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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己有恥」的現代詮釋

伍展楓

伍展楓,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古代文獻、語言文字、古典文學等。

一、緒論 

「行己有恥」四字語本《論語‧子路》,乃孔子答子貢曰爲士之其中一個條件,同是有關道德之主張,原文爲: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1]

實則「行己有恥」乃「己行有恥」之倒裝,意謂行事立身應具羞恥之自覺心,知道有所爲有所不爲。《禮記‧中庸》亦有云「知恥近乎勇」,[2]則把知恥與崇高的道德品行互相扣連。從這些理論,我們既可見儒家「知恥觀」之形成,亦可知儒家文化對個人道德修養之重視。然而觀乎現今社會,不少人不但違背良心而爲非作歹,即使犯錯亦毫無愧疚或改過之意,甚至諉過他人,忘卻知恥之基本道德原則以及完善人格之內在道德要求,致使社會道德日漸淪喪。實則知恥觀之內容爲何?眾多不以無恥爲恥之畸態何以於現世頻繁出現?我們又可如何對治?就此數點,本文將以「知恥」此一儒家重要主題爲中心,先對其作概念分析,後援引見於現今社會之相關例子,以探討「行己有恥」之於現代之意義。

《論語》(網絡圖片)

二、儒家之「恥」與「知恥」

「恥」這個核心概念在《論語》中可謂屢見不鮮。〈爲政〉篇載:「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3]孔子以爲若以苛政嚴刑來治民,人民雖不敢再犯罪,卻不以犯罪爲恥;但若以道德禮法來教化民眾,百姓則既生羞恥之心從而奉公守法,更會以自感愧恥而不再犯法這個行爲爲榮。儒家文化正正重視這種透過道德教化而使人自覺地「知恥」並因而持守道德原則的過程,實呼應「行己有恥」之主張。此外,知恥觀也包括其他道德原則,例如建立自尊。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4](〈公冶長〉)一個人若只知花言巧語、諂媚逢迎,實很難有羞恥心。此外,君子也應以言而無信、自食其言爲恥。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5](〈里仁〉)與此同時,君子所作出之承諾亦須合乎禮義,要言行合一方可貫徹君子正直之品德。是故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6](〈學而〉)

除了個人的道德修爲,孔子更把一己之廉恥連繫至國家之存亡。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7](〈泰伯〉)君子是跟國家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而不應只重視自身功名利祿。針對這一點,歷仕五朝十主的五代十國宰相馮道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反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雜傳》啟首便引用管仲所言,帶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這個名垂千古的廉恥觀,[8]並直斥馮氏「可謂無廉恥者矣」,[9]正因其毫無忠貞,只圖苟活。

綜上所述,「知恥」和「行己有恥」均是實踐自尊和理想人格的重要表現。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10](《孟子‧盡心上》)可謂知恥觀之總結。根據《孟子‧告子上》,這種「羞惡之心」,實是「人皆有之」,[11]乃人之所以爲人之先天依據,這個想法實爲孔子知恥觀的更進一步、更強而有力的釋述,對後世影響深遠。明儒顧炎武在其〈廉恥〉一文中便把以上孔孟的學說再加以深化,既重申「行己有恥」,更指「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12]無恥是絕不可忍的,更顯古代士人之擔當。自古以來,儒家正正希望世人能透過內在自覺成就外在德性,以建立一個尊崇仁德的大同社會,此中「知恥」實帶有極重要之作用。

《孟子》(網絡圖片)

三、「行己有恥」的現代詮釋

從上文我們實可見儒家知恥觀思想之於古代中國社會之詮釋,強調以自覺而生之羞恥心達到言行舉止上之道德自律,甚至會影響國家民族。時至今日,儒家思想在華人社群中之影響雖仍彌足深遠,然就知恥這層面上則已起根本變化,當中因由在於現世的道德要求,已由先秦時以知恥觀、四端說等發展下來所提出之先天良知及內在道德,演變成今日著重於外部社會之制約力。換句話說,今人羞恥之原因很多時候並非只源自內心,更受到外在社會價值及道德秩序之影響。1946年,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曾在其受美國政府委託解決戰後如何治理日本人之問題而寫成的有關日本民族特色的著作《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中,首次總結這種出現於不同東亞社群的道德廉恥觀爲「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乃相對於西方人犯錯後產生內疚及羞恥心且透過贖罪來解脫的「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13]潘乃德觀察到,受「恥感文化」影響的人其羞恥感往往須有外人在場方能產生,若其不良行爲並未被社會察覺,則衷心懺悔只是庸人自擾之舉而大可不必。[14]誠然,潘乃德的觀察也是概括的普遍現象描述,並非所有日本人均以「恥感文化」主導生活,但其論點始終是研究現代社會中知恥觀的濫觴,我們更能從中參透一些存於現今社會的廉恥倫理現象,當中正包括從今日華人社會所見之不以無恥爲恥的扭曲觀念。

 《菊花與劍》及作者露絲‧潘乃德 (網絡圖片)

爲何今日華人社群會出現如此現象?按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干春松言,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正在於當今社會喪失了正常的道德評價。[15]很多人雖受「恥感文化」所影響而重視外在輿論,但這些輿論已因社會價值出現變化而遭扭曲,導致人們遵照了錯誤的價值標準,遂造成不以無恥爲恥、甚至以無恥爲榮的歪曲現象。當人們犯下過錯亦覺無甚問題,社會上人們之內在以道德自覺爲本而產生之羞恥感便日漸喪失。以中國大陸的學術論文剽竊問題爲例,很多大學往往只爲了研究成果,不但不懲罰純粹抄襲論文的教職員,更反爲保護他們,久而久之其對剽竊自感理所當然,以道德爲本的「恥感」也自然漸漸失落。另外,一些網上媒體常以其作爲社交媒體上的資訊分享平台爲說辭,未得原創者允許便擅自轉載且不補充資料來源。此舉在本質上根本與剽竊無異,無視傳媒之基本新聞操守,更是扼殺創意之舉,乃不知愧恥之表現,但很多網絡用戶卻因追求快捷和資訊的傳達而覺得毫無問題,甚是可悲。

另一個導致今人喪失「恥感」的主因乃源於虛榮心。在現今社會,不少人認爲不道德並無甚麼問題,反之,無法滿足社會以利益和實效爲先之標準,例如賺的錢不多、無法名成利就才是大問題。如此虛榮心實在使得人們很在乎他人如何看自己,例如常恐遭人指責曰無甚出息,則他們或會爲了顧全面子而作無恥之事。這種以不成功爲恥之價值觀,最終迫使人們爲求成功而爲非作歹,同樣致使「恥感」淪喪。中國近代思想家嚴復先生早於百多年前便已對如此現象寫下精準的描述:「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僞,終於無恥。」[16]華人社會好不擇手段、虛僞無恥之風多年來始終揮之不去,不止因爲人們對利益過分重視,更是源於歪曲廉恥觀念之建立。在極端的情況下,不作僞已是無恥、無面子之表現,如此下去道德豈不崩壞?數年前,香港商人陳振聰不惜僞造遺囑,更不斷謾辭嘩說,甚至明言不告上終審法院誓不休,爲的只是希望獨吞龔如心之鉅額遺產,可謂「恥感」盡喪之例。最終其落得鋃鐺入獄、身敗名裂之境況,自可以因果報應爲解釋,其實也是向社會發出深刻之道德警示。

嚴復 (網絡圖片)

那麼,針對凡此種種恬不知恥之意識和行爲,我們可如何是好?筆者以爲推廣「行己有恥」這個最原始基本的道德知恥觀乃上佳對治之法,對道德的重塑正是「行己有恥」一語可發揮之現代意義。與古代之社會環境不同,爲了讓人們確能實踐此語,拾回羞恥心,一套賞善罰惡之規章制度在現今社會實不可免。這些規章制度尤其須對那些位高權重者和決策機關施行行之有效的制約,以防其運用公權力和社會影響力來謀私。若居高位者亦無法知恥,結果定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最終只會造成社會道德徹底淪喪,絕非人民所樂見。當然,道德教化的工作仍須繼續進行,更要及早讓幼童知道持守美德之重要,以助建立更強大之抵禦虛榮私心的力量。

四、結語

本文就「行己有恥」之古今意義作了一簡明之論述,並透過相關例子作補充說明。現代的「恥感文化」跟古代儒家提倡之以內在道德爲本的知恥觀縱有所分別,且現代社會不同因素易致道德水平下降,若以適當完善的典章制度來推廣「行己有恥」的廉恥價值標準,實可助人求索「恥感」之餘,更能抗衡只求虛榮私利之心,從而重塑道德社會,提振人文精神。

 

〈「行己有恥」的現代詮釋〉爲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16/2017年度「孔子學術獎學金」得獎文章;本文經作者潤飾。

 

五、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一)傳統文獻(時代先後序)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整理委員會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近人著述(姓氏筆畫序)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呂萬和、熊達雲、王智新譯:《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類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二、期刊論文(附報刊文章)(姓氏筆畫序)

【清】嚴復:〈救亡決論〉,《直報》(1895年5月1日至5月11日)。

 

三、網路資料(姓氏筆畫序)

鳳凰網,〈找回恥感是道德重建的起點〉,http://news.ifeng.com/a/20140516/40318804_0.shtml,轉引自《北京青年報》原文(2017年12月22日瀏覽)。

 

[1]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40。

[2] 《禮記‧中庸》云:「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十三經注疏(整理本)》整理委員會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五二,頁1685。)

[3]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頁12。

[4]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頁52。

[5]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頁40。

[6]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頁8。

[7]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頁82。

[8]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五四,頁611。

[9] 同上注。

[10]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一三,頁302。

[11] 《孟子‧告子上》云:「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卷一一,頁259。)此即孟子之「性善論」。

[12]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一三,頁772。

[13]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呂萬和、熊達雲、王智新譯:《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類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12-113。

[14] 同上注。

[15] 鳳凰網,〈找回恥感是道德重建的起點〉,http://news.ifeng.com/a/20140516/40318804_0.shtml,轉引自《北京青年報》原文(2017年12月22日瀏覽)。

[16] 【清】嚴復:〈救亡決論〉,《直報》(1895年5月1日至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