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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周堯教授七十訪談

單周堯,字文農,號勉齋,五十歲以後又號澹齋,祖籍廣東省東莞。1947年生於香港。從1975年起,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要講授《左傳》、文字學等課程。從港大退休後,轉任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文學院院長暨中文系主任,又兼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在文字學、《左傳》等多個領域,有深入研究,著作等身,包括《中國語文論稿》、《文字訓詁叢稿》、《左傳學論集》、《勉齋小學論叢》、《勉齋論學雜著》等。2017年12月9日為單教授七十華誕,中國文化院於是年12月13日訪問了單教授,聽取他在治學心得、語文教學、中華文化發展等方面的真知灼見。
學問是互通的

問:謝謝單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能否分享一下您數十年來的治學心得?

答: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心得。以前饒宗頤教授曾提到香港的教授與大陸的教授的主要分別,就是大陸教授的教書任務比較少,較舒服,甚至有些學科會有幾位教授任教,例如以前暨南大學,粵語這一科便有三個教授任教,因此要輪三年才輪一次。而香港則人少,比如香港大學中文系包括中文、中國歷史、中國哲學、翻譯,不說語言導師,只講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大概才20多個,但是北京大學光是中文系已有100多人。所以在香港我們每個人都要教好幾科,但其實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出土文獻、古籍、《左傳》、《尚書》等等全都是相關的學科。文字、音韻、訓詁是小學,漢朝時,一開始讀書就要讀小學。現在因為時代的差距,古人認識的字,我們不一定認識,所以我們要打好小學的根基,便要讀《說文解字》,讀字典。我自己很喜歡讀字典,去旅行或者出外開會時,我通常都會帶一本字典。例如《漢語大字典》一共八冊,我每次出門就帶一冊。看的時候也會看到裏面的一些問題,因為《說文解字》一些字的說解,我能夠背出來。所以當字典中一些引述有問題時,我可以看得出來。

《說文解字》(圖片來自網絡)

讀書首先要識字,以前韓愈說︰「凡為文辭,宜略識字。」識字是讀書之本,可以幫我們讀古書。古書裏面有很多字是現在一般人比較少接觸的,但我們讀古書,就需要接觸。所以如果有文字學基礎,讀古書便可事半功倍。但光是識字還不足夠,因為古人很多時候對文字的認真程度不及今人,他們會覺得寫白字不是大問題,因此古書會有許多通假字,即假借字。所謂假借,就是借回來的,《說文解字》有兩個「假」字,一個是有企人邊那個,意思是「非真也」,另一個是沒有企人邊的「叚」,現在已經很少用,全都用有企人邊那個。而「叚」的意思是「借也」,即借回來的,不是自己的。古籍中假借字很多,但古人覺得這不是問題,用得多就變成可以互通,不當作白字,而是通用,所以叫做通假。許多音今日好像相距很遠,但是古音卻很接近,所以一定要識古音,然後才可以研究古籍。

清代訓詁學家成就最高的是王念孫、王引之兩父子。王念孫最為人稱道的著作是《廣雅疏證》,《廣雅》是一本辭書,王念孫為之疏證,用古音把詞與詞聯繫起來,讓讀者徹底明白它們之間的關係。王引之最著名的是《經義述聞》,《經義述聞》就是述其所聞於其父的經義,每一處他先引述他父親的說法,「家大人曰」之下,先說他父親是怎樣說的,跟著就以「引之謹案」說出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文字、音韻、訓詁全部相關,最高境界是用音來讀通古書,例如《左傳》、《尚書》等。

我剛剛拿了研究資助局的一筆研究經費,60萬左右,做的是有關《左傳》的研究。《左傳》研究方面,楊伯峻先生很有名,他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幾乎全國都在使用,但這兩本書其實遠不如他的《春秋左傳注》寫得好。他的《春秋左傳注》寫得非常好。不過,如果你用清人的標準,例如用《皇清經解》正、續編的標準,就會發覺他和清人的要求尚有一段距離。清人的研究是更加徹底,所謂「打爛砂盤問到篤」(打破沙鍋璺到底),任何東西都會追到最初的源頭。楊先生那本書是寫給一般人看的,一般人滿意就算了。我現在要做的,就是用一個較高的要求去做一個訂補,有錯的將其訂正,有不足的就補充。楊先生的《春秋左傳注》用了20年時間去寫,我現在只有三年時間去幫他做訂補。

另外一本我有興趣研究的古籍是《尚書》,所有人都覺得《尚書》難讀。好像王國維那麼有學問,他也說《詩經》讀不明白的十之一二,《尚書》讀不明白的十之五。大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覺得《尚書》這本書難讀,於是發出指示,要把《尚書》整理好,令它較易讀。當時中宣部的周揚就跟疑古派大師顧頡剛先生談到《尚書》的整理問題。顧頡剛先生於是找他的學生劉起釪先生做這件事。劉先生用了38年時間,寫了《尚書校釋譯論》,一直寫到80多歲垂暮之年。但我卻發現《尚書校釋譯論》裏面有很多問題,主要是劉先生的文字、音韻、訓詁基礎不夠好,因此不少地方解錯。他的確找了很多資料,但分析資料時卻分析錯了。所以這本書要再整理,因為有些地方莫說看不明白,甚至可能有誤導。正如剛才所說,要文字、音韻、訓詁都通,古籍研究才能做得好。

《尚書校釋譯論》(圖片來自網絡)

近世出土文獻日多,很多材料都是大家以前沒見過的。這些出土文獻中,有些字甚至字典都沒有,所以大家要做研究,要找出這些到底是甚麼字。此外,有些字詞的讀音和含義,也很值得研究,例如「詞彙」這個詞,其實應該讀作「詞類」。我讀小學的時候,即差不多60多年前,老師大多數都讀作「詞類」。但不知為什麼這個音慢慢消失了。「彙」字本是「刺猬」的「猬」字,《說文解字》或體寫作「蝟」。在古書中「彙」經常借為「類」字。例如《易經‧泰卦》初九爻辭:「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就是說那些好人、士君子,幫國家做事,就像拔茅草,整束茅草一齊拔起,士君子幫國家做事,會將同類引進,讓自己的好朋友、士君子一齊為國家做事,「以其彙」之「彙」,意為同類,「彙」是假借字。漢朝人劉向、揚雄的著作,很多時都會用這個「彙」字為「類」。至於「匯」字,從匚,淮聲,形聲字,本義是一種器皿,同詞彙毫無關係,「詞匯」中的「匯」,是借作「會」,《說文解字》:「會,合也。」用作「會合」義的「會」字出現得比較早,如《公羊傳.莊公四年》:「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會聚」即有會合義。至於用作「會合」義的「匯」字,則出現得比較晚,唐柳宗元《晉問》把河水會合、合流叫作「匯流」,已經是比較早的了。不過,「匯」字用作「會聚」、「聚合」越來越多,有後來居上之勢,現在「匯集」、「匯編」、「字匯」、「詞匯」都很常見。「詞匯」就是將一些詞匯合在一起。至於「詞彙」,就是將詞分門別類,把同類的放在一起。由於既有「匯集」、「匯編」、「字匯」、「詞匯」,又有「彙集」、「彙編」、「字彙」、「詞彙」,雖然「彙」、「匯」源頭本不相同,「彙」本不音「匯」,但後來卻逐漸誤以為相同了。到了今天,簡體字把「彙」字取消了,「彙」皆轉為「汇」,即「匯」之簡化字。在簡體字的《易經》中,「拔茅茹,以其彙」變成「以其汇」,意思便不通了。由此可見文字、訓詁之學的重要。

根據實際情況解決繁簡字之使用問題

問︰關於字體上的繁簡之爭,您有什麼看法?

答︰當年引入簡體字,主要是為了掃盲,因為文盲太多。我在1986年參加一個教育考察團,先去上海、南京,最後一站去北京,見當時的教委主任李鵬,他說當時中國有3億多文盲。當時已經是1986年,在此之前,長期的掃盲工作已有一定成績,50年代初文盲相信一定更多,這在當時的確是一個問題,這一問題長期一直困擾著很多知識份子,例如瞿秋白、魯迅等,都認為漢字有問題,有人甚至提出廢除漢字。現在看來,如果廢除漢字,就等於將整個中國文化連根拔起。例如韓國,現在韓國文字都是拼音,當然易學,但是結合整個文化來看,就需要多方面慎重考慮。中國曾經考慮過將漢字拉丁化,但後來也發覺不可行。談到簡體字,其實香港和台灣也用簡體字,例如學生抄筆記,很多時都會寫簡體字。不過這主要用於手寫體,印刷則用繁體(台灣稱之為正體)。但是中國內地印刷則用簡體字,稱之為規範字。當然以當時的情況,內地政府覺得有需要用簡體字。不過,現在科技進步,電腦輸入不論簡繁,所需時間沒有分別。可是,另一方面,我們需考慮,要中國大陸一直使用簡體字的十幾億人,改變他們的書寫習慣,亦十分困難。所以這個問題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當然,要台灣居民改變他們的書寫習慣,全部寫簡體字,亦會同樣困難。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大家都讀過〈習慣說〉,地上穿了個洞,初時很不習慣,但習慣了後,再把洞填好,反而覺得地面好像凸起了。所以這個問題要經常開會討論,討論究竟將來怎樣去解決。暫時還是從實際看問題。例如香港的居民至少要能認識簡體字。隨著中港接觸越來越頻繁,交流越來越多,回到內地工作、交流,都要知道內地人寫的是什麼字。所以這個問題要根據實際情況,隨著兩岸四地的融合,以及科技的進展,一步一步把問題解決。將來如何,就要看大家意願,選擇走哪條路。

問︰內地年輕學者由於不大認識繁體字,看古書許多時有困難。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答︰用簡體字印古書有時會有意思不清楚的問題。由於簡體字不僅筆劃要精簡,字數也要精簡。為了減少字數,往往用同音字取代原來的字,例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簡體字用山谷的「谷」來取代「穀」。「百谷」究竟是指「山谷」,還是「百穀」呢?讀者會覺得不清楚。所以用簡體字印書,往往會增加閱讀的難度。據說內地一些讀中文的大學生去圖書館找《後漢書》,因為《後漢書》三個字的簡體都跟傳統楷書不同,所以找不到要找的書。雖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但反映出問題的一面。隨著整體文化修養的提升,相信這些問題會慢慢解決。

粵語深具文化意義

問︰最近多了人關心粵語,您認為粵語對整個中國有什麼意義?

答︰用粵語的大約有一億人,也不算少。人與人之間溝通,始終用自己母語更方便、更容易。另一方面,粵語保留了唐宋音系統。我經常跟學生講,如果你發夢見到杜甫,你用粵語跟他交談,雙方大致都可以猜到對方講什麼;如果講普通話,就完全溝通不了,因為杜甫沒有聽過普通話。普通話是北方民族──金人、蒙古人、清人入關之後,將他們的語言帶進中原發展而成的。而原來的中原人,就逃難到南方沿海一帶如福建、廣東等地,所以粵音保留了唐宋語音系統,保留得最完整。如果要認識唐宋音,可以從粵語入手。第一所漢語音韻學研究所在河南南陽成立,我獲邀到南陽出席開幕典禮。當時我覺得第一所漢語音韻學研究所應該在香港成立,因為在香港粵語盛行,而粵語在各方言中,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唐宋音系統。此外,在香港潮州話、福建話都相當盛行,而潮州、福建方言也保留了相當多的古音。如果你想知道北方人的粵音學成怎樣,可聽他講三個字──「鴨腳札」,因為這三個字都是入聲,「鴨」收p尾,「腳」收k尾,「札」收t尾,這三類唐宋入聲韻尾在粵語全部保留。潮州話、福建話中,有些地方保留更古的語音,例如六朝、三國的古音都保留了,但有些音卻又走到很前,例如有些韻母粵音收n,與唐宋系統一致,而潮州話、福建話則收ng,與唐宋音以至其他時期的古音不一致。有一次,一個學生會副會長致辭,聽完後,我問他是不是潮州人,他說不是,是南海人,但他媽媽是潮州人,那麼,潮州話不正是他的母語麼!其實,他的潮州口音,一聽就能聽得到。我提議所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都來香港學一點廣東話,認識廣東話音韻之美。由於普通話沒有入聲,因此很難體會唐宋文學入聲的特點,例如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歷來都讚她用很多入聲,帶出她所要表達的悲愁情感,但用普通話讀〈聲聲慢〉,就感受不到入聲的特點。所以對粵音有多一些認識,瞭解中國文學就會深一層。

問︰現在多了學校普教中,甚至有所謂「推普廢粵」。粵語是否出現危機?

答︰我最近看報,港大教育學院做了一項研究,認為目前證明不到用普通話教中文會令學生中文水平提高,反而可能會拖慢,因為學生開始時需先學漢語拼音。我的看法有少許不同,因為學中文不是只學書寫,口語也需重視。在香港,粵語固然重要,但普通話也很重要。比如我自己,差不多到大學畢業我還不是很會說普通話,這是一個缺陷。現在兩岸三地交流日多,過了深圳河,就要講普通話,到了台灣,也需要用國語。中國語文整體來說,是包括書面語與口語,兩者都很重要。我自己背書時,用普通話背有一些窒礙,因為習慣了用粵語來背。

另一方面,我們讀白話文,如果用廣東話讀,也會覺得有些不自然,因為白話文是以普通話為基礎的。我們現正編撰一本當代粵語正音字典,明顯覺得有些普通話用詞,廣東話是不用的,例如普通話的虛詞「唄」,我們廣東話就不用,因此用粵音去讀白話文,有時會有隔一層的感覺。所以我有一個提議,就是白話文用普通話讀,古文用粵音讀。以前聽過一些學者說,中文大學有個來自台灣的老師,用國語教書,學生回到家裏溫習時,用普通話讀,發現自己的普通話發音不夠好,讀起來有些辛苦;相反,用粵語讀,就比較舒暢。另一方面,白話文用廣東話讀,又有些格格不入。不過,白話文用普通話讀,古文用粵音讀這一提議,是否行得通,還得通過實踐證明。追求理想,當然希望樣樣事都做得好,希望學生寫得好中文,又講得好兩文三語。

如果普通話講得好,中文就會寫得好嗎?好像又不是。如果是的話,北京小孩寫的中文就會比章太炎好。章太炎一口餘杭話,他的普通話不是講得很好,但他的文章卻名滿天下。此外,錢穆先生的普通話也不容易聽懂,但他的書卻條理分明。上世紀六十年代,錢先生來港大演講,全是無錫口音,當時我讀大學一年級,大半時間都聽不明他說什麼。要書面語寫得好,就要多看書,古文的基礎也很重要,背書幫助很大。

一般人中文寫得不好,主要問題是囉嗦、累贅,所以我改學生的習作,主要是幫他們刪削,字少些反而容易讀懂他們的意思。我們老師那一輩,沒有白話文寫得不好的,但他們的訓練主要是古文。例如錢穆先生,饒宗頤教授說他得力於桐城派古文。王力先生中文寫得好,也是因為有古文根柢。所以傳統的讀書方法,主要是精讀一些古文,多看書,精讀和略讀兩方面都得兼顧。

香港學生中文水平:講話進步,寫作退步

問︰社會上常有聲音指香港學生中文水平下降,您有什麼看法?

答︰就中文書寫來說,這的確是事實,但是不是整體下降呢,我認為要分開來看。先說普通話,現在年輕學子的普通話水平,比他們上一輩普遍提升了很多。1997年之後,香港英語退步,書面中文也退步,但是普通話則進步得很顯著。廣東話口語方面,雖然有些學生詞彙比較貧乏,但整體而言,現在的學生講話流暢,有一部分甚至比一些老先生講得好。以前我們小時候,大人經常叫我們不要多說話,不要那麼多嘴,所以我們習慣了不怎麼出聲。但現在的學生講話很主動、很清楚,我有一個學生,現於中文大學讀碩士,拿獎學金,他在學生會迎新營帶動新生活動,所發出的指示都很清楚。所以我覺得學生說話沒有退步,只是文章寫得比較差,有時字形結構不大清晰,甚至連筆順都會掉轉來寫。我們小學時要寫字格、寫毛筆書法、要注意筆順,現在沒有這些訓練,所以有時候看年輕人寫字,看得口張目瞪。有一次國際經典文化協會溫金海先生安排的一個座談會中,有些家長說現在重視創意,學生喜歡怎樣寫就讓他們怎樣寫吧,自由發揮,那才有創意。我當時回應說,當一個人去到一定的文化修養,就不再只是寫楷書,還會寫行書。筆順往往影響行書書法,現在的人不懂,對書法以至文化修養有很大影響。

單周堯教授書法作品

課程師資皆有問題

問︰現時的香港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怎樣才能有益於學生、社會?

答︰我們以前的訓練挺好,那時有小學會考,一到五年級就會很緊張。中文科是怎麼考學生的呢?老師會準備很多詩詞古文給我們,考試有時會考填充,有時會考句子重組。所以我五、六年級時,每天早上6時起床背詩詞古文,先讀兩小時,再做其他事情。我覺得背書是有用的,背過的書,當你需要它時,就會走出來幫你。

現在問題很大,不但學生的語文水平不行,就連老師的語文水平也往往有問題。我們的教育制度有很多關卡──小學會考、中學會考等,以保證我們的學生語文通順。但現在關關失守,如同虛設。以前有留班制度,現在已基本沒有了。中文大倒退,甚至有中文博士寫不通中文,這問題如何解決呢?我曾經向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主席姚德懷先生反映,我說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呢?例如和考評局合辦一些測試,保證寫得通中文才給予證書。現在的公開試計百分比,那是沒有意義的,頭幾個百分比是A,其後百分之幾是B。拿A的人都可以是文字不通的,只是較其他人好一些罷了。我在港大當中文系主任時,試過招聘語文導師,有幾十人申請,我給他們一個筆試,要他們寫一篇文章,結果幾十人幾乎沒有一個寫得通,有些應徵者還拿了博士哩!但姚先生說,有誰能決定是通還是不通呢?我說有些地方是可以有爭論的,但絕大部份情況可以很容易決定是通還是不通。當然語言習慣會變,大家根據當時的語言習慣、書寫習慣來決定可不可以過關。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大多數學生都不看書,平均上網三個半小時,大部分時間用於上網。我在港大的時候,曾經有同事提出是不是可以教一科「網絡語言」,後來許多同事反對,說網絡用的語文跟一般書面語差異很大,教「網絡語言」會教壞人。英文的「網絡語言」也一樣,跟一般書面語有頗大差異。只是大家習慣了,覺得那樣較省力,不用寫那麼多字,以不通為通。

要提升書面語水平,主要靠多看書。看書是有樂趣的,只是要養成一種習慣。現在普遍不看書,相對而言,大陸學生看書比較多,因此大陸的學生中文普遍好些。多看些好書,中文就自然會好。所以現在很多出版商,舉行一些閱讀比賽,多辦這類比賽,對提升中文水平是有幫助的。

至於香港的中小學課程,的確迷失過一段長時間。以前中學的高年級課程是由大學教授去定,比如早期的高級程度會考,以及再早一些的大學入學試,是由教授去定。後來改由委員會去決定,於是請一些社會人士、中學教師等,一人一票。委員中的大學教授也是只得一票,所以經常會輸,結果對語文的要求降低了。經常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對文字比較敏感,知道什麼是好的中文,什麼是不好的中文。一般人對文字沒有那麼敏感往往覺得差不多,那就造成了問題。

現在中小學師資也很有問題,有些教師可能文章都寫不通。隨着語文水準越降越低,慢慢地連大學老師寫的中文都有問題。若干年前,進行課程改革,有一段時期沒有共同範文,每間學校可自訂範文,考試也不考範文內容,於是學生就乾脆不讀書。最初不設共同範文的時候,我記得有個港大醫學院的同事打電話來抱怨說,他那正在唸中一的女兒,想勤力讀書,但卻無用力處,因為當時的課程根本不要求你用功讀書。大家都不讀書,寫出來的中文又怎麼會好呢?

近幾年的新課程加了12篇共同範文,但只佔考試分數的7%。教育局擔心中學老師不懂得怎樣教文言文,所以找我們香港能仁專上學院開一些培訓班。這些問題如果不積極去改善,將來會越來越嚴重,會變得幾乎完全沒有可用的師資。

問︰教育、文化政策方面應怎樣配合?

答︰文化根本無所不包,我們讀中文的人是喜愛傳統文化的。我記得小學時老師和校長都是受儒家文化薰陶。儒家文化有什麼不好呢?儒家教我們做人要講仁、義、孝、信、禮,有什麼不好呢?整個社會都會和諧一點。我們唸小學時每周有周會,校長致詞都是講這些,講傳統文化。當然歷史上不少人是講一套做一套,但就整個社會來說,傳統文化導人向善,令整個社會家庭和諧,大家更加快樂。

香港要做好中西文化橋樑角色

問︰中國正進入全新發展階段,香港在中華文化中可起到什麼作用?

答︰香港一直都是在中西之間擔當橋樑角色,中華文化要在世界立足,一定要對其他地方的文化有充分的認識和瞭解,互相比較、印證。要認識外國文化,主要靠英文作媒介。另一方面,研究中國文化,則主要應該用中文。香港一些大學,鼓勵中文老師用英文發表論文,以之作為升級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我覺得沒有道理。我們說一個中文學者優秀,是說其中國學術研究質素和中文修養都好。如果只能用英文發表論文,我們只可以說他的中國學術研究做得好,卻不可以說他的中文好。如果是洋人學者,還可以理解;如果是華裔學者,卻不能用中文發表著作,那未免是一種缺憾。現在由於所謂國際化,所以鼓勵用英文發表。這在其他科目還可以理解,但就中文研究來說,最國際化的語文是中文,比如大陸的中文老師,以英文作為讀、寫媒介的很少,台灣也是如此。如果我們用英文發表著作,便會失去海峽兩岸研究中文的專家讀者。而另一方面,在歐美大學研究中文的學者,應該都懂中文。你不論用中文還是英文發表,他們理解都不會有困難。當然我們不反對外國的中文教授用英文著作,因為要他們用中文,是強其所難,所以洋人學者用英文,華裔學者用中文,各展所長好了。但是現在整個香港中文學術界招聘時,大多聘用歐美的博士,這很不合理。在歐美讀博士,規定要用英文寫論文。因此,歐美畢業的博士,很多本來是在海峽兩岸的大學讀外文系、外語系的,他們的英文比華人地區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好,才能夠用英文寫論文。而另一方面,跟洋人比較,華人對中國學術的認識當然普遍優於洋人。不過,他們的中文水平,若跟其他華人學者相比,則可能比較弱。回到香港社會,他們要負責指導和批改學生的論文。而香港的中文系學生,用英文寫論文的很少。由於他們是讀中文系,我們主要是訓練他們寫好中文。如果學生中文好英文又好,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讀中文系,英文好,中文不好,那就不行了。那些外國回來的老師,中文甚至未必好得過學生,要他們提高學生的中文水平,未免緣木求魚。所以聘用歐美博士教中文,是楚材晉用,本末倒置。在此情況下,關關失守,關關老師都不行,大、中、小學都缺乏師資,又怎能教得好學生呢?

問︰那中西橋樑角色應如何做好?

答︰要懂多些語文。以目前的世界來說,英語十分重要,但要求14億人中英文都好是不切實際的,香港正好負起橋樑的角色。外國人關於中國學術的研究,用英文寫,很多中國學者未必有興趣看,或者未能看得明白,於是可以做一些撮要、介紹,將外國人的中國學術研究介紹給不看英文的華人學者,其他英文資訊也可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兩岸四地以至海外的華人。另一方面,又將中文資訊翻譯成英文給外國人看,那就是橋樑角色。港大中文系一開始就有這樣一個溝通中西的職責,因此,港大中文系包括了翻譯專業,翻譯的作用就是溝通中西。

單周堯教授著作舉隅

訪問:林衛平、楊漢群、余振威

攝影:陳家倫、余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