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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通‧忤時》中反映的史館制度弊病 與作者劉知幾的寫作本意

李樂琳

女,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系,副修中國歷史;現為清華大學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化遺產保護。

 

 

 

 

一、引言

劉知幾(圖片轉自網絡)

唐代設立了史館制度,這可謂是古代官方修史制度演變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貞觀年間一度促成了許多優秀史書的寫成,史館制度也從此被歷代沿用。然而,在《史通‧忤時》篇中,作者劉知幾(661-721)卻列出了「五不可」,對史館制度進行批評;考慮到劉知幾所處的社會政治背景,我們需要對他所提出的批評進行深入的思考:劉知幾所提出的史館弊病,可能只是當時的社會政治衍生出的問題,可能是劉知幾的意見有所偏頗, 亦有可能的確是史館制度本質上的問題。

同時,除「五不可」外,〈忤時〉篇的後半部分後加之作中亦包含了劉知幾複雜的情感和寫作動機。故本文希望從多個方面比較唐代貞觀時期與劉知幾時期的史館制度,從而分析劉知幾所提的史館弊病是否源於史館制度本質,並試圖揣摩劉知幾作〈忤時〉時的思想和本意。

本文選擇探討的兩個時期:貞觀時期,為史館設立之初,且是在修史方面頗有成就的時期;而武周中宗時期,則是指劉知幾任史官及前後的時期,即武周至中宗時期的690年至710年。

二、貞觀時期與劉知幾時期史館制度的比較
  1. 人員設置

劉知幾多次表達了對史館中人員設置的不滿,認為監修及史官人數眾多,一方面政出多門、其令不行,另一方面編修史官之間多意見不合,使效率低下。

關於史官的人數及職位分工,唐太宗時並未有詳細規定,僅大致有監修及史官二職。監修國史由宰相擔任,除了一些特殊情況下有所增加以外,監修國史置一人。 貞觀三年(629)設史官於禁中,四年(630),便以房玄齡 (579-648)「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 [1] ,長期擔任監修,直至二十二年(648)卒。其中幾度曾有臨時增加監修國史,如貞觀二十年(646)至二十三年(649)因撰寫《晉書》,曾增褚遂良(596-658)等同任監修[2]。貞觀一朝,繼房玄齡後又先後由高季輔(596-654)、張行成(587-653)監修國史。

除監修外,貞觀時期史官並無專職, 由其他官員兼任,稱為「兼修國史」。據牛潤珍在《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中的分析,通常「兼修國史」置二人,需要大規模修撰時才增加史官人數[3]

唐太宗(圖片轉自網絡)

史館發展至武周時期,除監修外,史館的人員設置有了更詳細的分類,設有「修國史」、直史館以及一些雜勤人員。

監修方面,據《唐會要》記載:「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處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4],當時的宰相皆擔任監修國史,此職共有五人之多。而在史館史官方面,武后時大致分為「修國史」以及直史館,而二者員額設置都大大多於貞觀年間。長安三年(703)修唐史,「敕三思及納言李峤、正諫大夫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5],據岳純之《唐代官方史學研究》,除了武三思(649-707)和李峤(644-713)為監修,吳兢(670-749)為直史館外,其餘皆為修國史[6]

  1. 史官資質與選任

唐初對於監修與史官的選任方法並無記載,不過從史書的記載來看,唐初的監修和史官都是十分具有文學和史學才華的。首先,擔任監修近二十年的房玄齡是唐代著名的良相,他「幼聰敏,博覽經史,供草隸,善屬文」[7],是當時宰相中十分有才氣的。

同時,史臣也大多出身自書香世家、極具文史修養的大臣兼任,如編修《周書》的令狐德棻(583-666)出身世家,父親曾任隋朝鴻臚卿,他自幼「博貫文史」[8],以禮部侍郎的身份任職監修國史。編修《北齊書》的李百藥(565-648)同樣生於史學家庭,其父曾任隋朝內史令,史書記載他「七歲能屬文」[9]。負責《實錄》的敬播(?-663)則是進士出身,房玄齡更曾讚譽他有良史之才,是「陳壽之流乎」[10]

不過,唐初的史官也有資質和品行欠佳的,如在貞觀一朝與敬播一同擔任兼修的許敬宗(592-672),雖然「幼善屬文」也曾中過秀才,不過在史學方面卻鮮有材幹,且德行有虧。高宗年間,因支持立武則天(624-705)為后而受重用,升至監修。其修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11],甚至收受金錢為人篡改歷史[12]

反觀之,武周時期的史臣在文史方面的才能大不如唐初。監修方面,除楊再思(634-709)是明經出身,其他都無功名,皆靠依附權貴坐上宰相之位。如蕭至忠(?-713)本是畿尉,因依附武三思而得以升至中書侍郎 ; 紀處納(?-710)、韋巨源(631-710)依附武三思,即使明經出身的楊再思亦是依附張氏兄弟及韋氏,「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13]

縱然監修的資質欠佳,此時的史臣仍大多由飽學之士擔任:崔融(653-706)[14]科舉八課及第,朱敬則(635-709)[15] 「三代旌表」、為人剛正,著有《十代興旺論》,韋承慶(640-706)[16]弱冠中進士,「辭藻之美,擅於一時」[17];同時,劉知幾本人亦是「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18]

以上可見兼修國史的史臣,無論在唐初或是武周時期,大多都是由學識淵博的大臣擔任。然而唐初由賢相房玄齡擔任的監修一職在武周時期卻被一眾無真才實學的丞相把持。

房玄齡(圖片轉自網絡)

  1. 史料搜集

除了一直編寫的《起居注》和《時政記》外,針對史館的史料徵集,唐太宗時便頒佈了《諸司應送史館事例》[19],規定:

詳端,天文詳異,蕃國朝貢,蕃夷如窺及來降,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詞,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法令變改,斷獄新議。有年及飢,並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氾濫。諸色封建。京諸司長官及刺、都督都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刺史、縣令善政異跡。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京諸司長官薨卒。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已下薨,公主百官定諡。諸王來朝。已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

無論是災祥徵兆、自然災害、外交來往、軍事行動、官員任免、政績考勤、刑事案件、政策法令的變動、百官皇族死亡定謚等大小事情地方及中央官員皆限時向史館上報 。這種史料徵集制度不僅確保了國家發生的大小事宜都能被記載,要求官員自動上報史館更是為史官搜集資料提供了便利。

貞觀時《諸司應送史館事例》頒佈不久,且有唐太宗對史館的重視,這一制度尚能夠有效地執行。然而武后時,這一徵集制度卻未能貫徹執行;據劉知幾描述:「史臣編錄,唯自詢採」[20],資料之少,「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21]

  1. 保密程序

修史應該據實而書,然而這樣卻可能得罪權貴,故史書的編修應該保密地進行,使史官無所顧忌,方能夠實錄、直書。唐太宗將史館置於禁中,一方面為了體現對史館的重視,一方面是為了確保修史工作的隱秘,然而同時也將史館置於朝廷的嚴密控制下。

史館置於禁中,同時又由皇帝親信的房玄齡任監修,史書的編修於是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干預。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曾多次要求閱覽起居注,後來更翻閱了國史,對宣武門事件的記載提出了意見[22]。可見貞觀時的史館修史已經受到君主的影響和控制。

武周時期的史館沿襲唐初設置,仍然位於宮中。不過,這時的修史工作已經不止受到到皇帝的影響,而是擴散到了整個朝野。如劉知幾所述,史館中人員過多過雜,「五史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23],史書內容經常外洩,史官修史也備受壓力 。

三、探討「五不可」的因素與史館的本質

回顧《左傳》、《史記》等不朽著作的修撰皆是出於一人之手,劉知幾認為史館雖然 「大集群儒」,但卻會造成眾人在合作修史時互相推搪和觀望,久久不能完成工作。

劉知幾有此觀點固然是基於當時修史的績效不彰,然而相較貞觀與武周中宗時期的史館,二者皆是由極具文史才華的大臣任兼修史官,但是同樣是「籍以眾功」的貞觀史館卻能夠在貞觀三年至十年(636)的七年時間內編成內容浩大而質量頗高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代史」;宋代的鄭樵甚至在評論貞觀年間的修史成績時說:

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眾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24]

 

鄭樵(圖片轉自網絡)

可見史館集眾人之力修撰史書導致效率低下的情況並非必然。對此許凌雲教授在其〈劉知幾評史館修史〉中表示眾人修史,「如果處理地好,便能集思廣益,取各家之長,成書快,質量亦高」[25],同樣認為這並非史館制度的弊病 ,而是當時的政治風氣使然。

眾史官的互相推搪觀望雖不能算是史館制度本質的問題,卻是「五不可」之「十羊九牧」與「監者不指授」衍生出的問題 。 缺乏知能善用的領導者與有效的工作分配,史館能人雖多也未能使人盡其才。

不過,此一條也揭露了史館修史扼殺了「一家之言」的問題,有學者閱覽了唐初編寫的《晉書》、《隋書》後發出感慨「史館所修之書因往往成於眾手,文筆、體例多有不一之處,缺少個性,缺乏激情,因此少有經典之作」[26],而此亦的確是史館的本質問題。

其次,對於資料的獲取劉知幾也頗有怨言,指出史臣需要自行採集資料,然而「視聽不該」、「籍簿難見」,缺乏材料令撰書困難重重。

將資料難尋歸於史館本身的問題過於牽強,對比私人修史,史館修史在材料徵集上已佔有很大優勢,不但可以集眾人之力搜集材料,更可以較方便地獲取政府資料,如《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規定各部門將資料送達史館。雖然此質料徵集至武周中宗時期已未能貫徹執行,卻是受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影響,而史料徵集其實是修史普遍的困難, 亦並非史館本質問題。

不可之三是史官編撰過程中的隱秘性不足,史館人多為患,令修史內容容易洩漏,使史官修史有所顧忌而未能實錄直書。許凌雲教授認為這一點批評是「切史館之弊的」[27],然而並未深入分析導致史官未能實錄直書的原因。

首先,史官的品格和為史修養是決定他們能否堅持「直筆」的首要因素,如貞觀時任兼修的許敬宗修史,即使當時很少有外在的干預,他修史時也「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28]

除此之外,史官在修史時受到的干預來自兩方面,一為劉知幾所述,當內容洩漏時來自權門貴族的壓力;另外則是由皇帝、宰相至史官自上而下的影響。前者與人員的設置和保密規定有關,史館人多則口雜,使史館機密性大大降低;再論後者;史館位於禁中,又由皇帝的親信大臣擔任監修,史官在這種制度下寫史難免會受到上級的壓力而未能據實而書。 有學者甚至認為史館制度是封建政權統一政治思想的手段,使帝王及其親信能夠管束修史工作,避免私人修史時可能出現的對政治利益的抵觸[29]。英國史家杜希德也曾描述監修一職:

監修之職…純粹是一項名義上的‘政治’性任務。所有具體的寫作事宜都是由修撰們做的。不過監修們常常會干預他們的工作,再者,任命宰相去督導修史也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纂修歷史被認為是政府現行職能的一部分。官方修史既是一項學術活動,也是一種政治行為。[30]

歷史史實也同樣證明了統治階層對史館的干涉:唐太宗曾閱覽史官對玄武門之變的記載,見到其「語有微文」而提出批評,對房玄齡說:

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31]

表面上雖然鼓勵史官「直書其事」,然而自比周公、季友已是暗示史官將玄武門之變寫為「安社稷,利萬民」之舉。不久,他又暗示:「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32],史官想實錄直書也倍受壓。據商慧明〈唐初史館略論〉,史官亦吸取了此次的教訓,在撰《晉書》時特地將司馬懿和司馬炎篡魏的行為美化,成為「誕膺天命、以治易亂」的舉動,並因此受到了唐太宗的讚賞[33]

故在當時的封建獨裁背景下,史館是朝廷建制內的部門、在禁門之內,史官也受令於天子,所以只要皇帝有意干預修史工作,史官很難堅持做到「善惡必書」。這不僅是史館修史本質上的問題,同時也是官修史書制度的局限。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私人修史在封建制度下也未能不受朝廷干預,如司馬遷私修《史記》時,被漢武帝得知並閱覽了孝景帝和自己的《本紀》,便認為司馬遷有意貶損自己,「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記有錄無書」[34]。然而唐代的統治者思想開明,樂於接受不同的外來文化。從唐代許多諷刺朝廷、批評皇帝的文學作品如白居易的《長恨歌》等可見當時的學術言論風氣十分自由,更有利於史者無顧忌地實錄直書。所以從劉知幾所處的盛唐的背景來考慮,史館修史較私人修史在這一方面所受到的局限更為突出。

第四「十羊九牧,其令不行」與第五「監者不指教,修者無遵奉」都是在討論監修在史館修史中的作用。首先是監修者眾而指示不一,使政出多門,史官難以更從。同時,監修們對史官的工作又沒有進行分配,而使眾史官「眾學苟且,務相推避」、互相推脫。

然而此二條也並非史館制度的本質問題。對於「十羊九牧」,且不論只要監修人數減少便能夠避免此問題的發生,如貞觀時期的史館;即使是多人監修也未必一定會有「政出多門」的情況。景龍二年的監修有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處客和蕭至忠五人,然而五人之間也各分黨派,「時宗處客、紀處訥潛懷奸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峤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35],唯有蕭至忠較能堅持正道。劉知幾所描述的「楊令公則雲‘必須直詞’,宗尚屬則雲‘宜多隱惡’」的情況亦有可能源於當時史館的政治化和監修間的黨派鬥爭;然而卻並不代表多人監修一定會造成「政出多門」的情況。同樣地,「監者不指教「也是基於監修官個人的問題。

這五個弊病皆是劉知幾針對當時的史館提出的,然而除第三條外,其餘都是受外在因素影響而引致的弊病,並不適用於任何時期的史館,正如一些學者的分析:「劉知幾提出批評之時,正值唐代政局混亂的中、睿宗統治時期,在史館修史問題上存在的弊病也比較多…還不能說是有唐一代的通病」[36] 。總的來說,造成這些弊病的一是史館人員過多,無論是監修或是史官方面;二是監修者未能有效地帶領和組織眾史官進行編修工作,而這又與監修者的選任及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

觀其「五不可」,劉知幾所指出的弊病大多並非史館制度本質問題,且僅論及史館之弊而無考慮史館之利,似乎有失客觀且未能給予史館制度公正的評價。實則不然,他在〈史官建制〉中有對唐初史館有讚許之詞:「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37],可見他並非全盤反對史館制度,然而為何在〈忤時〉之中卻不見有對史館制度的認同,這需要結合當時劉知幾所處的環境,分析他作〈忤時〉的本意。

四、討論劉知幾作〈忤時〉的本意

〈忤時〉篇作為《史通》全書之末,劉知幾以致蕭至忠的信闡明自己辭官的原因。先以「五不可」指出當時史館之弊,然後在論述史官應有專職而非兼任,最後又談論了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作為辭官信,此篇有過多對於史館的批評個人的牢騷,包含複雜的感情。

首先,劉知幾在〈忤時〉篇開首便點名辭官原因是「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38]任職於「韋、武弄權,母媪預政」的時代,對當時小人當道的政治局面以及監修者頗為不滿。史書中記載:

「當是時,奸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況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晉卿、處訥等讒諂併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39]

武三思與張氏兄弟當權,而依附他們的小人也得以坐上高位,包括當時之史館監修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和宗處客。這些監修自身並無真才實學,甚至僅有楊在思為明經出身而其他人並無功名;他們不僅未能有效領導史館進行編修工作,反而將政治鬥爭帶入史館,壓迫甚至設法陷害正直的史官。

蒲起龍(1679-1762)認為在「五不可」中「其本指更在後二不可」,「鄙夷」當時的監修令史館弊病叢生[40]。而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1866-1934)也在《支那史學史中》寫道:

宰相が監修國史を兼ねることに就ては,「劉知幾「は非常に不満の意を表し、 何の職でも真にその職務そ心得たものを用ふべきであると、 古来の色々の例を引いて高官の歷史編纂を監修することの不可を論じゐる。 しかしこれは彼の意見たるに止まり、 遂に宰相の監修國史は慣例となり、 修史のてとはくして遂に獨立した官職から離れることとなった。[41]

描述劉知幾不滿於監修未能完成他們應做的職責。的確,劉知幾雖然痛恨被小人敗壞的朝政與史館,不過如果在此封致蕭至忠的信中明確地批評監修者,則很有可能引火上身而受到一眾當權丞相的針對;故而唯有將一眾問題歸結於是制度的弊端,隱晦地批評監修者,故言「五不可」的重點其實是後二不可。即使如此,劉知幾向蕭至忠請辭時,「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其短,共仇嫉之」[42],因劉知幾有批評他們的言論而對他十分記恨,不久後蕭至忠與宗楚客被殺,才使劉知幾幸免於難。可見劉知幾此篇含有對當時朝政「小人當道」的不滿,以及對當權監修的批判。

其次,此篇也是劉知幾對自己有志不能伸的抒發。一是劉知幾在書信的開篇便列舉了歷代史家的成就並描述了自己自幼對歷史的興趣,而在論「五不可」時又大力讚揚「一家之言」的不朽:「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未聞藉以眾功,方雲絕筆」[43],程千帆(1913-2000)分析「乃知子玄亦深病館局纂修之非計,而有自成一家之美志」[44]。然而,史館的種種弊病卻使「首百可期,而汗青無日」。另外,在闡述「五不可」後的段落表達了劉知幾對在史館任職時所受待遇的不滿。這部份是劉知幾後來添加的,並非屬於給蕭至忠書信的原文 。

作為史家,劉知幾有寫成不朽著作的抱負;作為封建時代的文人,他同樣希望可以奪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可是,在史館任職卻使他的兩個理想都落了空。修史時與監修及其他史臣往往「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45],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寫反而需要迎合世俗;再加上史館的各種弊病使修史的效率低下,使他終日「坐變炎涼,徒延歲月」,成就一步不朽之作遙遙無期。而劉知幾在史館的勤奮工作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他因不願依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46],十年而未有升遷;朝廷雖然有重用他的才華,卻沒有給他應有的禮遇和官職升遷的鼓勵,這對一個當時汲汲於功名的知識分子而言是殘酷的。史家呂思勉(1884-1957)也評道「其發憤求官,則唐人風氣如此,不足為劉氏病也」[47]

五、結語

透過比較貞觀時期和劉知幾所處的武周中宗時期的史館可見,劉知幾在《史通·忤時》中指出的史館弊病「五不可」大多都是當時的腐敗的社會政治所致、而非史館制度的本質問題;唐代的史館制度其本質還是很可取的,貞觀年間史館的成就便是證明。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官修史書制度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較之私人修史更容易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

史通(圖片轉自網絡)

七、徵引書目

  1. Twitchett, Denis,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杜希德著,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 (日本)內藤虎次郎:《支那史學史》(東京:弘文堂,1961年)。
  3.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長春:吉林出版社,1995年)。
  4. (唐)劉知幾著,(清)蒲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
  6. 劉蓉、高錦花:〈唐代史館制度略論〉,《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4期,2002年。
  7. (唐)吳兢:《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8. 呂思勉:《史通評》(香港:太平書局,1964年)。
  9. 商慧明:〈唐初史館略論〉,《人文雜誌》,1985年第1期,頁99-101、105。
  • 岳純之:《唐代官方史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楊少微、姚曉芝:〈淺析史館修史的利弊〉,《文教資料》,2011年6月號上旬刊,頁89-90。
  •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王林善:〈唐代的史館修史制度〉,《山西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頁85-88。
  •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宋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程千帆:《史通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許凌雲:〈劉知幾評史館修史〉,《東方論壇》,1994年第3期,頁1-6、84。
  • (晉)陳壽:《三國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年)。
  • (元)馬端臨著:《文獻通考.經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

[1]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冊,卷66,列傳第16,〈房玄齡〉,頁1854。

[2]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63,〈史館上〉,頁1288。

[3] 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20-221 。

[4] (宋)王溥撰:《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64,〈史館雜錄下〉,頁1306。

[5]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宋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冊,卷556〈國史部.採撰二〉,頁1572。

[6] 岳純之:《唐代官方史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章,頁23。

[7]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66,《列傳》第16,〈房玄齡〉。頁1553。

[8] 同上,卷102,《列傳》第27,〈令狐德棻〉,頁3982。

[9] 同上,卷102,《列傳》第27,〈李百藥〉,頁2973。

[10] 同上,卷198,《列傳》《列傳》第123,〈儒學上〉,頁5656。

[11]同上,卷223上,《列傳》第148上,〈奸臣傳上〉,頁6338。

[12]同上 :“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

[13]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9冊,卷90,列《列傳》第40,〈楊再思〉,頁2918。

[14] 同上,卷94,《列傳》第44,〈崔融〉,頁2996。

[15] 同上,卷90,《列傳》第40,〈朱敬則〉,頁2912。

[16] 同上,卷88,《列傳》第38,〈韋思謙子承慶嗣立〉,頁2863。

[17] 同上。

[18]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下冊,卷10,〈自序〉,頁376。

[19] (宋)王溥撰:《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冊,卷63,〈史館上〉,頁1285-1286 。

[20]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冊,卷20,〈忤時〉,頁709-710。

[21] 同上。

[22] (唐)吳兢:《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卷,〈文史第二十八〉,頁222-224。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23]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冊,卷20,〈忤時〉,頁709-710。

[24] ( 元)馬端臨著:《文獻通考.經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上冊,卷19,頁459-460。

[25] 許凌雲:〈劉知幾評史館修史〉,《東方論壇》,1994年第3期,頁4。

[26] 劉蓉、高錦花:〈唐代史館制度略論〉,《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121。

[27]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冊,卷20,〈忤時〉,頁709-710。

[28] (宋)王溥撰:《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冊,卷63,〈史館上〉,頁1300 。

[29] 楊少微、姚曉芝:〈淺析史館修史的利弊〉,《文教資料》,2011年6月號上旬刊,頁89。(89-90)

[30] Twitchett, Denis,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杜希德著,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5。

[31] (宋)王溥撰:《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冊,卷63,〈史館上〉,頁1301。

[32] 同上。

[33]商慧明:〈唐初史館略論〉,《人文雜誌》,1985年第1期,頁101。

[34] (晉)陳壽:《三國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年),第2冊,卷13,〈王肅傳〉,頁418。

[35]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9冊,卷92,列傳第42,〈蕭至忠〉,頁2968。

[36] 王林善:〈唐代的史館修史制度〉,《山西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頁88。

[37]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冊,卷11,〈史官建制〉,頁407。

[38]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冊,卷20,〈忤時〉,頁704。

[39]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9冊,卷92,列傳第42,〈蕭至忠〉,頁2968。

[40] (唐)劉知幾著,(清)蒲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20,〈忤時〉,頁559。

[41] (日本)內藤虎次郎:《支那史學史》(東京:弘文堂,1961年),頁238。

[42]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冊,卷20,〈忤時〉,頁721。

[43] (唐)劉知幾著,(清)蒲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20,〈忤時〉,頁708。

[44] 程千帆:《史通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18。

[45]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冊,卷10,〈自敘〉,頁382。

[46]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注:《史通笺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冊,卷20,〈忤時〉,頁716。

[47] 呂思勉《史通評》(香港:太平書局,1964年),頁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