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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名家】彷徨古今而求索,但開風氣不為師──專訪日本漢學家稻畑耕一郎教授

早稻田大學的日本漢學家稻畑耕一郎教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即活躍於中日學術界。稻畑教授學術研究的特點是範圍廣袤、視野開闊,其著述涵蓋了文學、考古、戲劇、民俗、歷史等各個方面。近年來,稻畑教授亦着力發掘江戶漢學的原始資料,為《儒藏》日本部分的編著貢獻極大。與此同時,稻畑教授不遺餘力地為日本學界介紹中國研究的最新成果,近期在日本出版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大型書籍《中國の文明》(八卷本)即為例證。那麼,稻畑教授的這種精力和熱情究竟緣何而來呢?帶着這個問題,本文作者特意對稻畑教授做了專訪。

稻畑耕一郎教授

稻畑耕一郎簡介
稻畑耕一郎, 1 9 4 8 年出生於日本三重縣。1976年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研究生院畢業,之後留校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至今。同時擔任該校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所長。也曾擔任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客座教授、北京大學古文獻中心客座教授等。稻畑教授以《楚辭》為開端,研究範圍包括古代中國的文字學、考古學、文學以及民俗學等。在將近半個世紀的研究生涯中,稻畑教授總共出版了近三十部學術著作。與此同時,稻畑教授還積極參與發掘和整理未被重視的歷史人物及文獻,這種獨創性的研究,包括探索古代中國假面文化、綜合整理梅蘭芳戲劇藝術遺產、發掘日本江戶時代漢學家蘆東山以及清代文人張斐的史料等等方面。在不斷為研究中國文化開闢新領域的同時,稻畑教授也主持了數套大型叢書如《圖說中國文明史》(全十卷)、《中國の文明》(全八卷)的編譯工作,為在日本普及中國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稻畑教授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定義為「中國古代學(Chinese Ancientology)」。[/box]
前言
在為數眾多的日本當代漢學家中,稻畑教授的治學風格及其貢獻可謂獨特。流暢的中文、廣闊的視野、豐富的學識、充沛的精力,是與稻畑教授接觸之後的印象。曾有日本學者將那些固守某一研究領域或某一個文本,皓首窮經的學者戲稱為「農耕型學者」。這種表達既有讚頌,也包含了些許諷刺。因為,學術研究固然應以對文本研究為主,但也極容易導致視野狹窄、見識短淺的缺憾。所謂見木不見林即為此意。同時,如何在學術研究與社會大眾之間建立橋樑,讓學術思想成為社會大眾的教養和知識,其實應該是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從這一點來看,稻畑教授的中國研究,很難用一個具體而狹窄的學術概念來描述。這也就是他自己將研究範圍描述為「中國古代學」的緣由。

《圖說中國文明史》(全十卷)、《中國の文明》(全八卷)是稻畑教授的力作。

然而,如果我們簡單地在日本的各大圖書館以及互聯網上搜索稻畑教授的相關資訊,就會發現,他的研究不僅包括了《楚辭》、青銅器、漢簡、考古發掘等與古代中國研究相關的領域,同時也延伸到現當代中國文化以及文學的研究。稻畑教授與陳舜臣、駒田信二等學者的合作就是例證。不僅如此,其近年來對梅蘭芳藝術史料的整理、對篆刻家松丸東魚與中國文化交流關係的考證、對日本江戶時期漢學家蘆東山長達三十年的調查、對促成北京大學《儒藏》日本編的完成,均顯示出稻畑教授對中國文化全方位的關注。

中國古代學──從研究古代以理解現代 

王小林(以下簡稱「王」):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對中國研究感興趣的?耕一郎教授(以下簡稱「稻畑」):我這一代的日本人從高中開始學習日本古典,同時也開始學習中國古典。這是因為中國古典對日本古文化有深刻的影響,沒有中國古典的基礎知識就不能瞭解日本古文化。不過,當時我們還沒有學習漢語,基本上用日本傳統的「訓讀」方式來閱讀中國古典。訓讀雖然是日語,但讀解方式有一定的規律和節奏。我比較喜歡這種節奏,同時也喜歡中國古典詩詞和各種歷史故事。上大學以後開始學習漢語,然後對中國各方面都產生了興趣。當時正值大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我感興趣的中國古代文化都被視為封建社會的殘渣,成為批判打倒的對象。但對我沒有太大的影響,仍然專心學習現代漢語。

稻畑耕一郎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時,與考古系俞偉超教授(後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合影。

王:您將自己的研究稱為「中國古代學」,能否就其內涵做簡單的介紹?

稻畑:我年輕時研究中國古代的《詩經》、《楚辭》,但總覺得僅僅依靠這些文獻的訓詁和詮釋,很難瞭解中國古代的真正面貌。所以1984年我有機會在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我選擇了中國考古學。恰巧北大考古系有一位著名考古學者俞偉超教授(後來他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他主要研究戰國秦漢時期,非常認同我的想法,在他的熱情指導下,我開始學習中國考古學。同時也認識了不少年輕的考古學者。通過跟他們交流,學到了很多考古以外的中國知識。因為考古發掘工地大部分在鄉下農村,所以趁這些機會一方面瞭解發掘成果,一方面瞭解中國現代農村的情況。我覺得單從書面上的知識理解地方鄉鎮的情況相當不夠。所以這段進修生活至今仍然是一個寶貴的經驗。回國後,我在日本主持各種出土文物展覽,如四川三星堆、秦始皇兵馬俑等,也是由於這些原因,到現在我一直尊重中國古文化,也可能因為知道中國考古學者們工作的艱苦及其成果的卓越。

我本來是很喜歡古代的,不僅限於中國。現在,我們的社會依賴各種技術,生活比過去便利了許多。但我覺得現代社會人們的頭腦裏,仍然有古代的影子。就好比我們腳下踩着古代的影子,是怎麼也離不開古代思維的。我說的「古代」不僅指遠古的時期,也包括從遠古到近代所有過去的時間,因此我的「中國古代學」領域超越了時間和地區。我認為將傳統文獻的內容與地下考古材料、現存民俗材料等多方面的資料相結合,才能恢復像3D那樣有立體感的古代文化面貌。幸虧世界上有中國這樣具備豐富材料的國家。正因為中國最有條件做古代學,所以我才做中國古代學的。遺憾的是我的學養還過於不足。

古今是相對的說法。比如說宋朝人也把自己的時代叫近世、或者近代。這是一種頗具自負的語氣,表示說我們時代已經不是野蠻時期的古代。我們的現代也過了幾百年就會成為古代。而我們現代文化比古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如同古代人能做的很多事情,現代人不能做一樣。很多人類課題一直沒有解決呢。

從這個視野觀察現代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是很有意思的。我們社會各方面的成果蔚為大觀,人類智慧進步也日新月異。但是有時候突然感覺我們好像是走在莫里茨‧科內利斯‧埃舍爾(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迷惑的圖畫」之中, 明明是向二樓上去的樓梯不知為什麼卻回到了一樓。

所以,我經常跟年輕人開玩笑說:古代對我們永遠是新的,而最新的馬上會變成舊的。去年的,大家已經認為是舊的。幾百年前的,大家認為是老的,不是舊的。舊的越老越有價值,也越來越有光輝。古代人能簡單製作的東西,現在不一定能做得出來,如部分青銅器和玉器。當然古代也有許多不好的,但是已被歷史淘汰掉了,只有好的被保存下來。而現在的東西是玉石混淆,當然玉少,石頭磚瓦居多,這需要等時代來淘汰。

對我而言,研究古代就是為了理解我們生存的現代和現在以前的歷史。我的古代研究課題表面上集中在古代,但是人活在現代,怎麼可能離開現代呢?所以每一代人都應該有屬於自己時代的學問。我們要認真考慮把什麼學術成果交給後代。我們二十一世紀初的古典學成果如何,只有將來的人可以評價。

中國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無法避免全球化
王:可不可以談一下您研究中國文化四十多年的感想?稻畑:一言以蔽之,曰有趣,學而不厭。對我來說,中國本身是一個wonderland,無論翻閱什麼書,每次都會有新的發現;無論去哪裏都會發現新東西,一輩子都沒有厭倦感。中國文化內涵太豐富了,雖然我學了半個世紀,還有許多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說我依然懷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心情。

我們早稻田大學中文系有一條教旨,就是「古今兼學,語文雙修」。對剛開始學習中國古典的外國學生而言,這樣的教旨過於苛刻。但是到了我這個年齡回頭再來看,這條教旨可以稱為真理。我們外國人學習或者研究中國,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中國。如不能瞭解中國,研究是沒有意義的。不「古今兼學」就無法瞭解中國的真面貌,不「語文雙修」也不能體會原汁原味的中國。所以,我現在非常感謝當年老師們對我們學生的高度要求。慚愧的是自己還沒達到老師們要求的水準,唯一的安慰是開拓了一些他們沒能涉入的領域。

日本江戶時代最著名的俳句大師松尾芭蕉有這句話:「古人の跡を求めず、古人の求めしところを求めよ(不要追求古人之足跡,要追求古人之所追求的真理)。」所謂古人也包括先師、恩師。我覺得這句話不僅表現出文藝的哲理,也表達出學術進步的哲理。人文科學也是科學之一種,我們也需要追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然的話,我們的學科必然面臨衰落。

松尾芭蕉是日本江戶時代最著名的俳句大師。

王:您認為在全球化日益高漲的本世紀,中國研究有無因應這種趨勢在方法和理論方面進行轉型的必要?如果需要,應該是什麼樣的?

稻畑:全球化跟中國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我覺得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不過,既然我們古典學者也活在現在的世界,就必須考慮這個現象。全球化的趨勢總是無法避免的。

不僅是現在,過去的中國人,雖然程度不同,也曾面臨所謂全球化的影響。中國在歐亞大陸的東邊,自古以來歐亞各種動向對中國影響很大。古時候的全球化速度沒有現代這麼快,但許多考古材料證明,其實速度比我們想像的快,規模也相當大。所以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跟歐亞動態分不開。中國文明本來很包容,可以說沒有外來文化的因素,就沒有中國文明的發展。最簡單的例子是印度佛教。佛教傳到中國的時候,跟中國傳統思想有過不少衝突和鬥爭,經過很長時間的磨合,最終佛教中國本土化了。類似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數不勝數。

所以我們也需要在全球化的視野中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我覺得這樣研究中國文化,也可能發現不同以往的新成就。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優秀的年輕學者必須到國外去,跟國外學者交流,接受更多資訊,開闊眼界,以他山之石提高自己的學問水準。最重要的是面對全球化的波浪,與之拚搏,不要被它吞沒。全球化對中國文化本身是很好的發展機會,沒有變化就沒有發展。

研究人數減少非意味學術水準衰落
王:與上個世紀相比較,日本中國學研究似乎逐漸走向衰退。至少學科規模以及研究者陣容在縮小。您認為日本中國學是否需要積極應對這種局面?稻畑:您說得對。但古人說:「蓋物稀為貴,理應然也。」我同意這句話。少不一定是壞事,古典學本來就是少數人做的「有閒無產階級」的學問。社會各個領域需要各種人才,我們的領域,研究人員少數就已足夠,太多對社會也沒用。況且與其他學科比較,對現代社會做出的貢獻也不多。我追求的不是隊伍龐大,而是少數精英。少數化不一定意味學術水準走向衰落,能夠培養出少數令人滿意的優秀人才就足夠了。

日本的傳統學問就是漢學,到了江戶時代才分為漢學、國學(日本古典學)、洋學(西學)。因此,過去的學者學術領域不同,卻都有很深厚的漢學底子。他們沒來過中國,但是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感覺、理解。現代,特別是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教育制度變化很大,堪謂「全盤西化」了。結果,大家,包括我們年代的人,都失去了漢學的基礎,社會上也很少有人瞭解中國傳統文化。我看到中國也有幾乎同樣的現象。但中國是漢學的發源地,最近在逐漸恢復原有的力量,出現了許多可期待的年輕學者。

傅增湘是著名古文獻學家。

我個人這十幾年很關注民國年間的中國古典學,具體研究對象是收藏大家、古文獻學家傅增湘。這個課題沒有人做過。我自己發掘了不少新的材料並寫了十幾篇論文。目前正在利用這些材料編輯他的詩集草稿。

除了傅增湘,大家都知道清末民初出現不少古典大師。當時的社會不太重視中國傳統學問,主要方向也是「全盤西化」。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一些知識分子努力奮鬥,開拓新的學術領域,取得了以前沒有的豐富成就。民國的古典學成就,現在來看,儘管風格不同於清朝乾隆嘉慶時代的古典學,但同樣很可觀。另外,目前我們之所以有「新國學」這種稱呼,可能是因為面臨中國古典學的某種危機。日本國內也遇到這種困境。所以我覺得瞭解民國古典學的辦法,對現在的我們也有一定的借鑒。

另外,目前不少日本中國古典學研究好像迷失方向,陷入在陋巷裏徘徊的窘境。他們的研究往往把自己限定於一個作家、一部文集,或者一個時代、一個genre。其實中國古典學是寬闊無垠的沃野。民國大學者的視野很廣,我們要借鑒的正是這種學術姿態。幸虧我們的時代有他們沒有的電腦和數據庫等。

高本漢是瑞典著名漢學家。

中國古典學應該沒有文史哲的區別,雖然對我們國外學者來說研究起來很費力,但這也是中國古典學的魅力所在,可以說是作中國古典學徒的命運,當然也是一種驕傲。我們古典學者做的就是全面的學問,不僅是一方面的研究。

與其他海外國家比較,我相信日本中國古典學的水準總體來說相當高。唯一遺憾的,是他們大部分都用日語寫文章發表。我們做中國古典的,盡量用共同語言,漢語交流則更有效果。日本中國學者要準備中國古典學的「全球化」。其實,江戶時代的日本漢學家早就用漢文寫文章,雖然他們不會說漢語。

現在國外學者,一般都是上了大學後先學漢語,然後開始研究古代漢語。先天地有很多handicaps,這沒有辦法。但是國外學者的研究視野、興趣、研究方法,不一定跟中國國內學者一樣。以往不少外國學者對這個領域中做出很大貢獻。如高本漢(Karlgren)、馬伯樂(Maspero)、高羅佩(Gulik)等。我希望將來國外也有這類領先學者出現。

必須瞭解中國

王:我拜讀了您的大作《中國皇帝傳》(中央公論社),對您的中國歷史觀深有共鳴。相信許多讀者也會借此對中國文化的深部結構有更多認識。這種將宏觀視角與微觀研究相結合而講出自己學術觀點的方法,為學者與社會大眾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典範。請問您是如何構思這部著作的?稻畑:感謝您的謬讚。這本書原來是為日本廣播電台NHK 「歷史再發現」節目撰寫的課本《皇帝們的中國史》。我認為對現在的外國人而言,瞭解中國歷史和文化非常必要。因為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候。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領土是歐盟的兩倍。避開中國,談論世界現代面臨的各種課題:環境、糧食、能源、宗教、民族等等,沒有什麼意義。中國,現在是我們必須瞭解的對象。

但是,對外國人而言,瞭解中國不是簡單的事。因為中國國土遼闊,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社會複雜。現在的中國不同於半個世紀前,沿海地區的城市也不同於內地村鎮。同一個沿海地區的城市,南北也都不一樣。同一個城市裏的市民也有很多階層。但是這些都是現代的中國,現代的中國人。那歷史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少多大呢?

雖然有這麼巨大的區別,很多中國人的頭腦裏都有中國「一體」的感覺。這種感覺從哪來的呢?歷史上怎樣產生和形成的呢?歐盟雖然只有中國一半的面積,卻有27個國家,語言也不同。所以歐盟很難共有一體感。中國比歐盟大兩倍,人口比她多好幾倍,那中國的一體感到底來自何處呢?

大家都知道歐盟各國語言不同。中國國內共同語言是漢語,但是南北發音差別太大。如過去孫中山、梁啟超等講的話,當時到底有多少中國人聽得懂呢?大部分可能聽不懂,但是寫成漢字,知識分子都看得懂。可見,一體感最基本的條件是從文字「漢字」的一體來產生的。這樣,我們可以理解秦始皇「初併天下」後,為何迅速實行文字統一政策的緣由了。所以也可以說,如果沒有漢字,估計中國也不一定有一體感的。漢字是為了造就一體感來發揮紐帶作用的工具。古今東西通貫之具就是文字──漢字。

漢字是溝通古今中國之工具。圖為東漢文字學家許慎,他編成了中國第一本字典《說文解字》,對漢字日後發展影響深遠。

漢字是記述中國文明最主要的工具。加之,釀成一體感的傳統思想是:「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禮記‧曾子問》)。過去有皇帝在的地方就是中央,皇帝不能統治的地方不是中國,被認為是「化外」之地。所以,可以說皇帝能管治的地方就是中國,中國歷史可以用皇帝的事跡來介紹, 中國的大歷史也可以從這個角度描述。

中國是一個,一個就是中國。雖然「一個」的範圍,每個朝代都不一樣, 各有大小。秦始皇帝實現了「併天下」與「大一統」理念相結合,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歲月,對歷代王朝有很深的影響。通過坐在一極集權的統治體制裏的中央的「皇帝」的事跡,我只是嘗試了「何以中國」這個研究課題。通過這本講述中國歷代皇帝略歷的書,力求讀者認識中國大歷史。一個皇帝不一定能代表一個朝代,但是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對外國讀者,中國歷史的細節不必瞭解得太清楚。他們需要的是中國的大歷史。沒有這些知識,理解中國是很難的。所以說「何以中國」也是我個人的課題。

陳舜臣作品有着中國的現實感
王:從您的出版來看,您與歷史小說家陳舜臣先生交往甚深。陳舜臣對當代日本讀書界影響很大。您能否談一下他的歷史文學的價值和魅力,特別是陳舜臣對於中日文壇的象徵意義?稻畑:我大學本科開始學習中國,那個時候兩國之間還沒有邦交,無法來中國留學,身邊也幾乎沒有中國人。沒有辦法,只能閱讀大量有關中國的書籍。其中就有陳舜臣的作品。他的小說、隨筆與其他日本作者的風格不同,但那個時候我還不明白緣由。隨着不斷翻閱他的作品,最終我認識到,他的作品裏有其他日本作家作品裏沒有的中國的現實感。我特別喜歡看他的最具代表性的畢生大作《鴉片戰爭》。我研究的方向不是中國近代,所以閱讀了很多他的作品,便開始逐步理解中國。後來我知道過去有一段時間,美國大學為了讓學生學習和瞭解中國,採用高羅佩的《狄公案》英語本。好像《紅樓夢》一部書是為瞭解清朝中期的社會氣氛最好的教材一樣的,陳舜臣的作品對我也是如此。

歷史小說家陳舜臣對當代日本讀書界很有影響力。

八十年代後半年,日本大出版社之一的講談社計劃出版陳舜臣全集27卷本。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寫過當代作家的文學評論,出版社編輯來信,卻要我撰寫全卷的作品解說。信中說陳舜臣作家本人和著名學者、作家駒田信二先生也都推薦我。雖然我曾經跟他們做過一些工作,但當時我開始在北京大學進修考古學。如果只寫其中一卷的解說不那麼難,而若要撰寫所有作品的解說,難以想像自己會有那樣的時間和能力!後來我知道,他們找我也有一定的原因,就是陳舜臣作品雖然受到很多日本讀者歡迎,但實際上他的作品並不一定都能被他們理解。我也覺得日本文化界人士不一定瞭解陳舜臣各種作品所要表達的真意。因為他們都不那麼熟悉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一個很簡單而又象徵性的一個例子,就是《鴉片戰爭》這部作品。陳舜臣一輩子獲得了很多文學獎、文化獎,如江戶川亂步賞、直木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等等,但是只有《鴉片戰爭》沒有獲獎。

當時日本文化界對陳舜臣的理解僅僅停留在這樣的水準。所以對於陳舜臣先生,他們也可能覺得,應從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中找一位比較合適。我自己也認為或許能為改變這種狀況助一臂之力。最後我決定參戰。不少學術界的朋友都持疑問或者反對的態度。確實這些工作也花費了很多時間,朋友們持的疑問完全是對的,但是現在來看,通過這個評論工作,我學到了不少想法,成為了難得的學習機會。這也是我的命運。好不好,誰也都不能判斷。

稻畑教授與陳舜臣交往甚深,並有專著評論陳舜臣的著作。

陳舜臣背景特殊,既不同於普通的日本人,也不同於中國人。他年輕時候專攻印度語言,Hindi、Urdu語、Pārsī等,也翻譯過古代波斯數學家、天文學家和詩人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ám)的《魯拜集》(The Rubaiyat)。所以很早就知道在日本、中國以外,世界上還有其他不少的文化和價值觀。我很喜歡他的這樣想法。他的作品都是根據這樣的思想和認識來構成的。所以我評論陳舜臣的著作就是以《超越境域: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我的陳舜臣筆記》為名的。英文書名借用約翰‧列儂(John Lennon)寫的Imagine的最後一句。現在有不少作家也在寫中國歷史小說,我認為除了少數幾位,其他都不令人滿意。沒有辦法,他們都沒有中國古典的修養,讀不懂現代漢語,也幾乎不瞭解中國。他們描寫的是日本風味的中國,或者stereotype的中國、superficial的中國,所以讀者容易看懂,也很受歡迎。經濟學領域有「格勒善法則(Gresham’s Law)」,即「劣幣驅逐良幣」,文化上有時也出現這樣現象。很遺憾,但沒有辦法。

互相信任是國際學術交流合作成功的關鍵
王:您多年來擔任北京大學古代文獻研究所的客座教授,能否談一下這些年在古代文獻研究領域中,中日學者共同合作所積累的成就以及面臨的課題?稻畑:現代社會,交通發達,資訊靈通,聯繫密切。國際合作也幾乎沒有了障礙。這些對我們的領域最為重要。如果大力推行交流,學術就會進一步發展。若無合作,學問便將窒息。正如古人所云: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近年來中國學者很重視域外漢學,同時也關注海外圖書館收藏的漢籍。漢學、漢籍這些詞本來是日本學者使用的,現在中國學界也公認這些概念。這也是國際交流的一個象徵。除了日本以外,韓國、歐洲、美國也有不少亡佚古籍善本或者現在中國國內罕見的、保存狀態更好的古籍。將這些文獻用現在的影印技術來複印,在圖書館的網站公開全貌數字資料,為世界各地的學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其實海外收藏機構,不一定有研究中國古籍的專家,所以需要中國專家的大力幫助。目前中國開始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也提供了不少科研資金。我負責的合作項目中,有日本國內的資金,也有中國的,還有美國的。通過這些具體項目,我們可以一起合作研究。這些國際合作對我比國內的共同研究更為愉快,收穫也更多。通過國際合作,互相切磋,共同向上。

稻畑教授重視學術交流。圖為他在2016年中山大學中文系舉辦的「名師講壇」上發言。

所以,我希望這些國際合作研究越來越多。今年我跟北京大學的朋友們開始了影印出版日本足利學校收藏的宋元善本的工作。國際合作成功的關鍵在互相信任,為了達成互信,需要經常走動,見面交流。在現代資訊化社會裏,我覺得我們的研究領域中的學術資訊還很不夠,或者偏向一方,必須補正。

王:能否從東亞儒學研究的角度談一下您代表日本學者參與的《儒藏》編寫工作的感想?

稻畑:我年輕時對儒教沒有什麼興趣。除了先秦的儒家典籍以外,不太瞭解歷代儒教的文獻和思想。感覺大部分儒教文獻描述和表達的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世界,也不太想知道,也可能無意識地受到文學革命等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以及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等影響。相反我比較喜歡諸子百家。中國文化的主流雖然是儒家,但是有了諸子的思想才顯得豐富。我現在也還持有這個想法,沒有大的變化。

參加《儒藏.日本編》編輯工作,我知道中國出版界力量雄厚。僅《精華編》就已出版了一百多冊,在日本現在根本不可能出版這種大型叢書。而在中國,《儒藏》也只是這十幾年中出版界編輯出版各種大規模的古典叢書其中之一。這個現象表明,正因為中國歷代積累的文化contents極為豐富,才有可以不斷出版這類大型叢書。這些都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中國學界各個方面都在嘗試把這些軟件保存,同時向社會推廣,也嘗試用數碼化的材料傳到後代。其背後,或許也有國際性的文化戰略,其中有些計劃也不算理想。但是總的來說,這種出版盛況令人羨慕。日本社會,由於各種要素,脫離書籍的情勢越來越厲害,出版界現在除了漫畫以外,書籍出版不很景氣,沒有了過去的氣勢。將來我們國外的漢學家也都可以用中文寫論文,只要在中國出版就行,因為我們都是做中國研究的。

應重視蘆東山對日本儒學的貢獻
王:聽說您已經對江戶時代的儒學家蘆東山關注了三十多年,能不能談一下這方面的情況?稻畑:謝謝您的熱情關心。三十多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瞭解到蘆東山(1696–1776)的事跡。蘆東山是江戶時代中期日本東北仙台藩的學者。他因批判藩政獲罪,被迫謫居軟禁達二十四年。其間他在他被發配的寓所,撰寫了一部計十八卷、八十萬字的大著《無刑錄》。《無刑錄》來自《尚書.大禹謨》中「刑期于無刑」的文字。其宗旨在提倡對罪犯不應加以身體上的刑罰,而應使用道德教化為主的教育刑作為懲罰手段。他把中國古典作為其理論根據。本著雖然成書於十八世紀後半葉,其主旨卻不乏先進的近代刑法精神的萌芽。

蘆東山是江戶時代中期的儒學家。

《無刑錄》在江戶時期通過抄寫流傳下來,到了明治十年(1877年),政府元老院正式刊刻出版。對日本近代刑法的成立,特別是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過去知識分子大部分都知道這本書。但是這一百年裏,在學術界卻鮮為人知。因為該書完全是用漢文寫的。我三十多年前發現他的《楚辭評園》這本書, 認識到該書在日本早期研究《楚辭》中的重要性。還有保存至今的他的日記和書信等第一手資料。很多中國學者一直都關心江戶時代日本漢學,知道林羅山、藤原惺窩、伊藤仁齋、新井白石、中江藤樹、三浦梅園等,但卻不知道蘆東山。所以,我在《儒藏.日本編》編輯工作中,收錄了《無刑錄》,以此期待中國學者對他做更深入研究。日本儒學的成就是東亞漢學的一個重要遺產, 我們現在需要從新的視域來重新研究有關成果。我很希望以國際合作的辦法來共同研究蘆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