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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要有文化自信──专访王守常教授

中国人要有文化自信──专访王守常教授

王巍、王智

王守常,满族人,著名学者。1948年生于北京,1973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留校期间,师从哲学家张岱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开设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研究生课程。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佛教、近现代思想史等。1985年至1986年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访问研究员。1991年至199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2003年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教授。在学界的主要公职包括: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秘书长,《东方文化集成中国文化编》及《学人》杂志联合主编等。中国文化院专访了王教授,听他分享其治学历程,并了解如何比较东西方思想的异同、如何将国学结合于日常生活、中国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等。

王守常教授

 

治学经历有跨越时代的感觉

问:谢谢王教授接受我们专访。王教授是国学名家,能否简介一下您的治学历程?

答:谈到治学经历,有点跨越时代的感觉。我今年(2017)六十九岁,工农兵学员毕业。1973年考试,我在黑龙江黑河考了第二名,然后张铁生闹 “白卷事件”,那考试就不算数了。我属于 “可教育好子女”,被推荐上了大学,从一个高中生然后插队五年又回到北大上学。我报的是化学系,结果读了哲学,读完就留在学校,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了一年,我就跟我老师张岱年先生说: “可不可以到中国哲学教研室?”为什么去那里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 “评儒批法”的时候,给我一个题目写明代李贽,从那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的东西很有兴趣。那是我治学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后来跟张先生一说,就进了中国哲学教研室做起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直到退休。

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前期跟着老先生做数据整理工作,后来就教了中国哲学史,那个时候跟李忠华老师和魏常海老师搭班,他讲从先秦到唐代,我讲从唐代到近代,这是上个学期;下个学期我讲从先秦到唐代,他从唐代讲到近代,这十多年是这样讲中国哲学史。后来由讲师晋升副教授、教授,课程就变得少了,主要是给研究生开课,开过中国佛教经典研读、四书研读。这三十年来我教了一门很重要的课叫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门课应该是所有哲学专业研究生入学必修的课,这门课影响大的原因是教会学生怎样去找史料、如何进图书馆、如何查书目,然后教大家设定一个研究题目,从原义开始,这个题目在过去研究的成果上,要了解哪些问题可以做、哪些问题不可以做、今后会有什么发展,所以特别重视史料学的研究,大概开了快二十年了。这门课冯友兰老师曾经开过,然后楼宇烈老师开过,之后就是我,我一退休,这门课就没人开了,所以这是麻烦问题。这门课对学生培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大概就是我的治学经历。下面介绍一下我的研究,以中国哲学史为主题,特别关注了一些中国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宋以后就是三教合一的文化。退休以后,国学成为现代的热门了,2002、2003年就开始了企业家的国学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将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的价值观念介绍给大家,一个是要大家对国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了解当中如何完成自我的修身成长,这是我退休以后的工作。大体就是这样。

王守常教授

比较古代中国思想和近代中国思想之异同

问:您一直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古代和近代。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有很大不同,了解过去,亦有助认识现在和规划未来。您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和近代中国的思想,有甚么相同和相异之处最值得今天的中国人留意?

答:这个问题先从一个概念说起,就是传统和现代。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从时间序列看,我们可以把过去当成古代,当下当成现代。后来从文化上,我们也这样分,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在文化这个视野里,传统就是现在。我们就生活在传统之中。我们不断地解释传统,其实是用新的、现代的视角来看传统,是传统影响了我们现在。爱德华‧希尔斯写的《论传统》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文化领域,不能说传统就是传统,现代就是现代。没有一段历史可以离开传统,传统是一代一代连结的纽带。我们对传统不断进行新的注释就是不断赋予传统新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四大文明古国,只有我们还存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讲得很清楚,一个文明的衰落和消失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这个文明的创造者没有了原创性和原动力;第二,这个文化之下的百姓,不再以这个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标准;第三,这个社会没有统一价值观念。二十多年前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这样敏感,但近十几年,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对的。文化没有他杀,文化衰落全是自杀造成。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看得很清楚,2013年他去曲阜考察,下了车跟大家说,我这次到曲阜是告诉大家中共中央特别重视中国文化传统。这是2013年11月23日讲的,连续讲了很多年,今年(2017年)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了文件,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个民族首先要回答一个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五四以后到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遗产,反帝、反封建是绝对要继承的,但五四激进主义走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造成的恶果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就是否定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从史料上说,那些人不是不重视文化传统,他们有一个认识的错误,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文化落后于西方,而是一个三千年的农业文明遇到了一个工业化文明,我们在这点落后了西方,如果说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概念还得解释,文化有物质文化、有制度文化、有文化的核心问题,有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宗教习俗和审美意识,所以你不能笼统的说我们的文化落后于西方。激进分子当时对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做了非常严厉地批判。

1949年以后,毛泽东解决了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逐渐丢掉。邓小平要解决全体人民吃饱饭的问题,他也没有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习近平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意识到文化传统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国际上遇到的问题,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就是西方不懂中国文化,可是我们也不懂中国文化。这一届领导人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谈到文化自信,你没有文化传统就是无源之水,没办法谈文化自信。

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有什么相同相异之处,相同的东西很多,相异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可能有些东西必须抛弃。从现代社会发展和伦理学、政治学来讲,传统文化中的确有很多不符合现代的思想,譬如二十四孝图,讲孝没有问题,但在二十四孝图中有很多故事是非常荒谬的,很多地方用现在的价值观念看已经很落后、愚昧了。可是我们作为文化的承接人,能不能抱着同情和敬意的心来了解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如果我们能同情和尊敬地了解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那就不会采取两分法,批倒批臭、破四旧了。 “传统文化是封建的、腐朽的、帝国的,我们就是要批判;新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观点根本错误在于两分法,即两元对立的思考方法,思想简单化。打造新中国,那旧的就都是错的吗?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的,我们就生活在传统当中,我们每次对传统作新的解释,新的解释会影响我们现代和未来的发展。 “仁者寿”出自《论语》,这是传统的话,也是不断被解释,最晚的解释就是清代的方苞──桐城派的领袖──他这么解释 “仁者寿”: “凡气之温和者寿”,即脾气温和的人就会长寿, “质之慈良者寿”,从内心发出对别人的关怀,这跟回报不回报没有关系,只要你有这个心, “量之宽宏者寿”,你有这样的度量,能宽容所有的人,你宽容朋友没有问题,你宽容一个不太喜欢的人,你也能够做到吗?度量大吗? “言之简默者寿”,言是语言,简是少,默是不争不辩。因为语言,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争来争去,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认识多、懂得多。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大家吵得一蹋胡涂,所以你在语言上能不能够少说一点,或者不跟别人争辩,你做到这样就会长寿。 “仁者寿”这三个字他解释了这么长。解释都有道理。

所有文明的消失都是因为忘记自己从什么地方来的。埃及文化没有了,多神教变成了伊斯兰教,古罗马、希腊,现在仅仅是旅游胜地了,所有的思想都离开了传统。佛教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变成了中国文化的源,而在印度本土却已销声匿迹了。传统和现代不需要对立起来,换个角度,传统是滋养我们的。传统很多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譬如鲁迅批梅兰芳,其实这就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西方有它的表演形式,我们有我们的京剧,从藢派进京差不多四五百年,已经成为中国人一种审美意识了,哪里有什么对和错?中国绘画,鲁迅说,中国人画了几千年的画,都是山水,你看西方画的人,骨骼都画得很清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张大千先生跑到西方跟毕加索学画,毕加索说,你们不需要来学我们的,你们的艺术比我们还高。背后的哲学不一样啊!西方的油画必须把所有空白处用彩涂满,但中国画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老子所讲的 “知白守黑”,没画墨的地方也是画。所以不要在这个时代纠缠在西方什么都比我们好,那场激进主义走得太过,一直影响我们的国民心理,导致我们碰到洋人都有点拘谨,甚至崇拜。我们不需要崇拜,他需要崇拜我们,因为他不了解东方文化。

湯恩比《歷史研究》(圖片選自網絡)

将国学结合于日常生活

问:提到国学,有些人以为是古老过时的东西,不适合应用于现代。但您向来都重视国学于现代应用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不少著作。现代人生活繁忙时间有限,国学又予人浩如烟海的印象,您认为一般人应如何将国学结合于日常生活之中?

答:一般人应该如何讲国学,结合到日常生活,这个问题太大了,太宽阔,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你要证明国学或者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生活当中,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你有这个前提论证,那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谈了。但是我们对自己文化好像有一个很麻烦的概念:传统文化的书浩如烟海,怎么读啊?楼宇烈先生写的《中国品格》,教你从四书五经读起,四书很简单嘛,《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五千字。五经也没多少字。当然也不是一天读完的,要不断的读,那就完全能够跟现实生活结合。有很多人没读过论语,你读《论语》你就知道了,它跟日常生活关系太大了,一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现代有没有意义?没意义它怎么会刻在联合国大厦上,成为今天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基础? “一箪食,一瓢饮”、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正当的财产对我来讲就如浮云一样, “达人”,这是《论语》的话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现代人说的话全在《论语》中啊。我们现在四个字的成语几乎大部份都出自《庄子》,就是我们不去读,所以会问这样的问题。它本来就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你说孔子,好像很简单,对吃穿不太注意,把《论语》读了你就知道,肉切不正孔子是不吃的,人家要强调刀功的,肉变色了也不吃的。喝酒吗?当然喝酒,但孔子说: “唯酒无量,不及乱。”你喝大了别耍疯,全都是现代语言。所以我说《论语》就是一个大微博,几乎不超过一百五十字,一段一段的。跟我们日常生活太接近了,张嘴就是。例如 “卖萌”,《韩非子》告诉人要防几种人,第四个就要 “防萌”。什么叫 “防萌”?你别看他挺清纯的,一肚子坏水。读过经典的人就不会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有很大的隔阂。全世界的历史文化也只有我们的文化还可以读懂古典。除了一些概念外,大体上字是没有变,只是繁体变成简体。这个文化很奇怪,你去看看古埃及文化,哪有了?古希腊文和古希伯来文,不是专业都看不懂。我们不是专业人,我们读书多了,几乎这书百分之五十你可以读得懂。唐诗我们都琅琅上口,有些词小孩都读得懂, “花间一壶酒”,你可以读得懂吧, “对影成三人”,你一比划就知道啊。还是我们传统文化教得太少。

现在总体从中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就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但是怎样加强呢,我也不知道。把蒙学教材搁在小学教育里,是否合适?要试验,逻辑上是应该,但怎样做还需要试验。不是说专家开个两会就解决问题了,要经过实证调查研究,然后要去各地中小学去实地教,经过几年慢慢形成一套有序的教材。当然民国时代的中小学教材可以参考,你这样逐渐逐渐从基础开始教育。老师也得完成国学的教育,否则把《老子》搁在中学课本里,老师也不会讲吧?所以在什么年代、读什么书、怎么读,这个真的是一个工程,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有一套试用的教材出来。

《孫子兵法》(圖片選自網絡)

以新角度谈《孙子兵法》

问:谈到国学应用于现今社会,自然令人想起《孙子兵法》。现今的人,每多认为《孙子兵法》可用于企业策略、工商管理等方面。您是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会不会觉得时人对《孙子兵法》的看法过于狭窄?

答:专家不敢讲,但我确实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会。其原因首先是,讲《孙子兵法》,必须要参考别的书。就像说懂一个宗教的人是不懂宗教的,你读一本书也是读不懂的。《孙子兵法》有两本书值得参考,第一个是克劳塞维兹《战争论》,德国人写的;第二个是《三十六计》,我们拿《孙子兵法》跟《三十六计》比一比,你就知道《孙子兵法》的重要性。《三十六计》在正书里我们看不到这书,实际上本来不止三十六计,很多人讲了很多计,到了魏晋南北朝,有人给它编了一个《三十六策》,一直对中国社会有影响。1942年有人在陕西一个县的街上,买了一个手钞本的《三十六计》。1961年,发表在《光明日报》,这就是我们史传的《三十六计》,然后送给了军事科学院。成为流行的手钞本的原本。这里我们有个判断标准,就是《易经》提示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形和有像的就是 “器”,这个 “器”还可以有另外的概念: “术”。 “术”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万物的根本、万物的起源,万物以它为标准。它不能用语言说,所以 “道可道,非常道”,不能言说,因为一用语言说,它就不是道了,它就变成器了,变成具体的东西了。那老子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他要用这个东西和 “器”作一个连结:一定是 “道在器中”、 “以道驭术”,用道驾驭知识,应用器或者应用术。那这个 “道”是什么东西呢?用现代语言概括,这个道就是规律,道是讲次序、讲道德。道强调的是一个意境、意志都可以,大体可以把这些东西共同描述 “道”这个东西。我2001年在日本东大教书的时候,教先秦概念史,我说你们日本人学中国文化都学得不错,我们叫茶艺,你们叫茶道;我们叫插花,你们叫花道;我们叫击剑,你们叫剑道;我们叫摔跤,你们叫柔道。你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活动来提升你们自己的审美意识、人格毅力、道德境界。我们拿这个判断,《三十六计》有道吗?全是下三滥的术啊!人家落井了,你不救人还落井下石,聊着天顺手把人家的羊牵走了,张冠李戴,上了房抽人家梯子,这哪里有道?这下三滥的东西,怎能成为今天工商企业的教科书啊!

而《孙子兵法》是强调用道来约束术的。所以《孙子》开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曰道……”,一开始就讲道了。道是什么内容? “令民同意”我打仗你们要同意。也就是人民战争。《孙子兵法》讲这个道理,《三十六计》没有。

还有就是《孙子兵法》跟克劳塞维兹《战争论》比较。《战争论》写得很复杂。第一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解决不了的,要用战争解决,这是西方社会特别崇尚战争的根本原因。《孙子兵法》不会这样讨论问题,《孙子兵法》知道战争的问题很重要,但是它第一个概念是慎战──慎重地对待战争。所以它说 “非利不动”,没有利我就不用战争; “非得不用”,我这个 “得”不只是 “利”,还包括人心的收服,如果做不得,那我不用战争; “非危不战”,我国家没有到危难时候我就不用战争。所以我们要对战争慎之又慎。为什么?中国不是反对战争,中国不希望用战争解决问题,所以 “上兵伐谋”,最好的方法是用谋略解决问题,可以节省开支,因为(打仗)日行千里,日费千金,出兵十万,七十万家不得操事。因为古代的兵是一比七的概念,七个人养一个兵,打仗就会涂炭百姓、贻误农时。克劳塞维兹是十八世纪提出的问题,我们那是三千年前提出的,他没谈到的,我们谈了。他主张战争,我们主张慎战。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先秦诸子没有人不讨论战争,这为中国的军事学提供了最丰富的数据。

第二个就是中国人主张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体现了《孙子兵法》的伟大。克劳塞维兹没有讲过这个问题。你这样比较去读,《孙子兵法》是中国的兵经,到了经学的位置。《孙子兵法》上说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打一百场仗都取得胜利的将军不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后来小布什打伊拉克说斩首行动就是来自于 “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根本没有读懂。《孙子兵法》提出了新的国际课题,就是战争伦理问题。只有《孙子兵法》谈到,克劳塞维兹都没有谈。打仗是要死人的,这是避免不了的。冷兵时代箭穿过去,一身血就溅过来了,现在一按电钮巡航导弹打到去,那边死多少人也看不着。中国兵书已经考虑到人的生命问题。所以《孙子兵法》说 “围师必阙”,你把敌人围起来一定要留一个缺口,他有逃生的希望, “穷寇莫追”,打败了军队你非要把他赶尽杀绝,他反正也活不了,他就会跟你玩命,双方死伤都大。《孙子兵法》在这里特别提出了当今国际战争除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以外,还有一个战争伦理问题。你们两家打仗,我一介平民没办法生活,所以我只能逃到欧洲去了。你给欧洲带来多大的麻烦。你们两家打仗,你们两家负责任吗?不是只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还有应该从战争伦理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和战争双方没有关系的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这是中国应该在国际兵学舞台上提出的口号。尽管我们今天说美(国)朝(鲜)关系紧张,一旦用战争方法解决,双方都有死亡。但这个概念应该放在战争伦理这个角度说。最理想的是双方都停止冲突。要尽量避免战争,战争给百姓带来太大的伤害了。我想《孙子兵法》要换我这个角度谈,那《孙子兵法》的意义就显露出来。

比较东方的 “道”、 “术”及西方的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问:中国哲学中的 “道”和 “术”,跟西方哲学所说的 “价值理性”和 “工具理性”有什么关系?

答:有点相同。这个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最早由康德表述得最清楚。西方概念说,解决具体问题的思维方法,叫工具理性;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价值或者是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叫价值理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没有讨论。康德只说十二个概念,以讨论天地万物,或者道德自律的问题,没有在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你可以参考马克思‧韦伯写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怎么讨论这个问题呢?他做了一个社会学的调查,就是在逹尔文地区,资本积累得最快、商业活动最频繁,为什么这些地区发展这么快?因为这个地方多新教徒,这些新教徒有一个价值理性,就是要拚命地工作、节俭,节俭的原因是要将钱供奉给上帝,这样的话,上帝终有一天会把我带到天堂;若然我不供奉上帝,那我就会去十八层地狱。所以他是在这样一种价值理性的指导下,行使他的工具理性。他的工具理性相当于我们的 “术”。可是他的价值理性不相当于我们的 “道”。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头,没有一个超越的神。

这个传统要从商代说起,商代一共约五百多年,从汤王开始,最后一个王是纣王。纣王不理朝政,天天花天酒地, “酒池肉林”就是形容他的。文王武王起兵灭商的时候,商王说了一句话 “帝生子为商”,我是上帝派来统治商王朝的,我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在人类社会或者宗教来讲,叫人格神崇拜。那文王起兵灭他,他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上帝生的儿子,代表上帝统治这里,可是你没有做到 “敬德保民”,你没有做到对道德的敬畏,对百姓的保护,所以我要 “以德配天”,我要用这个道德来配这个天,我要 “替天行道”。这是《尚书》里的话。这个转型转得很奇怪,从商到周就把宗教给撤出去了。从此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办法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两层:上层社会叫大传统社会;下层社会叫小传统社会。大传统社会没有给宗教留一块地方,小传统社会留了很多地方,所以宗教在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全是功利化的。在西方,宗教可以成为信仰,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在美国,你上法庭作证就要按着《圣经》发誓不能造伪证。我们这里没有把宗教当成一个安身立命的标准,只当成功利,谁对我有用我就拜,由此中国不进步。到了晚清、民初,中国比西方落后了,西方有宗教,我们没有宗教啊,后来,康有为推崇孔教,想把孔子变成国教,没有成功。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他把佛教唯识学变成国教,也没成功。中国文化老早就把超越的东西给排除在外了。

这个民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你要让十几亿人在什么地方可以达成共识?只有回到中华文化,才可以找到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对所有人都有效。我们的 “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是不是可以让所有中国人找到认同、归属啊?其实也不复杂。孔子说 “祭神如神在”,这个 “神”不是一个主体以外超越的神, “神”就是我们的祖先。你做为子女,要 “慎终追远”,有责任把这个家风传下来。这就是中国人的崇拜。可不是崇拜哪个神,不是崇拜超越主体以外的绝对的神。世界是多元的,要尊重各种宗教,而不是以西方作为单一标准。东方文化不能强迫西方人接受,但希望他们能理解。但是,若我们自己都不理解,怎么叫别人理解啊?

现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都不是头等大事,头等大事是文化安全问题。十三亿人你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尽量达到共识?只有中国文化、民族文化,要回家。所以我说文化书院的老师,就是可以把我们带回家的先生。这句话体现了几千年或者近一百多年的一种很沉重的寄托,因为他告诉我们应该走怎样的路。

中国文化仍然强大

问:中国文化核心价值都是 “诚”、 “敬”、 “善”这些,包括在商道上,在处理人和人关系、国与国关系,我们都是 “以和为贵”,那是不是代表我们近代被欺负,是中国文化中的 “贵柔处下”造成的?对西方来讲,我们这套价值观是否对牛弹琴,反倒受制于人?

答:对很多人来讲,中国文化好像是势弱。这没有办法,汉代以后就这样,汉代以前你读《史记》,有〈刺客列传〉,给刺客立个传,对他们表扬,你读那个书,有血脉贲张的感觉,可是汉代以后,《汉书》里面没有〈剌客列传〉。所以中国文化就把过去尚文尚武的东西转成了只尚文不尚武了,这是跟历史发展有关系。纵观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多民族互相融合的过程,并非都是汉族统治,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少数民族在统治,在这么多民族文化影响下,就逐渐建立了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一种文化,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 “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是符合中华文化的。所谓弱,就是这一百多年,我们被西方统治了,这段只是历史的一个插曲,如果把历史放大来看,中国文化不还是强大的吗?

所以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只是农业文明跟工业文明比较,我们落后。现在我们变强大了,因为工业化的东西,不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还是可以追赶的,俗话叫 “弯道超车”。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可以说平起平坐。可是文化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宝贵的遗产是西方所不具备的。我们这个民族是 “以和为贵”, “和”最早出现在中国音乐史上, “音序律而和”, “宫商角征羽”加两个伴音是七个音阶,七个音阶根据一定的序列排在一起叫做 “和”,这个 “和”一定是多元化的,一定是有差异性的。 “和为贵”前面有一句话叫 “礼之用,和为贵”,这样 “和”就有价值。和和气气,我们大家一起发财赚钱去。 “礼之用”, “礼”是什么?弟子问孔子何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就叫 “礼”, “礼”是规定、制度,这种制度的根本作用是要以 “和”为贵,就是要多样化、多元化。春秋战国时代有 “和” “同”之辨的讨论,孔子主张 “贵和”,墨子主张 “尚同”。什么叫 “同”?墨子讲的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你管理社会一定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可是儒家没这概念,儒家是靠 “礼乐”来管理社会,所以他不强调统一思想。有一故事:齐国的国王齐景公,有一个宠臣庄贾,用现代的话理解此人会拍马屁、投其所好,所以景公就特别喜欢。景公问晏子,我跟他关系那么好,你说我们是 “和”还是 “同”的关系呢?晏子说,你们俩是同。景公问什么是同?晏子说,君说是,臣就说是;君说否,臣就说否。你永远跟领导保持一致就叫 “同”,那景公说我要是跟他 “和”呢?晏子说:君说是,臣是可以否定的。就是说你要允许下属敢于提反对意见,这叫 “和”。两千九百年前,这不是涉及到最基础的民主问题吗?所以 “和”的前提是多元化、多样化。后来这种讨论演变成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事物;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不能够继续发展。承德七十年代建的三北防护林挡住了风沙,所以北京现在风沙基本上看不到了。可是去年北京台报道说三北防护林出现了树木大面积死亡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种的都是速生杨,一棵树得了病就传染了,死了一大片。如果种杂交林就是多样性,不就是 “和”吗? “和”才有生命力,就不会出现大面积死亡问题了。你说这是传统还是现代?没有传统跟现代的区别。

晏子(圖片選自網絡)

问:可否请您用一句话为中国文化做个总结?

答:中国文化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我想用张载一句话,就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觉得中国文化当下要回到这个价值观念去。他影响了宋代,影响了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也影响了明代的东林书院,门口挂着牌子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华文化是贯通圣人和百姓的,也就是说领导和百姓都要学国学,同时大胆吸收外来学说。第二句话,就是陈寅恪给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个民族要大胆地向外来民族学习的同时,不要忘记本民族文化传统,四个字概括,就是 “反本开新”。记住这两句话,我们按部就班地,不急不躁地推动国学国际化,再过几十年,应该会有希望。现在形势很好,社会对传统文化有需求。但是老师讲得再好,只能带你入门,不能光听课,还要多读书。读书要静下来读,《论语》大部份不看注释也能读懂,何况后面还有注释,还有白话解呢,应该可以看懂吧。我们现在很少读书,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