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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名家】小道可观:中国的迷信、理性与其预测文化 ──专访德国汉学家朗宓榭教授

本期专访了德国汉学家朗宓榭教授。在访谈中,他向我们介绍了德国汉学之发端,并娓娓道出自己基于个人兴趣从事汉学研究的历程。朗教授治学门类广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中国古代预测文化的探究,以及传统中国社会的迷信与理性之讨论。

朗宓榭简介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1953年生于德国南部的班贝格市,曾先后就学于海德堡大学与慕尼黑大学,攻读汉学、哲学、政治学和民俗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包吾刚(Wolfgang Bauer),于1983年获得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2至1994年任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系代理教授,1994 至1999年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教授,1999至2000年任日内瓦大学汉学系讲座教授,自2000年以来,任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讲座教授暨系主任;在德国联邦科技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于2009 年创建了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并担任院长。朗宓榭教授治学门类广博,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命理学研究等,通晓德、中、英、法、意、西等多国语言及拉丁文,著作等身,包括中文译着《朗宓榭汉学文集》(郎宓榭着,徐艳主编,2013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德国汉学由买书开始

周康桥(以下简称周):朗宓榭教授您好,中国文化院《国学新视野》杂志委托我为您做个专访,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否先请您介绍一下德国汉学历史与状况?

朗宓榭(以下简称朗):德国汉学有较长的历史。第一位德国汉学家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叫做诺依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他于1830年到达广州,当时在做关于一位shipman传说的研究。但他本人其实对中国文化没有太深刻的了解,只是对此有很浓厚的兴趣。清道光年间,外国人在中国买书、学习汉语是被禁止的,在停留广州时,诺依曼却私下购买了约六千本汉籍,而后又秘密地将书汇寄回德国,并送至慕尼黑国立图书馆。现今仍有三千五百多本存世。因我曾在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工作了三年,看到过这一批藏书,所以我对这个收藏比较了解。诺依曼最初想将这批书卖给国王,但是国王却不愿意为此花钱,而是承诺可以给他一个教授职位,所以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便成为了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他购买的书现在看来还是很宝贵的,因为他搜罗书籍没有什么标准,从最学术性的经书典籍,到民间各式各样的图书,都有涉猎。所以你看到这份藏书,较广泛地反映那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很有意思。在中国的图书馆,通常不会保留这些民间的书籍,诺依曼搜罗的不少书,在当时也算是庸俗的垃圾文献,但是一直保存到今天,这份古籍收藏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诺依曼是德国第一位汉学家。

我是在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汉学的学习与研究,首先要学的是古代汉语,实际上,当世的中国对那时的我而言是 “不存在”的,平时也没有接触过中国人,那个时候中国也相对非常封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就像研究埃及学的学者一样,都是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古代文明来对待,与现实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丝关系。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有一个中国存在于与我共同的时空。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我的前辈老师们去台湾或是日本做汉学研究,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会讲中文,他们可以写汉字,可以翻阅中文典籍,但是口语与听力都不行,他们都是通过阅读文献来研究,而我们现在则可以用中文来做报告、做采访了。

汉学──越研究越发觉有意思

周:当时是什么兴趣促使您开始学习汉学的呢?你目前在做占卜与预测方面的研究,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朗:我最初在爱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阿拉伯语,但其所用的研究方法是纯粹语言学上的,与文化背景没有什么关系,对我而言,便觉得有些无趣。虽然我也有研修民俗学,但还是想找一个真正的、与西方文化同一个层次的,包括有书法的、有制度的、有官僚的、有历史的、有美感的文化来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于是我选择了中国。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很多情况都不怎么了解,但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与感情存在。随着研究的推进,又获得一些深层次的感悟,并不感到枯燥乏味,越研究越发觉有意思。

我硕士阶段是研究晋朝的谣谚,《五行志》中有个部分便称作谣谚,这需要先翻阅杜文澜那本书(《古谣谚》)。在此基础上,我博士阶段接着研究明代与清初的一些类书:《梦占逸旨》、《梦林玄解》、《梦占类考》,这三种书籍可说都是关于占卜与预测的类书。那是1984年左右,中国大陆对这样的内容还是比较敏感。包括西方汉学在内,我是第一个著书探讨这些内容的。当时还有一些法国汉学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但我是第一位出版成书的著作,发表于1985年,是用德文写的。我也写有法语的书籍,因为我在法国、瑞士日内瓦待过几年,出版过法语、英语,还有中文的著作。不久前刚出了一本书,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朗宓榭汉学文集》,现在正在与三联出版社筹备繁体字版本的出版事宜,任务繁重。

《朗宓榭汉学文集》是朗宓榭教授的重要著作。

我的老师是包吾刚(Wolfgang  Bauer)教授,他有关于 “拆字/测字”(character dissection)一类的研究,曾发表过两三篇相关的文章,当然这并不是他最集中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占卜)是我个人自己选择的切入点,我对心理分析有兴趣,同时对西方关于梦的解释分析也颇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想看看在中国:这么优秀的文化中产生过什么相类似可以用来作比较的?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研究领域,转而研究耶稣会的一些著作,同时还跟两位同事将张载的《正蒙》翻译成德文。所以这中间我有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占卜研究,直到七年前(2009年),才又回到占卜——这个学术生涯伊始的研究领域。

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周:您刚才提到耶稣会士研究,传教士或许可称为最早的一批汉学家,您如何看待他们关于中国的研究及其影响?

朗:自明末开始,来华的传教士描绘的中国景象虽然不是专门的汉学研究著述,但在当时的确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不过他们所写的文字恐怕未必是反映中国文化的 “真象”。在他们笔下,中国比欧洲先进、理性、有序,他们也知道中国文化有许多的毛病,但佞华的思想仍然在当时的欧洲广为传播。耶稣会士对中国的青睐,是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块垒的行为,不同的 “他者”,根据欧洲态度的变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过是西方思想和政治游戏中的棋子。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有的非常深刻,有的则流于表面。譬如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写了《交友论》,影响很大,甚至收入到了《四库全书》中,但反过来讲,他也写了一本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与接受的《西国记法》。他本想将自己的记忆术小册子献给江西巡抚陆万垓,因为陆的两个儿子正在准备科举考试。但陆万垓对此书评价非常消极:为了理解运用这个记法,本身就要花费很大的记忆力,这就很讽刺。

明朝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西国记法》这一套逻辑是自古代希腊到欧洲中世纪发展开的,中世纪的修辞,不管在教堂、在大学,都有过这种很机械(mechanical)的记法。记的时候要在脑海里设一个地方,譬如一个书架,从左边开始。比如我讲中国书法,就需要一个意象(image),在我脑海里就将一个中国人来写字的形象放进 “书架”, 要记忆另外的东西,就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借用语音与字形上的技巧,将意象与我要记忆的字词联系起来,依次放进 “书架”中。这过程十分繁复,而且都是联想,我是做不来。西方人在十四、五世纪也用过,但到了利玛窦的时期,那已经是十六、七世纪,大家都不使用了,太复杂了,只有耶稣会传教士保留了这个记法。我本人并不会使用这套记忆方法,还是比较陌生。

汤若望在天文学方面学识渊博,曾在清朝初年出任钦天监正。

至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状态,我认为是有不同阶段的。最初明末的时代,所谓的 “实学”刚刚出现,所以有不少学者,像徐光启、杨廷筠等这批人当然感兴趣,他们又是对哪个部分感兴趣呢?就是对当时所谓的科学,也就是 “格致”感兴趣。同时也对世界观、宇宙观有兴趣,当然对神学也想暸解。我们知道,徐光启对着玛利亚圣母的塑像,怎么说呢?爱上了她。这批学者与耶稣会士的交流很多。之后中国人慢慢丧失这方面的兴趣,到1616年 “南京教案”,甚至出现反对基督教的活动。比利时学者杜鼎克(Adrian Dudink),他对耶稣会著作里中国学者写序的书目进行了统计――结果很有意思――越来越少。中国人对耶稣教会带来的新知识,最开始兴趣很强,然后越来越少,大趋势应该分不同的阶段。此后还有一个上扬的阶段,就是1669年左右,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这批传教士,他后来还做到天文台主任(钦天监监正)。清朝皇帝, 尤其是康熙皇帝对他们的数学知识、天文学知识,对他们的机器,也包括奇怪的机器,非常感兴趣。所以中西交流的状态有高低起伏(ups and downs)的不同阶段。从最初充满好奇,到利玛窦过世以后,1610年,这个兴趣就慢下来了。然后再经过康熙皇帝,在乾隆时代,传教士包括基督教教徒的日子都是很煎熬的,这跟国家领袖的个人态度有莫大关系。

周:我自己在翻译文献时常有辞不达意的困扰,在面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与典籍时,中国学者是如何将这些陌生的事物转化成中文语境的呢?

朗:事实上,有些词没有办法翻译,因为没有符合的词语。不同的符号体系造成这种交流的障碍,这种障碍又没有比较具体的表现,在西方是这个意思,传到中国就大相径庭了。挑选精准的词汇用来指代某一陌生的现象,往往已是理解和把握外来事物和思想较为往后的阶段了。为了将那些舶来品融入既有的知识分类体系,人们在最初则更加偏向于采用意译的方法。我们都知道严复 “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将全文融会贯通再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虽然会在一旁加上自己的评述,但是与原文相比还是会存在偏差。无论是中文的翻译,还是从拉丁翻译到英文德文,都不是十分契合原文的。过去的译者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把大意理解起来就行,但我们现在很严格,要求每个词都尽量要一一对应。

我现在正在研究阿奎那(Thomas Aquinas)作品最早的中文翻译,是1654年左右由一个西西里传教士翻译成中文的,做得非常好。因为原文是拉丁语系,很是复杂,阿奎那的逻辑思路,即便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而言,也很难理解,看得出译者花了很大功夫。我自己对翻译工作有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是翻译时必然是需要花很多功夫很多心血,没有最好的译作,只有更好的译作。

传统中国:迷信还是理性?

周:您在 “国学国故国粹研讨会”(香港浸会大学,2016年11月)上的报告〈传统中国:迷信还是理性?〉很有意思,但由于会上时间有限,报告时略过不少内容,能否请您再详细介绍一下?

朗:我首先展示的是《论语》、《大学》和《中庸》在1687年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十一位耶稣会士参加了翻译。这可以看作是十七世纪把儒家思想彻底纳入西方理性轨道的尝试。《中庸》在西方多次单独出版,法译本称之为中国的 “科学”,所有的译本都强调其理性。早在1583年,利玛窦的上司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就指出,中华帝国完全是由理性来统治的,在很多方面优于西方。总的来说,在欧洲启蒙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 “理性”中国的形像。伏尔泰(Voltaire)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说: “孔子比穆罕穆德要高明得多,这是第一个没有宣布上帝启示的凡人!他运用的只是理性,而不是谎言和利剑。”伏尔泰当然不知道谶纬之说,也不了解《孔子家语》这样的著作,而正是这些,揭示孔子与占卜有着渊源关系, “韦编三绝”一词就出自于此。当然也有其他人持不同的观点,甚有影响力的荷兰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就认为中国完全是被迷信主宰的国度,他着有一部六卷本的《中国的宗教体系》。他的学说对韦伯(Max Weber)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韦伯看来,儒家思想有 “理性”的成分,但是无法从 “巫术的花园”中解脱出来,所以中国人不同于新教教徒, 缺乏 “对世界的张力”。他们都是有局限性的。

伏尔泰是启蒙时代的大思想家。

我这次报告主要分析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与他编撰的《四库全书‧术数篇》的序。从纪晓岚的文本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怎么对待那些奇怪的现象。我对他的看法与判断非常有兴趣,以此对迷信与理性在传统中国的关系做一番探讨,其实二者不可以看作是无法调节的对立。当时另外一些学者,比如朱珪,他也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之中,同时他也对扶乩非常感兴趣,还组织了一个相关的朋友圈。

周:您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在对待迷信与理性时的差异呢?

朗:我认为这是近代西方的一种发展,与欧洲中世纪也是分不开的,譬如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说过一段如此的话:我们做一个科学系统,科学系统里面也包括有星占学,是与医学归为一个学科。因为二者是通过推测而不可重复的,一般的医学可以出现误诊,医生都依靠自己经验来推测。大阿尔伯特是一位星占学家,他也是靠自己的经验与直觉来从事研究与工作。传统中国所谓的术数,虽然被归于小道,但是是不被禁止的。可在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类似的行为都被禁止,虽然每位教皇、每个教廷都有自己专属的星占师,有些自相矛盾。当然这类在中国虽然是小道,但是完全没有什么障碍,没有拦路虎。

周:《汉书‧艺文志》中就是将神仙、方术与医学放在一起。

朗:是的,在这一千年以后,西方才是这样的分类方法。而且现在做纯粹科学史的学者对科学的定义也越来越宽容,我们跟马普学会(Max-Planck-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e.V.)在柏林的科学史研究所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对他们的思路想法较为了解。他们也很难区分开科学与迷信中间的一些界限,科学是多样的,有不同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说法。对科学的理解、定义越来越软性(soft definition),这是最近的发展趋势。中医也越来越受欢迎,对中医这套医学逻辑也更加的包容,认为这是另外一种理性。所以我感觉,对于过去人们认为迷信之物,你信不信不必管,但是需要去研究一下,因为这是人类知识非常重要的部分。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

有人批评说中国人现在没有什么信仰,其实信仰在中文里也是外来词。我信,就是我可以靠什么,但是信仰,就像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那些,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可靠是另外一回事,是I trust,然而 I trust is not I believe,这是不同的层次上的问题。在面对风险社会时,人们不知道该依靠什么,就去求神拜佛,去相信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也包括算命,也包括风水。当然,官方方面是不允许的,但是很多人甚至将占卜术纳入到民族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信仰方面,泰国现在出现佛教恢复,中国的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多。但是还是要考虑 “可靠”的东西,这是跟价值观有关系的问题了。

命运、能动及预测

周:近年您创立的以 “命运、能动及预测: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应对策略”为主题的人文研究院,是德国教育部支持的全国九大研究基地之一,主要研究中国与欧洲预测文化的对比,吸引了来自全世界人文学界的瞩目。您在这项工作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取得了什么有意思的成果呢?

朗:研究基地现在一共有十个,我们是其中唯一一个研究中国的,并且是研究预测,包括占卜、星相、算命、风水一类被人们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内容。困难并非来自于官方,我自己一开始认为研究预测这一类小道之学很难得到这么大的支持,但是当时有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判断评估这个申请,认为这些研究很有价值。最大的障碍就是,我跟研究欧洲历史的专家学者合作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作为汉学家,能看中文,能看拉丁文,能看古希腊文,能看意大利文等等,所以我对中国历史有了解,对自己的传统也有些了解。而研究欧洲历史的欧洲学者,他们的学术传统很长,他们拥有自己的期刊杂志、自己的丛书,我们汉学家还没有这些,他们在另一个圈子,所以在活动开始时沟通比较难。

龟壳、铜钱等,是中国传统的占卜工具。

此外,他们面对汉字、汉学的思路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是作为欧洲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而我们研究的对像是作为 “他者”的国度。这同时也是国外汉学的问题,不过也可算得上是国外汉学的好处。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中国学者提出的不一样。当然,中国学者对材料有非常深厚的知识,但是有时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会发起新的关注点与新的学术活动。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们以中国研究为核心,研究中国的算命、预测为中心,但是我请研究欧洲历史的同事来进行比较,互相提供一下有关材料等,这个过程不太方便。但是现在越来越顺利,我们现在请越来越开放的年轻学者,他们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们对我们提供的材料感兴趣,可以做一个比较。我们每周一次坐在一起开一个小范围会议,每个研究小组给其他的研究小组提供一下参考材料,这些材料很有意思,每每阅读都收获不小。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位中世纪星占师大阿尔伯特,我以前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现在对他就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合作。

周:这个研究基地像一座桥梁将中西方相关的学者沟通起来了。

朗:对,这是一种交流,也包括大陆来的学者和台湾来的学者。我们与台湾中研院关系也很密切,史语所来的有近代史方向的祝平一、张哲嘉。中西交流有时候非常表面,特别是怎么对待未来,这是要基于相同的话题共同的经历才好讨论的,没有这个就太抽象了。我们这儿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圈子,一方面是欧洲历史专家,一方面是中国专家,另一方面是汉学家,我们是媒介人。有着同样的课题来预测对未来的看法,有同样的话题就可以比较研究一些实际的问题了。

我觉得现在的中西交流比起历史上而言,往往可以在同一个层次高度(same height)进行沟通,而且大家没有自卑感,中国大陆学者在国内国外待了好些年, 也有很开放的心态。而且我们也是这样,派我们的学生到大陆、香港、台湾去交流。但是最关键的是,不要刻意去找他者(the other),不要去找陌生的课题,先要找一个有共同话语的题目,比如在一起研究甲骨文,研究一个历史现象。这个陌生的他者越来越不重要,不像当初中西文化相遇时那么大的差异了。我个人非常反对后现代的一些看法,我这方面比较保守,有些学者过分强调这个 “他者”概念了,人类之间还是有很大共性的。并且文化比较主义可能会更偏向简单的双边关系,而非反映多边层面存在的关系。

周:是的,就像您刚刚说到徐光启他看到圣母像,被那种美所震惊、吸引,人们审美、思维中存在很多共通之处。

朗:毫无疑问。

占卜术风云再起

周:那您觉得中西方的命理学,有什么有共性的地方?

朗:当然有,传统西方从托勒密(Ptolemy)以来的星占学,跟八字关系相当密切,不光是方法。在中国, “时”、 “日”、 “月”、 “年”,这四个叫做四柱,那么西方也是这样。两个月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很新奇的会议,请来西方有名的星占学家跟中国的八字专家在一起,来探讨同一个问题,比如说,给他们历史名人的 “命单”,由他们分别按照西方的方法、按照中国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有相似之处。相不相信这种占卜不是我要关注的事情,但是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于我而言是很有趣的。中西方的命理学也有差别,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没有风水,西方有卜人,却没有卜地。当然建筑师会关心房屋的朝向,但是地道的风水在西方是没有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区别,我现在也不清楚。

商朝的甲骨文是人类早期文字之一,每多用于占卜。

周:《尚书》中写道周王灭商后,就派召公去占卜寻找何处适合建都,中国关于卜地的记载相当早就出现。

朗:战国时期的《日书》里面也有很多与卜地相关的记录。而且有十分完善的系统,用以占卜出最合适的地方。而古罗马建城的地方,是比较偶然的,有神话传说的记录,但是没有系统的地理、风水、堪舆。有时我觉得,有些是套话空话,但是有一点道理,这种占卜中的语言看上去是非常理性的,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中国衍生出的一种理性。我并不是说西方人不关心地方,只是没有系统的方法来确定最合适的地方,最符合我们命运的一个地方。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所以我们应该给理性一个新的定义,非常广泛的一个定义。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性概念是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来的,而且启蒙运动派生出很多知识。在中国二十世纪,陈独秀这一批人,宣扬 “德先生”、 “赛先生”的概念。但是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严复。他是中国启蒙的英雄,他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使用的是桐城派的方法,贡献很大。我在三年前(2013年),与北师大一位教授,合作研究西学东渐的问题很多年。我们一起去读严复的日记,发现原来严复每周至少会下一次卦,然后翻看《周易》是怎么样解释的,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例子。从宇宙观而言,严复是接近现代化的,是十分先进的。但他可以说是手不释《周易》,还使用了古代的占卜方法。我查询到他有一个清初的手册(《增删卜易》),他每次都用这个手册来解释他的问题,他下卦的结果。例如弟弟是否能够发财、哪一天适合结婚等等。这样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存于一身,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是这样。

周:是的,不少中国人在面对日常事务时,还是会翻看老黄历。

朗:黄历,在香港特别普遍,所谓择日非常重要。吴宓也是这样,中国古人有一套很完美的世界观。但问题是这些为什么没有进入像严复他们这些人的世界观?他们是区分得很明显的:有一个十分官方的世界观,翻译、修辞典等等都是严复他们的贡献,但是他每次给儿子写信,都说自己下了卦,给你一些建议。不是间接委婉地,而是很直观的,这种态度上的区分也是我以后想要阐释的问题。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他们告诉我上飞机之前找了四位算命先生,看看哪一天最合适出行。但是在大陆大家不会太公开地讨论这些内容。他们来到我们这边,可以讨论,可以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基地的好处。对预测方面不只是感兴趣,而且是做实际的研究工作。

严复是近代中国的翻译家、思想家。

周:您平时的生活中也会用到这些吗?

朗:我对西方星占学也有些研究,避免不了的会对预测进行一些实际操作。我也对奇门遁甲、四柱、六壬、八字有些研究。我可不是算命先生,但是因为要探讨比较具体的问题,需要研究这些基本方法是怎么样、基本的思路是怎么样。还有一些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告诉我《梅花易数》方面的知识,还包括《易经》方面的专著,特别是宋代的。我对宋代很感兴趣,朱熹在《语类》说《周易》本来就是一本占卜的书,当时学者不太敢承认,现在占卜的内涵就恢复了。

周:您近期的研究方向是怎样呢?朗:一个是我刚才说的阿奎那的中文翻译,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并没有全部将其翻译成中文,材料太丰富,我正在研究关于命运、自由意志那一部分,非常有意思。选择哪一个中文词语来翻译 “自由意志”呢?阿奎那用的是拉丁语,翻译成英文就是free will,翻译者一开始讨论用 “自专”。另外一个方面是分析清代的一些高级官员对待占卜的态度与看法判断:在他们眼里,有什么障碍、有什么怀疑?

吴宓是中国近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家、诗人。

周:像十三经首部就是《易》,对传统文人来说接受这种占卜是很自然的。

朗:我同意,西方没有这样的书,只有《圣经》最后一篇是启示,这个启示都讲末日,讲最后审判。西方对历史的观点跟中国不会一样,差别很大,因为经典不一样,我们没有《周易》这一类占卜书籍作为经典存在。《周易》的地位很高,不管从宇宙观、哲学、占卜的角度来说。所以中西方关于预测的发展不会完全一致,西方对于占卜还是有禁忌的,但中国关于占卜、关于预测这方面的禁忌比西方少得多。

周:越是不稳定的状态下,人们越希望能够预测未来,现时世界的乱象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呢?

朗:我们是想不到世界的变动会突然这么大,这些变化都是几年前才刚刚开始。我们刚向德国教育部递交申请,写研究计划书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危机出现。这可算得上是人文科学的直觉,经济学专家用最为科学的方法都预测不了。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成功。

周:在中国,现在有关占卜、预测的事物越来越多,您觉得未来的发展走势会是怎样?

朗:一方面,中国近二十年来积极提倡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个盒子一旦被打开就很难合上。另一方面,占卜与无神论是不是矛盾不相容?只要把占卜的可靠性依据归结为最广义上的 “自然力量”, 可以想象人们在将来可能会找到一种模式,把一些预测、掌控命运的占卜形式变黑为白,打造成甚至连政府都会积极支持的 “软实力”。占卜与中医、武术、风水,同属于 “民间文化”,占卜可能与他们在西方秘术圈走一样的外销之路。就像之前说的,占卜无疑早已成为民族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的一个新模块。如果在中国占卜能够得到更多承认,它从非正式文化变成官方支持的正式文化就指日可待。

《圣经》对西方文化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