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0 上午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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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通‧忤时》中反映的史馆制度弊病 与作者刘知几的写作本意

 

李乐琳

女,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系,副修中国历史;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

 

 

 

 

一、引言

刘知几(图片转自网络)

唐代设立了史馆制度,这可谓是古代官方修史制度演变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贞观年间一度促成了许多优秀史书的写成,史馆制度也从此被历代沿用。然而,在《史通‧忤时》篇中,作者刘知几(661-721)却列出了“五不可”,对史馆制度进行批评;考虑到刘知几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我们需要对他所提出的批评进行深入的思考:刘知几所提出的史馆弊病,可能只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衍生出的问题,可能是刘知几的意见有所偏颇, 亦有可能的确是史馆制度本质上的问题。

同时,除“五不可”外,〈忤时〉篇的后半部分后加之作中亦包含了刘知几复杂的情感和写作动机。故本文希望从多个方面比较唐代贞观时期与刘知几时期的史馆制度,从而分析刘知几所提的史馆弊病是否源于史馆制度本质,并试图揣摩刘知几作〈忤时〉时的思想和本意。

本文选择探讨的两个时期:贞观时期,为史馆设立之初,且是在修史方面颇有成就的时期;而武周中宗时期,则是指刘知几任史官及前后的时期,即武周至中宗时期的690年至710年。

二、贞观时期与刘知几时期史馆制度的比较
  1. 人员设置

刘知几多次表达了对史馆中人员设置的不满,认为监修及史官人数众多,一方面政出多门、其令不行,另一方面编修史官之间多意见不合,使效率低下。

关于史官的人数及职位分工,唐太宗时并未有详细规定,仅大致有监修及史官二职。监修国史由宰相担任,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下有所增加以外,监修国史置一人。 贞观三年(629)设史官于禁中,四年(630),便以房玄龄 (579-648)“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 [1] ,长期担任监修,直至二十二年(648)卒。其中几度曾有临时增加监修国史,如贞观二十年(646)至二十三年(649)因撰写《晋书》,曾增褚遂良(596-658)等同任监修[2]。贞观一朝,继房玄龄后又先后由高季辅(596-654)、张行成(587-653)监修国史。

除监修外,贞观时期史官并无专职, 由其他官员兼任,称为“兼修国史”。据牛润珍在《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中的分析,通常“兼修国史”置二人,需要大规模修撰时才增加史官人数[3]

唐太宗(圖片轉自網絡)

史馆发展至武周时期,除监修外,史馆的人员设置有了更详细的分类,设有“修国史”、直史馆以及一些杂勤人员。

监修方面,据《唐会要》记载:“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处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4],当时的宰相皆担任监修国史,此职共有五人之多。而在史馆史官方面,武后时大致分为“修国史”以及直史馆,而二者员额设置都大大多于贞观年间。长安三年(703)修唐史,“敕三思及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5],据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除了武三思(649-707)和李峤(644-713)为监修,吴兢(670-749)为直史馆外,其余皆为修国史[6]

  1. 史官资质与选任

唐初对于监修与史官的选任方法并无记载,不过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唐初的监修和史官都是十分具有文学和史学才华的。首先,担任监修近二十年的房玄龄是唐代著名的良相,他“幼聪敏,博览经史,供草隶,善属文”[7],是当时宰相中十分有才气的。

同时,史臣也大多出身自书香世家、极具文史修养的大臣兼任,如编修《周书》的令狐德棻(583-666)出身世家,父亲曾任隋朝鸿胪卿,他自幼“博贯文史”[8],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任职监修国史。编修《北齐书》的李百药(565-648)同样生于史学家庭,其父曾任隋朝内史令,史书记载他“七岁能属文”[9]。负责《实录》的敬播(?-663)则是进士出身,房玄龄更曾赞誉他有良史之才,是“陈寿之流乎”[10]

不过,唐初的史官也有资质和品行欠佳的,如在贞观一朝与敬播一同担任兼修的许敬宗(592-672),虽然“幼善属文”也曾中过秀才,不过在史学方面却鲜有材干,且德行有亏。高宗年间,因支持立武则天(624-705)为后而受重用,升至监修。其修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11],甚至收受金钱为人篡改历史[12]

反观之,武周时期的史臣在文史方面的才能大不如唐初。监修方面,除杨再思(634-709)是明经出身,其他都无功名,皆靠依附权贵坐上宰相之位。如萧至忠(?-713)本是畿尉,因依附武三思而得以升至中书侍郎 ; 纪处纳(?-710)、韦巨源(631-710)依附武三思,即使明经出身的杨再思亦是依附张氏兄弟及韦氏,“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13]

纵然监修的资质欠佳,此时的史臣仍大多由饱学之士担任:崔融(653-706)[14]科举八课及第,朱敬则(635-709)[15] “三代旌表”、为人刚正,着有《十代兴旺论》,韦承庆(640-706)[16]弱冠中进士,“辞藻之美,擅于一时”[17];同时,刘知几本人亦是“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18]

以上可见兼修国史的史臣,无论在唐初或是武周时期,大多都是由学识渊博的大臣担任。然而唐初由贤相房玄龄担任的监修一职在武周时期却被一众无真才实学的丞相把持。

房玄龄(图片转自网络)

  1. 史料搜集

除了一直编写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外,针对史馆的史料征集,唐太宗时便颁布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19],规定:

详端,天文详异,蕃国朝贡,蕃夷如窥及来降,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词,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法令变改,断狱新议。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诸色封建。京诸司长官及刺、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刺史、县令善政异迹。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京诸司长官薨卒。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公主百官定谥。诸王来朝。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

无论是灾祥征兆、自然灾害、外交来往、军事行动、官员任免、政绩考勤、刑事案件、政策法令的变动、百官皇族死亡定谥等大小事情地方及中央官员皆限时向史馆上报 。这种史料征集制度不仅确保了国家发生的大小事宜都能被记载,要求官员自动上报史馆更是为史官搜集数据提供了便利。

贞观时《诸司应送史馆事例》颁布不久,且有唐太宗对史馆的重视,这一制度尚能够有效地执行。然而武后时,这一征集制度却未能贯彻执行;据刘知几描述:“史臣编录,唯自询采”[20],资料之少,“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21]

  1. 保密程序

修史应该据实而书,然而这样却可能得罪权贵,故史书的编修应该保密地进行,使史官无所顾忌,方能够实录、直书。唐太宗将史馆置于禁中,一方面为了体现对史馆的重视,一方面是为了确保修史工作的隐秘,然而同时也将史馆置于朝廷的严密控制下。

史馆置于禁中,同时又由皇帝亲信的房玄龄任监修,史书的编修于是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干预。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多次要求阅览起居注,后来更翻阅了国史,对宣武门事件的记载提出了意见[22]。可见贞观时的史馆修史已经受到君主的影响和控制。

武周时期的史馆沿袭唐初设置,仍然位于宫中。不过,这时的修史工作已经不止受到到皇帝的影响,而是扩散到了整个朝野。如刘知几所述,史馆中人员过多过杂,“五史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23],史书内容经常外泄,史官修史也备受压力 。

三、探讨「五不可」的因素与史馆的本质

回顾《左传》、《史记》等不朽著作的修撰皆是出于一人之手,刘知几认为史馆虽然 “大集群儒”,但却会造成众人在合作修史时互相推搪和观望,久久不能完成工作。

刘知几有此观点固然是基于当时修史的绩效不彰,然而相较贞观与武周中宗时期的史馆,二者皆是由极具文史才华的大臣任兼修史官,但是同样是“籍以众功”的贞观史馆却能够在贞观三年至十年(636)的七年时间内编成内容浩大而质量颇高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宋代的郑樵甚至在评论贞观年间的修史成绩时说: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24]

郑樵(图片转自网络)

可见史馆集众人之力修撰史书导致效率低下的情况并非必然。对此许凌云教授在其〈刘知几评史馆修史〉中表示众人修史,“如果处理地好,便能集思广益,取各家之长,成书快,质量亦高”[25],同样认为这并非史馆制度的弊病 ,而是当时的政治风气使然。

众史官的互相推搪观望虽不能算是史馆制度本质的问题,却是「五不可」之“十羊九牧”与“监者不指授”衍生出的问题 。 缺乏知能善用的领导者与有效的工作分配,史馆能人虽多也未能使人尽其才。

不过,此一条也揭露了史馆修史扼杀了“一家之言”的问题,有学者阅览了唐初编写的《晋书》、《隋书》后发出感慨“史馆所修之书因往往成于众手,文笔、体例多有不一之处,缺少个性,缺乏激情,因此少有经典之作”[26],而此亦的确是史馆的本质问题。

其次,对于数据的获取刘知几也颇有怨言,指出史臣需要自行采集数据,然而“视听不该”、“籍簿难见”,缺乏材料令撰书困难重重。

将数据难寻归于史馆本身的问题过于牵强,对比私人修史,史馆修史在材料征集上已占有很大优势,不但可以集众人之力搜集材料,更可以较方便地获取政府数据,如《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部门将资料送达史馆。虽然此质料征集至武周中宗时期已未能贯彻执行,却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影响,而史料征集其实是修史普遍的困难, 亦并非史馆本质问题。

不可之三是史官编撰过程中的隐秘性不足,史馆人多为患,令修史内容容易泄漏,使史官修史有所顾忌而未能实录直书。许凌云教授认为这一点批评是“切史馆之弊的”[27],然而并未深入分析导致史官未能实录直书的原因。

首先,史官的品格和为史修养是决定他们能否坚持“直笔”的首要因素,如贞观时任兼修的许敬宗修史,即使当时很少有外在的干预,他修史时也“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28]

除此之外,史官在修史时受到的干预来自两方面,一为刘知几所述,当内容泄漏时来自权门贵族的压力;另外则是由皇帝、宰相至史官自上而下的影响。前者与人员的设置和保密规定有关,史馆人多则口杂,使史馆机密性大大降低;再论后者;史馆位于禁中,又由皇帝的亲信大臣担任监修,史官在这种制度下写史难免会受到上级的压力而未能据实而书。 有学者甚至认为史馆制度是封建政权统一政治思想的手段,使帝王及其亲信能够管束修史工作,避免私人修史时可能出现的对政治利益的抵触[29]。英国史家杜希德也曾描述监修一职:

监修之职…纯粹是一项名义上的‘政治’性任务。所有具体的写作事宜都是由修撰们做的。不过监修们常常会干预他们的工作,再者,任命宰相去督导修史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纂修历史被认为是政府现行职能的一部分。官方修史既是一项学术活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30]

历史史实也同样证明了统治阶层对史馆的干涉:唐太宗曾阅览史官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见到其“语有微文”而提出批评,对房玄龄说:

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31]

表面上虽然鼓励史官“直书其事”,然而自比周公、季友已是暗示史官将玄武门之变写为“安社稷,利万民”之举。不久,他又暗示:“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32],史官想实录直书也倍受压。据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史官亦吸取了此次的教训,在撰《晋书》时特地将司马懿和司马炎篡魏的行为美化,成为“诞膺天命、以治易乱”的举动,并因此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33]

故在当时的封建独裁背景下,史馆是朝廷建制内的部门、在禁门之内,史官也受令于天子,所以只要皇帝有意干预修史工作,史官很难坚持做到“善恶必书”。这不仅是史馆修史本质上的问题,同时也是官修史书制度的局限。

值得留意的是,虽然私人修史在封建制度下也未能不受朝廷干预,如司马迁私修《史记》时,被汉武帝得知并阅览了孝景帝和自己的《本纪》,便认为司马迁有意贬损自己,“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记有录无书”[34]。然而唐代的统治者思想开明,乐于接受不同的外来文化。从唐代许多讽刺朝廷、批评皇帝的文学作品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等可见当时的学术言论风气十分自由,更有利于史者无顾忌地实录直书。所以从刘知几所处的盛唐的背景来考虑,史馆修史较私人修史在这一方面所受到的局限更为突出。

第四“十羊九牧,其令不行”与第五“监者不指教,修者无遵奉”都是在讨论监修在史馆修史中的作用。首先是监修者众而指示不一,使政出多门,史官难以更从。同时,监修们对史官的工作又没有进行分配,而使众史官“众学苟且,务相推避”、互相推脱。

然而此二条也并非史馆制度的本质问题。对于“十羊九牧”,且不论只要监修人数减少便能够避免此问题的发生,如贞观时期的史馆;即使是多人监修也未必一定会有“政出多门”的情况。景龙二年的监修有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处客和萧至忠五人,然而五人之间也各分党派,“时宗处客、纪处讷潜怀奸计,自树朋党,韦巨源、杨再思、李峤皆唯诺自全,无所匡正”[35],唯有萧至忠较能坚持正道。刘知几所描述的“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属则云‘宜多隐恶’”的情况亦有可能源于当时史馆的政治化和监修间的党派斗争;然而却并不代表多人监修一定会造成“政出多门”的情况。同样地,“监者不指教“也是基于监修官个人的问题。

这五个弊病皆是刘知几针对当时的史馆提出的,然而除第三条外,其余都是受外在因素影响而引致的弊病,并不适用于任何时期的史馆,正如一些学者的分析:“刘知几提出批评之时,正值唐代政局混乱的中、睿宗统治时期,在史馆修史问题上存在的弊病也比较多…还不能说是有唐一代的通病”[36] 。总的来说,造成这些弊病的一是史馆人员过多,无论是监修或是史官方面;二是监修者未能有效地带领和组织众史官进行编修工作,而这又与监修者的选任及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观其“五不可”,刘知几所指出的弊病大多并非史馆制度本质问题,且仅论及史馆之弊而无考虑史馆之利,似乎有失客观且未能给予史馆制度公正的评价。实则不然,他在〈史官建制〉中有对唐初史馆有赞许之词:“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37],可见他并非全盘反对史馆制度,然而为何在〈忤时〉之中却不见有对史馆制度的认同,这需要结合当时刘知几所处的环境,分析他作〈忤时〉的本意。

四、讨论刘知几作〈忤时〉的本意

〈忤时〉篇作为《史通》全书之末,刘知几以致萧至忠的信阐明自己辞官的原因。先以“五不可”指出当时史馆之弊,然后在论述史官应有专职而非兼任,最后又谈论了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作为辞官信,此篇有过多对于史馆的批评个人的牢骚,包含复杂的感情。

首先,刘知几在〈忤时〉篇开首便点名辞官原因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38]任职于“韦、武弄权,母媪预政”的时代,对当时小人当道的政治局面以及监修者颇为不满。史书中记载:

“当是时,奸邪有党,宰执求容,顺之则恶其名彰,逆之则忧其祸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况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彦昭等行非纯一,识昧存亡,徇利贪荣,有始无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晋卿、处讷等谗谄并进,威虐贯盈,不使逃刑,可谓政正”[39]

武三思与张氏兄弟当权,而依附他们的小人也得以坐上高位,包括当时之史馆监修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和宗处客。这些监修自身并无真才实学,甚至仅有杨在思为明经出身而其他人并无功名;他们不仅未能有效领导史馆进行编修工作,反而将政治斗争带入史馆,压迫甚至设法陷害正直的史官。

蒲起龙(1679-1762)认为在“五不可”中“其本指更在后二不可”,“鄙夷”当时的监修令史馆弊病丛生[40]。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也在《支那史学史中》写道:

宰相が监修国史を兼ねることに就ては,“刘知几“は非常に不満の意を表し、 何の职でも真にその职务そ心得たものを用ふべきであると、 古来の色々の例を引いて高官の历史编纂を监修することの不可を论じゐる。 しかしこれは彼の意见たるに止まり、 遂に宰相の监修国史は惯例となり、 修史のてとはくして遂に独立した官职から离れることとなった。[41]

描述刘知几不满于监修未能完成他们应做的职责。的确,刘知几虽然痛恨被小人败坏的朝政与史馆,不过如果在此封致萧至忠的信中明确地批评监修者,则很有可能引火上身而受到一众当权丞相的针对;故而唯有将一众问题归结于是制度的弊端,隐晦地批评监修者,故言“五不可”的重点其实是后二不可。即使如此,刘知几向萧至忠请辞时,“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其短,共仇嫉之”[42],因刘知几有批评他们的言论而对他十分记恨,不久后萧至忠与宗楚客被杀,才使刘知几幸免于难。可见刘知几此篇含有对当时朝政“小人当道”的不满,以及对当权监修的批判。

其次,此篇也是刘知几对自己有志不能伸的抒发。一是刘知几在书信的开篇便列举了历代史家的成就并描述了自己自幼对历史的兴趣,而在论“五不可”时又大力赞扬“一家之言”的不朽:“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43],程千帆(1913-2000)分析“乃知子玄亦深病馆局纂修之非计,而有自成一家之美志”[44]。然而,史馆的种种弊病却使“首百可期,而汗青无日”。另外,在阐述“五不可”后的段落表达了刘知几对在史馆任职时所受待遇的不满。这部份是刘知几后来添加的,并非属于给萧至忠书信的原文 。

作为史家,刘知几有写成不朽著作的抱负;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他同样希望可以夺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可是,在史馆任职却使他的两个理想都落了空。修史时与监修及其他史臣往往“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45],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反而需要迎合世俗;再加上史馆的各种弊病使修史的效率低下,使他终日“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成就一步不朽之作遥遥无期。而刘知几在史馆的勤奋工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他因不愿依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弃同刍狗”[46],十年而未有升迁;朝廷虽然有重用他的才华,却没有给他应有的礼遇和官职升迁的鼓励,这对一个当时汲汲于功名的知识分子而言是残酷的。史家吕思勉(1884-1957)也评道“其发愤求官,则唐人风气如此,不足为刘氏病也”[47]

五、结语

透过比较贞观时期和刘知几所处的武周中宗时期的史馆可见,刘知几在《史通·忤时》中指出的史馆弊病“五不可”大多都是当时的腐败的社会政治所致、而非史馆制度的本质问题;唐代的史馆制度其本质还是很可取的,贞观年间史馆的成就便是证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较之私人修史更容易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

史通(图片转自网络)

七、征引书目

  1. Twitchett, Denis,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杜希德着,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 (日本)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东京:弘文堂,1961年)。
  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长春:吉林出版社,1995年)。
  4. (唐)刘知几着,(清)蒲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
  6. 刘蓉、高锦花:〈唐代史馆制度略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4期,2002年。
  7.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8. 吕思勉:《史通评》(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
  9. 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页99-101、105。
  10.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 杨少微、姚晓芝:〈浅析史馆修史的利弊〉,《文教资料》,2011年6月号上旬刊,页89-90。
  12.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3.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4. 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页85-88。
  15.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宋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6.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7. 程千帆:《史通笺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8. 许凌云:〈刘知几评史馆修史〉,《东方论坛》,1994年第3期,页1-6、84。
  19. (晋)陈寿:《三国志》(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1年)。
  20. (元)马端临着:《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1]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册,卷66,列传第16,〈房玄龄〉,页1854。

[2]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63,〈史馆上〉,页1288。

[3]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220-221 。

[4]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64,〈史馆杂录下〉,页1306。

[5]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宋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册,卷556〈国史部.采撰二〉,页1572。

[6]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章,页23。

[7]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66,《列传》第16,〈房玄龄〉。页1553。

[8] 同上,卷102,《列传》第27,〈令狐德棻〉,页3982。

[9] 同上,卷102,《列传》第27,〈李百药〉,页2973。

[10] 同上,卷198,《列传》《列传》第123,〈儒学上〉,页5656。

[11]同上,卷223上,《列传》第148上,〈奸臣传上〉,页6338。

[12]同上 :

“蛮酋庞孝泰率兵从讨高丽,贼笑其懦,袭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称‘屡破贼,唐将言骁勇者唯苏定方与孝泰,曹继叔、刘伯英出其下远甚’”。

[13] 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册,卷90,列《列传》第40,〈杨再思〉,页2918。

[14] 同上,卷94,《列传》第44,〈崔融〉,页2996。

[15] 同上,卷90,《列传》第40,〈朱敬则〉,页2912。

[16] 同上,卷88,《列传》第38,〈韦思谦子承庆嗣立〉,页2863。

[17] 同上。

[18]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下册,卷10,〈自序〉,页376。

[19]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册,卷63,〈史馆上〉,页1285-1286 。

[20]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20,〈忤时〉,页709-710。

[21] 同上。

[22]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卷,〈文史第二十八〉,页222-224。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23]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20,〈忤时〉,页709-710。

[24] ( 元)马端临着:《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上册,卷19,页459-460。

[25] 许凌云:〈刘知几评史馆修史〉,《东方论坛》,1994年第3期,页4。

[26] 刘蓉、高锦花:〈唐代史馆制度略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4期,2002年12月,页121。

[27]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20,〈忤时〉,页709-710。

[28]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册,卷63,〈史馆上〉,页1300 。

[29] 杨少微、姚晓芝:〈浅析史馆修史的利弊〉,《文教资料》,2011年6月号上旬刊,页89。(89-90)

[30] Twitchett, Denis,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杜希德着,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5。

[31]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册,卷63,〈史馆上〉,页1301。

[32] 同上。

[33]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页101。

[34] (晋)陈寿:《三国志》(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1年),第2册,卷13,〈王肃传〉,页418。

[3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册,卷92,列传第42,〈萧至忠〉,页2968。

[36] 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页88。

[37]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11,〈史官建制〉,页407。

[38]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20,〈忤时〉,页704。

[3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册,卷92,列传第42,〈萧至忠〉,页2968。

[40] (唐)刘知几着,(清)蒲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20,〈忤时〉,页559。

[41] (日本)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东京:弘文堂,1961年),页238。

[42]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20,〈忤时〉,页721。

[43] (唐)刘知几着,(清)蒲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20,〈忤时〉,页708。

[44] 程千帆:《史通笺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318。

[45]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卷10,〈自叙〉,页382。

[46] (唐)刘知几着,张振佩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20,〈忤时〉,页716。

[47] 吕思勉《史通评》(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页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