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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特质来自于行为──专访香港孔圣堂中​​学杨永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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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汉,1978年入读树仁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受到系主任汤定宇等老师的感染,让他感受到浓烈的传统文化风气,同学、老师之间的交流也主要围绕传统文学,甚少谈论娱乐新闻。毕业后,他考入了新亚研究所,认识到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全汉升先生,严耕望先生,牟宗三先生等。在新亚研究所就读硕士读到博士将近十年的时间,让他对文、史、哲都有了结实的根基。

        1994年,远赴英国就读教育学位。 1996年,回到香港就读了教育硕士。曾于树仁学院任教文学概论,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文学创作。其后,又再修读了古代文献的文学博士,因此对中国文史哲三方面与教育有了深入的认识。

从获得博士证书后,杨永汉一直坚持写论文,范围也越来越广,涉及哲学、宗教、文学、历史。当中,他是研究明史的专家。后来树仁让他教先秦诸子思想。因此几乎要重阅所有先秦文献,当中《论语》、《孟子》那些主要的中国思想文化来源,他更会反复细读,韦编三绝。教先秦诸子的十年间,让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厚,以致日后写作也能写到自己的见地。

最近,我们专访了杨校长,请教他对中学生国学教与学的意见。杨校长认为,教师教中文、历史,学生去学,都是希望可以承传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神髓。学习中华文化,不能停留在字句的解释,而是把作者的思想境界表现给学生。

孔圣堂在香港国学地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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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建堂以来,孔圣堂举办很多国学演讲,不遗余力,邀请了许多硕学名儒来主讲,香港著名的国学大家几乎都来过,包括邹鲁、叶恭绰、钱穆、饶宗颐、唐君毅、牟宗三等。每次演讲都会有个中心论点,例如孝道等。三十年代始,孔圣堂本着学术自由,容纳不同文化,以强国利民为目的,容许不同学术思想学者、文人及不同政见之士在讲堂演讲。最著名的,包括于1941年举办「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会」,纪念这位反对读经及认为礼教吃人的先哲,当日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先生致开会辞,说明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的意义,并邀请名作家萧红报告鲁迅的传略,台上背景是鲁迅先生的大型照片。当天还邀请到李景波即场演出《阿Q正传》,出席者挤满整个礼堂。

        同时,孔圣堂举办过许多大型的新文学活动,最为人称道的,是1948年举办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邀请郭沫若进行演讲。 1950年4月8 及9日,「港九工会联合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在讲堂举行,背景是中国领导人的大型照片。由此可见孔圣堂不独举办研读传统四书的研习班及讲座,也举办有关新文学的运动。

        直至现在,孔圣堂仍有举办国学班,每个星期一天,分三班,每班约30人。以半年为一期,有不同学科,并分基础班,深造班、研究班。基础班的范围以前集中讲儒家思想,现在也会包括佛家、道家思想、文字学,基础的国学常识。而深造班就会再深入,会有历史,明史研究等。而研究班就会是专书研究,例如《文心雕龙》、《史记》等,有系统地训练一批人对国学有较深厚的认识。在国学班中,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自不同阶层、职业,共同交流、研究,透过国学去寻回自我的道德底线。

        而我与孔圣堂中学结缘是2012年。当时孔圣堂中学的校长出缺,校董会的成员见了我,讨论我的教育方针,校董会的成员也给予我很大的空间,他们也认为我在这里可以发挥我的教育理想。即使在经济上会损失很多,但我还是愿意从津贴学校转过来,变成直资学校。因为我认为儒家思想或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学术,而是一个行为。如果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学术,只研究一下它的境界、层次等等,反而会更不明白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的特质来自于行为,所以在生活上要显示出来。来到孔圣堂中学后,我便可以名正言顺推行儒家思想,所以,我提出教导儒家思想。

以学规要求学生设立道德底线

        同时,我也用儒家的道德去要求学生,例如老师训话的时候不许反驳。如有反对,也需在老师训话后方可。倘若觉得老师不对,便向主任投诉,觉得主任还是偏颇,就向校长投诉,但是一定要尊重老师。另外,我特别注重学生在家庭对长辈的尊重。近年来我们多了许多少数族裔同学,他们的家庭观念和我们传统的家庭观念有所不同,我也对他们说要入乡随俗。在孔圣堂学习,道德标准、操守原则便要跟随儒家思想,例如发成绩表的时候,我们有敬茶的活动。即使对着客人也要保持礼貌,要停一停,甚至鞠躬、说早安等。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做到,在生活上和行动上都能体现儒家「礼」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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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在编写学规,就是学生到孔圣堂中学后原则上要学到些什么。第一个要求就是有一个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要设立自己的道德底线,自己认真地求取自己的道德,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内在经过反省而出现的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道德可从两个角度看待,如果社会的道德加诸在你身上而你有反感的,这是社会的约制,道德成为枷锁,你是痛苦和忍耐的。比如你并不想去尊敬父母,而社会却逼你去尊重。但,如果你觉得尊重父母是基本的要求,你就会尊重父母,这就成为一个自然的态度。 「礼」的理念就是源于此,孔子也说过如果礼仪只是流于形式是很痛苦的,重要的是内涵是什么,这是儒家思想的内化。

课程编排紧贴儒家思想

        除了编写学规外,课程的编排我也会紧贴着儒家思想。中一至中三因为课程较广,特别这是直资学校。非华语学生的话,学校会编写和翻译一些教材,先用英文学习孔孟的生平,然后再由中文老师选择孔孟的金句教他们。他们刚进来甚至都不知道孔子是谁。我们每逢礼拜一都有《论语》、《孟子》的金句分享,明年开始会用英文、中文各读一次然后再解释。以往学生都要背默金句,现在打算让非华语学生也用英文背默。因为他们的宗教因素,非华语学生并非抗拒却也未必很乐意接受,所以,我们会强调,孔子学说并非宗教,而是人生道理,人与人间交流和应对方法。孔子说的是生活行为,放诸四海皆宜。于是,同学们便能放开心胸,更为乐意去学习。

        去年的弟子规节邀请了我们的同学背诵弟子规,有一半都是非华语学生。而高中的国学教育则偏向文学方面,分开两个环节。高中中文会额外教诗词,因为诗词是中国文学的精髓,懂得作诗和填词的话已经有不弱的文学造诣。所以,今年的国学班开了楹联和诗词的创作。而对华语学生就可以教得更仔细。无论非华语或华语学生,有两点都必需做到的︰一是背诵《礼运大同》篇;二是以单元去教学。在中文科的恒常课程之外,用一段时间(如10月的一个礼拜)来作为一个单元,例如有一个单元教孔子,包括孔子生平、孔子主要思想;下学期就用一个单元教孟子。中二会有论文金句,分开不同的层次,如论仁和论孝。一学期一个单元,希望在中三结束时可以完成六至八个单元。高中因为受制于DSE课程,便比较困难。现在我正考虑举办国学班予学生,由于这些课程接近大学课程,所以只有高中以上才可以参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同时,我们也提倡学生要扩阔眼光,见识世界,所以孔圣堂中学极其注重课外活动。比如交流活动每年都不少于5、6次,有些直资学校甚至每年10多次。包括访问其他学校、交流团等。去年10月,我们邀请了德国的学生来校上课,而12月我们的学生又到了德国上课两星期,明年1月我们将会邀请丹麦的学生来上课两个星期。我们也参加了一些世界性的活动,比如世界中学生音乐工作坊,明年3月将参加世界中学生水资源研讨会。我们希望每个学生在6年的学习中最少有一次对外的交流。这并非普通旅行,学生们到德国后会住在德国的人家中住宿、上德国的中学。两个礼拜的游学中,加强了学生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全部学生经过交流后无论是在对人态度上,还是上进心都有了改变。每次的国际交流,明显都增强了学生自信心,其中有一次要他们用英文向人们介绍孔子思想,他们虽然很困扰,但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他们用英文讲了数十分钟,加强了讲英文的信心,同时对孔孟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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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外国,我们也会到访内地。而且无论去到何处,都必定会探访当地学校。比如到山东交流的时候,访问一家中学,与当地学生交流,了解内地的教育体制。而且我们访问的学校都是当地比较出名的学校,所以,学生们会觉得内地的教育也很好。访问大学则对他们的上进心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到了大学以后会发现大学真的很漂亮,很大,所以内心就会想无论如何都要上大学,便会自我奋进。我们到了青岛大学、西安工程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他们到了都觉得只能用雄伟来形容这些学校。

        透过课程与课外活动的结合,对学生的帮助才能最全面,最细致。但这么多的交流,难免会对一些家境较差的学生造成负担,记得刚任校长时,约有七成的学生都是要拿半额或全额津贴,家境并不富庶。所以我同太太成立了一个基金,参加交流活动时,对有经济困难的学生,便会在基金拨款,尽力帮助他们。不能因为金钱的问题让学生失去交流的机会。

不学历史如何承传中华文化

        说到课程,香港曾有多次的教育改革。而对于中国语文教育和中史科的政策,我是反感的。因为初中的中国历史被并入了世界历史,或者通识教育。当时我本来以为1997年后中国历史是必修的,甚至将中国历史改为本国史,所以这个改革难以理解。

         新高中开始有选修科目时,也有不少老师都表示恐怕文学会没有人选,而政府则认为有兴趣的人就会选。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与会者很强调要「愉快学习」,读书厉害的自然可以上到大学。然而读书不行的学生出路又如何呢?这又变成了社会发展问题,很难再讨论下去。但是,我当时认为如果中国历史变成非必修的话,对中国的感情就会薄弱下去。

        70年代前,我尚未去过中国内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也让人非常反感,但是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就是因为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中认识到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所以,对整个民族有感情。但是如果不教历史的话,我们又为何要尊崇岳飞、文天祥的气节和人格?这些历史人物都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其实这些民族英雄是中国人道德精神和爱国情怀的来源之一。

        文学更糟糕,更少人选读。当时我也向任教中学的校长提出,无论如何都要尽量开设中国文学科,校长也承诺即便只有6个人也会开科。最后真的凑巧有6个人,我便尽力帮他们。文学是唯一具有发展欣赏能力的科目,其他科目都太过实际。我们需要全人的教育。即使他们将来读书不成,也可以让他们有欣赏能力。

        当年的中国语文改革取消了范文,学生必然会减低认真阅读的意欲。考试内容是一种导向,考什么,学生便读什么。当时政府的解释是,中文考的是能力,读、写、听、说、综合。如果要读作者生平、要研究文章好坏,就该去读文学。这中间有很大的矛盾,是否不教学生欣赏能力?欣赏能力只有读文学才能学到?

        取消了范文之后,我当时的学校自发出了一本范文,许多学校也有如此做,因为都觉得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我们选择的篇章和范文都包涵了文学特色、人生感悟和哲理。你从课文本义逐字去教便会变得沉闷,但若从哲理上去教,将作者生平跟作品结合,除了课本那篇章,也可举出作者其他作品,将他的境界合而为一,也可以令学生对中国的语文发展有一个概念。除此以外,当时社会背景、历史文化、士人特质行为等也应该多谈及,这样学生对整体的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等有全面的体会。例如说明代贪污舞弊严重,然而晚明时却出现了如杨涟、左光斗、顾宪成这些人物。世间一定有坏人的,但是同时也有无数的好人坚决维持的道德界线?杨涟头上穿钉而死,但他仍然择善固执。同学听到都很激动,无法想像有些这样的人。

苏东坡胸襟令人佩服

        2018年的DSE中文科将会重新考十二篇范文。但十二篇还是太少,而且在DSE考试比率低。学生会否认真读便成疑了,甚至连背诵也未必能做到,背诵是欣赏文学的基本要求。文学是要欣赏的,但是不认识又如何欣赏呢?我与学生到访蒙古的阴山,导游就吟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是感性,诗歌可以触动你的情绪。比如失恋时就「林花谢了春林,太匆匆」,「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背的时候可以将情绪排遣出来,这就是人生的感悟。人要对外在环境产生触觉,如果不是就和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动物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做出反应,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它的情绪是受制于环境,但是人的情绪是受制于内心。

        现在十二篇范文中,《出师表》、《醉翁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文章。古文中讲究用字、气势、顺序,背后有很深的意义。比如《醉翁亭记》,欧阳修当时也未到50岁,就自号醉翁,这是心态老、压力大;而他「在乎山水之乐」、「寓于酒」增强山水之乐,这是生活的感性,受挫折之后如何去排遣忧郁。这些背后都有深层次的境界。又例如《岳阳楼记》范仲淹当时是被贬谪的,其中有一句是整篇的金句,他用四时之景去描写被贬谪的心态。这整个篇幅都是借题发挥,最后的一句是他对人生的看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如何,在国家有难的时期,知识份子应该先站出来,人人得到满足后才满足。这句虽然简单但是前面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形容四时景物和早晚的景色变化,最后是人生的看法,而范仲淹也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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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我个人最喜爱苏东坡。词本是婉约派,以抒发感情为主。可去到苏东坡之时,气魄一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念便气势磅礡,不得不佩服他驾驭文字的能力。他经过生活的困扰、仕途的波折,而当中尚是悠然自得,如此胸襟更让人佩服。就算去到黄州当团练副使,他也是做得开心,不管任何地方,他也是认真做事。所以去到海南岛,他衣着变得很奇怪,既穿当地人服饰,亦会穿士人服饰,这令当地人容易亲近他,同时不失宋代士人的气质。由《念奴娇‧大江东去》这一首词,你可以看到苏东坡整体性格和生命的结合。在他看来,凡事终将过去,不需太着重,我相信苏东坡是这样想的。纵然腰缠万贯,又有谁能带走分毫。苏东坡背后便是有这种道德情操,所以他对于逼害,贬谪比较能看得开。

        所以,我们去教这些文章时,一定要想想,希望传递到哪些东西。不仅仅停留在字句的解释,而是把作者的思想境界表现给学生。

 

文字:余振威

摄影:陈嘉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