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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要有文化自信──專訪王守常教授

中國人要有文化自信──專訪王守常教授

王巍、王智

王守常,滿族人,著名學者。1948年生於北京,1973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197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並留校任教。留校期間,師從哲學家張岱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長期開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等研究生課程。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史、佛教、近現代思想史等。1985年至1986年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訪問研究員。1991年至199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2003年任日本東京大學訪問教授。在學界的主要公職包括: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國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常務理事,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秘書長,《東方文化集成‧中國文化編》及《學人》雜誌聯合主編等。中國文化院專訪了王教授,聽他分享其治學歷程,並瞭解如何比較東西方思想的異同、如何將國學結合於日常生活、中國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等。

王守常教授

 

治學經歷有跨越時代的感覺

問:謝謝王教授接受我們專訪。王教授是國學名家,能否簡介一下您的治學歷程?

答:談到治學經歷,有點跨越時代的感覺。我今年(2017)六十九歲,工農兵學員畢業。1973年考試,我在黑龍江黑河考了第二名,然後張鐵生鬧「白卷事件」,那考試就不算數了。我屬於「可教育好子女」,被推薦上了大學,從一個高中生然後插隊五年又回到北大上學。我報的是化學系,結果讀了哲學,讀完就留在學校,教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了一年,我就跟我老師張岱年先生說:「可不可以到中國哲學教研室?」為什麼去那裡呢?其中一個原因,就在「評儒批法」的時候,給我一個題目寫明代李贄,從那開始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古典的東西很有興趣。那是我治學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後來跟張先生一說,就進了中國哲學教研室做起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一直到退休。

在將近三十年時間裡,前期跟著老先生做資料整理工作,後來就教了中國哲學史,那個時候跟李忠華老師和魏常海老師搭班,他講從先秦到唐代,我講從唐代到近代,這是上個學期;下個學期我講從先秦到唐代,他從唐代講到近代,這十多年是這樣講中國哲學史。後來由講師晉升副教授、教授,課程就變得少了,主要是給研究生開課,開過中國佛教經典研讀、四書研讀。這三十年來我教了一門很重要的課叫「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這門課應該是所有哲學專業研究生入學必修的課,這門課影響大的原因是教會學生怎樣去找史料、如何進圖書館、如何查書目,然後教大家設定一個研究題目,從原義開始,這個題目在過去研究的成果上,要瞭解哪些問題可以做、哪些問題不可以做、今後會有什麼發展,所以特別重視史料學的研究,大概開了快二十年了。這門課馮友蘭老師曾經開過,然後樓宇烈老師開過,之後就是我,我一退休,這門課就沒人開了,所以這是麻煩問題。這門課對學生培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大概就是我的治學經歷。下面介紹一下我的研究,以中國哲學史為主題,特別關注了一些中國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宋以後就是三教合一的文化。退休以後,國學成為現代的熱門了,2002、2003年就開始了企業家的國學培訓。在培訓的過程中,將中國傳統哲學基本的價值觀念介紹給大家,一個是要大家對國學有一個初步的瞭解,從瞭解當中如何完成自我的修身成長,這是我退休以後的工作。大體就是這樣。

王守常教授

比較古代中國思想和近代中國思想之異同

問:您一直研究中國的哲學思想,包括古代和近代。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有很大不同,瞭解過去,亦有助認識現在和規劃未來。您認為中國古代的思想和近代中國的思想,有甚麼相同和相異之處最值得今天的中國人留意?

答:這個問題先從一個概念說起,就是傳統和現代。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從時間序列看,我們可以把過去當成古代,當下當成現代。後來從文化上,我們也這樣分,過去就是過去,現在就是現在。其實這個觀念是錯的。在文化這個視野裡,傳統就是現在。我們就生活在傳統之中。我們不斷地解釋傳統,其實是用新的、現代的視角來看傳統,是傳統影響了我們現在。愛德華‧希爾斯寫的《論傳統》這本書,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文化領域,不能說傳統就是傳統,現代就是現代。沒有一段歷史可以離開傳統,傳統是一代一代連結的紐帶。我們對傳統不斷進行新的註釋就是不斷賦予傳統新的生命。也正因為如此,四大文明古國,只有我們還存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寫了一本《歷史研究》,講得很清楚,一個文明的衰落和消失有三個原因:第一,是這個文明的創造者沒有了原創性和原動力;第二,這個文化之下的百姓,不再以這個文化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標準;第三,這個社會沒有統一價值觀念。二十多年前我讀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有這樣敏感,但近十幾年,我覺得這個結論是對的。文化沒有他殺,文化衰落全是自殺造成。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看得很清楚,2013年他去曲阜考察,下了車跟大家說,我這次到曲阜是告訴大家中共中央特別重視中國文化傳統。這是2013年11月23日講的,連續講了很多年,今年(2017年)兩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了文件,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一個民族首先要回答一個哲學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從五四以後到現在,我們不知道我們從哪裡來。五四運動是一個歷史遺產,反帝、反封建是絕對要繼承的,但五四激進主義走了一條路線,這條路線造成的惡果我們現在也看到了,就是否定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從史料上說,那些人不是不重視文化傳統,他們有一個認識的錯誤,認為中國文化落後於西方。實際上不是我們的文化落後於西方,而是一個三千年的農業文明遇到了一個工業化文明,我們在這點落後了西方,如果說文化落後於西方,文化的概念還得解釋,文化有物質文化、有制度文化、有文化的核心問題,有思維方法、價值觀念、宗教習俗和審美意識,所以你不能籠統的說我們的文化落後於西方。激進分子當時對我們的傳統的文化做了非常嚴厲地批判。

湯恩比《歷史研究》(圖片選自網絡)

1949年以後,毛澤東解決了一個新中國的問題,可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也逐漸丟掉。鄧小平要解決全體人民吃飽飯的問題,他也沒有思考這個問題。現在習近平提出這個問題。所以,今天我們開始意識到文化傳統的問題。我們今天在國際上遇到的問題,除了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就是西方不懂中國文化,可是我們也不懂中國文化。這一屆領導人非常關注這個問題。只有認識到自己的文化傳統才談到文化自信,你沒有文化傳統就是無源之水,沒辦法談文化自信。

古代思想和現代思想有什麼相同相異之處,相同的東西很多,相異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可能有些東西必須拋棄。從現代社會發展和倫理學、政治學來講,傳統文化中的確有很多不符合現代的思想,譬如二十四孝圖,講孝沒有問題,但在二十四孝圖中有很多故事是非常荒謬的,很多地方用現在的價值觀念看已經很落後、愚昧了。可是我們作為文化的承接人,能不能抱著同情和敬意的心來瞭解祖先留下來的財產?如果我們能同情和尊敬地瞭解我們祖先留下的東西,那就不會採取兩分法,批倒批臭、破四舊了。「傳統文化是封建的、腐朽的、帝國的,我們就是要批判;新的我們就要擁護」,這種觀點根本錯誤在於兩分法,即兩元對立的思考方法,思想簡單化。打造新中國,那舊的就都是錯的嗎?傳統和現代不是對立的,我們就生活在傳統當中,我們每次對傳統作新的解釋,新的解釋會影響我們現代和未來的發展。「仁者壽」出自《論語》,這是傳統的話,也是不斷被解釋,最晚的解釋就是清代的方苞──桐城派的領袖──他這麼解釋「仁者壽」:「凡氣之溫和者壽」,即脾氣溫和的人就會長壽,「質之慈良者壽」,從內心發出對別人的關懷,這跟回報不回報沒有關係,只要你有這個心,「量之寬宏者壽」,你有這樣的度量,能寬容所有的人,你寬容朋友沒有問題,你寬容一個不太喜歡的人,你也能夠做到嗎?度量大嗎?「言之簡默者壽」,言是語言,簡是少,默是不爭不辯。因為語言,兩個人就爭起來了。爭來爭去,就是我在這個問題上比你認識多、懂得多。不是什麼原則性問題,大家吵得一蹋糊塗,所以你在語言上能不能夠少說一點,或者不跟別人爭辯,你做到這樣就會長壽。「仁者壽」這三個字他解釋了這麼長。解釋都有道理。

所有文明的消失都是因為忘記自己從什麼地方來的。埃及文化沒有了,多神教變成了伊斯蘭教,古羅馬、希臘,現在僅僅是旅遊勝地了,所有的思想都離開了傳統。佛教源於印度,傳到中國,變成了中國文化的源,而在印度本土卻已銷聲匿跡了。傳統和現代不需要對立起來,換個角度,傳統是滋養我們的。傳統很多東西都是沒有問題的,譬如魯迅批梅蘭芳,其實這就是一種藝術表演形式,西方有它的表演形式,我們有我們的京劇,從藢派進京差不多四五百年,已經成為中國人一種審美意識了,哪裡有什麼對和錯?中國繪畫,魯迅說,中國人畫了幾千年的畫,都是山水,你看西方畫的人,骨骼都畫得很清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達形式,張大千先生跑到西方跟畢加索學畫,畢加索說,你們不需要來學我們的,你們的藝術比我們還高。背後的哲學不一樣啊!西方的油畫必須把所有空白處用彩塗滿,但中國畫不是這樣的,我們有老子所講的「知白守黑」,沒畫墨的地方也是畫。所以不要在這個時代糾纏在西方什麼都比我們好,那場激進主義走得太過,一直影響我們的國民心理,導致我們碰到洋人都有點拘謹,甚至崇拜。我們不需要崇拜,他需要崇拜我們,因為他不瞭解東方文化。

將國學結合於日常生活

問:提到國學,有些人以為是古老過時的東西,不適合應用於現代。但您向來都重視國學於現代應用方面的研究,並發表了不少著作。現代人生活繁忙時間有限,國學又予人浩如煙海的印象,您認為一般人應如何將國學結合於日常生活之中?

答:一般人應該如何講國學,結合到日常生活,這個問題太大了,太寬闊,其實很簡單,就是第一你要證明國學或者傳統文化在中國文化生活當中,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你有這個前提論證,那這個問題就不需要談了。但是我們對自己文化好像有一個很麻煩的概念:傳統文化的書浩如煙海,怎麼讀啊?樓宇烈先生寫的《中國品格》,教你從四書五經讀起,四書很簡單嘛,《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加起來還不到一萬五千字。五經也沒多少字。當然也不是一天讀完的,要不斷的讀,那就完全能夠跟現實生活結合。有很多人沒讀過論語,你讀《論語》你就知道了,它跟日常生活關係太大了,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現代有沒有意義?沒意義它怎麼會刻在聯合國大廈上,成為今天世界不同文明對話的基礎?「一簞食,一瓢飲」、「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不正當的財產對我來講就如浮雲一樣,「達人」,這是《論語》的話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現代人說的話全在《論語》中啊。我們現在四個字的成語幾乎大部份都出自《莊子》,就是我們不去讀,所以會問這樣的問題。它本來就影響我們日常生活。你說孔子,好像很簡單,對吃穿不太注意,把《論語》讀了你就知道,肉切不正孔子是不吃的,人家要強調刀功的,肉變色了也不吃的。喝酒嗎?當然喝酒,但孔子說:「唯酒無量,不及亂。」你喝大了別耍瘋,全都是現代語言。所以我說《論語》就是一個大微博,幾乎不超過一百五十字,一段一段的。跟我們日常生活太接近了,張嘴就是。例如「賣萌」,《韓非子》告訴人要防幾種人,第四個就要「防萌」。什麼叫「防萌」?你別看他挺清純的,一肚子壞水。讀過經典的人就不會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有很大的隔閡。全世界的歷史文化也只有我們的文化還可以讀懂古典。除了一些概念外,大體上字是沒有變,只是繁體變成簡體。這個文化很奇怪,你去看看古埃及文化,哪有了?古希臘文和古希伯來文,不是專業都看不懂。我們不是專業人,我們讀書多了,幾乎這書百分之五十你可以讀得懂。唐詩我們都瑯瑯上口,有些詞小孩都讀得懂,「花間一壺酒」,你可以讀得懂吧,「對影成三人」,你一比劃就知道啊。還是我們傳統文化教得太少。

現在總體從中小學教育到大學教育就忽視了傳統文化教育,但是怎樣加強呢,我也不知道。把蒙學教材擱在小學教育裡,是否合適?要試驗,邏輯上是應該,但怎樣做還需要試驗。不是說專家開個兩會就解決問題了,要經過實證調查研究,然後要去各地中小學去實地教,經過幾年慢慢形成一套有序的教材。當然民國時代的中小學教材可以參考,你這樣逐漸逐漸從基礎開始教育。老師也得完成國學的教育,否則把《老子》擱在中學課本裡,老師也不會講吧?所以在什麼年代、讀什麼書、怎麼讀,這個真的是一個工程,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有一套試用的教材出來。

以新角度談《孫子兵法》

問:談到國學應用於現今社會,自然令人想起《孫子兵法》。現今的人,每多認為《孫子兵法》可用於企業策略、工商管理等方面。您是研究《孫子兵法》的專家,會不會覺得時人對《孫子兵法》的看法過於狹窄?

答:專家不敢講,但我確實在這方面有很深的體會。其原因首先是,講《孫子兵法》,必須要參考別的書。就像說懂一個宗教的人是不懂宗教的,你讀一本書也是讀不懂的。《孫子兵法》有兩本書值得參考,第一個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德國人寫的;第二個是《三十六計》,我們拿《孫子兵法》跟《三十六計》比一比,你就知道《孫子兵法》的重要性。《三十六計》在正書裡我們看不到這書,實際上本來不止三十六計,很多人講了很多計,到了魏晉南北朝,有人給它編了一個《三十六策》,一直對中國社會有影響。1942年有人在陝西一個縣的街上,買了一個手鈔本的《三十六計》。1961年,發表在《光明日報》,這就是我們史傳的《三十六計》,然後送給了軍事科學院。成為流行的手鈔本的原本。這裡我們有個判斷標準,就是《易經》提示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和有像的就是「器」,這個「器」還可以有另外的概念:「術」。「術」是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形而上者謂之道」,道是萬物的根本、萬物的起源,萬物以它為標準。它不能用語言說,所以「道可道,非常道」,不能言說,因為一用語言說,它就不是道了,它就變成器了,變成具體的東西了。那老子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因為他要用這個東西和「器」作一個連結:一定是「道在器中」、「以道馭術」,用道駕馭知識,應用器或者應用術。那這個「道」是什麼東西呢?用現代語言概括,這個道就是規律,道是講次序、講道德。道強調的是一個意境、意志都可以,大體可以把這些東西共同描述「道」這個東西。我2001年在日本東大教書的時候,教先秦概念史,我說你們日本人學中國文化都學得不錯,我們叫茶藝,你們叫茶道;我們叫插花,你們叫花道;我們叫擊劍,你們叫劍道;我們叫摔跤,你們叫柔道。你們通過一個具體的活動來提升你們自己的審美意識、人格毅力、道德境界。我們拿這個判斷,《三十六計》有道嗎?全是下三濫的術啊!人家落井了,你不救人還落井下石,聊著天順手把人家的羊牽走了,張冠李戴,上了房抽人家梯子,這哪裡有道?這下三濫的東西,怎能成為今天工商企業的教科書啊!

而《孫子兵法》是強調用道來約束術的。所以《孫子》開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曰道……」,一開始就講道了。道是什麼內容?「令民同意」我打仗你們要同意。也就是人民戰爭。《孫子兵法》講這個道理,《三十六計》沒有。

還有就是《孫子兵法》跟克勞塞維茲《戰爭論》比較。《戰爭論》寫得很複雜。第一條: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解決不了的,要用戰爭解決,這是西方社會特別崇尚戰爭的根本原因。《孫子兵法》不會這樣討論問題,《孫子兵法》知道戰爭的問題很重要,但是它第一個概念是慎戰──慎重地對待戰爭。所以它說「非利不動」,沒有利我就不用戰爭;「非得不用」,我這個「得」不只是「利」,還包括人心的收服,如果做不得,那我不用戰爭;「非危不戰」,我國家沒有到危難時候我就不用戰爭。所以我們要對戰爭慎之又慎。為什麼?中國不是反對戰爭,中國不希望用戰爭解決問題,所以「上兵伐謀」,最好的方法是用謀略解決問題,可以節省開支,因為(打仗)日行千里,日費千金,出兵十萬,七十萬家不得操事。因為古代的兵是一比七的概念,七個人養一個兵,打仗就會塗炭百姓、貽誤農時。克勞塞維茲是十八世紀提出的問題,我們那是三千年前提出的,他沒談到的,我們談了。他主張戰爭,我們主張慎戰。這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先秦諸子沒有人不討論戰爭,這為中國的軍事學提供了最豐富的資料。

第二個就是中國人主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這體現了《孫子兵法》的偉大。克勞塞維茲沒有講過這個問題。你這樣比較去讀,《孫子兵法》是中國的兵經,到了經學的位置。《孫子兵法》上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打一百場仗都取得勝利的將軍不是最好的,什麼是最好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後來小布希打伊拉克說斬首行動就是來自於「不戰而屈人之兵」,他根本沒有讀懂。《孫子兵法》提出了新的國際課題,就是戰爭倫理問題。只有《孫子兵法》談到,克勞塞維茲都沒有談。打仗是要死人的,這是避免不了的。冷兵時代箭穿過去,一身血就濺過來了,現在一按電鈕巡航導彈打到去,那邊死多少人也看不著。中國兵書已經考慮到人的生命問題。所以《孫子兵法》說「圍師必闕」,你把敵人圍起來一定要留一個缺口,他有逃生的希望,「窮寇莫追」,打敗了軍隊你非要把他趕盡殺絕,他反正也活不了,他就會跟你玩命,雙方死傷都大。《孫子兵法》在這裏特別提出了當今國際戰爭除了正義和非正義的概念以外,還有一個戰爭倫理問題。你們兩家打仗,我一介平民沒辦法生活,所以我只能逃到歐洲去了。你給歐洲帶來多大的麻煩。你們兩家打仗,你們兩家負責任嗎?不是只有正義和非正義的標準,還有應該從戰爭倫理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到和戰爭雙方沒有關係的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這是中國應該在國際兵學舞臺上提出的口號。儘管我們今天說美(國)朝(鮮)關係緊張,一旦用戰爭方法解決,雙方都有死亡。但這個概念應該放在戰爭倫理這個角度說。最理想的是雙方都停止衝突。要盡量避免戰爭,戰爭給百姓帶來太大的傷害了。我想《孫子兵法》要換我這個角度談,那《孫子兵法》的意義就顯露出來。

《孫子兵法》(圖片選自網絡)

比較東方的「道」、「術」及西方的「價值理性」、「工具理性」

問:中國哲學中的「道」和「術」,跟西方哲學所說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什麼關係?

答:有點相同。這個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最早由康得表述得最清楚。西方概念說,解決具體問題的思維方法,叫工具理性;一個人的內在道德價值或者是一個人跟上帝之間的關係,叫價值理性。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他沒有討論。康得只說十二個概念,以討論天地萬物,或者道德自律的問題,沒有在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你可以參考馬克思‧韋伯寫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他怎麼討論這個問題呢?他做了一個社會學的調查,就是在逹爾文地區,資本積累得最快、商業活動最頻繁,為什麼這些地區發展這麼快?因為這個地方多新教徒,這些新教徒有一個價值理性,就是要拚命地工作、節儉,節儉的原因是要將錢供奉給上帝,這樣的話,上帝終有一天會把我帶到天堂;若然我不供奉上帝,那我就會去十八層地獄。所以他是在這樣一種價值理性的指導下,行使他的工具理性。他的工具理性相當於我們的「術」。可是他的價值理性不相當於我們的「道」。這裡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裡頭,沒有一個超越的神。

這個傳統要從商代說起,商代一共約五百多年,從湯王開始,最後一個王是紂王。紂王不理朝政,天天花天酒地,「酒池肉林」就是形容他的。文王武王起兵滅商的時候,商王說了一句話「帝生子為商」,我是上帝派來統治商王朝的,我是上帝的兒子。這個在人類社會或者宗教來講,叫人格神崇拜。那文王起兵滅他,他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你是上帝生的兒子,代表上帝統治這裡,可是你沒有做到「敬德保民」,你沒有做到對道德的敬畏,對百姓的保護,所以我要「以德配天」,我要用這個道德來配這個天,我要「替天行道」。這是《尚書》裡的話。這個轉型轉得很奇怪,從商到周就把宗教給撤出去了。從此任何的宗教都沒有辦法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我們可以把社會分為兩層:上層社會叫大傳統社會;下層社會叫小傳統社會。大傳統社會沒有給宗教留一塊地方,小傳統社會留了很多地方,所以宗教在今天中國社會存在的原因很簡單,全是功利化的。在西方,宗教可以成為信仰,成為國家政治活動、百姓日常生活的一個標準。在美國,你上法庭作證就要按著《聖經》發誓不能造偽證。我們這裡沒有把宗教當成一個安身立命的標準,只當成功利,誰對我有用我就拜,由此中國不進步。到了晚清、民初,中國比西方落後了,西方有宗教,我們沒有宗教啊,後來,康有為推崇孔教,想把孔子變成國教,沒有成功。章太炎是國學大師,他把佛教唯識學變成國教,也沒成功。中國文化老早就把超越的東西給排除在外了。

這個民族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你要讓十幾億人在什麼地方可以達成共識?只有回到中華文化,才可以找到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對所有人都有效。我們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不是可以讓所有中國人找到認同、歸屬啊?其實也不複雜。孔子說「祭神如神在」,這個「神」不是一個主體以外超越的神,「神」就是我們的祖先。你做為子女,要「慎終追遠」,有責任把這個家風傳下來。這就是中國人的崇拜。可不是崇拜哪個神,不是崇拜超越主體以外的絕對的神。世界是多元的,要尊重各種宗教,而不是以西方作為單一標準。東方文化不能強迫西方人接受,但希望他們能理解。但是,若我們自己都不理解,怎麼叫別人理解啊?

現在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都不是頭等大事,頭等大事是文化安全問題。十三億人你用什麼辦法使他們盡量達到共識?只有中國文化、民族文化,要回家。所以我說文化書院的老師,就是可以把我們帶回家的先生。這句話體現了幾千年或者近一百多年的一種很沉重的寄託,因為他告訴我們應該走怎樣的路。

中國文化仍然強大

問:中國文化核心價值都是「誠」、「敬」、「善」這些,包括在商道上,在處理人和人關係、國與國關係,我們都是「以和為貴」,那是不是代表我們近代被欺負,是中國文化中的「貴柔處下」造成的?對西方來講,我們這套價值觀是否對牛彈琴,反倒受制於人?

答:對很多人來講,中國文化好像是勢弱。這沒有辦法,漢代以後就這樣,漢代以前你讀《史記》,有〈刺客列傳〉,給刺客立個傳,對他們表揚,你讀那個書,有血脈賁張的感覺,可是漢代以後,《漢書》裡面沒有〈剌客列傳〉。所以中國文化就把過去尚文尚武的東西轉成了只尚文不尚武了,這是跟歷史發展有關係。縱觀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多民族互相融合的過程,並非都是漢族統治,在相當長的時間是少數民族在統治,在這麼多民族文化影響下,就逐漸建立了一個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一種文化,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說的「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是符合中華文化的。所謂弱,就是這一百多年,我們被西方統治了,這段只是歷史的一個插曲,如果把歷史放大來看,中國文化不還是強大的嗎?

所以我們要有文化自信,只是農業文明跟工業文明比較,我們落後。現在我們變強大了,因為工業化的東西,不像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東西,還是可以追趕的,俗話叫「彎道超車」。我們現在很多東西可以說平起平坐。可是文化的東西,我們有很多寶貴的遺產是西方所不具備的。我們這個民族是「以和為貴」,「和」最早出現在中國音樂史上,「音序律而和」,「宮商角徵羽」加兩個伴音是七個音階,七個音階根據一定的序列排在一起叫做「和」,這個「和」一定是多元化的,一定是有差異性的。「和為貴」前面有一句話叫「禮之用,和為貴」,這樣「和」就有價值。和和氣氣,我們大家一起發財賺錢去。「禮之用」,「禮」是什麼?弟子問孔子何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就叫「禮」,「禮」是規定、制度,這種制度的根本作用是要以「和」為貴,就是要多樣化、多元化。春秋戰國時代有「和」「同」之辨的討論,孔子主張「貴和」,墨子主張「尚同」。什麼叫「同」?墨子講的是統一思想統一意志,你管理社會一定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可是儒家沒這概念,儒家是靠「禮樂」來管理社會,所以他不強調統一思想。有一故事:齊國的國王齊景公,有一個寵臣莊賈,用現代的話理解此人會拍馬屁、投其所好,所以景公就特別喜歡。景公問晏子,我跟他關係那麼好,你說我們是「和」還是「同」的關係呢?晏子說,你們倆是同。景公問什麼是同?晏子說,君說是,臣就說是;君說否,臣就說否。你永遠跟領導保持一致就叫「同」,那景公說我要是跟他「和」呢?晏子說:君說是,臣是可以否定的。就是說你要允許下屬敢於提反對意見,這叫「和」。兩千九百年前,這不是涉及到最基礎的民主問題嗎?所以「和」的前提是多元化、多樣化。後來這種討論演變成「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才能產生新的事物;相同的東西放在一起,不能夠繼續發展。承德七十年代建的三北防護林擋住了風沙,所以北京現在風沙基本上看不到了。可是去年北京台報道說三北防護林出現了樹木大面積死亡的問題。為什麼?因為種的都是速生楊,一棵樹得了病就傳染了,死了一大片。如果種雜交林就是多樣性,不就是「和」嗎?「和」才有生命力,就不會出現大面積死亡問題了。你說這是傳統還是現代?沒有傳統跟現代的區別。

晏子(圖片選自網絡)

問:可否請您用一句話為中國文化做個總結?

答:中國文化在當代的意義和價值,我想用張載一句話,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覺得中國文化當下要回到這個價值觀念去。他影響了宋代,影響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也影響了明代的東林書院,門口掛著牌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華文化是貫通聖人和百姓的,也就是說領導和百姓都要學國學,同時大膽吸收外來學說。第二句話,就是陳寅恪給馮友蘭寫的《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一個民族要大膽地向外來民族學習的同時,不要忘記本民族文化傳統,四個字概括,就是「反本開新」。記住這兩句話,我們按部就班地,不急不躁地推動國學國際化,再過幾十年,應該會有希望。現在形勢很好,社會對傳統文化有需求。但是老師講得再好,只能帶你入門,不能光聽課,還要多讀書。讀書要靜下來讀,《論語》大部份不看注釋也能讀懂,何況後面還有注釋,還有白話解呢,應該可以看懂吧。我們現在很少讀書,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