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名家 · 名人访谈 » 【汉学名家】李雅言:不通文化,何来翻译 ──专访英国汉学家闵福德教授

【汉学名家】李雅言:不通文化,何来翻译 ──专访英国汉学家闵福德教授

闵福德教授

闵福德(John Minford),英国汉学家、学者、文学翻译家,曾把中国经典名著如《红楼梦》(后四十回)、《聊斋志异》、《易经》、《孙子兵法》等译成英文;另外,他亦把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译成英文。闵福德1946年生于英国伯明翰,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在进入温彻斯特公学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及古典文学之前,曾在世界各地居住。他曾于中国内地、香港、澳洲及新西兰任教,担任奥克兰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及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系系主任、澳洲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及韩国中心主席。其岳父霍克思(David Hawkes)同为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二人所合译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由霍克思负责,后四十回出自闵福德手笔。本期专访了闵福德教授,听取他的翻译历程与心得。在访问的“后记”中,闵教授凭吊翻译大师傅雷先生的最后一个上海故居,慨叹《傅雷家书》所记录的中国传统修养的流逝。

闵福德曾翻译《易经》

李雅言(以下简称“李”):你2016年3月在香港的四个讲座,介绍了四位英国翻译家一生的种种事迹,并重复向学生强调“人的元素”的重要:要了解一位翻译家的译作,必须多了解该翻译家一生的心路历程。翻译家是活生生的人物,作品受种种人生经历所影响。那你认为一位翻译家,有多少受他的文本翻译选择定性?譬如你就是那位“《孙子兵法》翻译家”或者是“那位《红楼梦》末四十章翻译家”吗?翻译选材如何反映一位翻译家的性格特征等方面呢?

闵福德(以下简称“闵”):这条问题太复杂。先说说挑选翻译题材这个问题,翻译家挑选书目翻译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所影响,例如实际生活条件。你看,《孙子兵法》并不是一本我喜欢的书,我宁愿导人对别人仁慈一点而不是教别人打仗?然而我多年前在香港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提早退休。我和太太之后到了法国南部务农,当葡萄园主人,并同时翻译我喜欢的东西。但酿红酒可却是蚀大本的生意呢,为了糊口我便接受了翻译《孙子兵法》一书的工作──因为它销路必会好。《孙子兵法》完成后,企鹅出版社的编辑问我:“下一部最想翻译的中国经典是什么?”我不假思索,《易经》两字便脱口而出;没多久他们便把合约送来,我才渐渐觉醒、感受到工程之巨,但要用第三十六着也不行了。

翻译家的性格吗?你知道我最喜欢的那句说话,就是翻译是全世界第二古老的行业。翻译家都应尽量取悦顾客,我会为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

 

四大翻译家

就看我讲座讲的那四位。一般人以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只是位传教士,他做的一切,都由上主安排。他就是这么一个笃实的基督徒,他会日夜祷告,希望能令所有中国人都皈依上帝,笃信主耶稣。那就是他做事的原动力。他研究中国经典著作并非因为它们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他对文学风格无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内容。当然他也是他那个年代的产物。那时,一般的教育程度很高、有教养的人,要他们写差的英文也很难。很多研究理雅各的评论家都忽视了这点:他英文文笔之佳,跟他所受的教育有莫大的关系。他在学时荣获学校的拉丁文和古希腊文首奖,之后更拿奖学金到鸭巴甸大学进修。他在那儿念完拉丁和古希腊文之后,立即被邀请当他教授的助教,学校并期望他终归会接任古典学讲座教授一职。所以他在传教之前,已经是一个顶尖的古典学学者,而他也把他优良的古典学训练带到他的传教工作去。之后他跑到了远东,并发现世界是多么的不一样,因为中国的世界只环绕着极少数的文本。那时科举制度仍存在,每位读书人都要念那些文本。所以理雅各很快感觉到,如果要向这些人传教,他必须先了解他们;如果要了解他们,他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文学。而要了解他们的文学,最佳方法莫过于翻译。所以他便二话不说,拼命去翻译。他很有毅力和恒心,每朝三时起床去翻译。

理雅各、翟理斯 、韦利、霍克思

他选择翻译的文本,都受他所处的情境所控制。他是位传教士、一位想了解中国人的传教士,那些文本就是了解这些人的钥匙,故他便以翻译那些文本为使命。到了晚年,他已经把所有儒学经典都翻译过,而他快辞世时,更开始了翻译道家经典。他就是这样挑文本的。

我讲座提到的第二位是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但翟理斯的处境却跟理雅各完全不同。他不是基督徒,而是个共济会会士;他在厦门创立了中国的第一所共济会会馆。他对宗教持很开放的态度,他相信的是一种普世的创造精神。而他的年代跟理雅各的要晚一点。理雅各去世时,维多利亚女皇还在位,而翟理斯一生踏着三个朝代:维多利亚女皇、爱德华,以及乔治五世。他是个年代较晚的人,那个年代的人们,远对远方的文学和故事有兴趣。例如探险家Richard Burton翻译了《阿拉伯之夜》;属于爱德华时期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则写了很多关于印度的故事。所以翟的年代对远方人民的行为思想很有兴趣:Rider Haggard更写了例如《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的非洲探险故事。翟身处的年代这般塑造了他的性格。他并不是传教士,他是位文人。他对文学感兴趣,而理雅各则不。所以翟挑了中国文学当中的两位说故事能手──庄子和蒲松龄──花了很多时间,把他们的故事以取悦当时英文读者的文笔表达出来。他的目的并非传教,而只是寻觅一些既有趣又有启发性的故事,例如出自庄子和蒲松龄手笔的。而他上佳的英文风格,比理雅各那个时代的风格较晚。

蒲松龄

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的年代更后,是一战后、两场世界大战之间,那个布林斯贝利圈(BloomsburyWorld)。你有没有到我的讲座?

李:有,有,你不是说他本姓叫Schloss吗?

闵:对,对,父母都是犹太人。他有犹太背景。

李:那又怎样?

閔:犹太人很有学识学养,他一家上上下下都很有学识学养。他入读剑桥大学,在剑桥打滚时交往的是一个叫“门徒聚”(The Apostles)的几近秘密组织。他深受一位叫Lowes Dickinson的人影响,而他接触的那群人都很独特:那群“一战后”对美学和诗歌兴趣极浓。亦有极深的同性恋倾向。这群剑桥人之后搬到了伦敦,组成了“布林斯贝利圈”。韦利的世界就是如此。他喜欢的是陶渊明、白居易、袁枚的诗;这些诗人都喜欢兴之所至而作诗。他们不写激动内省的诗;他们会以一只鹦鹉、一个小孩、一顿饭为题作诗。韦利喜欢的就是这些主题。而四位当中,他的英文风格最优雅不群。他翻译中文,成为了表现自己高超的英文诗歌和写作技巧的渠道。四人之中,他的文笔风格最厉害。。

之后当然便是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了,而霍克思的世界又是另外一回事。跟韦利不同,霍克思在中国住了一会,他在老北平待了三四个年头,很严肃和学究地研究中国文学。他很有系统地从头到尾钻研了中国文学。他的两部杰作分别是《楚辞》和《红楼梦》,而两者之间有着二千年历史。但他翻译两部杰作时采用的都是极深入、极严谨的考究法。但与此同时他也有着极强的创作心;他仰慕布林斯贝利圈。他深受韦利所影响,但性格很不一样。韦利是一个爱好中庸之道的人,他不好李白,因为李白整天到晚都闹醉,而韦利则不是酗酒之徒。韦利爱好白居易,因为白居易喜欢跟孙女玩耍。韦利特别喜欢白居易跟元稹的友谊。友情和柏拉图式关系都是韦利喜欢的东西,这跟他的性格有关。翟理斯却是位愤怒的人,对事物诸多挑剔,所以吸引他的则是另外一些东西。

霍克思十分多愁善感,异常内省,更不时为抑郁病所困。我觉得《楚辞》中有不少是充满乡愁和悲意。例如灵媒说:为何上天不下来跟我在河上嬉戏?《楚辞》所载的内容都是通灵礼仪和爱情诗,因为灵媒爱上了神灵。它是非常难以忘却、异常悲凉的作品。全集最长的是充满哀叹的《离骚》,是屈原受尽冤屈、最后投河自尽的悲剧故事,故可以称得上是首关于自杀的诗。题材对霍克思十分吸引,而他的翻译也非常抒情,跟作者的悲哀共鸣。

霍克思一生一直深深被《红楼梦》吸引着,但到了晚年才翻译它。《红楼梦》也是一本很悲凉的小说,它绝对不是本开开心心的东西,也不是本细说房事的情欲作品。它写的是人物,是满足不了的一段感情关系,而这段关系中其中一方病死,另一方则几乎变疯,最终像个疯僧般走进深雪远去。《红楼梦》中没有一人有好下场,全书的结尾惨淡至极。这部书写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落,以及该家族成员的劣行,以及劣行的下场。所以也是一部教人难以释怀的小说。你也可以看到霍克思为何为这书着迷,他活在书中,他每天都想着书中的一切。

李:这点很有趣,因为理雅各并没有跟孔子有深度的身份认同。。

闵:理雅各并没有,但有些方面他是很认同孔子的。他一生越来越尊重孔子,觉得孔子是伟人。当然孔子并不如耶稣般伟大,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般伟大,因为对他来说,耶稣是最伟大的。

音乐演绎与翻译

李:你知道我多么喜欢拿音乐作比喻。有一位知名指挥家曾经说过,指挥柴可夫斯基和葛里格等人的美丽旋律,是我们的专业要求,我们都懂得如何把它们弄得动听。但如果是指挥马勒的话,我们必须全程全心全意代入他内心深处。若以此作喻,有什么作品必须要求翻译者全程代入?当然你提到了霍克思的《红楼梦》。还有什么?

闵:我认为几乎所有的优秀翻译都需要翻译者的深度代入。理雅各也罢、翟理斯也罢、韦利也罢、霍克思也罢,他们最终也深深代入了译作的原作。他们挑这些作品来翻译,原因就是他们看得见自己最终有代入作品的可能。你阅读韦利写白居易的那本书,有时会有很有趣的感觉:觉得作者是位穿着唐朝服饰的人,因为他的代入感是那么强烈。写袁枚那也如是:作者与翻译家都浑成一体。而当你阅读理雅各的注解时,你会听到理雅各的声音,有如他正在跟孔子作对话般。他要读者在旁听他与孔子的对话,因为他并不想只去描绘描述一位奇异的东方人。正如他自己重复指出,他感兴趣的是去进入那个“具普世性的中国思维”(The Universal Chinese Mind),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他们思想的普世性,从而丰富他当代的西方人的思想。

翟理斯翻译《聊斋》,尽管他把所有与性爱有关的段落都略过──我有跟你说过那篇写一个人把自己的阴茎插入木头的故事吗?

李:有;所以删去该故事的翟理斯,并不算十分忠于原作者蒲松龄吧?

闵:翟理斯当然受不了那个故事,但他却真的深度代入了蒲松龄很多其他的思维与意念,只是那些性爱东西叫他受不了。他觉得故事实在耐人寻味,所以他的翻译实在出色。归根究柢,所有翻译家被他们深好的作品吸引着,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够代入作品。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并不喜欢我翻译的《孙子兵法》,因为我和孙子那位算尽一切的老贼并没有共鸣。他所表现的是黑暗的、不可令人接受的中华文化的一面。我已多次指出,我的《孙子兵法》翻译附有这么一个向读者的严重警告:不要模仿此人。你可以研究他,研究人可以如何无情地利用和剥削其他人,并从中有所领悟,但千万不要走他的路,因为书中所说的并非好东西。我无法与该书产生同感;我翻译它是因为我那时需要钱,我那时囊空 如洗。要维持生计,便要找方法赚些钱。

李:所以那些东西便算是翻译界的葛里格和柴可夫斯基?

闵:哈哈,对,你也要糊口吧,你有时要做一些满足大众的事儿。

李:但没有代入又如何能轻易翻译作品?

闵:决心。有时候你需要提供专业服务。

李:所以专业翻译这一回事也存在?

闵:翻译当然也有专业的一面。你有高要求的话,便能把事情干得专业。你确定你看得明白原文,你反覆修改你的译文,你以流利的英文文笔书写,这就是了。如果你无法代入作品,作品便永远不能是你自己的,译文永远不能超越“专业项目”这水平。

严复提出,翻译必须符合“信、达、雅”这三个准则,而要做到“雅”,你必须懂如何写上佳的古文。我非常坚持阅读英文作品。我花大量时间阅读英文作品,既阅读且做笔记,深度阅读,向出色作家学习。我花在英文的时间,远远比我花在学习中文的时间为多,当然我也花很多时间于中文。这种职务职责式的工作,跟其他行业的职业训练一样,是不做不可的工作。这个过程,法国人叫formation(注:大概有“玉不琢、不成器”中“成器”的含义),中国人称之为建立修养,并没什么捷径可言。我仍阅读英文,目的是改善我的英文文笔;我仍阅读中文,目的则是增加我的中文知识、加深我对中文写作的理解。

蒲松龄


单语与双语

李:你老是在谈如何读英文书去改善你的英文写作风格。世上有没有“双向双语翻译家”这回事?你只搞中译英,对不对?

闵:我一定不会尝试搞英译中,永远不会。我也不认识任何会作这般尝试的英文人,因为如果我要达致好的英文写作水平已是这么困难,你可以想像要达致好的中文写作水平会是多么更困难?如果我要向一位想搞英译中的年轻朋友提建议,那么首先一定是去花五年时间阅读古文,去阅读很多很多的古文,去阅读司马迁、蒲松龄的所有东西等,直至你不费吹灰之力也能进入他们的世界。我十分幸运,几乎把我孩童和青年岁月都花在阅读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当然我的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到了现在都大都忘却了,但他们其实仍在。他们是我的基石。。

我希望自己的英文有所进步,所以我猛读英文书。但如果我没有读拉丁和古希腊文的首十年的话,我这五十年来对英文书的吸收一定会很不一样,因为整个欧洲的文学都是建基于古典学。我指的是,自文艺复兴时期起,整个欧洲的文学都衍生自古典学知识。

李:有人会觉得你的翻译风格跟比方说刘殿爵的有所出入,源于你的母语是英文,而他的则是中文。

闵:对,刘是个十分精准的翻译家,但他的翻译并无乐韵。我跟他很熟,没意思不尊敬他。他的英文翻译无乐韵,因为要把音乐韵味弄进文字可不容易。

文言与白话

李:你说的四位翻译家和你都受过深厚的古典教育:都懂得拉丁和古希腊语。这两种古文和现代英文,跟文言和白话文,可否算是类比?两者有何出入?

闵:是不错的类比。你看看余国藩,英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但他撰写了那一部精彩绝伦的关于《红楼梦》的著作Re-reading the Stone。余也受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教育;他是念神学的。他的中文根柢当然也相当。你会留意到他用英文写作时,可以常常运用源于拉丁文的英文字。当大部分人会选择用beauty这个字时,他挑的字却是pulchritude。他很喜欢采用有拉丁文来源的词汇。你看,接受过古典教育的人,他们无论聆听和运用英文字时都有所不同,因为他们能看得穿字的来源。英文源出数种语言,拉丁语系的罗曼语言是其一。倘若你要有一定基础,你需要对语言有一定的感知;只读英文是不足够的。我现在不是去提议每人都要开始学拉丁和古希腊文,因为这个太迟了。正如现在要求每一位中国人都去学八股文一样,太迟。我觉得这个意念虽不错,但太迟了。但现在最基本可以做的,却是鼓励大家尽量读书,且是读古书,读从前大文豪的巨作。1977年,当企鹅出版社的编辑Betty Radice在出版社的伦敦大厦门口向我道别时,不忘叫我读Bunyan,读Swift,因为她知道阅读十七、十八世纪大家的作品是必要的。书,现代人都不读了,西方如是,中国如是。现在的人都不大量阅读古文。他们可能这儿那儿读一点点,但你看看我,弄《聊斋》弄了十年,之后弄《易经》弄了十二年,我要读海量的古文呀?这些是很辛苦的工作,工作无比艰辛。但读了那些东西就如考了牌,之后的路易走得多了。我现在可去弄较易的古文,如袁枚的《子不语》。修养就是这么一回事:需时很久、过程很辛苦。现在的大学不断有压力于短时间内生产出可到跨国公司打工的学位毕业生,但他们基本上都是文盲。

Re-reading the Stone是余国藩的力作。

谈翻译教育

李:看巨作是一回事,看其他译作是另一回事。霍克思是翻译《红楼梦》的先驱,前无古人。但现在的年轻翻译家,却鉴于珠玉在前,或多或少都会受前人所影响,跟你数十年前与霍氏翻译《红楼梦》时很不一样了。

闵:这个我可不同意。我尽量不看人家的译作。当然《红楼梦》是一个很奇特的例子,作为霍克思的拍档,我必须深入理解和研究他的风格,因为我要接他的棒,承他的风格翻译尾四十回。企鹅出版社也为我提供了不少意见。当然大卫(指霍克思)也有提意见:我只是他的门徒而已。

总的来说,我不建议学生阅读译文。我常鼓励香港学生阅读大卫的《红楼梦》,只因为我觉得能一石三鸟。读中文原文,他们的中文会更好(我要他们读的是双语版本);他们也可阅读上佳的英文写作;更能观摩一位翻译巨匠的造诣,从而偷师。我叫他们看韦利的作品,用意也是如此。但这个建议只是为要提升英文水平的香港华人学生而作的。总而言之,我宁愿不看其他人的译作,因为人生苦短,岁月不留人,我宁愿花时间去阅读一些由英文作家写给英语读者的顶尖英文作品。

李:如果现在请你为一个优秀的翻译课程当总设计师,你会做什么?

闵:我会要求学生看书。我会把其设定为必需条件。学生必须看很多书,而什么翻译理论,一篇也不用读。

李:你会要求学生翻译经典著作,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吗?

闵:不,我在学生达深造阶段之前,不会要求他们翻译经典著作,但他们要阅读经典,要细心慎密阅读经典,以便学以致用于他们的翻译工作中。

我主要希望的是学生能长期浸淫于两种语言之中,还有于两种文化之中。远于1986年,香港心理学会搞了场会议探讨“双语”这议题,但他们关注的只是文字,而我所关心的却是如何能好好训练出不只精通文字,也对文化有所理解的翻译家。你要么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基本的理解,要么就不要走出去认自己为翻译家献丑。我曾经叫一些学生翻译荣格和他的“原型学说”,但他们根本就对该四只字一窍不通。他们于是走捷径,走去查字典和百科全书,尝试快趣解决了问题便算。但他们何曾读过荣格的著作?沙特的又如何?即使是罗素的东西?我指的当然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最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他们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因为他们想吃好的快餐,而快餐都没有好的。

李:所以翻译应该是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课程。

闵: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了。在香港,每所大学都有一个本科翻译课程,但其实都是包装得漂亮的双语言学士学位罢了。在本科程度出产翻译家,并不可能。


访问后记:闵福德在港沪

闵福德先生阔别中国大陆三十四年,于2016年3月重访上海和北京两地,应邀分别在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惊觉自己在遥远的中国已被视为著名学者。闵氏这次中国游都坐火车,其中香港到上海和北京回香港,更是他昔日在天津任教时早已坐惯,但现在却恐怕快要被淘汰的传统普速列车。笔者跟闵氏一同到沪,在四日旅程中多次对谈,更一起到访傅雷先生最后一个上海故居,慨叹《傅雷家书》所记录的中国传统修养的流逝(闵与笔者英译《傅雷家书》之大概,见金圣华于《明报月刊》2016年3月〈漫漫译途结伴行:《傅雷家书》英译的来龙去脉〉一文。)

《傅雷家书》中的许多篇章,反映了优良的中国传统修养。

无私的奉献与复刻

一如法国作曲家白辽士,闵福德很喜欢抓着一两个中心意念(idéefixe)来无限发挥。这次港沪京之行,嘴边挂着的是四个英文字和一个法文字。(2015年6月,他上次访港时,老是在说的是Surrendering这个字,就是一位翻译家必须把自我抛掉,尽心尽力为原作作者服务,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观点、思想感情等走进了翻译里面。)这次的四个英文字分别是“Reincarnating”(再世)、“Recasting”(再铸)、以及“Eternalpatience”(永恒无尽的耐性)。再世和再铸这两个概念,大概与Surrendering这种无私的奉献如出一辙,只是Surrendering一字的重点是翻译家应有的态度,而Reincarnating和Recasting两词的重点却是翻译的首要目标。

闵讲述岳父霍克思的事迹与成就时,特别提到这四个字。霍氏当然花了“永恒无尽的耐性”去翻译《红楼梦》,连自己生计也不顾,目的只是再铸造曹雪芹笔下的那个世界。闵也多次指岳父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也多次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霍克思教授为他改他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翻译:霍氏边看边说不行不行,并于多处作出多次修改。好不容易改完,战战兢兢的闵福德一看,才发现霍氏最后的修改,跟他自己原本的翻译根本一模一样。故事说明了两人在理解这部巨作,以至于如何使用英文表达作品时如何同心同德。

上海遊

讲学既毕,笔者跟闵福德提议:既然我俩翻译《傅雷家书》,去找找傅雷先生在沪的足迹,想像傅先生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好吗?闵欣然应允。接待我们的上海大学研究生陈菲女士于是便先把我们带到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家书》一封信提到傅先生跟夫人去“大舞台”看京剧,但都不大熟悉上海的我们都想知道现在的人民大舞台,解放前叫什么名字。经翻新过的大舞台仍在永安百货的对面,但现在整个地区当然都现代高楼林立,很少五十年代的味道与氛围了。遗憾大舞台地下大堂并没有什么关于其历史的展览;票务员告知,展览都在二楼。笔者见数天后有戏演便赶紧买了门票、把握机会找资料,想不到我们刚走出大舞台门口,便见到一块大大的双语纪念铜牌,交代了大舞台不同的历史名称──也证明了闵福德最先的猜测,即英译就是简简单单的The Grand Theatre,正确无误。

离开大舞台,我们只有时间去看看傅雷先生江苏路284号安定坊的旧居。傅雷一家自1949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时不堪受野蛮的屈辱而自缢,都一直住在那儿:换而言之,《傅雷家书》的绝大部分书信,都是在这个地址写、从这个地址发的。傅氏的房东,正正是闵福德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及好友宋淇先生;闵福德这个中文名字便是宋淇先生起的,而宋先生曾多次劝傅雷先生搬到香港。安定坊旧居现在是不公开开放的私人住宅,屋外大闸只挂着一幅“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描述为:“砖木结构,1936年建。联排式住宅。南立面多开半圆券窗,墙面原为干粘卵石面。”正当我们见门不能入之际,一位老太婆见到我们──包括一位头带英国绅士帽、手持拐杖的外国老人──老远来访的样子,便跟闸内相识的女士喊叫打招呼,让我们有机会进去看看。只见傅先生的房子门口挂着这么的一个牌子:

傅雷旧居傅雷(一九零八─一九六六),江苏南汇(现上海市南汇区)人,是我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杰出的文艺家,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傅雷从一九三三年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工作,一生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其翻译态度严谨,译笔准确优美。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与反对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斗争,参加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工作,被选为第一届理事。

傅雷在此居住期间翻译了大量文学名著。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二零零六年三月

 

看到这介绍,闵福德便不禁悲从中来,满是愤慨:为何这些全都是说好听的话,对傅先生所经历的折磨与苦楚却只字不提?(傅雷先生于文革初年不堪受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自缢身亡,也不就是在这所房子?)

中国人的修养

我俩离开傅家,在法租界区漫步时,闵福德表达了他对傅雷先生的看法:“他是位恐怖的父亲,家书有些段落,读起来看似是本虐儿手册。他觉得贝多芬最出色的小提琴奏鸣曲是第九号《克莱采》,儿子傅聪则觉得是第十号;两人竟可以弄得这么僵、弄得傅聪要愤然离家出走?但像幼稚的小孩般耍脾气的背后,却是追求真理的那种纯粹的坚持。傅雷先生的敢言不卖账,正代表了中国人良好的修养传统。”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

于是闵氏对传承传播“中国人的修养”,有着崇高的理想。2016年初,他二次退休之后,所忙的便是和他的好友──丰子恺专家白杰明(Geremie Barmé),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于纽西兰创立一所顶尖的汉学研究社,名为“白水书院”,白水也就是清流的意思。。

“现代大学的堂皇包装背后,就是不学无术的功利与官僚。我要作出良好的榜样,证明学问是应该如何做的──不是搞那些学习目标等的肤浅东西。”书院并没有任何既定的规格和目标,只有一个宗旨:保存和彰显中华文化最好的东西。读的书、做的研究,选题必须有意思(反正不用向什么不是对教育一窍不通,便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的资助委员会“负责”):就是真学者探究学问的一个聚所。意念一出,李欧梵和白先勇两位便立即答应当创院院士。书院的活动,教人拭目以待。

离别与再会

闵福德猜也猜不到,阔别三十多载的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改变。从香港到上海的火车旅程途中,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任何郊野,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新发展地产项目,跟古典的中国大相径庭。教我想起李欧梵教授之前对我说的一番话:“你常常去德国看这些那些古镇来了解历史与文化,但要了解中国,方法则很不一样:中国的历史记忆,都在文字里。”

闵福德心中的中国,也大概在文字里。

旅毕上海,闵继续北上到北京,我到虹桥火车站为他送行,他单枪匹马坐的却是高铁。三个星期之后,他从伦敦飞往将来白水书院所在地纽西兰,并在香港转机,于是我俩又有机会短聚、把酒谈天。于高铁站道别,恍如昨日,一问他该高铁旅程如何,闵福德竟然对其评价不错。

灿烂深厚的文化传统、沧桑的近代史,以及几乎令人迷失的急速现代化,大概就是今日奇妙的中国。

闵福德与本文作者李雅言在火车旁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