國讀者,尤其是前現代的中國讀者而言,詩歌意味着一個全體中混雜着差異性的個體,就像大家族中的一個個成員。優秀的翻譯必須重構原作中體現的差異性,至少是在相互比較中體現的差異性。英文讀者無法瞭解中國文學家族中的每個成員,但是《諾頓》文選可以讓他們獲得一種文本家族的基本印象。翻譯時我感覺自己在寫一部劇本,劇中每個人物的性格、語氣都不同。這也是我在翻譯中覺得最有趣味的地方。不同的中國作家作品的英譯應該顯出不同的面貌。如果白居易詩歌的英譯和李商隱詩歌的英譯讀上去差不多,這樣的翻譯不能算成功。

趙:人們通常認為詩歌最容易在翻譯中失落,您的看法呢?您在英譯中會尋找語氣可以與中國作家對應的英語作家嗎?

宇:我不認為詩歌的翻譯會比敘事文學的翻譯喪失更多原作的好處。比如簡.奧斯汀(Jane Austen)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說的妙處並不只在於情節故事,在譯文中同樣要傳達小說家的個人風格和語氣。有時在翻譯中我會找到語氣和中國作家相對應的英語文學作家,雖然我從未刻意製造這種對應。我很喜歡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的詩,有些讀者可能會發現我譯的《長生殿》有德萊頓的影子。譯文要有一定的時代感,「welcome to our revels」這樣的用語可以把讀者拉回十七世紀,甚至是十六世紀。這種說法在現代英語中沒有完全消失,不算過時,但是帶有一點舊日的味道。在翻譯中不能用古老過時的語彙,但是可以巧妙地擺弄一些用語。正因此我認為中國文學的英譯,特別是針對普通讀者——而不是文學研究者——的英譯,應當由英語母語者承擔,因為母語者更熟悉各種用語的時代感,能夠熟練地擺弄這些用語,比較準確地將其置於當代語境中。母語者也更瞭解當代英語讀者閱讀英語詩歌的習慣,比如當代英語詩歌中通常不會有規律地押韻,否則讀起來就有點可笑了。

The Poetry of Du Fu是宇文所安在翻譯上的力作。

 

趙:您翻譯的第一部杜甫詩歌全集已由中國人文經典文庫在2015年出版,請您談談對文庫的設想,以及翻譯杜甫全集的意義。

宇:杜甫詩歌全集英譯本是中國人文經典文庫出版的第一部書,採用中英對照的形式。文庫的宗旨是用準確並且具備可讀性的英文翻譯前現代中國重要的文學作品。這些翻譯不僅以印刷形式出版,而且有網絡版本,無償提供給全世界的學生、學者、讀者使用。我翻譯的阮籍詩也即將由文庫出版。目前我希望建立一項基金,支持文庫在接下來二十年中的持續發展,以便完成一些大型的翻譯專案,比如將《資治通鑒》譯成英文。翻譯杜甫全集的目的是讓英語世界中的讀者瞭解杜甫詩歌的全貌。翻譯、閱讀全集都非常必要,因為只有全集才能幫助我們把握詩人的多樣性。杜詩選集中常常收入所謂的代表作,這些名作不斷重申一種既定的杜甫形象,其結果是造成讀者對杜甫的刻板印象,似乎杜甫只是一個嚴肅的儒家代言人。我瞭解到中國的中學教科書中收入的杜甫詩作是《登高》,以此代表杜甫,在我看來是個有趣的現象。還有個有意思的問題是,言及杜甫的現當代中國詩人大多是男性,杜甫似乎被看作一個極具男性特質的詩人,成為宏大敘事的一部分,而其中往往沒有女性的位置。但這些不是我所認識的杜甫,或者說它們只能代表部分的杜甫。杜甫寫作了大量詩歌,但讀者通常閱讀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詩人的豐富性因此被遮蔽了。杜甫不少為人忽視的詩歌都展現了人們所不瞭解的杜甫。例如,《催宗文樹雞柵》寫道他為治病養了很多烏雞,烏雞到處亂跑,他不得不催促兒子做雞籠;《信行遠修水筒》討論了他與少數民族僕人的關係;《麗春》言及他對罌粟的喜愛;他在詩中談論政府時也頗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杜甫隨和家常的一面常為人忽略,因為很少有人會去讀《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這樣的詩,其中寫到朋友給他帶來豆醬——「甕醬落提攜」。詩人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其實很有吸引力,可以跨越性別和文化的鴻溝,被更多讀者理解。

趙: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哪些思想家對您產生過深刻的啟發或者影響?您認為應當如何在文學研究中運用理論?

宇:有很多啟發過我的思想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顯然是其中之一。我來自解構的家族,不過我是個古怪的解構主義者,因為我同時也是個歷史主義者。解構主義反對歷史化,但我的研究從根本上說是歷史主義的。解構思想的重要人物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曾經說過耶魯解構學派只有兩個真正的傳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因為我繼承了解構的精神,而並非死板地延續解構的方法。我認為這種看法有其合理性,不過我也受到中國學術的影響。我花了這麼多時間研讀中文,閱讀前現代中國智者們的文字,因此我的影響來源是多元的。也正因此我認為在海外學者研究中國的方式和中國學者研究中國的方式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區別。我讀過大量理論著作,但是我並不試圖在文學研究中運用理論。我喜歡閱讀理論,因為理論本身足以讓人興味盎然。在我閱讀文學作品時,會聽到理論中的某種迴響。充分理解並內化某種理論之後,它自然會呈現在研究中。

趙:您不贊成海外學術和中國學術之間的劃分。這讓我想起您在論壇演講中所言:有時您解讀中國古典詩歌的方式和前現代中國學者是一致的。這是否意味着您試圖如中國學者那樣去理解詩歌?

宇:在海外學術和中國學術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二十世紀以來優秀的中國學者大都瞭解西方學術。很多在美國大學東亞系任教的學者都曾在中國學習或者取得過學位,但是他們往往被稱作海外學者。大量西方學者在中國任教,更多的中國學者在美國任教,思想和書籍是混雜在一起的,我們無法在學術中尋找純潔性。在某種程度上,我已經將前現代中國學者閱讀文本的一些方式內化為我自己的。如黃生對文本結構的分析指出律詩的各個部分如何組成有機整體,對我閱讀律詩頗有啟發。前現代中國學者解讀文本的很多方式在歐洲文學批評中完全找不到對應物。黃生的讀法可謂中國的形式主義,但這種形式主義不適用於解讀歐洲文學,因為後者常用明顯的論點把文本各部分組合在一起。我並不是試圖如中國學者那樣去讀詩,事實上,我有一部分就是中國學者。

趙:您自稱是歷史主義者,對文學研究者而言,歷史主義的重要性何在?

宇:我相信語言是在歷史中生成的,語言有超越其歷史語境的意義,但是也有植根於歷史語境的意義。要避免在研究中人云亦云,我們要認識到似乎永恆存在的事物其實發生於歷史的某個時刻。在某種意義上說,我採取的是一種策略性的歷史主義,因為在中國文化研究中,我們常常聽到一些似乎一直有效的論斷。例如,何時開始出現對於李商隱詩歌的系統化的政治解讀?是明末清初才開始的。明朝滅亡以後,很多學者為一切都賦予上政治意義,這種解讀逐漸具備權威性。於是人們忘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李商隱的時代,他的詩歌並非如此被解讀。歷史化是反思傳統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有人告訴你這是一首經典詩歌時,你要問:從何時它開始成為經典詩歌?當時的語境怎樣?這一判斷現在是否仍然有效?我總是問學生:一首詩何時被收入選集、被注釋?一個術語、某種闡釋何時首次出現?王維的《鹿柴》和《竹裏館》何時首次被收入選集?何時盛唐第一次被用來指稱詩史上的一段時期?何時注釋者第一次把阮籍的《詠懷》解釋為表達對魏的忠誠?這些是簡單基本的歷史問題,也有明確的答案。回答這些問題時,人們會意識到想當然的事情並非總是如此,闡釋和判斷本身就是變而通的一部分,不應被視作僵化的知識。

安德魯.馬維爾是十七世紀著名英國詩人。

 

趙:在當代研究古典文學,我們是否有可能跨越歷史鴻溝去理解古典文學呢?

宇:我們無法抹去那些歷史帶來的變化,而且我們要提醒人們注意到這一點。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名作中有一句:「我植物般的愛將生長,比帝國更遼闊,更緩慢。」(My vegetable love should grow vaster than empires, and more slow.)當十七世紀詩人言及Vegetable時,他想到的是自然中植物的生長,而現在這個詞的意思是蔬菜。我們讀到這句詩,無法在頭腦中抹去青菜的意象,但是要讀懂它,我們必須知道詩人所言是植物的生長。在我一篇討論《唐詩類選》的論文中,我思考的問題是,這部九世紀中期的選集依據何種原則收入杜甫詩,唐代讀者如何閱讀評價這些詩。除了《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首外,集中收入的都不是十一世紀以來形成的公認名篇。在某些入選的詩中,可以看出唐人喜歡,而在宋代失去魅力的一些修辭習慣。在《題新津北橋樓》這首詩中,「西川供客眼」一句中的「供」字看似普通,但是我查閱大量唐宋詩以後發現,在杜甫以前「供」的賓語都是食物或錢財,杜甫第一次把「供」字用於令人愉悅的景象。因為《唐詩類選》在宋代相當流行,詩人反復模仿其中收錄的詩,「供」的意義擴大了,杜甫開創的新意變成了一種陳規,人們讀到類似的用法時不會再眼前一亮。這就和我們讀到馬維爾詩句的感覺一樣。當他寫下植物般的愛時,他的用語很特別,但是後來一再被模仿,就失去了獨特性,幾乎成了陳詞濫調。這是語言的性質,也是偉大詩人的命運,但是我們要記住詩中曾經有過的瞬間的機智、幽默、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