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中华国学 » 对顾颉刚 “层累说”讨论的再认识

对顾颉刚 “层累说”讨论的再认识

常慧琳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硕士,现为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两汉文献、文学与思想。

 

 

 

 

 

上世纪初的古史辨运动中,层累说横空出世。史学史上,它将辨伪推进到历史学领域,剥下了经学的外衣,将文献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近百年,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有诸多论文、专著讨论层累说。笔者试图 “在极琐碎的事物中找出一个极简单的纲领来”[1],还原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真实面貌,找出层累说的核心思路,借此站在当今时代重新认识“层累说”。
一、再认识顾颉刚的“层累说”

要了解层累说是什么,明确“层累说”的核心叙述和目的,需要回到顾颉刚的文本中去考察,我将层累说分为三个阶段:

1.理论准备期

首先,顾颉刚在民国二年(1913)沉迷看戏之余思考了民间传说的流行[2],民国七年(1918)生病回苏后也整理过民谣[3],后在追述中认为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了研究古史的方法[4]。其次,读了《水浒传考证》、《孔子改制考》后进一步意识到“现在我们看古史是垂线的,起初一条线,后来分成几条,更后又分成若干条,高低错落,累累如贯垂旒,只要细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层次。[5]最后,民国十一年(1922),在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考虑到尧舜禹的问题后提出了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6]。这就是层累说的雏形。

2.理论提出期

(1)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层累说即得名于顾颉刚所说的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7],他提出了三点并附了具体的例子。而后,顾颉刚想 “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8]。可以看到,其核心目的是讨论古史,具体到讨论一本本书中的古史。又, “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例如辩论《诗经》与歌谣的文字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但此文既为辨明《诗经》之性质,而《诗经》中有古史材料,《诗经》的考定即可辅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9],顾颉刚还表示, “我的研究歌谣是有所为而为的我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部分确为民间流行的徒歌”[10], “我的搜集歌谣的动机是由于养病的消遣,其后作了些研究是为了读《诗经》的结果。…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11]可见考辨歌谣等民俗学研究是为了研究古史。

(2)《答刘胡二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

在这两篇文章中,顾颉刚提出了打破四种观念,重申了 “要先把与古史有关的书一部一部的读了,把内中说及古史的地方钞出,归纳成为一篇 ‘某书中的古史’”[12]并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再一次让我们确定层累说是研究古史的方法。

(3)时人补充叙述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称层累说 “剥皮主义”[13]并概括出了四点方式。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中同样认为 “实为剥皮的方法”[14]。杨宽、童书业等人均为对层累说进行阐释与发展,但并不能直接将其叙述作为层累说。

3.理论的运用期

明确了层累说作为顾颉刚研究上古史的核心方法后,便可知其具体运用。一是用于分析上古史的具体问题,如大量关于上古史的论文。二是《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古史材料集》(计划)、《古史考》(计划)等系统性的试图解释古史的论著。所以王煦华认为: “这个庞大的《古史考》系列,也就是顾颉刚先生心目中全面的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他的《古史考》虽然未能作成,但他提出的《帝系》、《王制》、《道统》和《经学》四考,确是抓住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中心。[15]

二、讨论中的缺憾

(一)层累概念的扩大

其一,论及层累说来源不应将之扩大成 “顾颉刚的学术渊源”。当然,并不是说层累说没有得益于他人。我认为可从三方面来看。一为古人,选取其理论的直接参详,如崔述的《考信录提要》《补上古考信录》。[16]二为时人。但需要辨明真伪,对时人的言论不能听之信之。至于西人,时代思潮诚然对顾大有裨益,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层累说。其二,分析时,将层累说运用到了顾颉刚的所有研究中。层累说作为顾的思想均适用于他的学说中,但是根据上文分析,讨论层累说的时候,应当更多的关注主干。总之,应认识到层累说作为顾系统性的观点,将之置于其学术体系中讨论缘起。

(二)论点的避重就轻

正因为扩大了其外延,所以对其批判纷至沓来。其一是批评层累说的方法论。学者在总结层累说的方法时似乎更喜欢使用民国时人叙述,给层累说套一个某某法,然后去批判。并未讨论、判断这些方法为什么是层累说的方法。其二是默证问题。自从张荫麟提出默证后,时人绍来、梁园东、陈寅恪等纷纷撰文响应,以至百年来的批判必引述张说。但较少思考张氏所谓 “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17]是否合乎逻辑、张氏文章中的话语错误以及顾颉刚的默证法之性质,惟今人彭国良、乔治忠[18]等文有所说明。总之,批评没有直面顾的观点,响应层累说本身。

(三)批评的以偏概全

对层累说的批评除了上述问题外,均着眼于具体问题。批判一个论点,应当从逻辑上归谬、方法论上失当以及运用上不足来讨论。而顾氏层累说的前二者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关于方法论上段已表,被批评的不是顾的方法,而是民国时人根据顾总结的方法。)那么在具体问题上,顾颉刚运用层累说正确解释了很多问题,但也有解释错误的时候。而就这些错误批评层累说,是以偏概全的。如以帛书《老子》批评老子年代、以《容成氏》批评禅让说等,均是立足于占有丰富出土文献的今天。对于没有出土文献左证的问题,今人依旧无法确切地裁定真伪。总之,站在后时代去批评前人观点,太过苛责。

三、层累说的 “缺失”与启示

层累说作为一个理论自然有很多不适用的地方。所谓理论,本身便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思想,而一旦高度概括自然会有适用条件。其一, “自然层累”也是对古史极为重要的认识。如钱穆认为 “伪造与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造伪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造伪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造伪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19]其二,古史也会层累的遗失。如刘起釪认为 “我国上古的旧史体系固然是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然另一方面还有 ‘层累地遗失的古史’与之相辅构成古史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一些史料毁失过甚、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只应当存疑,不应当疑定。顾先生学说中对这点没有加以注意……但由于忽视了 ‘层累地遗失古史’的一面,以致对一些史料毁失过甚史实面貌不清但不能肯定就是伪史的地方,也作为伪史怀疑。[20]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顾颉刚研究中具体的错误呢?是否为层累说的错误呢?这些错误归因于其疑古太过,预设了伪书伪事伪史而去论证,如王泛森所说的 “把书的真伪与书中所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伪书中便不可能有真史料。他们之所不能自觉到这么一个盲点,是因为心中有一套潜在架构,使得他们不能平情的对上古史事进行细心的鉴别[21]。但是,疑古太过贯穿了他的大部分研究,不能因为其与层累说恰好重迭,就认为是层累说之误。如果在疑古太过的指导下运用考古材料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能否说明考古实证的方法是错误的呢?疑古是上个世纪初的重要社会命题。需要强调的是, “层累说”远不是一个学术史、史学史上的重要理论,更是一场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运动。比如在政治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并且与救亡图存紧密结合。1931年,顾颉刚说道: “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22]1939年2月,顾颉刚在傅斯年的劝说下在《边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竹内好在《顾颉刚与回教徒问题》认为 “把 ‘鼓舞民族士气’的主旨融汇到 ‘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中了。[23]在思想上它怀疑一切的价值。旨在打破四个偶像:种族的偶像(帝系),政治的偶像(王制),伦理的偶像(道统)与学术的偶像(经学)。它还对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费孝通直言 “我就是受到这本书影响的青年之一。[24]钱伟长认为 “我一生中有两个转折点:第一,对书籍由背诵转为要理解,不要全信,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第二,专业由历史转为物理。这都是和顾先生的帮助分不开。”疑古太过是时代的产物,但在当时是有裨于时代的。

所以当代读者在讨论层累说时,首先要将其放入上个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看到层累说是顾颉刚认识上古史的不二法门、研究上古史的核心方法。其次,由于时代的要求与时代的限制,在疑古思想的指导下,顾颉刚显得有些矫枉过正、疑古太过,运用层累说得出了一些错误结论。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宜多加苛责,不能以今人批古人。此外,顾颉刚后期也根据出土材料修改了一些早年的结论,这可以看作他对疑古过头的自觉的认识与自主的纠正,也是应当讨论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层累说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有着本质区别。葛兆光指出,古史辨派旨在针对于 “过去”,去伪存真以求信史;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将 “六经皆史”进行到 “史皆文也”[25]。最后,今天的我们,除了在不断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试图继续探寻古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应对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进行选择吸收,以期作用于当代。

[1] 顾颉刚:〈两个出殡的导子账〉,载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428。

[2] 顾颉刚:〈自序〉,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1册(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页19-23。

[3] 同上,页37-41。

[4] 同上,页61。

[5] 同上,页45。

[6] 同上,页52。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1册,页60。

[8] 同上,页60。

[9] 顾颉刚:〈自序〉,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1册,页2。

[10] 同上,页75。

[11] 同上,页77。

[12]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1册,页96。

[13]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1册,页192。

[14] 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2册(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页368。

[15]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前言页4。

[16] 是顾颉刚本人、胡适等赞许他的人、陆懋德等批评他的人一致认可的。参见〈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1册,页192)与〈评顾颉刚《古史辨》〉(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2册,页368)。

[17]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2册,页272。

[18] 但两人文章论点也有分歧,乔文在批判继承彭文的基础上涉及到对周书灿、宁镇疆文章的反驳。参见彭国良:〈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文史哲》2007年第1期,页51-60。宁镇疆:〈「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学术月刊》第42卷7月号(2010年7月),页149-160。乔治忠:〈张荫麟诘难顾颉刚「默证」问题之分析〉,《史学月刊》2013年第8期,页26-34。周书灿:〈「默证法」与古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页47-56。乔治忠:〈再评张荫麟主张的「默证之适用限度」及相关问题——兼评周书灿《「默证法」与古史研究》一文〉,《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页33-38。

[19]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载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5册,页620。

[20]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页150。

[21] 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页296。

[22] 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载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139。

[23] 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页313。

[24]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载费孝通着:《费孝通全集 第十四卷(1992-1994)》(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66。

[25]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3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