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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田雄二郎︰〈超越富國強兵之夢──近現代東亞的四個「戰後」〉

超越富國強兵之夢──近現代東亞的四個「戰後」

村田雄二郎

村田2

村田雄二郎,1957年生。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1980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養學科,1982年取得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碩士學位,1982-84年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留學進修,1999-2000年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擔任客座研究員。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以及清末政治史,至今主要研究題目為:1.晚清政治思想史;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分析;3.現代中國的國民整合與民族、宗教問題;4,晚清/明治時期的中日關係史。主要研究成果有:《清末中國與日本:宮廷、變法、革命》(2011),《自由主義在中國》(主編,2011),《新編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全7卷(合編,2010),《系列20世紀中國史》全4卷(合編,2009),《〈婦女雜誌〉中呈現的近代中國女性》(主編,2005),《漢字圏的近代:語言和國家》(合編,2004),《東亞公共知識的創造》(合編,2003)。

【概要】    環視近現代東亞,今年正值《馬關條約》締結120周年,《二十一條》100周年,以及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這期間,東亞各國及地區經歷了許多由戰爭引發的革命、動亂和佔領。雖然戰後將近70年,帝國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心理創傷至今尚未痊癒,鄰國對當今日本政府的嚴厲目光,也令國民間的和解愈發困難。

若從戰後的視角來反觀日本的近現代史,即可發現戰爭與民主化實際上緊密地糾纏在一起 。每次戰爭,戰時體制都會形成促進戰後民主化的社會基礎,導致「戰後民主」(post-war democracy)制度化。對日本尤為重要的是,除了最後的「戰後」之外,「戰後民主」同日本的軍國化及對外膨脹主義一體推而進之。

通過戰爭推進政治的民主化和社會的一體化──這是貫串近代東亞國家四個「戰後」的一個共性。意味深長的是,即使曾經作為帝國日本侵略和統治對象的國家及地區,抗日戰爭也成了促進體制變革的契機,出現了和日本相似的「戰後民主」。程度雖不相同,但可以說戰爭確實給勝敗雙方都帶來了民主化。

本報告試圖分析甲午中日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亞洲太平洋戰爭(二戰)的四種不同「戰後」性質而就戰爭對各國的內政所引起的巨變(尤其是社會的平等化和政治的民主化)進行初步的理論性概括。

目錄

一,戰爭和民主化

二,甲午戰爭的「戰後」

三,日俄戰爭的「戰後」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

五,「戰後」與去殖民地化

  • 一,戰爭和民主化
  • 二,甲午戰爭的「戰後」
  • 三,日俄戰爭的「戰後」
  •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
  • 五,「戰後」與去殖民地化

一,戰爭和民主化

歷史學家大多喜歡討論戰爭的起因及進程,但從「戰後」這一視角來考察戰爭特色的卻意外少見。其原因主要在歷史學固有的敘述方式,即沿著時間軸線對事件及過程進行敘述。即使將「戰後」轉移至另一新的「戰前」,但前後的時間軸依然是不可逆轉的。但是,現代戰爭中,戰爭的原因和本質往往只有在戰後才能顯露出來。也就是說,戰爭對政治、經濟的影響是在戰後才廣泛滲透到社會的。這裡很重要的一點,即是戰爭的體制變革作用[1],換句話說,就是戰時體制與戰後體制的連續性問題。

環視近現代東亞,今年正值《馬關條約》締結120周年,《二十一條》100周年,以及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這期間,東亞各國及地區經歷了許多由戰爭引發的革命、動亂和佔領。雖然戰後將近70年,帝國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心理創傷至今尚未痊癒,鄰國對當今日本政府的嚴厲目光,也令國民間的和解愈發困難。

儘管如此,若從戰後的視角來反觀日本的近現代史,即可發現戰爭與民主化實際上緊密地糾纏在一起[2]。每次戰爭,戰時體制都會形成促進戰後民主化的社會基礎,使「戰後民主」(post-war democracy)制度化。並且對日本尤為重要的是,戰後民主同日本的軍國化及對外膨脹主義形成一體推而進之。唯一的例外是亞洲太平洋戰爭(1937-1945)的「戰後」,在「和平與民主主義」理念下,推行了沒有軍擴、也沒有殖民主義的民主化。

這裡要問的是,1945年以後的「和平與民主主義」,果真斷絕了從根底上規定日本政治的民主化與殖民主義的紐帶嗎?答案恐怕是即是也不是。日本和鄰國圍繞歷史認識、主權及領土問題的摩擦衝突,在1980年後政治問題化,尤其在近年越來越激化。這種現象說明日本的戰後處理,特別是去殖民地化課題還沒有結束。不僅沒有結束,隨著時間推移,甚至越來越肥大化,越來越複雜化了。

考察這樣複雜並難以解決的問題,單只考察日本的戰後就顯不夠了。意味深長的是,即使曾經作為帝國日本侵略和統治對象的國家及地區,與日本的戰爭也成了促進體制變革的契機,出現了和日本相似的「戰後民主」。程度雖不相同,但可以說戰爭確實給勝敗雙方都帶來了民主化。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擬就日本、朝鮮(韓國)、中國的戰後與民主化、軍國化的關係,勾勒一下縱貫近現代東亞的歷史輪廓。

[1] 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爭と政治》,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25頁。

[2] 此處所說民主化,是指國民參加政治活動的擴大,具體而言指擁有選舉權人數的增加。

二,甲午戰爭的「戰後」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圍繞朝鮮王朝的國際地位而引發的武力衝突事件。戰後簽署的《馬關條約》,第一條規定:「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由此確認了終止朝鮮對中國的朝貢。以清朝為宗主國的東亞朝貢冊封體制宣告終結,為以獨立主權國家為單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創造了條件。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立即給該地區帶來對等的國家關係。通過《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了從清朝割讓出來的與該戰爭無直接關聯的臺灣及澎湖列島,開始了向帝國周邊地區的殖民統治[1]。而實現了「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的朝鮮,也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戰爭後以「合併」之名而亡國。可以說,甲午戰爭同時也是日本帝國化和殖民統治的開端。

正因如此,甲午戰爭是重新繪製近代東亞政治地圖的巨大轉折點。從日本來看,這場戰爭的目的,動搖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確立了自身作為「文明國家」的霸權。借用福澤諭吉之說,「甲午戰爭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戰爭」,「是努力文明開化的一方與妨礙其進步一方之間的戰爭」[2]

另一方面,在戰敗國朝鮮和中國,也因甲午戰爭引發了正負兩面的複雜反應。其中一點就是朝鮮和臺灣的民眾為抵抗日本軍事統治而展開的抗爭。隨著日本在朝鮮干涉之強化,官民的反日運動不斷激化,民間武裝勢力的抗爭也長時間持續不斷。樺山總督發布《臺灣平定宣言》(1895年11月18日)後,臺灣各地漢族住民紛紛開始武裝抗爭,令日本統治者苦不堪言。

同時,日本的勝利也成為朝鮮和中國體制改革的契機。朝鮮為向內外宣示自身獨立,於1897年10月成立大韓帝國,開始實行名為「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此外中國戰敗後,變法的呼聲高漲,1898年的戊戌變法令改革熱潮達到頂峰。以全面改變舊體制為目標,強化君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雖遭到守舊派的干涉而短時間內夭折,卻成了近代國家形成的「原點」。值得關注的是,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東亞國際秩序中,出現了類似的君主立憲制的帝國鼎立狀況(大日本帝國、大韓帝國、大清帝國)。1899年9月,大韓帝國和大清帝國簽訂了平等的通商條約,並互派常駐使節,形成了近代條約關係。

在此特別一提的是,此期間東亞三國有一個共同現象,就是民主化和軍國化的同時進行。

首先,作為勝方的日本獲得了清國3億日元賠款,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千萬日元,合計獲取3億3千萬,一舉改善了政府的財政狀況。該數字也遠超戰爭所花費的2億。日本由此獲得了戰前國家收入(8千萬日元)的近4倍賠款[3]。不用說,其中的大部分(2億8千萬)都用在軍擴上了。陸軍計劃將6個師團擴充到12個,海軍也開始著手建造基於6·6艦隊方案(6艘鐵甲艦,6艘一等巡洋艦)的大型船舶。財源均來自清國的賠款。「戰後」的日本開始以俄國為假想敵,迅速走向軍事大國之路。

同時,政府(藩閥)和政黨(民黨)的關係,也因戰爭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以前,政府與佔議會多數的在野黨為軍費預算爭論不休,互相對立,經過戰爭中的政治休戰後,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得到增強。結果就是,自由黨等在野黨的參政之路得以開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為黨首的立憲政友會。但這並非意味著政黨政治的實現,政府和政黨的關係依然處於微妙的對立狀態。從藩閥的政黨化和政黨的藩閥化這點來說,甲午戰爭使得日本議會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4]。這種民主化的背後,是國民受勝利刺激後,對政府對外擴張政策的支持。而獲得了擴軍所需的巨額賠款後,藩閥──政黨聯合政權又開始積極地推動軍國化。

那麽,作為戰敗國[5]的朝鮮和中國情形如何呢?

朝鮮方面,原朝鮮國王高宗通過建立大韓帝國,成為皇帝。皇帝是擁有統帥權、立法權、行政權、官吏任命權、外交權、恩赦權等一切權力的獨裁君主,這是因為其在學習國外君主立憲制之體制構想的同時,還繼承了內含於儒教中的「一君萬民」思想[6]

這種「一君萬民」的思想,排除了外戚和官僚對君權的掣肘,直接面向民眾。從這個意義而言,和近代民主主義是一脈相承的。當然,由於缺乏議會制和立憲制,其與歐美的民主主義依然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或當稱作民本主義。儘管如此,從身份制的解體、重視公論(民意),宣揚君民一體(忠君愛國)的意識形態這些來看,可以將其看做是朝鮮民主化的開端。此外,在大韓帝國成立前的1896年7月,立志於近代立憲改革的政治團體「獨立協會」成立,將機關刊物《獨立新聞》作為言論基地,開始了包括促進設立議會在內的一系列國政改革運動。對開明君主高宗的改革寄予莫大期待的,也是「獨立協會」的知識分子。

在軍事化方面,甲午戰爭給朝鮮的影響也非小。光武改革中,財政支出最多的便是軍費,1901年以後,所佔比率達到總預算的4成左右[7]。大韓帝國時期進行了大規模的軍政改革,並在中央和地方設置了近代陸軍(後根據1907年《第三次日韓協約》解散)。朝鮮的軍事化一直和獨立、自主的國家目標密切相連,向日本學習「富國強兵」的地方也不少。但是,光武改革的各項政策幾乎沒有實際成效,大韓帝國也遭到日本對其內政的干涉,最終在1910年的《日韓合併條約》中亡國。「戰後」的朝鮮,雖然同時出現了民主化和軍事化的趨勢,但兩者相互作用而展開的環境卻迫於暴力而終止。

最後是中國。戰敗的衝擊直接加速了變法運動。其主體力量是雖有資格進入官場、但實際上並未被納入體制之內的中下層人士。戰敗的事實使他們強烈感受到既存體制的不完善和局限,故而提倡要學習日本的變法和維新,在皇帝獨尊的前提下試圖進行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言論最終得到朝廷和大官們的認可,這直接推動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變法派提出的設置議會、成立政黨、廣開言路、喚起輿論、改廢科舉、普及新聞等雖然停留在政策建議的階段,但都是同中國民主化相關的制度上的問題。故儘管變法運動受挫,但將其地位置於20世紀初葉的清末新政和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之上,也是理所當然的。

與民主化只停留在紙上空論不同,軍事方面的變化則成了現實上的制度變化。最重要的有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艦隊,以及作為軍事戰鬥力產生了取代清朝八旗=綠營的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新建陸軍不僅是袁世凱的權力基礎,在20世紀初葉,隨著「北洋新政」等系列改革,也形成了引領清末中國新興的軍人和官僚的力量。這股力量(一般稱為「北洋軍閥」)以統帥袁世凱為首,雖然也有將其看做保守反動勢力的,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當時其積極吸取了先進技術和知識,推動了制度變革的事實[8]。正如辛亥革命的主角多為「新軍」出身一樣,軍人作為近代的精英階層,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異常活躍,其活動舞臺便是從甲午戰爭的「戰後」開始的。

與此相表裡的是,「戰後」社會引起了對軍人評價的巨大變化,即一改重文輕武的風氣,開始推崇經由日本的「尚武」思想。這裡引用一段戊戌變法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文章: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憩瓜代之時,余偶信步遊上野。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有題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礮兵某君入營」者。蓋兵卒入營出營之時,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為光寵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為榮耀,則雖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僅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贊頌祝禱之語。余於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嘗見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人從軍詩,皆祝其勿生還者也[9]

通過對比中國傳統的「右文」和日本的「尚武」,梁啟超道破中國積弱的原因在於缺乏「尚武」。梁在同時期還著有《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力說中國史上並非沒有尚武精神。而對「尚武」的關心,即便是與梁啟超敵對的革命勢力也不例外。當時,受在日對俄同志會影響,熱衷於打倒清朝的一群留學生,為了對抗在「滿洲」的俄國勢力的威脅,組織了「拒俄義勇隊」,並提倡「軍國民教育」。民間言論如此,清政府自身也受到輿論的感化,1906年公布的教育宗旨中,除忠君、尊孔外,還加入了宛如梁啟超口吻的「尚武」一項。

如上所述,對當時的中國而言,「戰後」日本的軍國化是值得學習的光輝典範。「富國」與「強兵」的結合,亦始於此。諷刺的是,與民國以後反覆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相反,此期間多數中國人是從帝國日本的軍人精神和全民皆兵制度中尋找理想國家形象的。

[1] 近年研究中一個有力的觀點是,批准並交換《馬關條約》文書後(1895年5月8日),日本派去佔領臺灣的軍隊,與臺灣民主國軍、抗日義勇軍之間發生的「日臺戰爭”也算作甲午戰爭的一部分(大谷正:《日清戰爭》,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第242—244頁)。

[2] 福澤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時事新報》1894年07月29日。

[3] 坂野潤治:《日本近代史》,東京:筑摩書房,2013年,第251頁。

[4] 三谷太一郎著前掲書,第36頁。

[5] 如果1894年7月23日日軍佔領朝鮮王宮的戰鬥算做甲午戰爭起點的話,朝鮮也是日本的戰爭對象國,亦是甲午戰爭的戰敗國。(大谷正著前掲書,第242-244頁。)

[6] 趙景達:《近代朝鮮と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

[7] 同上,第151-152頁。

[8] 比如,截止1905年廢止科舉時,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當屬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和湖廣總督張之洞。

[9] 梁啓超:《祈戦死》,《清議報》第33冊,《飲氷室自由書》欄,1899年12月23日。

三,日俄戰爭的「戰後」

日俄戰爭是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霸權而起的戰爭。作為主戰場的中國,雖然提出參與戰後講和的要求,但竟未被邀請參加樸茨茅斯和平會議。決定「戰後」秩序的是日本和俄國(以及從中斡旋的美國)。尤其是戰勝國日本的存在感,自此戰役後飛速高漲。此後,日本政府和軍隊在民眾的帝國意識的鼓舞下,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朝鮮和滿蒙的獨佔地位。

「戰後」出現的東亞新潮流,可概括為內政與外交的一體化。這可以說主要是輿論的擡頭和強硬化。具體而言,日俄戰爭後的日本和中國,通過議會和媒體發布的輿論(公論),獲得了左右政府所推出的內政、外交諸政策的新的力量,有時甚至還起到先導性作用。沒有民意支撐的政權,其運行也將變得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講,重視民意是民主化進展的體現。另外,從其確立了民意是外交的後盾這樣的體制來說,重視民意也可以說是「國民外交」的萌芽。

首先來看日本的案例。對日本而言,日俄戰爭無論從財政還是兵力來看,均非甲午戰爭所能比擬,是負擔沈重的總力戰和消磨戰。無論財力還是兵力,最後都要依賴納稅人即農村地主負擔,徵兵對象也是農民。而且,募集軍費需要不斷的增稅,使得擁有選舉權人數在日俄戰爭期間猛增了4倍。與此相應,隨著社會對普選要求的呼聲漸高,1911年眾議院通過了普通選舉法(貴族院否決),由此可見,國民的政治發言權逐漸增大[1]。這也可以視做由戰爭推動民主化的一個案例。

而且在日本方面,民主化是與帝國對外膨脹的欲望表裡一體的。「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浮田和民),這個當時膾炙人口的「大正民主」(Taisho Democracy)綱領,是日俄戰爭後不久,民間團體發出的對外強硬論,它反映了此時期社會意識的巨大變化。

支配列國競爭局勢的有兩大潮流。順此著興、逆此著衰。其一是立憲主義,其二則為帝國主義。願國民能認可此兩大主義,建立自信,並發揚光大[2]

這是日俄戰爭後出現的對外強硬派政治團體的設立宗旨的一部分。像這樣,「戰後」開始擡頭的民眾的對外強硬論,將不被現有政黨接受的龐大城市下層民眾作為「國民」看待,借助其政治能量,開始朝著確立舉國一致的立憲制邁進[3]。而且,日比谷燒打事件(1905年9月)所引起的民憤,也和上述對外強硬派所持的國民主義的政治要求聯接起來。即,圍繞和談問題的強硬言論,不僅停留在批判未能獲得賠款的「軟弱」政府,而且在更大的帝國擴張的目標下,同貧困和失業中掙扎的國民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產生更深層次的共鳴[4]

民眾因戰爭勝利開始追求更進一步的對外擴張,並支持發動下一次戰爭。從這層意義而言,日俄戰爭可謂是帝國日本膨脹主義的原型(prototype)。不僅如此,「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口號不僅被輿論所認可,更廣為當時政治高層人物所共有。就連桂太郎這樣的藩閥政治家,在「戰後」也決定成立新黨(立憲統一黨),主張應當實現更多的國民參政。此事說明,在日俄戰爭後,上述「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理念成為了官民共有的、強力的國民目標[5]。此期間,雖有部分有識之士批判領土擴張和殖民統治,並主張「小日本主義」(石橋湛山和三浦銕太郎),但大多數日本人還是積極支持帝國日本的膨脹,甚至有時發出比政府還強硬的輿論。

而朝鮮則迎來了最為殘酷的「戰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和殖民地。因此,朝鮮的「戰後」不同於當時正在實現民主化的日本和中國。日俄戰爭前後,面對日本對韓國強力的干涉和支配,以儒生和民眾為主要成員的起義不斷發生,並在全國範圍內持續開展游擊式的抵抗運動。城市的精英階層也提倡「恢復國權」,開展愛國啟蒙運動,普及教育,振興實業等,以積蓄實力。在大韓帝國面臨存亡危機之時,以「愛國啟蒙」為訴求,開始出現了以檀君神話為素材的大韓民族主義[6]。意味深長的是,同時期中國的革命派也以黃帝為主要素材,提倡中華民族主義。

從創造或想像與日本對抗(但也類似)的民族神話及文化象徵這點,可以找出日俄戰爭前後東亞民族主義的諸多共同點。而且通過啟蒙民眾來實現富強(自強)這樣的愛國啟蒙運動提出的政治目標,也與清末中國的改革運動有許多共同之處。朝鮮自主自立的民主化之路雖被中斷,但其以國民為基礎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構想,仍可視作是「戰後民主」的一個曲折表現。

最後來看中國。日本的勝利,也成為中國大力鼓舞其民族主義的契機。當時對戰爭結果的看法大體分兩類。一是從人種和民族論而言,是黃種人對白種人取得的光輝勝利;二是從政體進化論而言,是先進的「立憲」制度對落後的「專制」的勝利。

更具政治意義的是後者。經歷了義和團戰爭(1900-01年)後,清朝雖嘗試了局部政治改革,但還是難以抵擋日俄「戰後」來自內外的愈演愈烈的對「專制」的批判。繼1905年廢除科舉制後,06年宣布「預備立憲」,並誓言將在9年後設立國會制定憲法。其上諭提到的「仿行憲政,大權歸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成為了地方精英參政的護身符,亦成為中國憲政和民主化的驅動力[7]。特別是到1909年,各省已設立了地方議會之前身――諮議局,設立早期國會和制定憲法的輿論也空前高漲。

不僅如此,國內的立憲運動同時也和外交層面的大國願望密切聯動。在此時期,清政府開始有意識地修正不平等條約,收回國權,並部分獲得了成功。以民族主義為後盾的「國權外交(修約外交)」,終於開始發揮功效[8]。以下是海牙和平會議上中國外交的具體案例[9]

1907年在荷蘭海牙召開的萬國和平會議(中國稱之為「保和會」),日韓間的海牙密使事件被廣為所知,但事實上,中國也非常重視此次會議,提拔陸徵祥為荷蘭公使並開設公使館,同時任命從意大利公使調任荷蘭公使的錢恂為會議代表(陸徵祥任海牙會議專使),組織了一個11人的代表團赴會[10]。會議在決定國際司法裁判所的常駐法官人數之際,發現中國實質上被作為三等國家來對待,這給一直以文明大國自居的官紳和外交官們以巨大衝擊[11]

會議閉幕後,陸徵祥和錢恂留在海牙,著手會議條約的翻譯,商討批準通過事項[12]。錢恂考慮到中國的國家利益,認為不能輕率地批準通過條約。清朝外務部同意了其部分批准條約的想法。在此期間,錢恂為了第三次會議(由於一戰爆發未能召開),多次與國內聯繫做了許多工作[13]。兩人最警惕的是日本在「滿洲」的動向。中國借此會議,看到了「日本宣稱中國是非文明之國、野蠻之國,是比南美諸國還要低級的三等國家。日本向各國的宣傳,使我們認識到,比起俄國,日本才是真正的威脅[14]。」

比如,陸徵祥在給本國的上奏文中,提到日本外務大臣林董「以韓事為中國之鑑」的威脅措辭,毫不掩飾對「野心勃勃」的日本的警戒,建議利用日美間的排斥移民問題來牽制日本[15]。事實上,得知韓國皇帝高宗向海牙派遣的密使未獲准參加會議後,陸徵祥和錢恂向本國發回了「唯有立憲方能獲列強尊敬,方能固邦基」的建議[16]。親眼目睹韓國密使挫敗之後,中國在外使臣更強烈地意識到,唯有導入憲政,整備法制,才能脫離「三等國」的命運,與列強比肩。

當時在國內,以張謇為中心,開設國會的請願運動正如火如荼,這些立憲派的地方精英,也在密切注視中國代表在海牙會議的一舉一動。同時,日俄戰爭後的「滿洲六案」的處理以及「間島」(即中國延邊地區)的領有權等,成為中日之間的重大外交問題。特別在領土與主權問題方面,中國政府以不做任何讓步的姿態同日本進行交涉。這些情報通過新聞報刊被一一如實報道。可以說,立憲派在「滿洲案件」和間島問題方面,是對外強硬論的骨幹力量。由此可見,對外危機感促進了國民主義的外交,甚至同改革內政的要求結合起來,構成了清末預備立憲運動的基本圖景。所謂「預備立憲」,即是中國版「戰後民主」的別名。

[1] 三谷太一郎著前掲書,第43頁。

[2] 《法律新聞》1905年12月25日。轉引自宮地正人:《日露戦後政治史の研究──帝國主義形成期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第253-254頁。

[3] 同上,第250頁。

[4] 櫻井良樹:《日露戦爭後の日本──「大國民」意識と戦後ナショナリズム》,和田春樹等編:《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第2巻 日露戦爭と韓國併合 19世紀末-190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第293頁。

[5] 千葉功:《桂太郎──外に帝國主義,內に立憲主義》,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第233頁。

[6] 趙景達著前掲書,第220頁。

[7] 劉世龍:《白話文と社會動員》,辛亥革命百周年記念論集編集委員會編:《総合研究辛亥革命》,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第485–506頁。

[8] 川島真:《近代中國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第229頁。

[9] 以下,根據村田雄二郎(張玉萍譯):「従張謇的立憲運動看晩清中國人的日本観」(呉偉明編:《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65-280頁)。

[10] 唐啓華:《清末民初中國對〈海牙保和會〉之參與》,《國立政治大學歴史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第60頁。

[11] 同上,第230頁。

[12] 同上,第63頁。

[13] 同上,第72頁。

[14] 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國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年,第91頁。

[15] 《保和會専使大臣陸徴祥奏摺》(1908年1月1日),中國第二歴史檔案館:《陸徴祥出席海牙保和奏摺兩件》,《民國檔案》2000年第2期,第37-42頁。

[16] 前掲唐論文,第66-67頁。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

1914年爆發的世界大戰,是以歐洲為主戰場的。東亞方面除青島戰役[1]外,並無直接交火。儘管如此,日本和中國均加入協約國參戰,並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和談,在許多「戰後」問題處理上成為相關主體。

決定東亞「戰後」國際秩序的,是1921-22年的華盛頓會議。會上主要討論裁軍和中國問題,會後締結的《九國公約》中也提出要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並確認了中國市場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九國公約》雖然未否定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但卻牽制了日本在日俄戰爭後日漸加速的對華攻勢。日本被迫將山東半島權益歸還中國,使得列強在國際協調下支援中國發展,成為「戰後」秩序的基調。此外,為遏制海軍擴張,各國還締結了主力艦持有比例的《美英法意日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從而暫時遏止了日俄戰爭後日本追求的軍擴路線。在此會議上,日英於1902年締結的同盟關係也遭廢棄。由此,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迎來了被稱為「華盛頓體系」的安定時期。日本外交亦順應該體制,進入了以國際合作、重視經濟、不干涉中國為核心的「幣原外交」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體制變革,對日本、中國以及殖民地臺灣和朝鮮都帶來巨大影響。這不僅體現在戰時體制的繼續和延長,也包括觸動了席卷世界的新理念和意識形態。具體而言,有威爾遜的《和平條款十四條》和共產國際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綱領》,包括和平主義、人道主義、世界主義、民族自決、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等,都成為引導改造國家和解放社會的新理念,席卷「戰後」東亞。無論是日本的「大正民主」,還是中國的五四運動,亦或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以及臺灣的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等,雖然運動的意義不盡相同,但都是受這樣的戰後理念驅動而產生的民眾運動。

日本「戰前」和「戰後」的最大變化,是甲午戰爭以來民主化與軍事化相互促進的關係在一戰中中斷,開始了「沒有軍事化的民主化[2]」。華盛頓體系給日本在中國大陸擴大權益套上了緊箍。另外,在臺灣和朝鮮不斷發生以民族自決和民族解放為目的的大規模抗議運動,令日本殖民統治中的「武斷政治」面臨巨大挑戰。統治者在殖民地言及「自治」和「文治(文化政治)」等詞,也是直到「戰後」才出現的現象。行使武力和佔領殖民地無論在道義還是法律上,都不再有合法性。在此種世界形勢下,中國和臺灣、朝鮮的反日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帝國日本的統治體系面臨根本上的改編。

民主化也迎來了全盛期。此處所說的民主,是指普通選舉制、政黨政治和兩大政黨制。普通選舉制自甲午戰爭後得到提倡,相關法案曾多次在議會上提出,但馬上又被否決。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6),隨著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一時風靡,議會也迎來了將其法制化的機運。受此影響,1925年護憲三派內閣正式通過普通選舉法,並於28年在眾議院議員選舉中首次實現了男子普通選舉。此外,大戰中的1918年,以立憲政友會總裁原敬為首相的首次政黨內閣正式成立,並在1920年中期左右將政黨政治作為「憲政的常道」固定下來。這也意味著甲午、日俄戰後,藩閥和政黨的關係由相互緊密依存轉變為後者開始力壓前者時代的到來。這不但是藩閥政府的消亡,也意味著元老政治的終結。隨著「大正民主」的登場,由明治元勛的「閥族」組建內閣來運營議會的形式手法,也告徹底結束了。

通過實施政黨政治和普選,日本首次通過選舉實現了政權交替。自1920年中期至1940年大政翼贊會成立前,主張「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憲政會(民政黨)與主張「侵略與天皇主義」的政友會交替掌握政權,使兩黨制發揮功能[3]。當然,兩黨制的形成並不意味著立即帶來政治上的穩定。政權交替帶來的政策搖擺,有時會招致國民的疑惑甚至軍部的批判。作為「幣原外交」的對華融合政策的反動,田中義一內閣(政友會,1927-29年)積極的對華政策更激活了陸軍內部的「滿蒙」強硬派[4]。此外,裁軍問題、憲法問題以及大恐慌後的經濟等問題上,由於兩大政黨的尖銳對立,招致政權交替後政策上的混亂,成了不僅軍人甚至國民政治不信的溫床。在確信兩黨制無法解決外交和經濟危機後,部分國民開始轉而被軍部所吸引,相信軍部的非常手段可以解決如上諸多問題。

那麽,「戰後」東亞的國際秩序如何呢?一戰後,確定國際關係基調的,是對戰火所造成的對人對物的巨大創傷的反省,以及基於此種反省的國際協調主義。對新設立的國際聯盟也寄予莫大希望,期待能調整國家間利害衝突。另外,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新外交」,強調要將公開外交作為國際規範並提高其比重,並批判了過去的秘密外交。例如,甲午戰爭後締結的以日本為假想敵的清俄密約(1896年),一直以來都在黑箱之中,但中國代表於華盛頓會議上公開全文後,條約最後被正式廢棄[5]。「新外交」意味著同過去帝國主義外交的訣別。

無須贅言,中國和朝鮮等飽受歐美、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和壓迫的國家及人民,對上述「戰後」新潮流是歡迎的。中國在經歷了《二十一條》的國恥後,舉國一致認為國際聯盟的勝利是公理對強權和武力的勝利[6]。對實現國際正義、廢棄不平等條約以及恢復主權和領土的期待也不斷高漲,最終發展成1919年舉國反對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國民運動。這場空前高漲的城市民眾的反日、反賣國官僚的運動,稱之為民國版「戰後民主」並不為過。並且,就由城市民眾示威運動成為驅動政治的原動力這點看,毫無疑問是與日本的「大正民主」相通之現象。

就此點而言,一戰後的中國,開始否定已形式化了的議會政治,開始進行以國民為基礎的民主政治的摸索。更為重要的是,「大正民主」時期的日本,以期待和同感的目光來看待鄰國發生的新型民族、民主革命。這正如吉野造作所曾發表的評論一樣,對跨越國境的民主及社會變革寄予了希望。這樣的民眾運動轉化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其政治結集的核心,即是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黨(1919年改組),及其友黨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1924年國共首次合作,接替孫中山的蔣介石於26年開始北伐,2年後再度統一中國。歐美列強和日本對迅猛展開的國民革命和恢復國權的動向感到威脅,但最終還是對中國統一表示歡迎,承認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並成功地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華盛頓體系內實現軟著陸。

但是,日本對「戰後民主」的反動卻出人意料地提前到來。這一方面是由於軍部對華盛頓體系下的裁軍不滿,另一方面是因為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和經濟的區域化。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預示著軍部開始獨立自行其事。32年「滿洲國」建國宣言,33年退出國際聯盟等,則明顯違背了一戰後確立的華盛頓體系,是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7]。由此,一直作為一戰後體制基調的非軍事化方向開始被完全逆轉。更為重要的是,1930年中期以後,多數國民開始對仿徨不定的政黨政治感到不安,對貧富差距感到不滿,開始偏向對外強硬,並對「暴支膺懲」的呼聲產生共鳴。最後選擇脫離「戰後」的,恰恰是日本國民自己。雖然也有石橋湛山等自由主義者對「滿蒙領有論」提出批判,但在大多數人都支持一舉解決「滿蒙特殊權益」的背景下,前者的聲音則顯得過於弱小。

隨著1937年中日開戰和接下來的國家總動員體制,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均開始通過戰時動員推行社會的「兵營化」。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則推進皇民化運動,甚至強行要求和本土一樣的參拜神社和獎勵改名等精神層次的一體化(同化)。「滿洲國」甚至先於日本施行了經濟統制,試圖構建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國防國家體制。

另一方面,同日本侵略行為抗爭的中國則以國民黨=蔣介石為中心,建立了以「抗戰勝利」為目標的總動員體制,國民政府還於1939年公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當然,其效果僅限於國民政府的實際支配地區,由此帶來的徵糧、徵兵也引發了民眾的強烈抵抗。雖然如此,國民總動員的戰時體制也的確給中國社會的基層帶來了不可逆轉的根本變化。戰時對物資及人員的苛刻統制,導致了民眾的反對和抵抗,富人和權貴非法逃脫這些管制的行為,則進一步加重了弱者的負擔。這樣,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怨恨逐漸在不斷凋零下去的大多數窮人中積累起來,而鎮壓他們的抵抗和不滿的,則是不斷強化的赤裸裸的暴力[8]。」這樣的社會危機,即便在抗戰勝利後也未消除。某種程度上說,「戰後」殘留的多數窮人對少數富人的敵意與怨恨,正為共產黨的社會改革新模式提供切入點,而使共產黨最終掌握全國政權。與日本不同,「戰後」並未帶來和平的中國,反而因朝鮮戰爭爆發而強化了其戰時體制。通過徹底實施計劃管制經濟,急速推進了社會主義化,其社會條件正得益於該體制釀成的農村危機狀況[9]

總體而言,總力戰所帶來的戰時動員體制和管制經濟,超越了敵對國家、帝國及殖民地的邊界,將東亞經濟體系和社會結構推到了一個強制性一體化(Gleichschaltung)[10]的新階段。

[1] 日軍英軍對德國租借地膠州灣的攻略戰。1914年1月-11月。

[2] 三谷太一郎著前掲書,第56-59頁。

[3] 坂野潤治著前掲書,第46頁。

[4] 同上,第347頁。

[5] 村田雄二郎:《非対稱な隣國──近代中國の自己像におけるロシア・ファクター》,望月哲男編:《ユーラシア比較地域大國論6 ユーラシア地域大國の文化表象》,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年3月,第105-127頁。

[6] 小野寺史郎:《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第一次世界大戦》,山室信一等編:《現代の起點 第一次世界大戦 第1巻 世界戦爭》,東京:岩波書店,2014年,第195頁。

[7] 三谷太一郎著前掲書,第59頁。

[8] 笹川裕史・奧村哲:《銃後の中國社會──日中戦爭下の総動員と農村》,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第254頁。

[9] 久保亨:《東アジアの総動員體制》,和田春樹等編:《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第6巻 アジア太平洋戦爭と「大東亜共栄圏」1935-1945年》,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第66-70頁。

[10] 山之內靖等編:《総力戦と現代化》,東京:柏書房,1995年。

五,「戰後」與去殖民地化

日本1945年8月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戰敗,此後6年多的美軍佔領迅速推動了日本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戰後」日本經過佔領期的多項改革,第一次實現了明治以來軍事化和民主化的完全分離(一戰後的裁軍只是局部的非軍事化)。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放棄了殖民地和佔領地的非軍事化。可以說,民主化、非軍事化和去殖民地化的同步進行,才是「戰後」日本的出發點。與中國、臺灣及朝鮮不同,「戰後」一詞之所以作為規定自己的認識架構並發揮強力的統合功能,其原因便在此。

當然,戰時體制和戰後體制之間也並非沒有任何聯繫。雖然「國體」變成了象徵天皇制,但同時又重新規定天皇是「日本國民的統一象徵」,因此戰前和戰中的權威基本秋毫無損地得到繼承。日本國民也未嚴格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雖說是美國佔領政策的考量結果)。另外,作為戰時體制中的一些計劃管制體系,如傾斜生產方式在戰後的經濟復興政策中也得以延續。「1940年體制」論則認為,戰時的勞資關係、金融政策和官僚體系都得以延續下來。但是,戰時體制並非整體上全部過渡到戰後體制。必須要看到的是,戰前和戰後是不連續的,消除戰時體制的努力,在戰後改革的一系列過程中都可以明顯觀察到。

轉而看東亞國際關係,其最大問題在於冷戰這一新的戰時體制的出現,導致日本原有的「去殖民地化」課題完全在非軍事化過程中被沖淡了[1]。因此,經過戰敗和美軍佔領期,1952年日本恢復獨立後,除部分知識分子外,去殖民地化問題對國民而言已擱置起來,漸漸稀釋了。在「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新時代,戰後民主在社會深深紮根,使得帝國時代民主化所內含的殖民地主義責任被忘卻。由於此種原因,普通日本人「沒有敗給中國」、「甲級戰犯的責任是戰敗責任(不是戰爭責任)」等歷史觀點難以消除,也給戰後日本的去殖民地化課題帶來了很大的局限[2]

被封殺的去殖民地化課題,隨著冷戰結束,又作為徘徊在東亞的妖怪復活了。由此帶來的,是冷戰結束這一新的「戰後」。如果說1931年是近代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那麽1989年是不是現代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呢?新的「脫離戰後體制」,要走向何方?為了不再讓悲劇和鬧劇反覆重演,我們需要什麽?

二戰中的日本人高唱「東洋和平」,卻陷入了戰爭泥沼。2015年的今天,日本在高唱「國際貢獻」,卻在內閣主導下朝著「積極的和平主義」方向修改憲法解釋。對仿佛再次置身於新的「戰前」之中的日本人來說,重新探究已經歷過的「戰前」和「戰後」關係,在「戰後」70年之際,其意義變得愈發重大。

[1] 三谷太一郎著前掲書,第76-77頁。

[2] 劉傑:《終戦と日本の責任認識問題──蔣介石政府と汪兆銘政府をめぐって》,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