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名家 · 名人訪談 » 【院長專訪】陳志明:中國文化要有自己的擔當──許嘉璐先生八十訪談

【院長專訪】陳志明:中國文化要有自己的擔當──許嘉璐先生八十訪談

本文是對著名語言學家、文化學者、第九及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先生的獨家訪談。在談話中,今年踏入八秩之齡的許先生講述了自己的學術師承、師友交往等,為讀者提供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同時解讀了世界格局巨變、中國文化擔當、「一帶一路」建設等當前熱點問題,使讀者能瞭解到許先生近期以來的學術與思想歷程。

許嘉璐先生

有幸拜見許嘉璐先生,緣於一套書的出版規劃。前一段時間,隸屬中國出版集團的現代出版社,邀請我為他們編選一套當代大家談文化的書,叢書名稱,就叫《大家談文化》書系,編選的基本思路,是遴選一批在當代有影響、有擔當的文化大家,為每人編一本談論文化的代表作,即我們常說的專題「選集」。

我推辭不過, 兼之也願意為我國的出版事業盡一份心力,於是不揣淺陋,就答應下來。經過一周左右的醞釀,首批名單出來,一共五位:季羨林、任繼愈、周有光、饒宗頤、葉嘉瑩。出版社經過認真論證,隨即全盤通過。

我當時不無得意,告訴一位我身邊的學長。這位學長看過這份名單,說:「你選的這個名單當然沒有問題,因為這五位先生,各有所長,也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輩。只是既然是大家談『文化』,那麼,有一位先生,似乎不應該缺席。」我問:「是哪位?」他說:「許嘉璐。」我當然知道許嘉璐先生。他曾擔任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是名副其實的「國家領導人」。

在以「官本位」思維為主的中國當下,「國家領導人」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稱謂。有了這個稱謂,其他的身份都已經無關宏旨——在有些時候,人們甚至會有意無意地將其忽略。「比如許嘉璐先生,就是被這種思維『忽略』掉的一位。」那位學長說。

我迅速想起前一段時間閱讀並轉發的公號文章——許嘉璐先生的〈中華文化最適合指導人類永續發展〉——文章對中國文化價值鞭辟入裏的分析,令人過目難忘。所以我第一時間的直覺是:這位學長所說是對的,我應該好好瞭解一下許先生的著述。回家以後,我在網上一口氣訂購了市面上能見到的幾乎所有的許先生著作,包括:《未央集》四冊、《未達集》、《未成集》、《未愜集》、《為了天下太平:文明對話錄》等;甚至厚厚兩大本的《民進工作文選》,也都在訂購之列。接下來的大約兩個星期,我都全身心沉浸在許先生的文字海中。

在閱讀許先生的著述時,我腦海中時時泛起一個詞:「體大思精」。等到十幾本專著通讀一過,我對許先生的學術建樹、思想脈絡等大致有了一個瞭解,更不禁歡喜讚歎,同時也為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世間有這等好學識、好見解,我竟沒有認真去關注。所以,在隨後拜見許先生之時,我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許先生,我來晚了。我應該早點來,早點編輯、出版您的著作。」許先生名滿天下,他的著述,當然不存在「出版難」的問題。我這句話的意思,是想表達:從出版的角度,許先生的著述,可以不斷推陳出新,陸續推出不同的專題選本,細分讀者,以便進一步普及和推廣。

許先生現在擔任中國文化院院長。中國文化院以「弘揚華夏文化、和諧世界文明」為宗旨,通過「一體兩翼」方針(「一體」是中國文化理念,「兩翼」一為「中醫」,一為「茶」)來弘揚和傳承中華文化。在這方面,許先生可謂不遺餘力。在和中國文化院院長助理薛冬梅老師聯繫時,我心下頗覺忐忑。薛老師安慰我:「不要緊張,等您見到先生就會知道,先生是很隨和的。」等見到許先生時,果然印證了薛老師的話。他溫和可親,面上時時帶着笑容,很謙遜地稱我為「陳先生」、「陳老師」。我愧不敢當,不敢落座,他一再請我坐下,並招呼茶水給我。當年金庸先生北上拜見鄧小平同志,有人事後問起他對鄧的印象。金庸一邊回憶當時談話時的溫暖氣氛,一邊感歎說:「偉大的人物,通常總是平易近人的。」我和許先生交談的過程中,心中時時想起這句話。

師門情深:從章太炎、黃侃到陸宗達

許先生籍貫江蘇淮安,生於1937年6月,今年6月份正好是他的八十大壽。未涉正題之前,我起身先向許先生祝壽,恭祝他健康多福,許先生連聲致謝。身邊工作人員提起為他安排相關祝壽事宜,他卻連連擺手說:「不必。」

得知有機會拜見許先生,我事先認真做了一下「功課」。知道許先生研究語言文字,師從陸宗達先生,是章太炎三傳、黃侃再傳的弟子。我正好編有《章太炎自述》、《章太炎軼事》二書,於是不揣淺陋,帶了兩冊送給許先生。許先生一見之下,很是高興,說:「太好了,你做了一件普及章太炎的工作。」

國學大師章太炎

自1970年代末起,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組織章門弟子及相關領域專家對章太炎著作進行了首次較為系統的收集整理,隨後陸續出版《章太炎全集》八卷,成為後來學術界最常依據的章氏研究基礎文獻。2014年,該社重新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並請許先生作序。在序言中,許先生對章太炎一生的政治與學術功績作出定評,稱章太炎之於近代中國,為「鮮有之關鍵人物」。文章說:「先生之學博而約,閎而邃,於經、史、子、集及印、西諸學皆有獨得。舉凡古近政俗之消長,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莫不察其利病,識其流變,觀其會通,窮其指歸。」並引黃侃先生的話,稱章太炎是「集清儒之大成」的「命世之大儒」,對章氏在小學、經學、哲學等各個領域的造詣和影響有着充分評說。「這篇序文我用了比較長的時間,思前想後,最後我採用了魯迅先生的說法。他稱章太炎先生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他說的很對,所以我就從這個角度來進行表述。」許先生說。

1936年,魯迅臨終前十天,曾經寫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文章中,魯迅回憶了自己青年時代閱讀章太炎時的情景:「木版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讀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又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文章充分肯定了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這些,也正是許先生所反復強調的。

章太炎學習西方進步的觀念,比如接受進化論,但治學完全是傳統的路子。『中國語言文字學』,這七個字就是章太炎最先提出來的。他是乾嘉正統派的殿軍,學問博大精深,但確實也很難懂。」許先生說。他一字不差地引述當年魯迅所說對《訄書》的「讀不斷」與「讀不懂」,並進一步解釋說:「但是我體會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學問,在章黃來講,尚在其次;章黃學派的第一個大特點是『愛國愛民——民族氣節』,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魯迅最佩服的也是章太炎這點。他曾說,『先生講的《說文解字》,我一個字都不記得了,但始終我佩服他的,就是把袁世凱給他的大勳章當扇墜兒,出入總統府,蔑視權貴。』中國的文化要賡續下去,第一要學章黃的那種革命精神——永遠是變革的,但是絕不離根。

許先生希望他的學生們能首先繼承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他說:「一個字在古代讀什麼音,怎麼解釋,這都是『雕蟲小技』,從做學問的角度講,也需要,但不是根本。自己學得的那些知識,最終要落實在為這個民族服務上——不是為自己的名利服務——這才是根本所在。

《章太炎全集》馬上要出全了,二十二巨冊,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即將在章太炎的家鄉召開。我不敢說我是章黃的傳人,但是我的確學了章黃之學。我是帶着感情,帶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情去接近章黃的思想體系的。

許先生還談到他兩次去蘇州的經過。「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蘇州。我到他家裏去過,第一次去還見過他夫人湯國梨先生。第二次我又去,湯先生已不在了。院子裏有章太炎的衣冠塚,地方太小,沒辦法磕頭,我就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和章太炎一樣,黃侃也是一位大節不虧的學者。黃侃字季剛,湖北蘄春人。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是位革命先驅,同時也是位國學大師。他性情傲岸,不同流俗,與章太炎異曲同工,世人或以「瘋子」視之,但鮮知其「別有懷抱」。他娶了自己的靚麗學生為妻,對之寵愛有加,為了在家多陪夫人,常常找理由「翹課」。每遇颳風、下雨,或冬季下雪,他都不去學校,時稱「三不來教授」。每當天氣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或風大風小,學生們都會議論黃先生今日來不來,進行一波又一波的「全民公猜」,蔚為當時校園一景。

國學大師黃侃

我給學生常常講到一個故事。季剛先生愛喝黃酒,四十幾歲時,他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一次過重陽節,遊雞鳴寺,照例與友朋弟子等痛飲。結果胃穿孔,晚上嘔血過多,暈了過去。醒來第一句話,不是關心自己病情,而是問夫人:『北方的戰事如何?』那是1935年,日人謀我甚急,察哈爾、熱河、東北都淪陷了,華北一帶還在戰爭。季剛先生生死之際,關心的不是『小我』,仍是時局,仍是國家命運。」許先生說。

明人張岱在他的《陶庵夢憶》中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黃侃有深情,有真氣,治學卻恪依師法,不敢有失,見人持論不合古義,即瞠目而視,不與交談,的確是當時的一位奇男子。他在「小學」方面的造詣,承前啟後,代表了他那一輩人的最高水準。

季剛先生說,中國的語言學就是文字、音韻、訓詁,後來人全背離了。現在回過頭看,說的太對了。文字、音韻、訓詁,是冷門學問,當今之世,對『訓詁學』這個詞,即使是從事語文工作的人,大多數也已經不甚了了。什麼是訓詁?歸納起來,不外兩大派。一派認為訓詁就是解釋古代字詞,一派認為分析古代的句、篇也是訓詁的任務。黃侃先生提出:訓詁就是用語言解釋語言,既沒有地域的限制,也不分古今。這就把訓詁的範圍和功用進一步擴大了。黃侃先生的話是對的。說詳細點就是:只要是用已知易曉的語言解釋未知難明的語言,就是訓詁。

1926年,黃侃在寫給陸宗達的信中說:「學問文章皆宜由章句訓詁起,弟已有甚深之基址,切勿遺棄,聊貢善言,以報相知之厚。」五十餘年後,陸宗達《訓詁簡論》出版,在送給許先生的贈言中,陸宗達仿當年黃侃之意而寫道:「⋯⋯訓詁以聲音為主,推求語源,通其變化,吾弟已有深厚基礎,潛研此學,必臻大成,望勿僄棄。」

語言學家陸宗達

許先生說:「一開始我不清楚,後來才知道,這最後一句乃是季剛先生在1926年致穎明先生信中的話。時隔半個世紀,先生移以教我,除了可見先生之於師訓銘心之深,情誼之篤不讓茂堂,也可知先生有意使我知其苦心。可是我們這一代學生,可謂『先天不足』而又『後天失調』,能得先生之一體已屬不易,要想在國學的精髓處追步師輩,已為枉然,又何談直承章黃?

(陸宗達)先生告訴我,文字與音韻如鳥之兩翼,只有訓詁學才是這隻鳥的主體。學語言學,特別是關於古代的語言,首先應該為讀古書、傳承古代文化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我知道先生的這番意思來自他的恩師;也理解他的意思是要我沿着章黃這條路走下去⋯⋯我從此就秉承着先生的教導,在訓詁學上用力最多。

「朋友圈」:金庸、饒宗頤與周有光

訓詁學是冷門學科,而許先生最拿手、最擅長的,恰恰就是訓詁學。這不禁使我想起十幾年前,在浙江大學採訪金庸先生時,聽來的一段軼事。2002年,語言學家陸宗達應浙江大學之邀,許先生曾在浙大有過一次長篇講演。剛到浙大,校長潘雲鶴就告訴時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金庸,說今天中央來了一位「副委員長」。金庸並沒有太在意,潘雲鶴又說,這位副委員長還有一個身份——他是訓詁學的專家。金庸一聽,當即雙眼發亮,衝口說道:「那是許嘉璐!中國的訓詁學專家不止一個,『副委員長』也不止一位。但訓詁學專家同時又是『副委員長』的,那就只有許嘉璐一人。他是章黃學派的重要傳人,訓詁之學,天下獨步,那是『絕學』,我一定要見見。」

金庸是天縱之才,而對許先生竟推崇至斯。這也從一個側面,使我們認識到許先生在訓詁學領域的崇高地位。兩人一見之下,果然相談甚歡,從此惺惺相惜,結為好友。我拿這個故事請問許先生,許先生笑呵呵地說:「有這回事兒。」頓了頓又說:「但對金庸先生的推許,我不敢當。

武俠小說大師金庸

在談到金庸小說時,許先生說:「金庸寫的武俠小說,跟別人寫的不一樣,是另一個思路。我是看武俠小說長大的,明白武俠小說的套路,所以知道他寫的和別人不一樣。因為沒時間,我只看過他全部作品中的幾部,但能感覺到他的小說寓意比較深,需要深入研究。金庸這個人有見識、有思想。

從金庸談起,我們慢慢談到香港文化,後來談到許先生的另一位好友饒宗頤先生。許先生與饒公交往已近三十年。2006年,他受邀參加饒公九十華誕典禮。在那次典禮上,許先生鄭重致辭,稱讚饒公是「當代百科全書式的大師」,是「香港的驕傲」、「中國的驕傲」,是「中華民族偉大文明和智慧的驕傲」。他說:「我們從他的學術生涯甚或哪怕一篇論著中都可以感受到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中所形成的優良學術傳統,領悟到作為一位學人的生活真諦和生命價值。今天,我們學習、宣傳和弘揚先生的這些精神,尤其必要而緊迫。」

2009年,饒公獲頒「中華文化年度人物」,許先生親臨鳳凰衛視直播現場,向觀眾講述心目中的國學大師饒宗頤;2014年,饒公榮獲山東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許先生再次發去賀信;2015年,在饒公百歲慶典活動開幕式上,許先生又做了熱情洋溢的講演,高度讚譽饒公的為學與為人。這些,都是兩位先生友誼之樹長青的最佳見證。

國學大師饒宗頤

許先生回憶說:「饒先生生於1917年,今年正好100周歲。五年前,他95歲那年,我在友人的陪同下再次去看望他。他那時剛剛從敦煌考察回來。他一生數次去敦煌考察,那年95歲,又去了一次。這麼高的年齡還孜孜不倦地為學術研究而萬里奔波,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他還講到一個令人莞爾的細節:「饒公看到我,伸手過來要和我握手。一邊說:『準備好了嗎?』忽然一用力,我忍不住『哎喲』一聲——95歲的人了,手還那麼有力⋯⋯」我聽的忍不住笑出聲來。饒公「忽然一用力」,是一種風趣;許先生眉飛色舞的講述,是另一種風趣。如果不是親臨其境,很難想像許先生這種身居高位之人,能有這樣的活潑談吐。

因為專業關係,許先生曾長期擔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一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簡稱「國家語委」,直屬國務院,是國家的文字改革機構。

在任職國家語委主任期間,給他印象最深的一位學者,就是周有光。周有光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和許先生算是名副其實的「同行」,又同在一個單位,因此兩人有機會長期接觸。「記得20世紀80年代後期,周先生已經年過80,還熱情地向我介紹自己『換筆』的過程。他說:『連我都用電腦寫作了,你應該用得更好。』我是在他的感召下才開始接觸並使用電腦的。我曾對許多人說,周先生是我走進中文資訊處理領域的啟蒙老師。」憶起往事,許先生動情地說。

「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

周有光筆耕不輟、淡泊名利、謙和平易、寵辱不驚,這些都使許先生十分感佩。「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周先生確實做到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許先生還講到周有光的夫人張允和,「合肥四姊妹」之一,民國時期的著名閨秀。她喜歡崑曲,對周老體貼入微,這些都給許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張允和是『無錫一枝花』,大家名媛。那時候我每次到他們家去,都是她給我沏茶倒水。她文靜,賢淑,笑容可掬,不多說話。尤其對周老的客人,她不打擾,說完了,退出。東方淑女的典型代表。直到周老去世,他們都住在三間簡陋的小房子——那是七十年代國家語委分給他們的——但知足常樂,這夫妻二人是人間仙侶,讓人羡慕。三間小房,一曲絕唱。

中國文化擔當: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革

許先生以訓詁學名世,傳統訓詁學以解釋語言文字為主,進而闡釋古代文化,那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學問。所以,對中華文化的高度關注,自然而然成為許先生學術研究的重要部分。

許先生的文化學研究,注重提高民族文化,注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接,注重探索人類文化的前途與走向,以宏觀分析、微觀透視、綜合比較等方法,對中國文化的建設、發展與重構進行統攬全域的深邃思考,發表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精闢見解。「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革,中國文化要有自己的擔當。」許先生說。

要有文化擔當,先要有文化自信;要有文化自信,先要有文化覺醒。在許先生看來,中華民族的覺醒先後有四次。第一次是武王伐紂,第二次是秦統一中國,第三次是19世紀列強入侵中國,第四次正是當下。「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第四次文化覺醒:弘揚民族優秀傳統,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精神;排出自身機體裏西方『傳統文化』及其變種的激素。」許先生認為,中國的這次覺醒,正好與西方文化自我否定的浪潮相遇。在這樣一個格局演變的大形勢下,我們其實正面臨着人類歷史上的「第二次文藝復興」,這是一個歷史與文化縱橫交接的重大歷史時機。中國的學界(包括人文社會學界和自然科學界)應該充分認識到這場巨變,順應大勢,迎頭趕上;並且掌握主動,引領潮流。

在〈世界格局巨變與中國文化擔當〉一文中,許先生這樣寫道:「世界正在發生甚至可以說已經發生了巨變。宣告必然、必須要發生這一巨變的,是遍佈於全球的、人人容易感知的危機(或曰『風險』)。環境急速惡化、局部衝突不斷、核戰的可能性、貧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頻發、不平等的普遍存在⋯⋯這不能不促使人們警覺:地球怎麼了?人類怎麼了?社會出了什麼毛病?未來的路在哪裏?中東的亂局、歐洲的『難民潮』、英國的脫歐、美國的『分裂』⋯⋯不過是事情的表像、危機的序幕。人類身陷其中的種種風險,通常容易被人割裂開來,分別關注;有的人似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卻又時而指責詛咒。有的人因受教育的水準和所學專業的局限,也因為在相關報導和分析的論著中充斥着專業術語和『行話』,妨礙了社會對風險的認知和關注。於是,我們似乎看到了這樣的景象:在被一片濛濛灰霧覆蓋下的人們中,有人逐漸警覺,有人發出告誡,有人苦思對策,而更多的人在照常行路、嬉戲,不知『身在此山中』的危險後果。這時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需要社會如《莊子.逍遙遊》裏面的巨鯤,化而為鵬,『怒(鼓足力量)而飛』,『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俯瞰下界,究其濛濛然、木木然的根由,探尋人之身與心、人與人、人與自然本應具足的和諧共生之路。應該由誰負起這副重擔?學人、政府、民眾,不分學科專業、部門高低、城鄉差別,都應以清醒的頭腦、明察的眼睛,堅強的雙肩,勇敢地擔當起來,由所有民族共擔重任。

「未來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樣建立?」許先生認為:「『路就在腳下』——就在幾千年乃至上萬年的文明史中,就在人類自己的『一念』之間——是繼續沿着彼此對抗,唯物質享樂是求,以戰爭、屠殺、壓迫為樂事的舊路走下去,依然如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麥迪森所說,政府的主要責任是『保護少數富人』(轉引自喬姆斯基)這一套路去管理國家和世界?還是改弦更張,走上包容、和諧、互尊、互鑒、互利,為多數人、為世界、為永續的康莊大道?」答案不言自明,當然是後者。許先生說:「我們本着對萬事萬物規律的認識,目睹全球混亂、污濁、殘酷的現狀,也從不悲觀。我們堅信,大亂之後必是大治。歷史沒有終結,而且永遠不會終結,終結的只不過是曾經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時宜的思想和制度。」許先生認為,我們對內要學會向廣大民眾普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民眾素養,喚醒民眾心底深藏的中華文化優秀基因,「塑造中華民族之心」;對外,要學會如何讓中華文化走出去,「使中國人的智慧達到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之處。」可以說,〈世界格局巨變與中國文化擔當〉一文,凝聚了許先生近一段時期以來關於世界格局變化和中國文化問題的深長思考,是他近期在該研究領域的重要收穫。

2017年5月14日,也就是我此次叩訪許先生的前兩天,習近平同志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了主題演講。在演講中,習近平強調:「從歷史維度看,人類社會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為許先生的論斷一錘定音。

在這樣一個格局大演變的形勢下,中國文化要有自己的自信與勇氣,要敢於『亮劍』。」許先生說:「我們要敢於坦率批判西方價值體系,敢於直面對抗美國霸權主義,提出具有東方智慧的中國方案。

一帶一路:中華文明與世界各文明的交流通道

2016年,許先生大病一場,至今尚未完全復原。雖然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兩三個小時,但老當益壯,仍然爭分奪秒,為中國文化建設盡心盡力。

就在幾天前,他剛剛參加了在湖北武當山召開的「第四屆國際道教論壇」,對人類思想瑰寶「中華之道,中華之德」進行深刻解讀,認為知難而進,向不瞭解東方文化的人們介紹中國智慧,供其探索自己和未來,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責任。

許嘉璐在「第四屆國際道教論壇」發表演講。

同時,為回應當前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帶一路」國際理念和倡議,許先生正在主編一套大型史料書系《一帶一路文獻叢刊》。該書系由饒宗頤先生擔任學術顧問並題簽,潘耀明先生特邀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歷史典籍」、「名家名作」、「名著名譯」、「歷史人物」、「人文地理」等多個板塊,首批選目兩百種,是目前規格最高、規模最大、體例最精、編選範圍最廣的一套關於「一帶一路」的文獻彙編。

許先生說:「去年我生了一場大病,至今還在休養中。雖然醫生再三叮囑節勞,但我說,〈世界格局巨變與中國文化擔當〉這篇文章,我必須得寫;《一帶一路文獻叢刊》,我必須得編。我是學者,我想盡一個知識份子應盡的責任,除此之外一無所求。假如說真要求個什麼,那也是但求『心安』而已。

我問:「昨天和前天,『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剛剛在北京舉行。請您從文化的角度,談談『一帶一路』對世界的影響。」許先生說:「『一帶一路』是國家級頂層戰略,是一個不斷豐富、不斷外延的世界性理念和倡議。從實用性角度看,它是商貿經濟的往來,而其本質也是為了迎接和應對世界格局的大改變。

許先生說,「一帶一路」不但是經濟合作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人類歷史告訴我們,必須有文化的無障礙交往、心與心的相連,經濟的往來才能開創出互尊相容、合作共贏的局面。『一帶一路』跨越文化差異,連接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本質上是中華文明和世界深入對話的文化通道。習總書記所倡議的『亞洲文明對話』正是『一帶一路』的靈魂,也是人類回歸命運共同體的起點。

在聯合國2001年制定的《不同文明對話全球議程》中,有這樣一句話:「不同文明對話應爭取全球範圍的參與且向所有人開放。」許先生認為,不同文明對話不是少數人的事業。學者、宗教領袖之間的對話固然重要,但是只有當對話成為億萬人關注的事情之後,這種對話才能顯示出巨大的活力和影響力,產生阻攔戰爭、促進和平的威力。

許先生還指出了一個具體方案:開展好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對話。他說,開展好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對話,是「一帶一路」成為一條眾多國家興起之路的關鍵,同時也將為世界文明對話樹立榜樣。他解釋說:「當前,伊斯蘭世界因二戰以來持續的中東亂局吸引着全世界的關注,但伊斯蘭文明卻沒有得到深入、客觀的認識,相反,越來越被『妖魔化』了。伊斯蘭文明起源於西元七世紀,當時的阿拉伯部落還生活在原始崇拜之中,戰亂不斷。在這個背景下,穆罕默德以戰止戰,創立了伊斯蘭教,形成了共同信仰,開創了和平局面。伊斯蘭文明以『中道』、『和平』為文化主幹,同中華文明『中庸』、『和諧』的核心思想有眾多相通之處。中伊之間加強往來、瞭解與合作,是『一帶一路』的當然之義。

許先生說,讓中華文化服務世界,這應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一帶一路是實踐之路,具有豐富而深遠的意義。這不僅是中國崛起於世界的戰略,更是一條符合世界文明發展走向、孕育着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道路。這條路上承載着的,是一種新的理念和模式,它對全人類——當然也包括中國——是有利的。我們要努力在這條路上超越祖先,走得更遠。

「一帶一路」已成國際熱話,官方和民間不斷舉辦相關活動, 例如中國文化院和百仁基金就主辦了「中華文化快鏡(2017)──一帶一路文明的溝通」短片拍攝比賽。

訪問劄記

在訪問結束之前,工作人員數次提醒時間已過,請我盡快結束訪問。而許先生卻興致很高,能看出來他很樂意和來訪者多聊幾句,這讓我有點兒受寵若驚。

許先生一邊翻看我送他的《章太炎自述》等書,一邊再次道謝,說:「歡迎再來。」他謙虛有禮,給我很深的印象。這讓我不禁想起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所說的一句話:「每一位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很謙虛的。」

許先生對傳統文化浸淫極深。席間,他曾講到唐代三大詩人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係:「如果中國文化只有儒家,沒有老子、莊子,我難以想像:中國文化稱不稱得上中國文化?中國的文學、藝術有沒有現在的境界?例如王維、杜甫、李白,差不多同時,一個佛家,一個儒家,一個道家。正好代表儒、釋、道三種哲學在當時對詩歌所產生的影響。」這個說法,此前好像沒聽過,很是新穎。

許先生博聞強記。他可以不假思索,隨口背出李白〈蜀道難〉等的詩句,記錄者即便抄漏一個字,他也能馬上指出來。一些舊籍、原典,他都能逐字逐句地背出,事後查證原書,一字不錯。

許先生氣度沖和。他神采照人,正如明珠寶玉,自然生輝,使人一見之下,便不禁產生一種欽仰親近之心。

許先生嘗論章太炎有云:「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潤而投身革命者,豈可數哉!」觀諸今世亦然,我自從走進中國文化院,相與接談者不下數人,先後有侯軍遠秘書、中國文化院學術部王智主任、王巍副主任、薛冬梅助理等,皆謙恭有禮,談吐不俗,後三者年齡介乎三十至四十歲之間,正當奮發有為之人生階段,而皆受許先生感召。「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潤而投身文化事業者,豈可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