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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萍︰〈中华茶道中的儒家精神〉

 

 “茶事”在华夏大地兴起后,品茶、论茶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毫无疑问,中国茶文化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当然,中国茶文化也同时接受着道家、佛教的熏陶,是儒释道合流而生的综合文化体。但道家主要提供的是养身养体的思想资源(偏重朴素的生理科学)、佛教主要提供的是修心修意的思想资源(偏重精神信仰),唯有儒家提供了全面的思想资源,包括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等广泛内容,用现代学科的语言来表述,则跨越了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这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幸事,我们当百倍珍惜,善加广大。

一、儒与茶的融通关联

从物理属性上说,“茶”具有极高的亲和力,可以与多种物质相混合,并配以多种加工制作方法,从而生成多款茶类,形成庞大的茶的“家族”。同样,由茶而予以思想提炼、审美定格所发展出来的“茶道”也具有不逊于此的特性,这些特性可以概括为茶道的广泛渗透性或者无边界延展性。藉茶道上达天道、下及人道;前连历史人文、后续产业商界。就中华茶道而言,中华文化的绝大多数元素(特别是人文层面的元素)都有所汇集、凝练,茶道与诗、琴、画、曲、香、乐等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茶道是一门综合的学问和复杂深邃的文化现象。其中,最浓厚的一笔,最深刻的印痕显然来自儒家思想,我们之所以大胆提出“儒茶”概念,也是基于对中华茶道中的儒家精神的体认和揭示。

“儒家”,无论思想或精神,并非故纸堆,而是活的传统,它一直处于发展、演变、分形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也先后出现了许多不同、对立但又相互关联的各种学说、流派、分支,但在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一意义上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言行中流露出或多或少的儒家思想的因子或成分。然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反传统、批儒家的当代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的影响严重式微,主流群体(公务员、国有企业干部等)已经远离儒家思想,以西学为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全部的理工科和部分文科)也较少的去系统接受儒家思想,这就是现代新儒家所感慨的儒学“花果飘零”、“儒家南传外传”现象。值得庆幸的是,港台地区仍未中断儒学的研究,儒家人物得以著书立传、传业授徒,这些被称为“现代新儒家”或“海外新儒家”的学者大多有留学欧美背景,对西方思想文化熟稔,故而能够做到打通古今、合璧中西,对儒学做出了合理的“创造性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也出现了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评估的思潮,这股思潮成为中国文化当代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起源上看,“儒”出现于殷商时代,号称“儒”的人能够断文识字,而且掌握了祭祀仪式和祝祷文献,从而成为贵族天子的主祭者。但“儒”的地位并不稳固,对“儒”的评价在当时也褒贬不一。他们或者被视为通鬼神、敬天地的人,受到极高尊重;或者被视为兴妖言、蛊惑民众的人,受到极度排挤。孔子在儒的角色和定位得到重新确认方面居功甚伟,一则他通过授业带徒,将儒的基本学说和儒者应有形象传播出去;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修订古籍,以儒的义理加以审定裁决,经他之手流传下来的中国上古文献变得极其纯正、雅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于1872年来华传教,1894年出版了《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在书中指出,“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完全没有一点玷污人类心灵的龌龊之处,这是人们一再指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与印度、希腊和罗马的作品的主要区别之一。”[1]虽然今日的学术界对孔子如此大刀阔斧地修订古籍之举颇有争议,但从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后果来看,孔子所确立的儒学经典对儒家学统、对儒者修养等还是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也构成儒家在日后诸子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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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看看茶与儒是如何相遇的。说来简单,茶与儒的相遇在中国是百分之百必然发生的事件,因为在中国,茶的人工栽培和利用的文字记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期,茶只是作为药用和食用,此时茶只是万千可食用、为人所利用的自然造物而已,是完全被动的客体,并未进入意义世界,更未成为文化现象。汉代至魏晋之际,茶的利用方式日益脱离疗疾、果腹的物质性或功利性,开始成为待客、自娱、品味、解孤寂、醒精神的工具,茶开始脱离单纯的物质属性,获得了与人共在、并存的亲近位置。唐代出现的“茶道”、陆羽《茶经》所做的集大成,终于将茶变成了非物质性、非日用型的审美对象和价值载体。唐代是中国文化达到全面成熟的时期,儒家得到了系统化总结,儒释道的合流也有了充分展开,此时提出的“茶道”,其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都无法脱离儒释道三家,但在本书中,我们单表儒与茶的融通关联。

中国茶道是在即物中寻求人生真谛和生命意义,这一基本命题正是儒与茶融通关联的后果。中国茶道的即物性体系了儒家的自然主义倾向。儒家提倡从日用人伦、洒扫应对中完善自我、成就事业。茶道不离茶性,如咽苦、生津、回甘等,这也是茶道在中国广为普及、为人乐道的根源。中国茶道的反身性再现了儒家的类比、类推、比附等思维方式。将茶比做人的伴侣、将品茶视为人生历程,从中两相对比、观照,读出人生、生活、生命等多重意味,这些体验无法纳入到现代科学理性或西方逻辑原理之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中国人式的表达方式。中国茶道的现世性很好地落实了儒家的现实主义关怀。儒家相信常识,秉持中道,排斥极端激进主义,无论是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还是破字当先的理想主义,都不能得到儒家的首肯。中国茶道受此影响,主张“精行俭德”,不事张扬。中国茶道的“茶人精神”、“茶德”完美地回应了儒家的伦理学说,真正的茶人是通茶性、重自身涵养提升、立人立己、达人达己的儒家式谦谦君子。

儒家思想属于伦理型思想体系,注重人伦纲常和道德教化。中国茶道尤其推崇“茶德”。待客、谈事、各类礼仪中,敬茶都是一个重要内容。茶与礼融合形成的茶礼是个奇妙的组合。中国传统的礼制十分严苛、繁琐,茶礼因茶香、解渴带来身体舒适进而令人精神放松,拉近了主客间的距离,弱化了礼制的古板。施茶还成为中国乡土社会中常见的善行义举。在江浙一带有一个传承已久的风习“施茶汤”,在巷口、村头、十字路口等多人行走处放置一大缸茶水,免费供行人饮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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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茶道的提出

学界公认陆羽是中国茶道的集大成者。不过,陆羽的《茶经》通篇并未使用“茶道”这一概念。与陆羽同一时期的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明确提到了“茶道”,他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从汉字的用语习惯来分析,此处的“茶道”虽然连用,却不是一个独立概念,其词意是指“有关茶的方式”、“围绕茶进行的活动”,简单的说就是饮茶之法。晚唐诗人卢仝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被视为茶诗中的千古绝唱,他在诗中写道“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茶喝到第七碗时,他已“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并由此展开思绪,“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茶对他而言只是道具或思想的引子,他喝茶后联想、移情到苍生,感怀世间。这十分吻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阐述的“文以载道”理论,不过,此时是用茶载道,借茶悟道而已。可以说在卢仝的诗中并不存在独立的茶道,即便有道,也是茶外之道。这种“道”无非是儒家所一贯主张的天地人勾连和悲悯苍生的士大夫情结。在此,还不得不提到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唐代诗僧皎然,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知此。”诗中所言的“得道”与“涤昏寐”、“清我神”类似都只不过是饮茶之功用,即便是最后一句出现的“茶道”其实也是饮茶之法(更准确地说是“法门”)的意思。由此笔者认为,虽然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但也只为中国茶道的出现做了铺垫,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茶道。

宋代是众多中国式文化形式全面铺陈并达到顶点的时期。宋代饮茶不仅喝的是单纯的茶汤,不再加香料、盐等其他味重之物,而且喝的过程也被延长了,煮茶者(茶主)和饮茶者(茶客)之间出现了互动,他们共同深切参与到品茶这一活动之中,所以,斗茶的出现才有了可能。往茶盏注水,并用茶筅击拂,在茶汤表面上就会形成各种造型、图案,斗茶成为宋代盛极一时的生活情趣,甚至是文人间的乐事。茶盏的小世界却因茶汤面上图案的千变万化印现出世间的千姿百态,斗茶时饮者相互唱和,因茶而发问内心不断自省,并由此反观世界,力图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茶—人—思三者高度合一:人在茶中,人因茶生思,思的对象关联茶,茶须臾不离人,直到这时,“茶道”才呼之欲出,水到渠成。

 

宋代之所以提出了茶道,也与中国哲学到此时达到了抽象化、学理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例如,理学大家朱熹曾由茶格出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类》)朱子指出,茶道无非是理,无非是和,与理、与和合一的茶道不再是茶外之道或喝茶者的主观感受,茶道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它分有了理,只是具体殊相有异,分殊的茶在其内在精神上——茶道——只是一个理。易言之,茶道与理直接勾连,相通无碍。当饮茶的过程被仪式化之后,饮茶本身不再是生理需要的满足,已经变形为茶道的再现。不仅如此,真正的茶道是自我充足的,不假外物,因而领悟茶道之人是精神圆满的,快乐至极的。饮者因茶道体验而得到精神升华,饮茶活动也因茶道体悟而成为脱俗超凡的人生至乐。经典儒家高度推崇的孔颜之乐借助茶道被具体化和日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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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只是万千植物中的一种,本是具体实在之物,茶自身是无法企及道的,是人赋予了它道的属性。但应看到,被视为道之载体的茶也非普通茶,借茶悟道的人也非一般人。如果任何茶都可寄托道,任何人一喝茶或者茶一入口随时都可感受到茶道,此道非茶道,不过是便宜说法甚至只是无稽之谈。宋代欧阳修总结出的是茶新、水甘、器洁、天朗、客嘉“五美”俱全方可达到“真物有真赏”的境界。此五美很难同时兼具,很多时候喝茶只是为了解渴,并不能体悟茶道。这也是茶道与其他完全脱离实物的大道(如人道、政道、神道等)的不同之处。

中国茶道的出发点是寄情自然之物(饮茶环境、茶具、茶室等),由饮茶过程中的先苦后甜式的回甘体验类比人生,饮茶伴生的诸种情感(思绪、感触、情谊等)直接转化为关于智慧、信仰的理性判断,寓茶于情,由情及理。中国茶道源于雅文化,是一种士大夫式的生活体验,对这样的茶道进行哲学审视,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可以称为“文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检视。这一群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担当者,通过对他们的检视,士的精神、中国人的人格、中国国民性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

三、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

从与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鲁迅在《喝茶》一文中说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不过,闲时吃茶与吃茶以度闲是不同的,前者仅仅将吃茶当做短暂的过程,一系列事项中的片刻停留,吃茶只是手段;后者却是将吃茶本身当做一件顶重要的事,全身心沉浸吃茶中,闲暇只是预备来吃茶的。

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早期的儒家,如孔子、孟子都是反对隐居的生活,也对隐者大加鞭挞,但魏晋之后的儒家因吸收了道家、佛教思想,对“隐”的理解有了变化,开始主动接纳“隐”。如范仲淹说到,“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出世有为与退世无为都得到了同样的肯定。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

“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儒家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了儒者精神品格的写照。儒家的人格通常被归结为“孔颜之乐”。西方哲人康德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儒家乃至深受儒家思想侵染的中国人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

“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中国茶道之乐是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现实的关切。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1]亚瑟.史密斯:《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2]参见李萍:“论中国茶道对儒学生命观的扬弃”,载姚新中主编,《哲学家2015-2016》,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