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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顧頡剛「層累說」討論的再認識

常慧琳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碩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領域為两漢文獻、文學與思想。

 

 

 

 

 

上世紀初的古史辨運動中,層累說橫空出世。史學史上,它將辨僞推進到歷史學領域,剝下了經學的外衣,將文獻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近百年,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有諸多論文、專著討論層累說。筆者試圖「在極瑣碎的事物中找出一個極簡單的綱領來」[1],還原顧頡剛的層累說的真實面貌,找出層累說的核心思路,借此站在當今時代重新認識「層累說」。
一、再認識顧頡剛的「層累說」

顧頡剛(圖片轉自網絡)

要瞭解層累說是什麽,明確「層累說」的核心敘述和目的,需要回到顧頡剛的文本中去考察,我將層累說分爲三個階段:

1.理論準備期

首先,顧頡剛在民國二年(1913)沉迷看戲之餘思考了民間傳説的流行[2],民國七年(1918)生病回蘇後也整理過民謠[3],後在追述中認爲從戲劇和歌謠中得到了研究古史的方法[4]。其次,讀了《水滸傳考證》、《孔子改制考》後進一步意識到「現在我們看古史是垂線的,起初一條線,後來分成幾條,更後又分成若干條,高低錯落,累累如貫垂旒,只要細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層次。[5]最後,民國十一年(1922),在為商務印書館編纂《中學本國史教科書》時,考慮到堯舜禹的問題後提出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6]。這就是層累說的雛形。

2.理論提出期

(1)1923年《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層累說即得名於顧頡剛所説的「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7],他提出了三點並附了具體的例子。而後,顧頡剛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觀,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觀,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觀。後來又覺得這些題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的做去,如《詩經》中的古史《周書》中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8]。可以看到,其核心目的是討論古史,具體到討論一本本書中的古史。又,「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總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歸結于古史的。(例如辯論《詩經》與歌謠的文字雖與古史無直接關係,但此文既為辨明《詩經》之性質,而《詩經》中有古史材料,《詩經》的考定即可輔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9],顧頡剛還表示,「我的研究歌謠是有所為而為的我想借此窺見民歌和兒歌的真相,知道歷史上所謂童謠的性質究竟是怎樣的,《詩經》上所載的詩篇是否有一部分確為民間流行的徒歌」[10],「我的搜集歌謠的動機是由於養病的消遣,其後作了些研究是為了讀《詩經》的結果。…我只想把歌謠作我的歷史的研究的輔助。[11]可見考辨歌謠等民俗學研究是為了研究古史。

錢玄同(圖片轉自網絡)

(2)《答劉胡二先生書》《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書》

在這兩篇文章中,顧頡剛提出了打破四種觀念,重申了「要先把與古史有關的書一部一部的讀了,把內中説及古史的地方鈔出,歸納成為一篇『某書中的古史』[12]並提出了幾個核心問題,再一次讓我們確定層累說是研究古史的方法。

(3)時人補充敘述

胡適在這篇文章中稱層累說「剝皮主義」[13]並概括出了四點方式。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中同樣認爲「實為剝皮的方法」[14]。楊寬、童書業等人均爲對層累說進行闡釋與發展,但並不能直接將其敘述作爲層累說。

3.理論的運用期

明確了層累說作爲顧頡剛研究上古史的核心方法後,便可知其具體運用。一是用於分析上古史的具體問題,如大量關於上古史的論文。二是《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古史材料集》(計劃)、《古史考》(計劃)等系統性的試圖解釋古史的論著。所以王煦華認為:「這個龐大的《古史考》系列,也就是顧頡剛先生心目中全面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他的《古史考》雖然未能作成,但他提出的《帝系》、《王制》、《道統》和《經學》四考,確是抓住了考辨古史傳說的中心。[15]

二、討論中的缺憾

(一)層累概念的擴大

其一,論及層累說來源不應將之擴大成「顧頡剛的學術淵源」。當然,並不是說層累說沒有得益於他人。我認爲可從三方面來看。一為古人,選取其理論的直接參詳,如崔述的《考信錄提要》《補上古考信錄》。[16]二為時人。但需要辨明真僞,對時人的言論不能聼之信之。至於西人,時代思潮誠然對顧大有裨益,但不能直接等同於層累說。其二,分析時,將層累說運用到了顧頡剛的所有研究中。層累說作爲顧的思想均適用於他的學説中,但是根據上文分析,討論層累說的時候,應當更多的關注主幹。總之,應認識到層累說作爲顧系統性的觀點,將之置於其學術體系中討論緣起。

(二)論點的避重就輕

正因爲擴大了其外延,所以對其批判紛至遝來。其一是批評層累說的方法論。學者在總結層累說的方法時似乎更喜歡使用民國時人敘述,給層累說套一個某某法,然後去批判。並未討論、判斷這些方法為什麼是層累說的方法。其二是默証問題。自從張蔭麟提出默證後,時人紹來、梁園東、陳寅恪等紛紛撰文響應,以至百年來的批判必引述張説。但較少思考張氏所謂「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17]是否合乎邏輯、張氏文章中的話語錯誤以及顧頡剛的默証法之性質,惟今人彭國良、喬治忠[18]等文有所説明。總之,批評沒有直面顧的觀點,回應層累說本身。

(三)批評的以偏概全

對層累說的批評除了上述問題外,均著眼於具體問題。批判一個論點,應當從邏輯上歸謬、方法論上失當以及運用上不足來討論。而顧氏層累說的前二者似乎沒有什麽問題(關於方法論上段已表,被批評的不是顧的方法,而是民國時人根據顧總結的方法。)那麽在具體問題上,顧頡剛運用層累說正確解釋了很多問題,但也有解釋錯誤的時候。而就這些錯誤批評層累說,是以偏概全的。如以帛書《老子》批評老子年代、以《容成氏》批評禪讓說等,均是立足於佔有豐富出土文獻的今天。對於沒有出土文獻佐證的問題,今人依舊無法確切地裁定真僞。總之,站在後時代去批評前人觀點,太過苛責。

三、層累說的「缺失」與啟示

層累說作為一個理論自然有很多不適用的地方。所謂理論,本身便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思想,而一旦高度概括自然會有適用條件。其一,「自然層累」也是對古史極為重要的認識。如錢穆認為「偽造與傳說,其間究是兩樣。傳說是演進生長的,而偽造卻可以一氣呵成,一手創立。傳說是社會上共同的有意無意——而無意為多——的一種演進生長,而造偽卻專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製造。傳說是自然的,而造偽是人為的。傳說是連續的,而造偽是改換的,傳說漸變,而偽造突異。[19]其二,古史也會層累的遺失。如劉起釪認為「我國上古的舊史體系固然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然另一方面還有『層累地遺失的古史』與之相輔構成古史的實際情況。因此對一些史料毀失過甚、史實面貌不清的問題只應當存疑,不應當疑定。顧先生學說中對這點沒有加以注意……但由於忽視了『層累地遺失古史』的一面,以致對一些史料毀失過甚史實面貌不清但不能肯定就是偽史的地方,也作為偽史懷疑。[20]

錢穆(圖片轉自網絡)

那麽,應當如何認識顧頡剛研究中具體的錯誤呢?是否為層累說的錯誤呢?這些錯誤歸因于其疑古太過,預設了偽書偽事偽史而去論證,如王汎森所説的「把書的真偽與書中所記載史事的真偽完全等同起來,認為偽書中便不可能有真史料。他們之所不能自覺到這麼一個盲點,是因為心中有一套潛在架構,使得他們不能平情的對上古史事進行細心的鑒別[21]。但是,疑古太過貫穿了他的大部分研究,不能因爲其與層累說恰好重疊,就認爲是層累說之誤。如果在疑古太過的指導下運用考古材料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能否説明考古實證的方法是錯誤的呢?疑古是上個世紀初的重要社會命題。需要強調的是,「層累說」遠不是一個學術史、史學史上的重要理論,更是一場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運動。比如在政治上是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並且與救亡圖存緊密結合。1931年,顧頡剛說道:「本來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但從此以後,我總覺得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事了。」[22]1939年2月,顧頡剛在傅斯年的勸說下在《邊疆週刊》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竹內好在《顧頡剛與回教徒問題》認為「把『鼓舞民族士氣』的主旨融匯到『歷史學家的學術研究』中了。[23]在思想上它懷疑一切的價值。旨在打破四個偶像:種族的偶像(帝系),政治的偶像(王制),倫理的偶像(道統)與學術的偶像(經學)。它還對青年產生了巨大影響。如費孝通直言「我就是受到這本書影響的青年之一。」[24]錢偉長認為「我一生中有兩個轉捩點:第一,對書籍由背誦轉為要理解,不要全信,要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第二,專業由歷史轉為物理。這都是和顧先生的幫助分不開。」疑古太過是時代的產物,但在當時是有裨於時代的。

所以當代讀者在討論層累說時,首先要將其放入上個世紀初的時代背景中去考察,看到層累說是顧頡剛認識上古史的不二法門、研究上古史的核心方法。其次,由於時代的要求與時代的限制,在疑古思想的指導下,顧頡剛顯得有些矯枉過正、疑古太過,運用層累說得出了一些錯誤結論。這些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宜多加苛責,不能以今人批古人。此外,顧頡剛後期也根據出土材料修改了一些早年的結論,這可以看作他對疑古過頭的自覺的認識與自主的糾正,也是應當討論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層累說與後現代主義史學有著本質區別。葛兆光指出,古史辨派旨在針對於「過去」,去偽存真以求信史;而後現代主義史學將「六經皆史」進行到「史皆文也」[25]。最後,今天的我們,除了在不斷豐富的材料的基礎上試圖繼續探尋古史真相,更重要的是應對疑古思潮與走出疑古進行選擇吸收,以期作用於當代。

顧頡剛《古史辨》(圖片轉自網絡)

[1] 顧頡剛:〈兩個出殯的導子賬〉,載錢小柏編《顧頡剛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428。

[2] 顧頡剛:〈自序〉,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香港:太平書局,1962年),頁19-23。

[3] 同上,頁37-41。

[4] 同上,頁61。

[5] 同上,頁45。

[6] 同上,頁52。

[7]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頁60。

[8] 同上,頁60。

[9] 顧頡剛:〈自序〉,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頁2。

[10] 同上,頁75。

[11] 同上,頁77。

[12]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頁96。

[13]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頁192。

[14] 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2冊(香港:太平書局,1962年),頁368。

[15]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前言頁4。

[16] 是顧頡剛本人、胡適等贊許他的人、陸懋德等批評他的人一致認可的。參見〈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頁192)與〈評顧頡剛《古史辨》〉(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2冊,頁368)。

[17]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2冊,頁272。

[18] 但兩人文章論點也有分歧,喬文在批判繼承彭文的基礎上涉及到對周書燦、寧鎮疆文章的反駁。參見彭國良:〈一個流行了八十餘年的偽命題——對張蔭麟「默證」說的重新審視〉,《文史哲》2007年第1期,頁51-60。寧鎮疆:〈「層累」說之「默證」問題再討論〉,《學術月刊》第42卷7月號(2010年7月),頁149-160。喬治忠:〈張蔭麟詰難顧頡剛「默證」問題之研判〉,《史學月刊》2013年第8期,頁26-34。周書燦:〈「默證法」與古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4年第2期,頁47-56。喬治忠:〈再評張蔭麟主張的「默證之適用限度」及相關問題——兼評周書燦《「默證法」與古史研究》一文〉,《史學月刊》2015年第10期,頁33-38。

[19] 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5冊,頁620。

[20]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年),頁150。

[21]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頁296。

[22] 顧頡剛:〈旅行後的悲哀〉,載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39。

[23] 劉俐娜:《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313。

[24] 費孝通:〈顧頡剛先生百年祭〉,載費孝通著:《費孝通全集 第十四卷(1992-1994)》(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66。

[25] 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3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