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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一事终一生”︰活出生命质感 ──著名导演萧寒问答录  

 

今年香港书展的 “名作家讲座系列”,7月24 日,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中国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吴建芳总经理主持了著名导演萧寒的专题讲座 “手艺与当下-故宫匠人的生命质感”。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吴建芳:萧教授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来听萧教授演讲的人都不简单,因为,萧教授的作品非常有文化内涵,所以来欣赏萧教授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点睛之题——故宫。

今年开工、2022年竣工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现在非常热门。半个月前,习主席亲自见证签约,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故宫博物馆建好以后,香港的文化内涵与氛围就不一样了。过去有人说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但让我们看看书展的人流,昨天台风8号风球,今天是周一,上午还有这么多人来听讲座、买书,可以看到香港实际上早已是文化的绿洲。

今天我们演讲的主角萧寒教授,去年导演了一部非常 “火”的记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萧教授之后又把它剪辑成了一个同名电影,并出版了书籍。这部纪录片在网站上的评价是非常火爆,豆瓣评分超过了9.5分,超过了《舌尖上的中国》、《琅琊榜》,足见这部纪录片的口碑有多好。萧教授在之前还有其它一些作品,包括《丽江.拉夫斯基》、《喜马拉雅天梯》等。他从2011年到2016年导演了三部纪录片,用了五、六年时间,就出了三部,看起来数量是挺多、口碑也都那么好。但实际上十年磨一剑,做这几部片子,整个创作过程、付出的心血,非常不容易。今天萧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手艺与当下-故宫匠人的生命质感》。

萧寒:没想到。因为这个片子我不知道在香港可以从哪个网上看到。这部电影在香港已经有发行公司,他们已经准备发行了,可能下半年会在香港的影院上映,请大家到时多支持。

“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海报(网络图片)

吴建芳:三部纪录片都看过的请举一下手。有两三位,包括我四位。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可以重读、重看的,萧教授的作品就是经典。萧教授是大学教授。他在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影视。这非常难得。我也在大学当过老师,所以我知道知行合一很不容易。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理论上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他自己却写不出、导演不出作品。像萧教授这样知行合一又有影响力的老师是凤毛麟角,这才是学生最崇拜的老师。《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片子不仅在网站上热播,还捧红了片中修文物的人物。这特别有意思。下面我们有请萧教授为大家演讲。

萧寒:我们这部片子的标语是 “择一事终一生”,但其实我个人的职业却转换了很多次。我本身是中国美院国画系毕业,学画画的,在美院读了十年。之前在中学、本科、研究生都是学国画的,但我毕业之后却去做了传媒,之后又在大学教书,现在40岁开始做纪录片,其实跨度转换挺大。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是没变的,那就是我有一个特别想跟这个世界交流的内心。我从学习绘画到做电视传媒再到做纪录片,其实一直都是在试图跟这个世界、跟我们生活的环境、跟周边的人交流。当我发现纪录片这个载体的时候,真的觉得是找到了一个与世界交流的好方式。在各种类型电影中,纪录片最棒的是它的真实性,就像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人物。快到40岁了才突然觉得我要去做一样新的事情。非常幸运的是,作为这个领域的一个新人,做了三部作品,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欢,我受宠若惊。在纪录片创作领域中,非常多同行已经坚持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们依然默默无闻,也可以说付出与回报远远不成正比。我所认识的一些导演可能花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个人、一部机器去跟踪、去蹲守,但最终做出来的片子可能只有几百个、几千个人看到。这样的现状也使我下定决心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纪录片,让记录片堂堂正正走进电影院。

了解电影的人都知道,电影出生的那一天,第一部和观众见面的片子就是纪录电影《火车进站》。从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开始,我们最早看到的就是一辆火车冲我们开过来,大家都觉得这是很神奇、真实的。后来随着商业电影越来越普及,纪录片好像慢慢被边缘化了,人们总觉得就在手机上看看或者在网上看一下就行了。若为了一部纪录片去花钱买票、赶到电影院去,对于很多人来讲绝对是浪费时间。但我特别爱这样的电影形式,当我创作的时候,心里是怀着一个夙愿,要去实现它。很幸运的是我们做到了,我做了三部纪录片,两部都走进了影院。《喜马拉雅天梯》2015年上映了,并且获得了一千两百万的票房。一部纪录片能让那么多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在当年大家都觉得是一件特别令人振奋的事。后来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络上,尤其是在B站这个年轻人、二次元聚集的网站里 “火”了。我想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是通过那个平台看到这部片子的。其实在这部片子播火之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B站是什么。最早在央视播出后,有人告诉我这个片子在B站火了,还是一位阿姨给我介绍说是二次元网站。我接着又问二次元是什么,她说你们这些三次元的人类都不懂。好吧,我就努力去补习了。后来我突然发现B站是盗版,我们并没有授权给他们。我们抱着维权的心态去给B站发邮件,结果他们很快就回复,而且是非常兴奋的回复我们,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希望可以跟你合作、买你的版权。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要把这部记录片搬上大屏幕,还问是否可以投资。我说可以。我非常感谢这些年轻的观众,是他们用点击率去投票,让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视频网站的青睐,也受到了更多媒体关注,也让《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电影走上大银幕与更多观众见面。其实这两部电影在路演的时候,我都会问在影院里看首映的观众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一部纪录片。答案是差不多有80%。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人会因为你的这一次的观看电影经历,下一次还会买票去看一部记录片。这次几乎90%以上的人都举手了。我觉得特别感谢,感谢观众把第一次给了我。不只是观众,还有,唱《我在故宫修文物》主题歌的年轻歌手陈粒,这是她接的第一个电影主题曲。她很开心居然唱了一首记录电影的主题曲!她说会在很多场合唱这首歌。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谦老师的词写的真的特别好,跟我们的这个片子很贴切,他也是第一次为纪录电影写歌。我知道他们的第一次不是给我,而是给了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感恩。在座的各位今天能来,我非常感谢但同时也特别惭愧,因为我不是作家,更不是名作家,我来参加这个名作家讲坛,特别再加上刚才吴老师的一通夸赞,让我觉得特别不自在,很紧张。我自己也做过主持人,上电视都没紧张,反而现在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面对公众更紧张。因为我们是在努力让一个很小众的电影类型变成为大众所接受的类型,心里还没有底。但我们看到了希望,接下来肯定会更坚定、矢志不渝的去做这件事。

《火车进站》

这里提前跟大家透露,我们的新片已经开拍半年了,到今年底完成。我们还会来香港拍摄。这部片子会延续关于传统手艺和当下生活关系的主题。其实,《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后的 “择一事终一生”的口号,是我们发行公司里的90后年轻人提的出的标语。我在创作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告诉大家世界上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的。从创作第一部纪录片开始就是这样想。我特别喜欢 “生命质感”这个词。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所能做到的是用自己的眼睛、摄影机去帮助观众看到不常可能不太有机会看到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和你活在同一个空间里,这是一种生命质感的呈现。它会像一面镜子,让观众在这面镜子中映射到自己。即使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你的心可能会感受到一些特别有趣的点,让你觉得刚好和片子当中的某个人是相通的,而他真实的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你如果去到故宫参观钟表馆,可能会无意间碰到王津老师;如果你去到西藏,珠峰大本营,你可能会看到我们片子里的索多喜马拉雅天梯的一位向导,他们真的就生活在那儿,这个是我认为纪录片特别有价值的点。他就在生活,在离你几千公里的地方,到今天为止,他们依然在这样生活着。那位已经成为网红的王津老师、群峰,他们现在依然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王津老师。也有媒体问过我最喜欢哪一位人物,最打动到我的是一位木器修复组的老师傅史连仓。史师傅不太善言辞,但是电影版结尾的时候史师傅趴在小院子里的一个大缸沿上看着面的水,依依不舍的样子,那一刻真的很打动我。我们拍完电影他们就搬离小院了,史连仓老师今年60岁退休了,但他又返聘回来了。他告诉我,他三岁就在这个小院儿里逛了,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这个木器组。他的父亲是河北当地一位有名的木匠,当时故宫博物院刚成立这个修复组,在民间搜寻手艺高超的木匠,后来就把他父亲招进来了,带着一家老小。那时候故宫的角楼边上搭着一些平房,他们就住在里面。史师傅3岁起就会跑到这个小院里来找他爸爸,还有那些叔叔大爷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三岁孩子,从出生到退休,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我能够深切感受到,这一切已经长到他的肉里了。从宿命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的命,他就是为了这件事而存在。他自己也没觉得这事有多么的伟大光荣。如果没有我们的这个片子,如果这部片子没有走红,我想这辈子也不会有很多人知道他是谁,他说 “我就是一个木匠”。拍片的时候我知道他马上就要退休了,跟我说 “如果故宫要返聘我,我一定是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回来”。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能够看到他眼眶里的泪花。那时我心想,他不回来能去哪儿呢?倒不是说他离不开这个地方,只是他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觉得他就会病了,或者说他就垮了。所以我今天想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生命质感,这是可以打动到人的。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应该把能打动到我内心的那些东西告诉大家。

史连仓

之前拍《喜马拉雅天梯》,我们都知道,自从有了商业登山以后,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登上了珠峰,这好像是一个富人的游戏。当然也有一些不是很有钱的人,愿意用攒了很久的几十万块钱去完成登上珠峰的夙愿。但我们的镜头关注的是那些年轻的向导,如果没有这些年轻的藏族高山向导为这些商业登山者铺路、搭帐篷、修绳索、背氧气瓶,他们永远不可能去完成他们的夙愿的。如果没有人去拍摄这些,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些二十岁左右的藏族的小伙子、小姑娘,是这样去度过他们的一生的?我们在做纪录片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思考。我甚至幻想在每年四、五月份这两个月登山季的时候,除了登山队员、商业登山者和高山向导聚集到这里,还有一群人要去,那就是周边的牧民。这是他们一年当中唯一可以赚外地人钱的时候。他们会带着他们的牦牛来帮助这些登山的队伍。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这是牦牛能够走到的最高的一段路,重的给养必须要有牦牛来托,这些牦牛大概可以赚几千块钱。这几千块钱可能就是珠峰脚下那些村子里的家庭一年的全部现金收入。四、五月刚过,西藏冬季很漫长,海拔5000米的冬天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绿色的。冬季也是牦牛最瘦的时候,牧民们也会很心疼他们的牛。但这时牦牛却要干这一年当中最重的活,它们有可能会掉到冰缝里去,掉下去之后会卡在那个地方,并不会马上死掉。在《喜马拉雅天梯》里,我们可以看到牦牛的眼睛特别的清澈,它会看着你,甚至还会流泪。那些主人却只能看,不可能把它拉上来,因为救它们自己也可能掉下去。有人可能会说主人太残忍了,大家说是不是残忍?但这是他们一年当中能赚到现金的唯一机会,对于他的家、身后的妻子、孩子、父母来讲,这是他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收入。今天讲来好像有点伤感,但这确实是我很想分享的。我最想讲的是 “生命质感”这个词。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人都在面对生活的不易。

 “喜马拉雅天梯”电影版海报(网络图片)

吴建芳:萧老师的演讲就像他的作品一样,真诚且朴素,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他的片子拥有过亿的点击率,投票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是特别不喜欢假大空的。虽然我不是年轻人,但我也有一颗年轻的心,希望看到的片子是可以打动我,而不是来教育我。萧老师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让你觉得我和你在一起,感觉到那就是我、是我的生活。看了这三个片子,我感觉萧老师的选材都非常大。丽江,年轻人都知道,是个浪漫的地方、有艳遇的地方,那是诗和远方;喜马拉雅也是大家向往的地方。我去过三次西藏,去过纳木错湖,但没去过喜马拉雅,因为太高了。过去我只看过《喜马拉雅天梯》,因为我去过西藏,所以对西藏的题材特别感兴趣。后来我又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萧老师拍的不是那些传统、主流的东西,而是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状况、纠结、感情经历。《喜马拉雅天梯》的重点并不是放在那些登山英雄,而是表现向导们的命运和情感。片子结尾的时候,登山者说 “没有这些向导就没有他们”。这里我也有点奇怪,不知道是如何在那么高峰进行拍摄的?可否解密一下?

萧寒:我揭秘一下,摄影师都是登山队员。我是上不去,我们的摄影指导是藏族人,这三位登山队员中的两位曾做过奥运火炬传递,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基础,只是没有拍过纪录片。他们在拉萨经过三个月培训,海拔7000米以上全是他们拍的,拍的很棒。其实,从海拔7000米到8848米,只要拍到了,把看到的告诉大家,那就是震撼的。纪录片最棒的在于它不需要太多技巧,更需要一颗真诚的心。这也是一个并没有太多经验的创作者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重要元素。

吴建芳:精心选择的朴素,是最难的。萧老师的角度很特别,但永远不变的是,他要表现的是 “人”,是当下的人和他们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体验。所以,这个作品表现了萧老师的一种追求,也说出了很多年轻人想要表达的。下面是提问时间。

問答環節

问:我来自广东中山。很不好意思我刚开始看这部片子是在B站看的盗版的,后来上映后也买票去电影院买票看了一次。请问,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您在拍摄过程中会不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意图去引导被采访者,按照您想表达的东西去呈现?您如何把握这一点?

萧寒: “纪录片是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因为有导演,所以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真实。大家也能感受到我是一个个人情感比较明显的人,所以在片子一定会有我自己的表达。但可以保证的是,我所呈现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在那一刻真实发生的,只不过如何去剪辑、如果表达我们想呈现的,一定会带有主观色彩。纪录片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一定带有创作者和拍摄者的情感与价值观。我个人是反对摆拍的,我的片子里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是摆出来、演出来的,只不过在采访和交谈的时候,我会问一些我关注的问题,有一些话题是由我的主观意愿去推进。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也相信每一位观众都有自己的评判能力和感知力。一百个观众心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一个观众看完我的片子之后被触动的点应该都是不同的。我与您可能完成了同一个点的认知、观察、体会,但与另一位观众又完成了另一种体验。片子的人物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到每个人心中不同的角落。

问:在您出名之前,您拍的片子有比较多您自己的真挚、朴素的想法,但您现在已经有了名气,别人对您的期望也大了,您的压力也大了,随之而来的考虑也会增多,这会对您之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萧寒:还是有一些影响,因为生命是动态的,明天的我和今天的我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如果让我再拍一遍,也许会拍的不一样。但我并不认为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和变化。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还是有的,比如资金多了,就有更多钱去实现我的想法,知道我的人多了,我们的下一部片子就会有更多的关注、被更多人传播,这都是好事。

问:我来自深圳。在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后,感觉自己的视野被拓宽了不少。我看到片子里很多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着外人看起来很枯燥的事情,他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去修复一件文物。我想问,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这部纪录片而愿意投身到这个行业中来?

萧寒:纪录片应该并没有能力去干预这件事原有的运行轨迹,故宫博物院也有它们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不过,我们这部片子在B站被称为 “故宫招聘宣传片”,因为去年我们片子播出之后,故宫招聘的一百多个职位竟然有两万多人报名,其中绝大部分希望可以进入文保科技部修文物。百里挑一,去年进了十八人。我们没有能力为他们加工资,只能尽力做好一部 “宣传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年轻人在择业时,也会去选择他们喜欢的东西。

出席嘉宾发问

问:我来自香港。香港社会很多人评价我们九零后、零零后的孩子很脆弱、容易放弃。想请教老师是怎么想的?

萧寒:我还真不是这样认为的。在记录片创作的过程中,我从两个方面重新认识了九零后。一个是我团队中的九零后们改变了我对九零后的许多看法,另一个是九零后观众的反应。我认为没有必要给年龄打上标签。我放在纪录片中的情感,九零后的观众是可以体会到的。B站上的弹幕,他们说的那些点,都很对。开着弹幕看片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大家的反应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创作。九零后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我反而觉得在自己在那个年龄的时候比他们茫然、无知多了,他们非常有主见和厉害的价值判断。每个人心里其实都知道他该坚持什么,别人的答案只是帮你肯定你自己心里已经选好的答案。

问:我来自广东中山,从事媒体行业。在中山有 “南派纪录片”这种说法。我看到你以前做过学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有美术的功底。您觉得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您的经验会不会为您带去一些想法?您对我们华语纪录片的未来有什么想法?

萧寒:纪录片的分派,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更多人愿意拿出真诚的作品,这就够了。至于华语纪录片的未来,我觉得也不是谁可以定义的。所有的定义权都在观众手里,观众会用他们的眼睛去投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火爆程度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但既然已经 “火”了,我们就会更加努力的去继续创作。我们坚持创作方式不变,比如,会花大量的时间做田野调查,花大量的时间跟拍。《喜马拉雅天梯》我们拍了600小时的素材,但是剪出来的影片是九十分钟。我们现在正在拍摄的片子,去年做了一整年田野调查,今年还要拍摄一整年,我预计会有约700小时的素材,但明年还是会只剪出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这是我不会改变的创作方式,我们必须首先要有一个大的积累和素材,才能从中找到很棒的细节与情节。我相信坚持这样的创造方法,就一定可以给大家好看的纪录片。

问:我有一个小好奇。我之前也见过纪录片拍摄现场,现场的各种设备、灯光还是蛮多的,对于被拍的人来说肯定还是会有一定影响。那你们在拍之前,如何与被拍的人沟通?还有在做天野调查的时候,你们是如何与他们沟通你们的想法要他们去配合你们去做这件事?

萧寒:首先我会给团队中负责田野调查的成员一个方向,请他们去寻找相关人物。比如我们现在正在拍摄的片子,目前已经采访了一百多个人物。而我会通过看每一个人物的小传来挑选,进一步缩小人物范围。像故宫这部片子,文保科技部其实是有一百多人,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只有几位师傅。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少干预。很多时候进到工作环境中拍摄的只有摄影师一个人。我们会努力让被拍摄者习惯我们的存在,让我们融入成为他们环境中的一部分,这时候被拍摄对象就会呈现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这个适应过程需要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拍摄。 “片子拍的不够好,只是因为你走的不够近”,当你走进、融入到他们的生活,才能捕捉到最真实的一面。

吴建芳:今天的讲座是一场成功的研讨会,大家问的内容非常专业,萧老师也给了大家很满意的回答。萧老师说他在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时并没有想到 “匠人”这个词,但他却一直在实践匠人的精神。在看他的第一部影片《丽江拉夫斯基》时,我就想问拉夫斯基是什么意思,果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理论给了当代教育很多影响。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表演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很多是自己选择的,另一些则是被迫选择的。但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我们都应该用心做事,最后一定可以得到好的收获,在人生舞台上一定可以活出生命的质感。这是我的感受。谢谢大家!

萧寒在中国文化院主辨的文化沙龙“同根同源说故宫”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