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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芳上︰〈「中國的二戰」與「二戰的中國」:戰爭結束七十年的省思 〉

「中國的二戰」與「二戰的中國」:戰爭結束七十年的省思

呂芳上

呂芳上

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日本慶應大學訪問學人。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任國史館館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學術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尤其專長於民國政治史、國民黨史及中國近代婦女史。主要著作有《朱執信與中國革命》、《革命之再起》、《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1919-1929)》、《民國史論》等書,發表論文八十多篇。

戰爭不會有贏家,戰爭的錯誤可以原諒不能遺忘。歷史事實需要嚴肅面對。

只有在一定高度、廣度和深度下,才能綜觀全局,才能有較好的歷史詮釋。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一、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中國人總算渡過如夢魘般的戰時悲慘歲月。在此三個月前的5月8日,納粹德國已向同盟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結束。8月,亞洲、太平洋戰爭也終於劃下休止符。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國所參與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距今已整整七十年。

其實,若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蓄意侵略中國算起,「中國的二戰」開打最早,時間拖得最久,地域蔓延最廣,人力、物力的犧牲與損失最大。如果說抗日戰爭是八年,那麼「九一八」至「七七」間的六年是中國忍氣吞聲、一再退讓的隱忍時期。「七七」事變則是中國人吃盡苦頭、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為求生存而全面奮起的開端。此後的九十七個月,在烽火下的中國軍民,過的何止漫漫長夜。八年中,前五十三個月,中國孤軍奮鬥,後四年才有盟軍並肩作戰。其間大小戰鬥無數,國軍確實是勝少敗多,即使是勝利前夕,說國命堪危也不為過。此中原因之一是敵我國力懸殊,國軍應戰有如以中古戰士對上現代化的日軍,靠的是堅忍和毅力。1940年在湖北棗陽戰役中,第十三集團軍司令張自忠與敵激戰九晝夜,至彈盡糧絕的境地。張仍命令部隊死守陣地,沒子彈用刺刀、用大刀、用石頭、用牙齒與敵纏鬥、拼個死活。這便是以原始身軀對付現代化武器的場景。

也許有人會說,國軍還是有稍微現代化的一面。特別是,自1930年代起,國民政府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協助之下,致力於國軍的整訓、國防工事的修築。最近藍雪川先生在臺灣發行《抗戰陸軍武備圖誌》,[1]讀者覽之,或許會留下抗戰時期國軍戈甲鮮明,旌麾光彩的印象,這很大程度即是基於戰前的整軍成果。但問題是在於,國軍精銳武裝的數量極其有限。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前夕,胡適對開戰仍持疑慮,曾竭力主張「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2]確有其合理性。果不其然,淞滬會戰的結果,雖震驚世人,也譜下「八百壯士」這樣的史詩篇章,惟國軍精銳部隊在上海的耗損,終八年抗戰不能完全恢復。1942年3月,戴安瀾率領另一支為數有限的精銳之師,陸軍第二○○師,入緬甸遠征作戰,外人印象中的「草鞋兵」,竟能以寡擊眾殲敵五千,不得不教英軍司令佩服,戴安瀾將軍以英年最後魂留異邦。這又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總之,從戰前到抗戰末期,國軍在裝備、補給和訓練,都未上軌道,多半官兵素質不佳,竟能打垮強悍的日本「皇軍」。已故的美國史家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對國民政府的施政常有批評,但仍舊說過一番「公道話」:「它(國民政府)與一個組織、訓練、裝備上絕對佔優勢的敵軍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從美國獲得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中國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如果戰後沒有內戰,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史家一定會把這些抗日的歷史寫成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3]

儘管如此,除了中文文本以外,在世界二戰史書寫中,中國戰場地位長期受到忽視。2014年,英籍芮納‧米德教授(Rana Mitter)出版《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提醒世人有必要重新認識「二戰的中國」之歷史。[4]「中國的二戰」、「二戰的中國」竟然遭到世人「遺忘」,原因是多方面的。戰爭中,日本固然掉入了難以自拔的「中國泥潭」(China’s quagmire),中國政府則在獲得遍體鱗傷之比魯斯勝利(Pyrrhic victory)[5]後,隨即江山易色,勝利者反而成為另一場戰爭的失敗者。其後的情勢演變,特別是海峽兩岸各自的政治氛圍、抑或籠罩全球的冷戰對立,連續著的「三戰」——抗戰、內戰、冷戰,的確很難給史家足夠的環境,寫出一本恰如其分的抗日戰爭史。

一本恰如其分的抗日戰爭史,真正價值在於對歷史進行深刻反省。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多數戰爭的結果,交戰國往往是兩敗俱傷。而戰爭結束之後,人們會產生戰爭記憶與詮釋;這樣的記憶與詮釋,往往又緊扣著戰後時局的發展。然而,「中國的二戰」之結束,距今已逾七十年,物換星移,當時的各種仇恨與對立早該逐漸褪去。現在我們可以做,且應當做的,是思考戰爭付出的代價、記取戰爭獲致的教訓,人類該追求的是永久的和平。

[1]藍雪川主編,《抗戰陸軍武備圖誌》(臺北:作者自印,2014)。

[2]胡適,《胡適日記整理》(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1937年8月6日條。

[3]Lloyd E. 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中譯本見《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165-166。

[4]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中譯本見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

[5] 希臘Pyrrus國王在280-279 B.C.打敗羅馬軍隊,但付出極大代價,有「慘勝」之意。

二、

無可諱言地,直到1945年8月,國軍雖耐力奮戰卻仍未成功地驅逐侵略者於國門。「中國的二戰」能夠落幕,很大程度是靠盟友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所致。其實,歐陸戰場的結局,又何嘗不是如此。特別是,1945年8月6日與9日,美軍以B-29超級堡壘轟炸機分別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極短時間內,造成廣島14萬餘人、長崎7萬餘人的死亡。倖存者承受的後續傷害、心理煎熬,更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這是人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實戰中使用原子武器。一般認為,日本最高當局在極度震驚之下,施行「本土決戰」的決心已經動搖,最終不得不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原子武器的毀滅性質,毫無疑問是相當爭議性的。8月底,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七日美軍原子炸彈發現於廣島,九日發現於長崎,而十日二十時,日本乃宣布接受中美英在柏林所發表無條件投降要求之宣言。此原子彈不僅解決此次世界大戰之惟一動力,亦為十年內解決世界戰禍之要素。科學之力如此其大,然無上帝賦予人類如此之神智,亦決不能有此發明也,而於我國對蒙福沐恩為更大。」1949年、1952年,蘇聯和英國也先後成功試爆原子彈,從此開啟世界各國的核武競賽之途。1955年,哲學家伯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人發表共同宣言稱:「鑒於未來任何世界大戰必將使用核武器,而這種武器威脅著人類的繼續生存,我們敦促世界各國政府認識到並且公開承認,它們的目的絕不能通過世界大戰來達到,因此,我們也敦促它們尋求和平的辦法來解決它們之間的一切爭端。」[1]這段警語,至今猶應重視。

對日本來說,廣島、長崎原爆造成的損傷,在社會歷史記憶佔有一層特殊地位。一方面,原爆歷史記憶強化了日本公眾的反戰思維,近日安倍政府修訂「安保法」遭致強大反對,即為例證。但另一方面,日本對歷史記憶的敘述與再現,難免也帶有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曲折隱喻。此種隱喻,並不為日本周邊國家所喜。今年8月廣島舉行「原爆罹難者慰靈儀式暨祈求和平儀式」,出席各國代表突破百人,而二戰期間與日本恩怨最深的中、韓兩國均拒絕派代表參加。這顯示,在戰爭結束七十年後的今天,二戰歷史記憶仍是一個爭議性的話題。

今年6月,澳洲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的日籍學者柴田優呼出版《解體:廣島、長崎被爆神話》(“ヒロシマ・ナガサキ”被爆神話を解体する―隠蔽されてきた日米共犯関係の原点)一書,[2]對戰後數十年來日本的原爆歷史記憶,進行反省。她提出的觀點是:原爆作為大量殺戮與死亡的產物,美國難辭其咎;日本對於原爆的歷史記憶,則是基於美國宰制下的「神話」建構,一方面合理化美國使用原子武器,但另一方面以曖昧不明的方式敘述原爆產生的傷害。柴田優呼認為,美國對原爆的話語權壟斷,再加上日本社會的曲意配合,形成了日美兩國的「共犯關係」。

柴田的論述,事實上是反思性很深。柴田作為一名有日本、香港、美國、新加坡等地生活經驗的學者,關注到日本同時作為戰爭的發動者(加害者)、原子武器的受災戶(被害者),兩者之間帶有極複雜的情緒。她承認,日本施加於亞洲各國的侵略、慰安婦等問題,確屬今日亞洲各國與日本緊張關係的根源,此種教訓日本不能忘記。

當然,對日本以外的讀者來說,更注意的恐怕是所謂日美「共犯」問題。這種「共犯」結構,反映了日美兩國戰後數十年來的特殊同盟關係。1945年8月28日,以美軍為主體的同盟國軍隊登陸日本。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國戰艦密蘇里號(USS Missouri)上簽署降書,開啟了美國軍事佔領日本的時期。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恢復獨立國家地位,美國結束對日本的軍事佔領。但直到今天,美國依舊在日本派駐軍隊,視日本為太平洋西岸的重要基地。此外,美國扶植日本親美政治勢力,調整日本經濟結構,並投入大量經援。美國甚至進一步協助日本重建武裝。1954年7月正式成立的日本「自衛隊」,沒有「軍隊」之名,卻是亞洲各國實力首屈一指的武裝力量。

尤有進者,多年來日本學界一直認為日本在二戰中最後是被美國打敗的,我們固然承認原子彈確實迫使日本迅速屈膝,但不可忘記中國的長期堅苦卓絕的纏鬥頑抗,使一百多萬日軍被迫留滯中國戰場,大大出乎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逆料。大量日軍陷入泥淖不能自拔,才更是日本降服的主因。

很少人能在二戰期間預想到,日美兩國會從敵人變成戰後的緊密盟友。這個現象之所以產生,主因是中國大陸的共產化、東西冷戰格局的成形,而美國在亞洲需要建立反共的安全鎖與基地。藉由美國的援助,日本不僅在國防上安全無虞,也開啟了1955至1973年的高度經濟成長時期。對照日本鐵蹄曾經踐踏的中、韓、越等國戰後曲折歷程,日本的一枝獨秀發展,不能不令各國有特殊心結。

[1]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卷3(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頁344。

[2]柴田優呼,《“ヒロシマ・ナガサキ”被爆神話を解体する―隠蔽されてきた日米共犯関係の原点》(東京:作品社,2015)。

三、

承前所述,日本施加於亞洲各國的侵略與對人性的蹂躝,如慰安婦、細菌戰等問題,仍是今日亞洲各國與日本緊張關係的根源。就「慰安婦」問題言,「從軍慰安婦」是指二戰期間在日本軍方的管理之下,喪失權利,在一定時期被限制自由,為日本官兵提供性服務的女性,其處境形同為「軍用性奴隸」。1995年,日本研究慰安婦問題的先驅學者吉見義明出版《從軍慰安婦》,[1]曾有如下代表性的歸納:(一)這是軍方「長期囚禁女性」,對女性實施暴力的有組織犯罪,是對女性的重大的人權侵害;(二)含有種族歧視、民族歧視問題;(三)含有貧富差別歧視問題;(四)是一種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是戰爭犯罪。

在1990年代以前,除了少數研究資料簡短提及外,慰安婦問題大抵上是世人遺忘的問題。1988年,韓國女性團體率先要求調查日軍慰安所的設置。在當時,日本政府尚採取迴避的態度,甚至曾經推託為「民間業主自發行為」。1992年起,日本學者吉見義明發現日軍直接涉入慰安婦事務的史料,隨後韓籍、臺籍、菲律賓籍慰安婦相關史料紛紛出土,方迫使日本官方正視。[2]自此以後,亞洲各國官方、民間團體陸續採取調查、聲援、撫慰傷痕等作為。

臺灣社會對慰安婦群體的關懷,可以晚近的紀錄片《蘆葦之歌》為例。1987年成立的「婦女救援基金會」,自1992年起設置慰安婦申訴專線,投身慰安婦問題的調查工作。1998年,婦援會拍攝臺籍慰安婦主題紀錄片《阿嬤的秘密》。1996年起,舉辦身心照顧工作坊,透過談話、戲劇、藝術及肢體放鬆等方式,陪伴臺籍慰安婦阿嬤療癒心靈創傷。迄今為止,共有58位阿嬤參加該工作坊。《蘆葦之歌》便是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2011至2012年參與該工作坊之阿嬤生活點滴,最終在2013年拍攝完成,並於2015年8月公映。

在研究調查成果方面,臺灣學者朱德蘭曾對59名婦安婦進行個案分析,其中閩南籍35名、客家籍15名、原住民15名。閩南籍慰安婦中,有16名養女,2名媳婦仔;18人中有11人被養家逼入風月場所工作,但也有人是被區公所抽中,或是被藝旦詐騙。她們有3人曾經自殺、3人曾懷孕流產。原住民慰安婦中,最小的從業年齡只有13歲,最大29歲。她們在軍營中擔任的是掃除、端茶等工作,雖然領有工資,但被要求延長工時,無償提供性服務。客家慰安婦中,7人無就學記錄,教育程度為高等小學畢業者2人,顯示未受教育者多為勸誘被迫之對象,甚至不乏遭受人口販賣待遇者。朱德蘭強調,從戰爭爆發伊始,日本政府在各地策劃,發展出大規模的性產業市場。日本政府為了使軍隊能為戰爭效命,在嫖、娼的供需關係中,與商人合作,成為擴張慰安所事務的積極參與者。[3]

其它研究者,諸如中國大陸的蘇智良、經盛鴻,韓國的安秉直、曹喜勝,日本的石田米子、吉見義明、林博史等,亦多指出慰安婦曾受強迫、誘拐、哄騙等情形;就此而言,日本官方或保守派部分人士至今仍辯解慰安婦並非出於「強制」,乃是曲解歷史事實。但其實,正如同林博史在2015年6月出版《日本軍「慰安婦」問題の核心》一書所言,[4]將慰安婦問題辯論焦點限縮在「強制」與否,乃是對問題的矮化及扭曲。這是因為,慰安婦問題的存在,應從女性人權角度來思考。至少,慰安婦問題歷經數十年的「被遺忘」,遲至1990年代才廣泛引起社會公眾注意,正說明「性別」視角往往是戰爭史書寫易忽略的面向,這實在是可深思的課題。女性在戰爭中是否替代或補足男性的前方或後方工作,女性是否為戰爭暴力下的受害者,在抗日戰史中仍大有討論和補足的空間。

[1]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書店,1995)。

[2]參見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臺灣慰安婦報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3]參見朱德蘭,〈台灣慰安婦問題の調查〉,《台灣の元「慰安婦」裁判を支援する會會報》,第17號(2004),頁33-39;《台灣總督府と慰安婦》(東京:明石書店,2005);〈台灣慰安婦問題——論爭と研究〉,《歷史學研究》,第849期(2009),頁20-31;《台灣慰安婦》(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相關書文之敘述。

[4]林博史,《日本軍「慰安婦」問題の核心》(東京:花伝社,2015)。

四、

正如同慰安婦問題,今人逐漸熟知的1937至1938年間「南京大屠殺」事件,也是經過一段「被遺忘」的過程(至少在西方社會是如此)。1997年,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出版《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書,震驚西方讀者,才使一般社會大眾注意及此。[1]張純如認為,南京被害民眾至少22萬名以上,極可能超過30萬。

張純如是促使世人注意南京大屠殺的重要人物,但並不是第一個系統化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臺灣學者李恩涵在稍早之前,已就日方命令、死亡人數、國際法責任三方面討論日本在南京的暴行,[2]並指出日方命令下達者為華中(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而上海派遣軍司令朝香宮鳩彥王與第十軍司令柳川平助近一步發出屠殺俘虜之命令,至少造成30萬中國人死亡。因此,就國際法層面來說,日本涉及破壞和平罪、違反人道罪及一般戰爭罪。1946年遠東軍事法庭判決書中,即有南京大屠殺之專章,認為日軍預謀占領南京,並製造大屠殺;至少,這樣的屠殺是得到官方默許。

雖然,近年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細節已不斷被挖掘,但依舊是爭議不斷。昔日日軍遂行屠殺之初,日人受限於政府嚴厲的新聞、言論管制,自無從由報刊雜誌閱讀相關事件的報導。一般日人不甚相信東京大審判日本戰犯所供認的屠殺情況,「否定論者」甚至認為南京大屠殺出於審判當局所偽造。無獨有偶地,二戰後美國在冷戰格局下,力倡對日「寬容和平」,促使亞洲各國不向日本索取賠償、不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包括天皇的責任。同時,戰後數十年來,日本中央與地方層級的掌權者,不乏戰前與戰時舊人;這些人物否認戰爭責任,否認日本戰前與戰時體制的侵略本質,並不令人詫異。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殺史料成為聯合國「世界記憶」項目,更引發日本與中國大陸方面的外交論戰。聯合國「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係於1992年啟動,目的是幫助全世界保護被忽視、且面臨消失危機的檔案與文化資產。聯合國將南京大屠殺史料列入項目,主要是根據中國大陸官方提交的資料。對此,日本外務省聲明「南京事件」歷史檔案在完整性和真實性上存在許多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不顧日本政府多次交涉,僅憑中國政府單方面提供資料登錄,違背其作為聯合國組織的中立、公正的原則。15日,首相安倍晉三更指示在自民黨內成立「檢證委員會」,對中方所提史料進行檢驗。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中國大陸方面亦向聯合國提出慰安婦檔案,未獲通過,但已表明將在兩年後捲土重來。北京、東京間的新一波論戰蓄勢待發,中日戰爭煙硝未熄,可見一斑。

持平說來,南京大屠殺雖屬日本難辭其咎的戰時暴行,惟其歷史細節,特別是傷亡數字,還是有很多爭論的空間。歷史細節的模糊性,若再被賦予太多政治意涵,往往阻礙了人們對歷史的適切反省。無可諱言地,中共官方高分貝地指責日本戰時罪行,除了出於反制日本保守派的作為外,會讓人聯想不無強化政權的正當性及以民族主義鬥爭取代階級鬥爭的意味。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最近刊登一篇文章〈歷史的功用〉(“The Uses of History”),評論日本美化戰爭歷史,以及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即認為實屬「現今事務」(current affairs),而非「歷史」。「對韓國來說,對中國也是,他們幾乎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道歉。但日本也沒理由,不去提供更適切的道歉。」[3]

[1]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中譯本見蕭富元譯,《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臺北:天下文化,1997)。

[2]參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令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8(1989年6月);〈日本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問題──戰時日軍暴行的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18(1990年6月);〈日軍南京大屠殺所涉及的戰爭國際法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0(1991年6月)等書文之討論。

[3]Economist, Aug 28th, 2015 全文見:http://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662571-asian-views-japans-20th-century-expansionism-are-not-all-negative-uses-history

五、

戰爭記憶與「現今事務」的複雜關係,也可以從以下事例觀察出來。表面上,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國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自無「遺忘」之虞。但事實上,戰後五十年來臺北、北京對於戰爭紀念的態度,多少有些曖昧。在大陸,北京當局對於紀念抗戰的論述與活動規模,每多視其與日本的政治氣氛而定。近年來,中國大陸高調紀念抗日戰爭,原因很多,而中日外交上的摩擦確為關鍵之一。至於臺灣,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利用「白團」訓練軍隊,又與日本右派人士保持密切關係,因此會對抗戰歷史看法儘量放低姿態,不願破壞邦誼。1980年代以後,臺灣內部又出現國家認同分裂,「二戰」的紀念方式也成為爭論不休的話題。換言之,戰爭紀念論述的成形、生產過程的異同,反映了兩岸數十年來的政治與社會變遷。[1]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週年,世界各地多有形式不一的紀念活動,例如5月9日的俄羅斯莫斯科紅場閱兵、8月15日英國聖馬丁教堂紀念禮拜等活動。與此相較,臺灣方面於7月4日在湖口舉行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周年「國防戰力展示」,這是馬英九總統就職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活動。而中國大陸方面,則舉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於9月3日舉行大規模閱兵。這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在非「十一」進行的閱兵活動。

一般說來,戰爭紀念活動若由國家機構或政黨主導,而非由民間團體舉行,難免帶有政治意味,至少會帶有政權爭奪歷史詮釋權的意味。所謂國共兩黨爭奪「抗戰正統」,即為實例。對正在「崛起」的中國大陸來說,這個政治意味還要含括向世界宣揚國力的用意。據稱,中國大陸九三閱兵展出武器全部為自行生產,84%為首次展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所提傷亡數字是所有說法中最多的,更重要的是強調: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面對外敵,取得全面勝利,中國自此躋身強國之林。於是,歷史事件的紀念,緊密地和現實連接起來。這層道理,亞洲周邊國家、乃至於世界各國,不會不知。

饒富意味的是,社會群體對官方紀念活動的態度,並非只能被動地接受。在臺灣,政治價值觀已日趨多元,民眾若不願接受官方紀念活動的論述,自可參加不同價值觀的活動,甚至直接顛覆官方活動的價值觀。在中國大陸,並未出現臺灣、香港那樣的多元政治價值觀,但民眾仍可用「各取所需」的方式,去利用自己願意接受的部分。而且,部分活動的商業化情形,已非稍早前人們所能想像。大量抗日電視劇的問世,當中不少製作水準粗糙、劇情荒誕,但其意義與影響還有討論的空間。惟深究起來,吊詭的是很多跡象顯示:反日情緒只局限在網路上、戲劇上、文本上;至於在日常生活上,日本已成為中國人第三大旅遊國,中國人對日貨的信賴感也不會減少。這是因為,許多人對「反日」已有些厭倦感,深感不如為中日關係找新出路。更何況,中國國內外尚有許多問題;歐美國家元首普遍缺席九三閱兵,便顯示在國際社會上的孤立性。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反日」的情緒在不同城市與區域間將會持續產生差異,「反日」動作、氛圍,絕非鐵板一塊。

[1]參見張瑞德,〈紀念與政治——臺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收入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頁1075-1138;“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i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eds.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 UBC Press, 2001), pp. 136-160.

六、

既使以「慘勝」來形容中國抗戰,「中國的二戰」仍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一)必敗而勝。不可不知背後的支柱:張伯苓所謂的南開精神「中國不會亡,有我!」中國在戰時位列「四強」,得來不易。(二)雖勝猶敗。不幸戰後烽火再燃,中國終致分裂,成為世界冷戰一棋,直至1980年才能逐步擺脫夢魘。(三)戰爭迫使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進程中挫,耽誤至少半世紀。1992年,美國史家Steven Levine在一本討論中國抗戰史論文集的序言中,說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話:中日之戰確未能引起世人足夠的注意,中國八年苦戰絕對比美國空中力量及原子彈更重要,如果沒有中國人五十三個月(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的苦難,孤軍對付日本,亞洲及世界局勢均會大大不同;如果沒有中日之戰,中共能否獲得政權,大可懷疑;同樣,如果沒有八年苦戰,1945-1949年的內戰,國民政府的失敗亦無從解釋,而這些都深刻影響著我們今天的生活。[1]

總此而言,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原爆、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都是二戰歷史的一部分在70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人們的歷史記憶中。但歷史記憶並非一成不變,會因現實各國政治與國際關係變化,而有所不同。

就原爆言,廣島及長崎分別在1945年底產生14萬及7萬人的死亡,日本成為全世界唯一遭到原子武器攻擊的國家。原子武器的使用,毫無疑問具有爭議性。但出乎當時人預料的是,戰後日美兩國隨即成為冷戰格局下的緊密盟友。在此情勢下,世人對於原爆的歷史記憶,出現了曖昧的轉變,確實值得深省。原子彈的力量是促使日本迅速投降的關鍵,固屬事實,但也不能忘記中國八年的苦鬥,迫使日軍不能席卷東亞,更是最後遭致慘敗的主因。

相較於原爆歷史記憶中「加害者」/「被害者」形象間的曖昧性,慰安婦及南京大屠殺等事件,日本是站在加害者的地位,本應是毫無疑義。人們恐怕很難苟同日本政府所說,慰安婦並沒有受到「強制」。更何況,這一類問題必須從「性別」角度進行反思,跳脫傳統僅以男性為中心的戰爭史書寫。女性在戰爭中的角色、「受害者」,當不是可忽視的事。至於南京大屠殺事件,有爭議的是傷亡人數問題,以及是否「蓄意」的論辯。少數日本著作完全否定大屠殺之存在,則可說是不值一哂。

然而,1950至80年代間,世人少有注意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受到政治氛圍的影響。特別是,一般中國大陸學者承認,自身對慰安婦問題、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遲至1990年以後才開始。2000年後,為了回應日本教科書改動事件,中共官方才透過媒體發動宣傳攻勢。而中共官方在2014年將南京大屠殺開始日期12月13日訂為「國家公祭日」,2015年又將相關史料申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更出版為數可觀的歷史文獻書刊,顯然有對內強化民族認同,對外爭取國際發言權之用意,這些均在在顯示官方刻意斧鑿的痕跡。至於臺灣官方,早期對抗戰史亦未有足夠的重視,1980年代後戒慎恐懼的是中共全面攫取歷史詮釋權,以及內部認同問題造成的不同版本歷史記憶。

換言之,戰爭紀念活動不僅僅是悼念死難同胞、紹述國族英雄的史跡,也是不同時地政治情勢的反映。2015年9月中國大陸的九三閱兵,更是戰爭紀念活動政治化的實例。觀察家們普遍認為,該活動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為名,實質內涵則是發揚國威、展示國力、宣揚「中國夢」。不可否認的是,中共官方在閱兵中依舊將共產黨部隊視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相當程度地誇大抗擊日偽軍數量與力量,更有全攬戰功之嫌。[2]這樣的說法,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朝野不能心服,世界各國也未必能夠尊重。在今天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的二戰」逐漸不再被世人遺忘。但是,兩岸領導人倡議「共享史料、共寫史書」,一如「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要提出一個讓國人普遍接受的敘事版本,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原爆、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都是戰爭的一部份,足以提醒世人戰爭的殘酷本質,在今天卻因各國政治因素、國際關係的影響,出現種種不同的面貌。因此目前的急務是尋求政治意識形態鬆綁,拋棄過去歷史敘述框架,不設研究禁區,大量開放史政機構檔案,政治與學術保持距離。對二戰史,一方面尊重微觀歷史事實,研究不受政治干擾;一方面尊重宏觀歷史,譴責、拒斥軍國與獨裁,不迷失或美化殖民或被殖民舊夢中。這樣,歷史學家所能做的,便是繼續挖掘歷史的材料,增加公眾對歷史的認識和了解。若能讓更多歷史真相走入人群,那麼歷史學者的工作與使命便已經展現。至於對歷史深刻的反省、對未來和平遠景的追尋,則是包含歷史學家在內,社會全體的共同努力目標。和平從來不易!

[1] James C. Hsiung & Steven Levine ed., China’s Bitter Victory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New York, M .E. Sharpe, 1992), pp.4-7.

[2] 中國大陸官方對抗戰史的主要看法,可以參考支紹曾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