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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神州喪一身——懷念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

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於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歲。饒宗頤先生出生於1917年8月9日,號選堂,又號固庵,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長期潛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大門類。

饒宗頤先生為《國學新視野》題字。

饒宗頤先生是中國文化院《國學新視野》的顧問,並親筆為《國學新視野》題字,多年來熱衷參與文化活動,推揚中華文化。《國學新視野》2011年春季創刊號便刊登了鄭煒明專訪饒宗頤先生的文章〈饒宗頤的國學新視野〉,探討了饒宗頤先生的學問、藝術兩者的成就。

「文化神州喪一身」,饒宗頤先生畢生筆耕不綴,桃李滿門,結出纍纍碩果,是中華民族的財富,是中華文化的無盡寶藏。斯人已矣,精神不朽,永遠懷念饒宗頤先生。

現將饒公接受《國學新視野》2011年春季創刊號專訪的文章刊登於此,以示懷念。

饒宗頤先生的國學新視野

——鄭煒明

引言:華學與關聯主義的國學
饒宗頤先生,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1917年出生於廣東省潮安縣(今潮州市),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及教學工作,治學範圍廣博,蓋可歸納為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包括潮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已出版學術著作約70多種,發表學術性文章約900篇,亦擅書法、繪事及舊體文學創作,並諳操縵,刊行的舊體文學作品集有10餘種,書畫集40餘種,可謂學藝雙攜。此外,先生亦精通中國古代文獻及多種外語,研究着重史料考證,且不斷創新,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漢學界獲得高度評價,迴響極大,對於海內外推動漢學研究及弘揚中華文化貢獻至鉅。

饒宗頤教授的著作《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日文版,由小早川三郎譯,副題名為「古代文明與漢字之起源」。(本文作者提供照片)

對於國學一詞,饒先生並不常常提及。近年來,中外學術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都常常稱他為一代國學大師,他也就祇好採取一種默認的態度了。據筆者粗淺的理解,所謂國學,有兩大點:一是範疇的問題,二是方法的問題。以我所知,饒師他是主張用華學一詞的。1994年2月他為創辦並主編的《華學》這份大型國際學術刊 物寫發刊辭時,就曾這樣說過:

中華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中國何以能夠維持七八千年的綿延不斷的歷史文化,光這一點,已是耐人尋味而不容易解答的課題。

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信心,外來的衝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騖,久已深深動搖了國本。「知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現在是返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略)

我們所欲揭櫫的華學趨向,有下列三個方面:一是縱的時間方面,探討歷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尋求它的產生、銜接的先後層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橫的空間方面,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單元,考察其交流、傳播、互相挹注的歷史事實。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錯綜方面,找尋出它們的條理——因果關係。我一向所採用的史學方法,是重視「三點」,即掌握焦點、抓緊重點、發揮特點,尤其特別用力於關聯性一層。因為唯有這樣做,纔能夠說明問題而取得較深入的理解。Assyrian文法上的關係名詞(Relative Pronoun)有一個(Sa)字,具有Whom、What等意義,我在史學是主張關聯主義的,我所採用的,可說是一種「Sa」字觀,有如佛家的阿字觀。我願意提出這一不成熟的方法論點,來向大家求教。(下略)[2]

饒宗頤先生的夫子自道,筆者幾乎可以肯定一般人心目中所謂國學,即饒師心目中的知己功夫、返求諸己的傳統中國文化之學,但他認為這是研究中華文明這個屹立於大地之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的學問,所以他會稱之為華學。筆者相信饒師不會反對華學即國學這一說法。饒師在講了華學的範疇之外,也談及了他所主張的方法論:史學上的關聯主義。他一向認為一切文化領域的研究,皆文化史範疇的研究,故必須具備史學的角度。他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上的史學的關聯主義(Sa字觀、阿字觀)等等,以及所謂在研究時所採的縱、橫和交叉錯綜等切入角度和坐標,其實最終皆可總結為文化的關聯性研究。因此,筆者認為大可以將之稱為饒氏的關聯主義國學。至於文化的關聯性,指的是文化源流的複雜性和多元化,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內涵及其條理和因果等關係,正是饒師最有興趣、認為最值得探索的。而這些特點,也許可以被視為饒宗頤先生的國學新視野。

饒宗頤教授的新作《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 精)/中華學術叢書。(本文作者提供照片)

上述種種,乃饒師在華學方面所提倡的新視野,其實卻是他在經歷了六十年以上研究中華文明的深刻體會和積累後的一個大綱。筆者認為又可將饒師的治學特點再細分為下列第二、三和四段的三大項。

開闢新課題深化舊課題
饒宗頤先生在華學研究方面,以擅於發掘和開闢前人未加注意或重視的新課題見稱,但他對某些課題的堅持和持續探索,卻是更值得我們借鏡的。

饒宗頤先生是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第一人,其於1956年出版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並考定了《想爾注》成於張魯之手而托始於張陵,對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義。是書出版後引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道教研究熱,陳世驤、楊聯陞、嚴靈峰、陳文華,還有日本大淵忍爾等諸位學者紛紛撰文討論。此書在國際學術界負有盛譽,法國漢學家康德謨先生(M.Kaltenmark)選此作為巴黎大學漢學院研究院的道教史教材;饒先生的學生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荷蘭漢學家)曾撰文闡釋此著在世界道學發展史上的意義︰

前此無人敢將早期的道書當成一項專門的研究主題……饒先生是道教研究的開拓者。他不僅把蒙塵已久的重要文獻搶救出來,並加以各種嚴謹的註釋和考證。可以說,在他之前,從未有人如此科學地研究道教文獻。……饒宗頤先生的成就使法國學者(康德謨、戴維明、史泰安等)非常佩服。《老子想爾注》為法國漢學界提供了一個了解漢代思想的全新角度。[3]

在探討學術問題方面, 饒先生有着一種求實求真和堅毅不撓的精神特質,能持續不斷地鑽研和發掘新問題。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爾注校證》,便是在原著《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的基礎上,再增收了先生對此課題的新的研究成果。一個課題,研究、修正、增訂前後達三四十年,這種情況,在饒師來說,絕非孤例。

又如1992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詞集考》,實則是在196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詞籍考》的基礎上修訂增補而成,為學術史上第一部以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詞學的著作,其研究方法與角度,為詞學研究提供了豐實的研究資料與基礎。饒師此書,也證明了許多時候,最舊、最傳統的研究方法,其實一樣可以開創學術史上的新課題。

1959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甲骨學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全書1300多頁,共80多萬字,是饒先生以二十年心力,利用當時所能見到所有的出土甲骨資料[4], 全面而系統地研究殷商時代貞卜人物的專著。先生開創了以貞人為綱,排比卜辭的先例,在理論和方法上均超越前人,對了解各個貞人的占卜內容及其所屬的時代很有參考價值;更有學者認為這是一部早期商代社會原始資料最基本的綜合研究[5]。此著出版後獲中外學術界高度重視,共有十三國文字書評予以介紹;1962年,饒宗頤先生更因而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授「漢學儒林特賞」,學術成就得到國際漢學界的認同。後來,韓國學者孫睿徹更以十年時間,將此著翻譯成韓文本於1996年出版[6]。但饒師並沒有因此而自滿,他其後繼續研究甲骨學,有《甲骨文通檢》(主編,共五冊, 1989-1999年)等著作。

饒宗頤教授近照。作者認為,對於國學一詞,饒先生並不常常提及,饒先生是主張用華學一詞的。(作者提供照片)

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饒先生曾赴日本、韓國、英國、法國等地從事研究。1963年,先生應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邀,赴天竺作學術研究,成為該所永久會員,並跟隨白春暉先生(V. V. Paranjepe)父子[7]二人學習婆羅門經典,曾深入鑽研《梨俱吠陀》等圍陀經典,更兼遊天竺南北各古地。饒先生後來從事「東方學」研究,其梵學知識便植根於此,著作豐贍,而其中悉曇學更是獨繼絕學,成就過人;相關論文後結集為《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三聯書店,1990年)和《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前者更是既補充了王力等先生們在漢語史和古漢語研究方面的缺漏,又揭示了中印兩個民族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關係的一部極為重要的學術著作,堪稱絕學,可惜至今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

1976年,饒先生第三次往法京巴黎,在遠東學院工作之餘,又追隨蒲德侯(Jean Bottero)學習巴比倫文,開始研究上古楔形文字和西亞上古文獻,後以多年時間將一部以楔形文字記述阿克得人開天闢地的世界現存最早的史詩,翻譯成中文,在1991 年由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近東開闢史詩》,成為巴比倫史詩之第一部中譯本[8]。

從1978年起,饒宗頤先生研究可謂碩果纍纍,先後編著書刊數十部,舉其要者, 如《雲夢秦簡日書研究》(1982年)、《楚帛書》(1985年)、《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著,1993年)、《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等等皆屬新出土簡帛之學;《補資治通鑑史料長編稿系列》(主編,1995-2004年)乃據新出土史料以  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1998年)是一部以全新角度審視漢字的族源,出入中外多個古民族、多種古文字,實則上已是一部上古文化交流史和比較上古文字史學,其重要性已有多位著名學者撰文推介。

饒師早年曾追隨顧頡剛先生,治上古史地,並曾主編《古史辨》第八冊,後因戰事而未刊。但他對考古、上古史地的研究其實是貫穿他一生的。他一直到了新世紀, 還出版了《古史之斷代與編年》(2003年)、《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後者更體現了饒先生對上古史地研究的一貫性,他以極為深厚的古文獻功力,結合考古出土的新材料,再參考了外國古文化中的相關資料,然後作文化史的關聯性研究,得出許多新知灼見,足堪垂範後學。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並不強調專門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他強

調的是要打通;筆者記得饒師曾經教導說:

文科不同於理科,過份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要文史不分家,其實是要文史哲藝統統都不分家。[9]

他重視考古新發現、新出土的材料,他有着堅實的古文獻知識,他關注外國同時期、同範疇、同類型的資料,他相信文化間充滿着關聯性,所以在他的研究裏,觀點絕不守舊,處處閃爍出新的視角。

從「三重證據法」到「五重證據法」
總括其學術歷程,饒先生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獻及中國上古史地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地下出土文獻,壯年則由中國古代的研究擴展到人類文化史的研究, 興趣逐漸移到印度至西亞,而新世紀時又回歸到上古史地。由於先生精通中國傳統文獻,史學根基深厚,又長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秦漢文字,並通曉英、日、德、法等國語言及印度與巴比倫古代文字,研究問題能旁徵博引,突破地域與學術門類的界限,並常能着人先鞭,發掘新問題,提出原創性的命題與立論,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重要建樹。

但作為一個劃時代的大學者,有沒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研究方法論,也是能否獲得認同和肯定的關鍵要素之一。饒先生就是一位有自己的方法論的學者。

上世紀二十年代間,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總論》提出「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我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10]王氏主張運用「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證古文獻記載的資料,着重以兩重證據互證,為考證學奠下新法,對傳統學術研究進行了改造與革新,為上世紀的史學研究帶來巨大的影響。

過去數十年間,大量的文物與文獻相繼出土,面對這些豐富的史料,饒宗頤先生認為研究者應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以縝密的方法與角度,對新出土文獻進行研究,結合傳統與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這些珍貴的資料。1982年,先生在「香港夏文化探討會」上,首次提出以「三重證據法」研究夏文化,認為「探索夏文化,必須將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互相抉發和證明」[11]。中山大學曾憲通教授對「三重證據法」作了詳細的詮釋,指出饒先生創新之點,是把有文字的出土新材料與沒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區隔開來,並特別強調「有文字材料」的重要性[12]。此考證法廣受古史研究學界的專家學者所認同。

數年前,饒宗頤先生在《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史溯」的開篇《論古史的重建》中,進一步闡述「三重證據法」的要旨︰

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較王靜安增加一種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與文物之文字記錄,宜分別處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記錄,其為直接史料,價值更高,尤應強調它的重要性。

此外,更提出史學研究必須採取的三種途徑︰一是盡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錄,作為我們所說的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三是在可能範圍下,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過互相比勘之後,取得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與理解。[13]對於楊向奎先生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字》中提出以民族學材料,以補文獻及考古之不足的「三重證」說法,饒宗頤先生指出民族學材料只可作輔助資料,而非直接史料,繼而引伸出「五重證據法」[14]。筆者曾對於饒先生研究上古史所提倡的「五重證據法」作有簡析︰

饒師是先將有關史料證據分為直接、間接兩種,再分成中國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國傳統的經典文獻與新出土的古籍(例如簡帛等)資料、中國域內外的民族學資料和異邦古史資料(包括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和傳世的經典文獻)等五大類;前三類為直接證據,後二類為間接證據。他最主要的方法是通過比較研究各種證據中各種資料的關係(特別是傳播關係)與異同,從而希望得出較為客觀的論點。[15]

從「三重證據法」至「五重證據法」的建立,可見饒宗頤先生提倡的考證法並不局限於直接證據,更廣及間接證據的層面,以上世紀的新資料和新方法為嚮導, 拓展出研究證據方法的多重性,為前人學術論理的昇華,古史及古文獻研究方法上的創建,並突破了傳統文史研究學科的發展空間,引領研究者進入一個新的學術潮流。誠如曾憲通教授指出「從中國學術發展史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紀初至九十年代, 正是中國學術處於『信古——疑古——證古』的轉型時間……饒先生學術活動七十年中,一直置身於每個時代潮流的最前列。」[16]其實,這種方法,又豈可僅僅局限於上古史研究呢?

學藝雙攜——融通學問與藝事,突破隔閡
學術研究特別是在文藝研究方面,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實踐作後盾才能踏實。這是饒師的另一重要教導。[17]此所以他教古典文學,一定要學生寫作舊體文學;他教藝術史,也同樣要求學生從事書畫或其他形式的藝術的練習。

本文作者鄭煒明(左)與饒宗頤教授在一起。(作者提供照片)

饒宗頤先生是一位傳統的人文學者,幼年習畫,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任間,自是學術之餘,又進行書畫創作,並精通琴律,閒來操縵,另亦擅長於寫作中國各體傳統詩詞、駢文、賦和古體散文,出版作品集不下十餘種,在學術研究、藝術創作和文學創作三方面均深造有得,可謂一身兼三絕。先生字取「選堂」有三義,其因之一為對錢選的景仰︰「中歲重理繪事,以元人為依據,尤喜錢選」[18];其以學入於藝,以藝融於學的追求,亦得悟於錢氏︰「學與藝相倚相需之理,觀於松雪之與霅溪,可得一證。故知非學無以養藝,非藝無以揚學。余之揭『學藝雙攜』一義,蓋有得於錢翁, 示私淑之心而已。」[19]而且,饒先生因有感現今之世是一個「學、藝隔閡的時代,自專門之學興,學術與藝術分家了」[20],故以自己的學術研究與藝術方面的實踐,力圖突破學問與藝事之研究界限,其在敦煌學方面的研究,便是一例。先生長年致力敦煌的研究,將理論、實踐互為表裏,例如,他用臨摹古代壁畫所得來的經驗、技法等來研究中國傳統繪畫技法;另一方面,他又將中國繪畫的傳統技法,結合現代思維的表現方式、構圖方式和繪畫理念,通過其對中國西北地區的研究與體會,開創了以西北宗為題的繪法。

對於書法與繪畫創作,饒先生都是廣參古法而別開新面的,既能集古人前人之成,又能融會各體書法的精髓,並參照各種新出土古代書法文物史料,別出心裁地加以貫通,開創出變化多端、面貌新穎、風格獨特的饒氏隸書。此外,先生亦是一位擅長山水、人物、花卉、走獸等各種題材的大家。已故法國漢學家戴密微教授(Paul Demi ville)曾對饒先生的書畫創作予以高度評價︰

君精研六法,邃於小學,以書入畫,故能戛戛獨造。觀其所臚列,自殷墟甲骨以降,歷代名迹,多所規摹,尤留心新發現之文字資料。君治楚繒書有聲於時。而推陳出新,眉能發揚過去書法藝術之卓越楷式,更含咀英華,溶合為個人之獨特創造,其成就之高,有足多者。[21]
1993年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畫 》,收入了先生有關中國繪畫史論文 四十篇,乃饒宗頤先生在學藝探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而他在中國書畫藝術創作方面的成就,近年亦漸為世人所重,但其藝術創作,其實是應該被視為他的研究成果的,這一點是筆者必須指出的。至於他的詩詞、駢、散文創作,也應以等同研究成果視之。學藝不分家,也是饒師的新視野之一。

餘論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廣知識,開拓學術與藝術的視野,是饒宗頤先生所堅持的學習方式。先生「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足跡遍佈世界各地,八十年代初更曾以數月時間遊歷中國各地,參觀博物館及文化古蹟;所至皆以生冊相隨,並多有詩文錄之,寓遊與學藝,使學術、詩詞與書畫同途並進。先生學藝雙攜,雙峰並峙,在九十多高齡仍繼續藝術創作,至今不輟,其堅毅的精神足為後學的典範。

饒宗頤先生治學範疇廣博,並能融會東西與古今,在多個人文科學領域中,皆有卓越成就和突出的貢獻,是近代一位蜚聲國際的百科全書式大學者,一位極具開創性的漢學家。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曾以「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三個範疇高度評介饒先生的治學方法與成就,還引用了陳寅恪先生的「預流果」比喻加以解析,認為饒先生是「能預流的」[22]。

對於饒先生的治學風格之形成與特質,筆者認為可以從其研究方法中的五項特點窺豹一斑,當中必須留意這些特點往往是互濟的。第一,先生經常利用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特別是新出土的文物或新發現的文獻資料,即使是國外的考古出土資料,只要是可資不同文明之間的同一範疇的對比或作比較研究的,或與課題有所關涉的,便會加以參考。第二,先生對中國文化內各個學術領域的古籍、古文獻和傳統資料驚人地熟識。第三,先生有着堅實的文字學、訓詁學等知識,能做到詮釋章句和義理時相對準確。第四,先生能利用域內外古代語言與文化的知識,擅於對比或比較研究各個學術領域在漢語/族以外的,又或是域外的古籍和古文獻資料,從而做到跨語文、跨民族和跨地域、跨國域的跨文化研究。第五,先生經常在某一個單一課題的研究中,出入文、史、哲、藝、宗教、禮俗、民族、文明的交流和發展等領域,作跨學科、跨文明的文化史探索。[23]此外,筆者亦曾從楚辭學、古文論研究、詞學,以及文學創作等方面,對饒宗頤先生的文學研究與創作的成就予以具體分析,指出其研究與創作並重的特質,以及其作品所表現出的一代大文學家之風[24]。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共14卷20大冊,近1,200萬字,涉及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等,幾乎涵蓋國學研究的所有領域。(作者提供照片)

饒宗頤先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湛研究,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已經包含了極豐富的外來民族文化元素,因此,先生非常重視學術與文化方面的對外交流,並且身體力行。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先後與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謝和耐(Jacques Gernet)、霍克思(David Hawkes)、汪德邁(Léon Vanderschmeer)、貝塚茂樹、水野清一和吉川幸次郎等荷蘭、法國、英國和日本等地學者締交,並曾先後在日本、印度、法國、英國、美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地從事教學和研究,對多個國家所藏的珍貴典籍和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及研究,如日本和歐洲等地所藏的甲骨資料和敦煌文獻等等。

饒先生一方面努力鑽研從域外所得的資料,並廣交學海眾儒,另一方面則從各個途徑,積極於海內外推動漢學研究,乃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重要的橋樑人物之一, 其學術成就與貢獻得到國際漢學界的認同。季羨林教授曾指出:「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故步自封,抱殘守缺,而是必須隨時接受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緻,這些都是我們應當從他的學術論著中學習的。」[25]

饒宗頤先生在學術研究上擁有旺盛的開創能力,能匯通聚學,發掘和開拓新的研究視點和領域,是一位重要而有能力開創新風的研究者,對國際漢學界有着深巨的影響,季羨林、錢仲聯、楊聯陞、姜伯勤等中國著名學者,以及戴密微和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漢學家均對饒先生的學術影響,均予以肯定。日本學者池田溫先生曾經提出︰「二十世紀前半之代表漢學者可屈指王觀堂先生(1877-1927),而後半者應當舉饒選堂先生。比觀堂先生活動限於東亞,選堂先生講學遠及印度、法京、美國等,壽又近倍,宜矣其業績豐富多彩,更為學藝並茂。」[26]饒先生深邃的學問與超卓的學術成就,學藝雙攜與匯通開拓的研創精神,又能於海內外弘揚中華文化的貢獻,處處呈現出華學的(或國學的、漢學的)新視野,當然也包括化舊為新的視野;凡此種種,均使之成為當今國際漢學界的奇葩。

[1]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曾參考鄭煒明、林愷欣合著之未刊論文《饒宗頤先生學術歷程及其成就概述》。該文將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為饒先生舉辦過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中刊出。

[2] 饒宗頤,《華學.發刊辭》;見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一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5年8月第1版。

[3]施舟人︰《 饒宗頤先生的〈 老子想爾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學的發展》,載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1-4。

[4] 據劉釗先生記述,《通考》一書共徵引甲骨著錄書共5 8種,囊括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素材,還引用了7種未曾刊佈的甲骨材料,可謂窮盡材料,極其難得。參見劉釗︰《談饒宗頤教授在甲骨學研究上的貢獻》,載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翰 軒出版有限公司, 1997年,頁23-29。

[5]沈建華︰《記饒宗頤甲骨文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報》第311期, 1992年6月11日;又見於鄭煒明編《論饒宗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5年,頁107-109。

[6] 饒宗頤︰《韓譯本〈殷代貞卜人物通考〉著者序》,載饒宗頤著、孫睿徹譯︰《殷代貞卜人物通考》I-III, 城;1996年。

[7] 白春暉為印度資深外交家、古梵文學者;據饒宗頤先生記述,白春暉曾留學於北京大學, 1954年尼赫魯訪華期間,曾任翻譯;在香港期間白春暉曾任印度駐港領事館一等秘書,並與饒先生互換梵漢語文知識。詳見林在勇主編,饒宗頤述,胡曉明、李瑞明整理︰《饒宗頤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2-60。

[8] 此著之簡體字版於1998年出版︰饒宗頤編譯︰《近東開闢史詩》,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12月。

[9] 據筆者札錄饒師1982年9月為澳門東亞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韻文班上學生講課時第一講的筆記。

[10]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2。

[11] 原文為饒先生在1982年 5 月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之「香港夏文化探討會」上致詞內容;又見︰饒宗頤︰《談三重證據法——十干與立主》,《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頁12-18。

[12] 曾憲通︰《選堂先生「三重證據法」淺析》,載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十輯合刊(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頁33-38。

[13] 饒宗頤︰《論古史的重建》,《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7-11。

[14] 饒宗頤︰《談三重證據法——十干與立主》,《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17。

[15] 鄭煒明︰《卷一.史溯》,載洪楚平、鄭煒明主編《造化心源︰饒宗頤學術與藝術》,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廣州藝術博物院;潮州淡浮院;廣東萬品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2004年,第8頁。

[16] 曾憲通︰《治學遊藝七十春——賀饒宗頤教授「米壽」》,載《華學》編輯委員會編︰《華學》(第七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6-14。

[17] 據筆者札錄饒師1981年9月為澳門東亞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班上學生講課時第一講的筆記。

[18] 饒宗頤︰《選堂字說》,見《固庵文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325-326。

[19] 饒宗頤︰《學藝雙攜︰饒宗頤藝術天地.小引》,香港︰香港國際創價學會, 2002年。

[20] 姜伯︰《論饒宗頤先生的藝術史理論——以〈畫〉為中心的引論》,載洪楚平、鄭煒明主編《造化心源︰饒宗頤學術與藝術》,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廣州藝術物博物院;潮州淡浮院;廣東萬品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2004年,頁49-50。

[21] 戴密微︰《〈選堂書畫集〉序》,香港︰香雪莊,1978年,頁1-2。

[22] 季羨林︰《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見《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