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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周尧教授七十访谈

单周尧,字文农,号勉斋,五十岁以后又号澹斋,祖籍广东省东莞。1947年生于香港。从1975年起,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要讲授《左传》、文字学等课程。从港大退休后,转任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副校长(学术)、文学院院长暨中文系主任,又兼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在文字学、《左传》等多个领域,有深入研究,著作等身,包括《中国语文论稿》、《文字训诂丛稿》、《左传学论集》、《勉斋小学论丛》、《勉斋论学杂着》等。2017年12月9日为单教授七十华诞,中国文化院于是年12月13日访问了单教授,听取他在治学心得、语文教学、中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真知灼见。

学问是互通的

问:谢谢单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能否分享一下您数十年来的治学心得?

答: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心得。以前饶宗颐教授曾提到香港的教授与大陆的教授的主要分别,就是大陆教授的教书任务比较少,较舒服,甚至有些学科会有几位教授任教,例如以前暨南大学,粤语这一科便有三个教授任教,因此要轮三年才轮一次。而香港则人少,比如香港大学中文系包括中文、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翻译,不说语言导师,只讲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大概才20多个,但是北京大学光是中文系已有100多人。所以在香港我们每个人都要教好几科,但其实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出土文献、古籍、《左传》、《尚书》等等全都是相关的学科。文字、音韵、训诂是小学,汉朝时,一开始读书就要读小学。现在因为时代的差距,古人认识的字,我们不一定认识,所以我们要打好小学的根基,便要读《说文解字》,读字典。我自己很喜欢读字典,去旅行或者出外开会时,我通常都会带一本字典。例如《汉语大字典》一共八册,我每次出门就带一册。看的时候也会看到里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说文解字》一些字的说解,我能够背出来。所以当字典中一些引述有问题时,我可以看得出来。

《说文解字》(图片来自网络)

读书首先要识字,以前韩愈说︰ “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识字是读书之本,可以帮我们读古书。古书里面有很多字是现在一般人比较少接触的,但我们读古书,就需要接触。所以如果有文字学基础,读古书便可事半功倍。但光是识字还不足够,因为古人很多时候对文字的认真程度不及今人,他们会觉得写白字不是大问题,因此古书会有许多通假字,即假借字。所谓假借,就是借回来的,《说文解字》有两个 “假”字,一个是有企人边那个,意思是 “非真也”,另一个是没有企人边的 “叚”,现在已经很少用,全都用有企人边那个。而 “叚”的意思是 “借也”,即借回来的,不是自己的。古籍中假借字很多,但古人觉得这不是问题,用得多就变成可以互通,不当作白字,而是通用,所以叫做通假。许多音今日好像相距很远,但是古音却很接近,所以一定要识古音,然后才可以研究古籍。

清代训诂学家成就最高的是王念孙、王引之两父子。王念孙最为人称道的著作是《广雅疏证》,《广雅》是一本辞书,王念孙为之疏证,用古音把词与词联系起来,让读者彻底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王引之最著名的是《经义述闻》,《经义述闻》就是述其所闻于其父的经义,每一处他先引述他父亲的说法, “家大人曰”之下,先说他父亲是怎样说的,跟着就以 “引之谨案”说出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文字、音韵、训诂全部相关,最高境界是用音来读通古书,例如《左传》、《尚书》等。

我刚刚拿了研究资助局的一笔研究经费,60万左右,做的是有关《左传》的研究。《左传》研究方面,杨伯峻先生很有名,他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几乎全国都在使用,但这两本书其实远不如他的《春秋左传注》写得好。他的《春秋左传注》写得非常好。不过,如果你用清人的标准,例如用《皇清经解》正、续编的标准,就会发觉他和清人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清人的研究是更加彻底,所谓 “打烂砂盘问到笃”(打破沙锅璺到底),任何东西都会追到最初的源头。杨先生那本书是写给一般人看的,一般人满意就算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一个较高的要求去做一个订补,有错的将其订正,有不足的就补充。杨先生的《春秋左传注》用了20年时间去写,我现在只有三年时间去帮他做订补。

另外一本我有兴趣研究的古籍是《尚书》,所有人都觉得《尚书》难读。好像王国维那么有学问,他也说《诗经》读不明白的十之一二,《尚书》读不明白的十之五。大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觉得《尚书》这本书难读,于是发出指示,要把《尚书》整理好,令它较易读。当时中宣部的周扬就跟疑古派大师顾颉刚先生谈到《尚书》的整理问题。顾颉刚先生于是找他的学生刘起釪先生做这件事。刘先生用了38年时间,写了《尚书校释译论》,一直写到80多岁垂暮之年。但我却发现《尚书校释译论》里面有很多问题,主要是刘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基础不够好,因此不少地方解错。他的确找了很多数据,但分析数据时却分析错了。所以这本书要再整理,因为有些地方莫说看不明白,甚至可能有误导。正如刚才所说,要文字、音韵、训诂都通,古籍研究才能做得好。

《尚书校释译论》(图片来自网络)

近世出土文献日多,很多材料都是大家以前没见过的。这些出土文献中,有些字甚至字典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做研究,要找出这些到底是甚么字。此外,有些字词的读音和含义,也很值得研究,例如 “词汇”这个词,其实应该读作 “词类”。我读小学的时候,即差不多60多年前,老师大多数都读作 “词类”。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音慢慢消失了。「彙」字本是「刺猬」的「猬」字,《说文解字》或体写作「蝟」。在古书中「彙」经常借为「類」字。例如《易经‧泰卦》初九爻辞:「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就是说那些好人、士君子,帮国家做事,就像拔茅草,整束茅草一齐拔起,士君子帮国家做事,会将同类引进,让自己的好朋友、士君子一齐为国家做事,「以其彙」之「彙」,意为同类,「彙」是假借字。汉朝人刘向、扬雄的著作,很多时都会用这个「彙」字为「类」。至於「匯」字,從匚,淮聲,形聲字,本义是一种器皿,同词彙毫无关系,「詞匯」中的「匯」,是借作「会」,《说文解字》:「会,合也。」用作「会合」义的「会」字出现得比较早,如《公羊传.庄公四年》:「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会聚」即有会合义。至于用作「会合」义的「匯」字,则出现得比较晚,唐柳宗元《晋问》把河水会合、合流叫作「匯流」,已经是比较早的了。不过,「匯」字用作「會聚」、「聚合」越来越多,有后来居上之势,现在「匯集」、「匯編」、「字匯」、「詞匯」都很常见。「詞匯」就是将一些词汇合在一起。至于「詞彙」,就是将词分门别类,把同类的放在一起。由于既有「匯集」、「匯編」、「字匯」、「詞匯」,又有「彙集」、「彙編」、「字彙」、「詞彙」,雖然「彙」、「匯」源头本不相同,「彙」本不音「匯」,但后来却逐渐误以为相同了。到了今天,简体字把「彙」字取消了,「彙」皆转为「汇」,即「匯」之简化字。在简体字的《易经》中,「拔茅茹,以其彙」变成「以其汇」,意思便不通了。由此可见文字、训诂之学的重要。

根据实际情况解决繁简字之使用问题

问︰关于字体上的繁简之争,您有什么看法?

答︰当年引入简体字,主要是为了扫盲,因为文盲太多。我在1986年参加一个教育考察团,先去上海、南京,最后一站去北京,见当时的教委主任李鹏,他说当时中国有3亿多文盲。当时已经是1986年,在此之前,长期的扫盲工作已有一定成绩,50年代初文盲相信一定更多,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一直困扰着很多知识分子,例如瞿秋白、鲁迅等,都认为汉字有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废除汉字。现在看来,如果废除汉字,就等于将整个中国文化连根拔起。例如韩国,现在韩国文字都是拼音,当然易学,但是结合整个文化来看,就需要多方面慎重考虑。中国曾经考虑过将汉字拉丁化,但后来也发觉不可行。谈到简体字,其实香港和台湾也用简体字,例如学生抄笔记,很多时都会写简体字。不过这主要用于手写体,印刷则用繁体(台湾称之为正体)。但是中国内地印刷则用简体字,称之为规范字。当然以当时的情况,内地政府觉得有需要用简体字。不过,现在科技进步,计算机输入不论简繁,所需时间没有分别。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考虑,要中国大陆一直使用简体字的十几亿人,改变他们的书写习惯,亦十分困难。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短期可以解决,当然,要台湾居民改变他们的书写习惯,全部写简体字,亦会同样困难。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大家都读过〈习惯说〉,地上穿了个洞,初时很不习惯,但习惯了后,再把洞填好,反而觉得地面好像凸起了。所以这个问题要经常开会讨论,讨论究竟将来怎样去解决。暂时还是从实际看问题。例如香港的居民至少要能认识简体字。随着中港接触越来越频繁,交流越来越多,回到内地工作、交流,都要知道内地人写的是什么字。所以这个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随着两岸四地的融合,以及科技的进展,一步一步把问题解决。将来如何,就要看大家意愿,选择走哪条路。

问︰内地年轻学者由于不大认识繁体字,看古书许多时有困难。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用简体字印古书有时会有意思不清楚的问题。由于简体字不仅笔划要精简,字数也要精简。为了减少字数,往往用同音字取代原来的字,例如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简体字用山谷的 “谷”来取代 “谷”。 “百谷”究竟是指 “山谷”,还是 “百谷”呢?读者会觉得不清楚。所以用简体字印书,往往会增加阅读的难度。据说内地一些读中文的大学生去图书馆找《后汉书》,因为《后汉书》三个字的简体都跟传统楷书不同,所以找不到要找的书。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反映出问题的一面。随着整体文化修养的提升,相信这些问题会慢慢解决。

粤语深具文化意义

问︰最近多了人关心粤语,您认为粤语对整个中国有什么意义?

答︰用粤语的大约有一亿人,也不算少。人与人之间沟通,始终用自己母语更方便、更容易。另一方面,粤语保留了唐宋音系统。我经常跟学生讲,如果你发梦见到杜甫,你用粤语跟他交谈,双方大致都可以猜到对方讲什么;如果讲普通话,就完全沟通不了,因为杜甫没有听过普通话。普通话是北方民族──金人、蒙古人、清人入关之后,将他们的语言带进中原发展而成的。而原来的中原人,就逃难到南方沿海一带如福建、广东等地,所以粤音保留了唐宋语音系统,保留得最完整。如果要认识唐宋音,可以从粤语入手。第一所汉语音韵学研究所在河南南阳成立,我获邀到南阳出席开幕典礼。当时我觉得第一所汉语音韵学研究所应该在香港成立,因为在香港粤语盛行,而粤语在各方言中,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唐宋音系统。此外,在香港潮州话、福建话都相当盛行,而潮州、福建方言也保留了相当多的古音。如果你想知道北方人的粤音学成怎样,可听他讲三个字── “鸭脚札”,因为这三个字都是入声, “鸭”收p尾, “脚”收k尾, “札”收t尾,这三类唐宋入声韵尾在粤语全部保留。潮州话、福建话中,有些地方保留更古的语音,例如六朝、三国的古音都保留了,但有些音却又走到很前,例如有些韵母粤音收n,与唐宋系统一致,而潮州话、福建话则收ng,与唐宋音以至其他时期的古音不一致。有一次,一个学生会副会长致辞,听完后,我问他是不是潮州人,他说不是,是南海人,但他妈妈是潮州人,那么,潮州话不正是他的母语么!其实,他的潮州口音,一听就能听得到。我提议所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都来香港学一点广东话,认识广东话音韵之美。由于普通话没有入声,因此很难体会唐宋文学入声的特点,例如李清照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历来都赞她用很多入声,带出她所要表达的悲愁情感,但用普通话读〈声声慢〉,就感受不到入声的特点。所以对粤音有多一些认识,了解中国文学就会深一层。

问︰现在多了学校普教中,甚至有所谓 “推普废粤”。粤语是否出现危机?

答︰我最近看报,港大教育学院做了一项研究,认为目前证明不到用普通话教中文会令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反而可能会拖慢,因为学生开始时需先学汉语拼音。我的看法有少许不同,因为学中文不是只学书写,口语也需重视。在香港,粤语固然重要,但普通话也很重要。比如我自己,差不多到大学毕业我还不是很会说普通话,这是一个缺陷。现在两岸三地交流日多,过了深圳河,就要讲普通话,到了台湾,也需要用国语。中国语文整体来说,是包括书面语与口语,两者都很重要。我自己背书时,用普通话背有一些窒碍,因为习惯了用粤语来背。

另一方面,我们读白话文,如果用广东话读,也会觉得有些不自然,因为白话文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我们现正编撰一本当代粤语正音字典,明显觉得有些普通话用词,广东话是不用的,例如普通话的虚词 “呗”,我们广东话就不用,因此用粤音去读白话文,有时会有隔一层的感觉。所以我有一个提议,就是白话文用普通话读,古文用粤音读。以前听过一些学者说,中文大学有个来自台湾的老师,用国语教书,学生回到家里温习时,用普通话读,发现自己的普通话发音不够好,读起来有些辛苦;相反,用粤语读,就比较舒畅。另一方面,白话文用广东话读,又有些格格不入。不过,白话文用普通话读,古文用粤音读这一提议,是否行得通,还得通过实践证明。追求理想,当然希望样样事都做得好,希望学生写得好中文,又讲得好两文三语。

如果普通话讲得好,中文就会写得好吗?好像又不是。如果是的话,北京小孩写的中文就会比章太炎好。章太炎一口余杭话,他的普通话不是讲得很好,但他的文章却名满天下。此外,钱穆先生的普通话也不容易听懂,但他的书却条理分明。上世纪六十年代,钱先生来港大演讲,全是无锡口音,当时我读大学一年级,大半时间都听不明他说什么。要书面语写得好,就要多看书,古文的基础也很重要,背书帮助很大。

一般人中文写得不好,主要问题是啰嗦、累赘,所以我改学生的习作,主要是帮他们删削,字少些反而容易读懂他们的意思。我们老师那一辈,没有白话文写得不好的,但他们的训练主要是古文。例如钱穆先生,饶宗颐教授说他得力于桐城派古文。王力先生中文写得好,也是因为有古文根柢。所以传统的读书方法,主要是精读一些古文,多看书,精读和略读两方面都得兼顾。

香港学生中文水平:讲话进步,写作退步

问︰社会上常有声音指香港学生中文水平下降,您有什么看法?

答︰就中文书写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不是整体下降呢,我认为要分开来看。先说普通话,现在年轻学子的普通话水平,比他们上一辈普遍提升了很多。1997年之后,香港英语退步,书面中文也退步,但是普通话则进步得很显著。广东话口语方面,虽然有些学生词汇比较贫乏,但整体而言,现在的学生讲话流畅,有一部分甚至比一些老先生讲得好。以前我们小时候,大人经常叫我们不要多说话,不要那么多嘴,所以我们习惯了不怎么出声。但现在的学生讲话很主动、很清楚,我有一个学生,现于中文大学读硕士,拿奖学金,他在学生会迎新营带动新生活动,所发出的指示都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学生说话没有退步,只是文章写得比较差,有时字形结构不大清晰,甚至连笔顺都会掉转来写。我们小学时要写字格、写毛笔书法、要注意笔顺,现在没有这些训练,所以有时候看年轻人写字,看得口张目瞪。有一次国际经典文化协会温金海先生安排的一个座谈会中,有些家长说现在重视创意,学生喜欢怎样写就让他们怎样写吧,自由发挥,那才有创意。我当时响应说,当一个人去到一定的文化修养,就不再只是写楷书,还会写行书。笔顺往往影响行书书法,现在的人不懂,对书法以至文化修养有很大影响。

單周堯教授書法作品

课程师资皆有问题

问︰现时的香港中小学中国语文课程,怎样才能有益于学生、社会?

答︰我们以前的训练挺好,那时有小学会考,一到五年级就会很紧张。中文科是怎么考学生的呢?老师会准备很多诗词古文给我们,考试有时会考填充,有时会考句子重组。所以我五、六年级时,每天早上6时起床背诗词古文,先读两小时,再做其他事情。我觉得背书是有用的,背过的书,当你需要它时,就会走出来帮你。

现在问题很大,不但学生的语文水平不行,就连老师的语文水平也往往有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有很多关卡──小学会考、中学会考等,以保证我们的学生语文通顺。但现在关关失守,如同虚设。以前有留班制度,现在已基本没有了。中文大倒退,甚至有中文博士写不通中文,这问题如何解决呢?我曾经向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怀先生反映,我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呢?例如和考评局合办一些测试,保证写得通中文才给予证书。现在的公开试计百分比,那是没有意义的,头几个百分比是A,其后百分之几是B。拿A的人都可以是文字不通的,只是较其他人好一些罢了。我在港大当中文系主任时,试过招聘语文导师,有几十人申请,我给他们一个笔试,要他们写一篇文章,结果几十人几乎没有一个写得通,有些应征者还拿了博士哩!但姚先生说,有谁能决定是通还是不通呢?我说有些地方是可以有争论的,但绝大部份情况可以很容易决定是通还是不通。当然语言习惯会变,大家根据当时的语言习惯、书写习惯来决定可不可以过关。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学生都不看书,平均上网三个半小时,大部分时间用于上网。我在港大的时候,曾经有同事提出是不是可以教一科 “网络语言”,后来许多同事反对,说网络用的语文跟一般书面语差异很大,教 “网络语言”会教坏人。英文的 “网络语言”也一样,跟一般书面语有颇大差异。只是大家习惯了,觉得那样较省力,不用写那么多字,以不通为通。

要提升书面语水平,主要靠多看书。看书是有乐趣的,只是要养成一种习惯。现在普遍不看书,相对而言,大陆学生看书比较多,因此大陆的学生中文普遍好些。多看些好书,中文就自然会好。所以现在很多出版商,举行一些阅读比赛,多办这类比赛,对提升中文水平是有帮助的。

至于香港的中小学课程,的确迷失过一段长时间。以前中学的高年级课程是由大学教授去定,比如早期的高级程度会考,以及再早一些的大学入学试,是由教授去定。后来改由委员会去决定,于是请一些社会人士、中学教师等,一人一票。委员中的大学教授也是只得一票,所以经常会输,结果对语文的要求降低了。经常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对文字比较敏感,知道什么是好的中文,什么是不好的中文。一般人对文字没有那么敏感往往觉得差不多,那就造成了问题。

现在中小学师资也很有问题,有些教师可能文章都写不通。随着语文水平越降越低,慢慢地连大学老师写的中文都有问题。若干年前,进行课程改革,有一段时期没有共同范文,每间学校可自定义范文,考试也不考范文内容,于是学生就干脆不读书。最初不设共同范文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港大医学院的同事打电话来抱怨说,他那正在念中一的女儿,想勤力读书,但却无用力处,因为当时的课程根本不要求你用功读书。大家都不读书,写出来的中文又怎么会好呢?

近几年的新课程加了12篇共同范文,但只占考试分数的7%。教育局担心中学老师不懂得怎样教文言文,所以找我们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开一些培训班。这些问题如果不积极去改善,将来会越来越严重,会变得几乎完全没有可用的师资。

问︰教育、文化政策方面应怎样配合?

答︰文化根本无所不包,我们读中文的人是喜爱传统文化的。我记得小学时老师和校长都是受儒家文化熏陶。儒家文化有什么不好呢?儒家教我们做人要讲仁、义、孝、信、礼,有什么不好呢?整个社会都会和谐一点。我们念小学时每周有周会,校长致词都是讲这些,讲传统文化。当然历史上不少人是讲一套做一套,但就整个社会来说,传统文化导人向善,令整个社会家庭和谐,大家更加快乐。

香港要做好中西文化桥梁角色

问︰中国正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香港在中华文化中可起到什么作用?

答︰香港一直都是在中西之间担当桥梁角色,中华文化要在世界立足,一定要对其他地方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互相比较、印证。要认识外国文化,主要靠英文作媒介。另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则主要应该用中文。香港一些大学,鼓励中文老师用英文发表论文,以之作为升级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我觉得没有道理。我们说一个中文学者优秀,是说其中国学术研究质素和中文修养都好。如果只能用英文发表论文,我们只可以说他的中国学术研究做得好,却不可以说他的中文好。如果是洋人学者,还可以理解;如果是华裔学者,却不能用中文发表著作,那未免是一种缺憾。现在由于所谓国际化,所以鼓励用英文发表。这在其他科目还可以理解,但就中文研究来说,最国际化的语文是中文,比如大陆的中文老师,以英文作为读、写媒介的很少,台湾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用英文发表著作,便会失去海峡两岸研究中文的专家读者。而另一方面,在欧美大学研究中文的学者,应该都懂中文。你不论用中文还是英文发表,他们理解都不会有困难。当然我们不反对外国的中文教授用英文著作,因为要他们用中文,是强其所难,所以洋人学者用英文,华裔学者用中文,各展所长好了。但是现在整个香港中文学术界招聘时,大多聘用欧美的博士,这很不合理。在欧美读博士,规定要用英文写论文。因此,欧美毕业的博士,很多本来是在海峡两岸的大学读外文系、外语系的,他们的英文比华人地区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好,才能够用英文写论文。而另一方面,跟洋人比较,华人对中国学术的认识当然普遍优于洋人。不过,他们的中文水平,若跟其他华人学者相比,则可能比较弱。回到香港社会,他们要负责指导和批改学生的论文。而香港的中文系学生,用英文写论文的很少。由于他们是读中文系,我们主要是训练他们写好中文。如果学生中文好英文又好,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读中文系,英文好,中文不好,那就不行了。那些外国回来的老师,中文甚至未必好得过学生,要他们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未免缘木求鱼。所以聘用欧美博士教中文,是楚材晋用,本末倒置。在此情况下,关关失守,关关老师都不行,大、中、小学都缺乏师资,又怎能教得好学生呢?

问︰那中西桥梁角色应如何做好?

答︰要懂多些语文。以目前的世界来说,英语十分重要,但要求14亿人中英文都好是不切实际的,香港正好负起桥梁的角色。外国人关于中国学术的研究,用英文写,很多中国学者未必有兴趣看,或者未能看得明白,于是可以做一些撮要、介绍,将外国人的中国学术研究介绍给不看英文的华人学者,其他英文信息也可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两岸四地以至海外的华人。另一方面,又将中文信息翻译成英文给外国人看,那就是桥梁角色。港大中文系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沟通中西的职责,因此,港大中文系包括了翻译专业,翻译的作用就是沟通中西。

单周尧教授著作举隅

访问:林卫平、杨汉群、余振威

摄影:陈家伦、余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