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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丝绸之路的战略思考

张信刚出席「一带一路先锋论坛」发表演讲

张信刚教授为台湾大学学士(1962),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1964),美国西北大学博士(1969)。他先后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及美国南加州大学。 1990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1994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1996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及大学讲座教授,2007年退休。近年来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土耳其海峡大学等讲授人文通识课程;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名誉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及丝绸之路研究院荣誉院长。
他曾发表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研究专著两集,获得一项加拿大专利;并曾出版中、英文著作十二部。
张教授为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于2000年获法国政府颁授「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2年获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金紫荆星章」;2009年获颁「法国国家学术棕榈司令勋章」。张教授曾担任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2000-03)、香港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2000-04),香港司法官员推荐委员会委员(1999-2005)等公职。

*张信刚先生授权中国文化院刊登此文,此文选自张信刚先生尚未出版的新著《大丝路行纪》。

海权、陆权与地缘政治

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几千年里,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带一直是人类商业和文化交往的主要通道;由张骞通西域而开启的“绿洲丝路”就在这个区域内。

16世纪开始的海洋时代使传统的丝绸之路逐渐然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虽然它在中央亚欧(Central Eurasia)所占据的地缘优势并没有终止。17世纪开始强大的沙俄逐步蚕食和鲸吞这片曾经见证过辉煌岁月的土地。18世纪以来海运的日益昌盛使它相对于欧亚大陆其他部分更为闭塞而落后;多世纪以来“马鸣风萧萧”的动感之地,似乎透出了“落日照大旗”的悲凉。

19世纪中叶是欧洲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在欧亚大陆上,俄罗斯占领了它的中心区——中亚;英国控制南亚次大陆。俄罗斯企图南下阿富汗并从而进入南亚与英国一争短长;英国则想控制阿富汗,从东面包抄波斯(即伊朗),同时阻止俄罗斯南下。于是在中央欧亚地区(即丝绸之路),英国和俄国在19世纪进行了一场具有地缘政治示范作用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结果双方都没能征服“帝国杀手”阿富汗,只好同意微调棋盘,让阿富汗的版图在东部增生一根狭长的“手指”,直接与中国接界,从而把英国控制的南亚与俄国控制的中亚隔开。阿富汗既然成了英、俄之间的缓冲区,这两个殖民帝国又都把注意力投射到新疆,各自在喀什派驻人员庞大的一个领事馆,既要在新疆寻找新利益,又要监视对方的动态。

19世纪末,美国在欧亚大陆之外逐渐崛起,成为海上强国。1877年,美国海军学院历史教授马汉(A. Mahan)写了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宣扬“海权论”——拥有海军优势的国家将会影响全世界历史的进程。且不论海权强国是否真能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本书倒确实影响了美、英、日等海军强国的战略思维。日本后来发动太平洋战争即是以马汉的“海权论”为指导思想,而“海权论”至今仍是美国海军的基本信条。

1904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早期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H. Mackinder)在皇家地理学会的年会上发表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作为海权强国的战略思想家,麦金德提出一个有关陆权论的“心脏地区论(Heartland Theory)”——谁能控制东欧平原,就能控制“世界岛(World Island;主要是指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谁能控制“心脏地区”,就能控制“世界岛”;谁能控制“世界岛”,就能控制全世界。这个理论对后来俄罗斯、德国和美国的战略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德国纳粹党人发动二次大战的动机之一就是要取得“心脏地区”的控制权。美国的一些战略家也经常强调“中央欧亚”的重要性;而美国和欧盟近年来对乌克兰的进取政策多少也反映出这种地缘政治思想。

近几年美国提出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就兼具马汉的 “海权论”思想和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不知是否巧合,“Pivot ”这个字恰巧是麦金德的名著里的主词。

我认为,麦金德的理论既表现了19世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又已不能概括今日的战略空间。现代的地缘战略固然不能无视二维地理的因素,但是第三维(空中)甚至是第四维(网络)的作用绝不可忽略。值得在这里一提的倒是,在麦金德的二维地理思考中,他说的“心脏地区”和“丝绸之路”关系密切。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论,麦金德还以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形成过程为案例。由此看来,“丝绸之路”的战略位置确实非常重要;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当然也包含了这样的战略意义。

新时代,新力量,新思维

1904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使人类的活动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维度。一次世界大战(1914-18)时,英国和德国都建立了空军,把仅有十年历史的飞机应用在战争中。当时德国的王牌战斗机驾驶员Manfred von Richthofen(绰号“红色男爵(Red Baron)”)创下80次空战胜利的记录。这位战斗英雄的伯父正是那位在19世纪后期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并以此为从中国到中亚和印度的贸易通道命名的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教授!

1971年,现在已经无远弗届迅如雷电的互联网雏形在美国出现,地球真的是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自此,陆、海、空、网络这四个维度相互作用;陆权、海权、空权和网络力量成为任何战略家都需要全面考虑的因素。

1991年苏联解体后,几乎被世人遗忘了的位于“中央欧亚”的“偏远地区”再度受到重视。五个新独立的国家起初很不稳定,民族矛盾突显,宗教极端分子闹事,有的国家甚至发生内战。

之后,俄罗斯力图把这五国拉回自己的势力圈内。美国、西欧、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纷纷以经济与文化实力填补这个“真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这些国家的邻国,自然也发挥了自己的能量。

2001年“9.11”之后,美国派重兵进驻阿富汗,并且加强对附近地区的影响。这似乎是陆权论在21世纪的复活,但是十几年的战争历程逼使美国一再修订战略思维。

就在“9.11”前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新疆安全问题的浮现也促使中国政府把西部地区的发展与国家安全挂钩,并且将它们与中央欧亚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

2006年,美国推出一个“大中亚计划”,建议以阿富汗为中心,北接中亚五国,南连巴基斯坦和印度,形成一个南北向的经济合作区;以中亚五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供应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借用中国战国末期的术语,这个计划可以称为“合纵”。由于阿富汗局势迟迟未能改善,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善意也难以建立,“合纵”的成功几率不高。

经过几年的观察,我在2013年9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发表了《大中亚与新丝绸之路》一文,提出:”中国在海运路线上,尤其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峡地区需要与海洋强国周旋,确保自由航行的权利。在“大中亚”(“中央欧亚”)的陆地上,也需要与有关国家合作互助,让“新丝绸之路”稳定安宁。“

同时,中国政府于2013年秋季提出“丝绸之路新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思(即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欧亚大陆各国东西向的发展,振兴欧亚大陆上历史最长、范围最广的贸易网络。这个提法近似于战国时的“连横”;它的实现将有助于目前相对落后的中央欧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这是一个国际合作发展的新模式。它的提出是对19世纪“大棋局”里“要你输我才能赢”地缘政治理论和20世纪冷战时期“敌我对垒、黑白分明”意识形态的否定。它体现了一种“大家有饭吃,有事可商量”的包容性思维。但是有鉴于国际政治的历史惯性和当前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宏伟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的困难绝对不容低估。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决策者,需要切实了解这个地区的实际需要和社会民情,让成绩和参与国的满意度来证明这个战略的价值与意义。

丝绸之路行为准则

中国既是内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中国也是一个除了煤之外能源短缺的国家,需要大量的进口能源。这就令中国的能源战略必须兼顾海路运输和陆路运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近年来中国的海上力量开始增强。但由于日本、美国顾虑中国的崛起,加上菲律宾、越南等国乘机参与纠缠,中国要大规模开发东海和南海的海底资源将会十分困难,要维持对南海领海和经济专属区的主权和权益并不容易。钓鱼岛问题是当前诸多国际战略方程式中最难解的一个;这个问题的解决,和南海问题的解决有着相当的关联性,也因此使中国在海上的回旋余地并不宽阔。

1971-75年,我积极参与了北美洲华人的保钓运动。当时我认定的道理就是,中国领土不容他国私相授受。今天我还是相信这个道理。但是我更认清了,中国已经不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宰割的东亚病夫,不必因为过去曾受人欺凌而让悲愤情绪成为思考国际战略问题的负担,因而减小自己的灵活性。重要的思考出发点应该是:中国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威震四邻的亚洲新霸权。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和经济力量第二的国家,中国必须以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为重,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美国目前控制波斯湾入口的霍尔莫兹海峡、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和新加坡之北的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的实际主宰者。印度不想也无法改变这个现状,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也都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在陆地上的中央欧亚核心区,俄、印、美、中几国各自有不同的条件和考虑。

俄罗斯过去是这一带的统治者,实力仍很强,不会甘心让自己的优势由他人取代;多数俄国老百姓也会支持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问题是俄罗斯的未来总体经济能力是否能够支撑它在这个地区的企图。

美国目前在阿富汗仍留有军队与基地,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和这个尚未发展的地区既不接壤,也没有历史渊源;美国一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在环球许多热点中,美国任何政府大概都不会为了这个地区无休止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中国是中亚五国最大的商品来源地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者。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已有一条不经过俄罗斯的石油管道,又在修建几条从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到新疆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也已和中国定下了长期供应石油的协议,并且要修建新的管道。这些新设施既是亮丽的成绩,有又被人要挟和勒索的可能。而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央欧亚”的认识都很模糊,仅限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东突”和“疆独”这几个概念。

提到新疆问题,我不能不同意,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当政者的梦魇,但是目前的发展战略是要使喀什成为21世纪再现辉煌的“丝路明珠”,让它能对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个政策的正确性不容置疑,而中国将和巴基斯坦共建瓜达尔港和喀什之间的中巴经济走廊将会把喀什这个内陆城市用大约70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公路与印度洋联接起来。这条走廊的得益者远不止是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它将会减低相当一部分中国必须进口的能源的运输成本,也会分散一部分现在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进口能源的风险。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以及油页岩提取技术的成功使美国在能源供应上对中东和中亚的依赖度大为降低。也就是说,“中央欧亚”的能源和贸易网络对中国的重要性日增,而对美国的重要性却在渐减。

然而,21世纪海、陆两个“大棋盘”上玩的不会再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零和”游戏。中、俄应该在中央欧亚多方面合作,但无需连手对抗美国;中、欧也应致力于创造大家都赢的局面,而不应阻碍俄罗斯的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潜力亟待发展,而一如四十年前的中国,目前的发展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公路、铁路、飞机场、港口设施和网络建设都需要基金和技术的注入。这个地区是如此之大,有待建设的基础设施是如此之多,谁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一家独揽,谁也没有足够的人力一手包办。

相对于今日的几个海上强国,中国的海上实力仍然薄弱,在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的印度洋的力量就更是单薄。因此,目前媒体上见到的大量耀武扬威夸夸其谈的言论越发令人觉得”一带一路“构思的深厚思想还没有进入这些言论爱国者的脑中。

关心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人“千万不要忘记”:共建共有共享,互信互惠互重,应该是未来“丝绸之路”上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