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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神州丧一身——怀念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饶宗颐先生出生于1917年8月9日,号选堂,又号固庵,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大门类。

饶宗颐先生为《国学新视野》题字。

饶宗颐先生是中国文化院《国学新视野》的顾问,并亲笔为《国学新视野》题字,多年来热衷参与文化活动,推扬中华文化。《国学新视野》2011年春季创刊号便刊登了郑炜明专访饶宗颐先生的文章〈饶宗颐的国学新视野〉,探讨了饶宗颐先生的学问、艺术两者的成就。

“文化神州丧一身”,饶宗颐先生毕生笔耕不缀,桃李满门,结出累累硕果,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是中华文化的无尽宝藏。斯人已矣,精神不朽,永远怀念饶宗颐先生。

现将饶公接受《国学新视野》2011年春季创刊号专访的文章刊登于此,以示怀念。

饶宗颐先生的国学新视野

——郑炜明

引言:华学与关联主义的国学

饶宗颐先生,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治学范围广博,盖可归纳为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包括潮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已出版学术著作约70多种,发表学术性文章约900篇,亦擅书法、绘事及旧体文学创作,并谙操缦,刊行的旧体文学作品集有10余种,书画集40余种,可谓学艺双携。此外,先生亦精通中国古代文献及多种外语,研究着重史料考证,且不断创新,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汉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回响极大,对于海内外推动汉学研究及弘扬中华文化贡献至巨。’

饶宗颐教授的著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日文版,由小早川三郎译,副题名为 古代文明与汉字之起源。(本文作者提供照片)

对于国学一词,饶先生并不常常提及。近年来,中外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都常常称他为一代国学大师,他也就祇好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了。据笔者粗浅的理解,所谓国学,有两大点:一是范畴的问题,二是方法的问题。以我所知,饶师他是主张用华学一词的。1994年2月他为创办并主编的《华学》这份大型国际学术刊 物写发刊辞时,就曾这样说过:

中华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中国何以能够维持七八千年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光这一点,已是耐人寻味而不容易解答的课题。

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 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 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是返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略)

我们所欲揭橥的华学趋向,有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历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寻求它的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找寻出它们的条理——因果关系。我一向所采用的史学方法,是重视 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尤其特别用力于关联性一层。因为唯有这样做,纔能够说明问题而取得较深入的理解。Assyrian文法上的关系名词(Relative Pronoun)有一个(Sa)字,具有WhomWhat等意义,我在史学是主张关联主义的,我所采用的,可说是一种 Sa字观,有如佛家的阿字观。我愿意提出这一不成熟的方法论点,来向大家求教。(下略)[2]

饶宗颐先生的夫子自道,笔者几乎可以肯定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国学,即饶师心目中的知己功夫、返求诸己的传统中国文化之学,但他认为这是研究中华文明这个屹立于大地之上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的学问,所以他会称之为华学。笔者相信饶师不会反对华学即国学这一说法。饶师在讲了华学的范畴之外,也谈及了他所主张的方法论:史学上的关联主义。他一向认为一切文化领域的研究,皆文化史范畴的研究,故必须具备史学的角度。他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上的史学的关联主义(Sa字观、阿字观)等等,以及所谓在研究时所采的纵、横和交叉错综等切入角度和坐标,其实最终皆可总结为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大可以将之称为饶氏的关联主义国学。至于文化的关联性,指的是文化源流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涵及其条理和因果等关系,正是饶师最有兴趣、认为最值得探索的。而这些特点,也许可以被视为饶宗颐先生的国学新视野。

饶宗颐教授的新作《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 精)/中华学术丛书。(本文作者提供照片)

上述种种,乃饶师在华学方面所提倡的新视野,其实却是他在经历了六十年以上研究中华文明的深刻体会和积累后的一个大纲。笔者认为又可将饶师的治学特点再细分为下列第二、三和四段的三大项。

开辟新课题深化旧课题

饶宗颐先生在华学研究方面,以擅于发掘和开辟前人未加注意或重视的新课题见称,但他对某些课题的坚持和持续探索,却是更值得我们借镜的。

饶宗颐先生是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第一人,其于1956年出版的《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伦敦所藏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并考定了《想尔注》成于张鲁之手而托始于张陵,对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义。是书出版后引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道教研究热,陈世骧、杨联升、严灵峰、陈文华,还有日本大渊忍尔等诸位学者纷纷撰文讨论。此书在国际学术界负有盛誉,法国汉学家康德谟先生(M.Kaltenmark)选此作为巴黎大学汉学院研究院的道教史教材;饶先生的学生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荷兰汉学家)曾撰文阐释此着在世界道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前此无人敢将早期的道书当成一项专门的研究主题……饶先生是道教研究的开拓者。他不仅把蒙尘已久的重要文献抢救出来,并加以各种严谨的注释和考证。可以说,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如此科学地研究道教文献。……饶宗颐先生的成就使法国学者(康德谟、戴维明、史泰安等)非常佩服。《老子想尔注》为法国汉学界提供了一个了解汉代思想的全新角度。[3]

在探讨学术问题方面, 饶先生有着一种求实求真和坚毅不挠的精神特质,能持续不断地钻研和发掘新问题。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尔注校证》,便是在原著《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的基础上,再增收了先生对此课题的新的研究成果。一个课题,研究、修正、增订前后达三四十年,这种情况,在饶师来说,绝非孤例。

又如1992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词集考》,实则是在1963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之《词籍考》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为学术史上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学的著作,其研究方法与角度,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实的研究资料与基础。饶师此书,也证明了许多时候,最旧、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其实一样可以开创学术史上的新课题。

1959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全书1300多页,共80多万字,是饶先生以二十年心力,利用当时所能见到所有的出土甲骨数据[4], 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殷商时代贞卜人物的专著。先生开创了以贞人为纲,排比卜辞的先例,在理论和方法上均超越前人,对了解各个贞人的占卜内容及其所属的时代很有参考价值;更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早期商代社会原始资料最基本的综合研究[5]。此着出版后获中外学术界高度重视,共有十三国文字书评予以介绍;1962年,饶宗颐先生更因而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 “汉学儒林特赏”,学术成就得到国际汉学界的认同。后来,韩国学者孙睿彻更以十年时间,将此着翻译成韩文本于1996年出版[6]。但饶师并没有因此而自满,他其后继续研究甲骨学,有《甲骨文通检》(主编,共五册, 1989-1999年)等著作。

饶宗颐教授近照。作者认为,对于国学一词,饶先生并不常常提及,饶先生是主张用华学一词的。(作者提供照片)

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饶先生曾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等地从事研究。1963年,先生应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之邀,赴天竺作学术研究,成为该所永久会员,并跟随白春晖先生(V. V. Paranjepe)父子[7]二人学习婆罗门经典,曾深入钻研《梨俱吠陀》等围陀经典,更兼游天竺南北各古地。饶先生后来从事 “东方学”研究,其梵学知识便植根于此,著作丰赡,而其中悉昙学更是独继绝学,成就过人;相关论文后结集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和《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前者更是既补充了王力等先生们在汉语史和古汉语研究方面的缺漏,又揭示了中印两个民族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关系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堪称绝学,可惜至今尚未获得足够的重视。

1976年,饶先生第三次往法京巴黎,在远东学院工作之余,又追随蒲德侯(Jean Bottero)学习巴比伦文,开始研究上古楔形文字和西亚上古文献,后以多年时间将一部以楔形文字记述阿克得人开天辟地的世界现存最早的史诗,翻译成中文,在1991 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近东开辟史诗》,成为巴比伦史诗之第一部中译本[8]。

从1978年起,饶宗颐先生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先后编著书刊数十部,举其要者, 如《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年)、《楚帛书》(1985年)、《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与曾宪通合着,1993年)、《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等等皆属新出土简帛之学;《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主编,1995-2004年)乃据新出土史料以  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1998年)是一部以全新角度审视汉字的族源,出入中外多个古民族、多种古文字,实则上已是一部上古文化交流史和比较上古文字史学,其重要性已有多位著名学者撰文推介。

饶师早年曾追随顾颉刚先生,治上古史地,并曾主编《古史辨》第八册,后因战事而未刊。但他对考古、上古史地的研究其实是贯穿他一生的。他一直到了新世纪, 还出版了《古史之断代与编年》(2003年)、《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后者更体现了饶先生对上古史地研究的一贯性,他以极为深厚的古文献功力,结合考古出土的新材料,再参考了外国古文化中的相关资料,然后作文化史的关联性研究,得出许多新知灼见,足堪垂范后学。

从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并不强调专门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强调的是要打通;笔者记得饶师曾经教导说:

文科不同于理科,过份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要文史不分家,其实是要文史哲艺统统都不分家。[9]

他重视考古新发现、新出土的材料,他有着坚实的古文献知识,他关注外国同时期、同范畴、同类型的数据,他相信文化间充满着关联性,所以在他的研究里,观点绝不守旧,处处闪烁出新的视角。

三重证据法 五重证据法

总括其学术历程,饶先生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献及中国上古史地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地下出土文献,壮年则由中国古代的研究扩展到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兴趣逐渐移到印度至西亚,而新世纪时又回归到上古史地。由于先生精通中国传统文献,史学根基深厚,又长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和战国秦汉文字,并通晓英、日、德、法等国语言及印度与巴比伦古代文字,研究问题能旁征博引,突破地域与学术门类的界限,并常能着人先鞭,发掘新问题,提出原创性的命题与立论,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重要建树。

但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学者,有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论,也是能否获得认同和肯定的关键要素之一。饶先生就是一位有自己的方法论的学者。

上世纪二十年代间,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提出 “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10]王氏主张运用 “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证古文献记载的数据,着重以两重证据互证,为考证学奠下新法,对传统学术研究进行了改造与革新,为上世纪的史学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间,大量的文物与文献相继出土,面对这些丰富的史料,饶宗颐先生认为研究者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以缜密的方法与角度,对新出土文献进行研究,结合传统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些珍贵的资料。1982年,先生在 “香港夏文化探讨会”上,首次提出以 “三重证据法”研究夏文化,认为 “探索夏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互相抉发和证明”[11]。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对 “三重证据法”作了详细的诠释,指出饶先生创新之点,是把有文字的出土新材料与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区隔开来,并特别强调 “有文字材料”的重要性[12]。此考证法广受古史研究学界的专家学者所认同。

数年前,饶宗颐先生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 “史溯”的开篇《论古史的重建》中,进一步阐述 “三重证据法”的要旨︰

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

此外,更提出史学研究必须采取的三种途径︰一是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们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三是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13]对于杨向奎先生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字》中提出以民族学材料,以补文献及考古之不足的 “三重证”说法,饶宗颐先生指出民族学材料只可作辅助资料,而非直接史料,继而引伸出 “五重证据法”[14]。笔者曾对于饶先生研究上古史所提倡的 “五重证据法”作有简析︰

饶师是先将有关史料证据分为直接、间接两种,再分成中国考古出土的实物数据、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国传统的经典文献与新出土的古籍(例如简帛等)数据、中国域内外的民族学数据和异邦古史数据(包括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和传世的经典文献)等五大类;前三类为直接证据,后二类为间接证据。他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比较研究各种证据中各种资料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关系)与异同,从而希望得出较为客观的论点。[15]

从 “三重证据法”至 “五重证据法”的建立,可见饶宗颐先生提倡的考证法并不局限于直接证据,更广及间接证据的层面,以上世纪的新资料和新方法为向导, 拓展出研究证据方法的多重性,为前人学术论理的升华,古史及古文献研究方法上的创建,并突破了传统文史研究学科的发展空间,引领研究者进入一个新的学术潮流。诚如曾宪通教授指出 “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纪初至九十年代, 正是中国学术处于『信古——疑古——证古』的转型时间……饶先生学术活动七十年中,一直置身于每个时代潮流的最前列。”[16]其实,这种方法,又岂可仅仅局限于上古史研究呢?

学艺双携——融通学问与艺事,突破隔阂

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文艺研究方面,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实践作后盾才能踏实。这是饶师的另一重要教导。[17]此所以他教古典文学,一定要学生写作旧体文学;他教艺术史,也同样要求学生从事书画或其他形式的艺术的练习。

本文作者郑炜明(左)与饶宗颐教授在一起。(作者提供照片)

饶宗颐先生是一位传统的人文学者,幼年习画,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任间,自是学术之余,又进行书画创作,并精通琴律,闲来操缦,另亦擅长于写作中国各体传统诗词、骈文、赋和古体散文,出版作品集不下十余种,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三方面均深造有得,可谓一身兼三绝。先生字取 “选堂”有三义,其因之一为对钱选的景仰︰ “中岁重理绘事,以元人为依据,尤喜钱选”[18];其以学入于艺,以艺融于学的追求,亦得悟于钱氏︰ “学与艺相倚相需之理,观于松雪之与霅溪,可得一证。故知非学无以养艺,非艺无以扬学。余之揭『学艺双携』一义,盖有得于钱翁, 示私淑之心而已。”[19]而且,饶先生因有感现今之世是一个 “学、艺隔阂的时代,自专门之学兴,学术与艺术分家了”[20],故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方面的实践,力图突破学问与艺事之研究界限,其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便是一例。先生长年致力敦煌的研究,将理论、实践互为表里,例如,他用临摹古代壁画所得来的经验、技法等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另一方面,他又将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结合现代思维的表现方式、构图方式和绘画理念,通过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研究与体会,开创了以西北宗为题的绘法。

对于书法与绘画创作,饶先生都是广参古法而别开新面的,既能集古人前人之成,又能融会各体书法的精髓,并参照各种新出土古代书法文物史料,别出心裁地加以贯通,开创出变化多端、面貌新颖、风格独特的饶氏隶书。此外,先生亦是一位擅长山水、人物、花卉、走兽等各种题材的大家。已故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教授(Paul Demi ville)曾对饶先生的书画创作予以高度评价︰

君精研六法,邃于小学,以书入画,故能戛戛独造。观其所胪列,自殷墟甲骨以降,历代名迹,多所规摹,尤留心新发现之文字数据。君治楚缯书有声于时。而推陈出新,眉能发扬过去书法艺术之卓越楷式,更含咀英华,溶合为个人之独特创造,其成就之高,有足多者。[21]

1993年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画 》,收入了先生有关中国绘画史论文 四十篇,乃饶宗颐先生在学艺探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而他在中国书画艺术创作方面的成就,近年亦渐为世人所重,但其艺术创作,其实是应该被视为他的研究成果的,这一点是笔者必须指出的。至于他的诗词、骈、散文创作,也应以等同研究成果视之。学艺不分家,也是饶师的新视野之一。

余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广知识,开拓学术与艺术的视野,是饶宗颐先生所坚持的学习方式。先生 “九州岛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八十年代初更曾以数月时间游历中国各地,参观博物馆及文化古迹;所至皆以生册相随,并多有诗文录之,寓游与学艺,使学术、诗词与书画同途并进。先生学艺双携,双峰并峙,在九十多高龄仍继续艺术创作,至今不辍,其坚毅的精神足为后学的典范。

饶宗颐先生治学范畴广博,并能融会东西与古今,在多个人文科学领域中,皆有卓越成就和突出的贡献,是近代一位蜚声国际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一位极具开创性的汉学家。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曾以 “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 “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 “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三个范畴高度评介饶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成就,还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 “预流果”比喻加以解析,认为饶先生是 “能预流的”[22]。

对于饶先生的治学风格之形成与特质,笔者认为可以从其研究方法中的五项特点窥豹一斑,当中必须留意这些特点往往是互济的。第一,先生经常利用考古出土的实物数据,特别是新出土的文物或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即使是国外的考古出土数据,只要是可资不同文明之间的同一范畴的对比或作比较研究的,或与课题有所关涉的,便会加以参考。第二,先生对中国文化内各个学术领域的古籍、古文献和传统资料惊人地熟识。第三,先生有着坚实的文字学、训诂学等知识,能做到诠释章句和义理时相对准确。第四,先生能利用域内外古代语言与文化的知识,擅于对比或比较研究各个学术领域在汉语/族以外的,又或是域外的古籍和古文献资料,从而做到跨语文、跨民族和跨地域、跨国域的跨文化研究。第五,先生经常在某一个单一课题的研究中,出入文、史、哲、艺、宗教、礼俗、民族、文明的交流和发展等领域,作跨学科、跨文明的文化史探索。[23]此外,笔者亦曾从楚辞学、古文论研究、词学,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对饶宗颐先生的文学研究与创作的成就予以具体分析,指出其研究与创作并重的特质,以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一代大文学家之风[24]。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14卷20大册,近1,200万字,涉及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等,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作者提供照片)

饶宗颐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湛研究,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已经包含了极丰富的外来民族文化元素,因此,先生非常重视学术与文化方面的对外交流,并且身体力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与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谢和耐(Jacques Gernet)、霍克思(David Hawkes)、汪德迈(Léon Vanderschmeer)、贝冢茂树、水野清一和吉川幸次郎等荷兰、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地学者缔交,并曾先后在日本、印度、法国、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对多个国家所藏的珍贵典籍和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及研究,如日本和欧洲等地所藏的甲骨资料和敦煌文献等等。

饶先生一方面努力钻研从域外所得的资料,并广交学海众儒,另一方面则从各个途径,积极于海内外推动汉学研究,乃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重要的桥梁人物之一, 其学术成就与贡献得到国际汉学界的认同。季羡林教授曾指出: “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必须随时接受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这些都是我们应当从他的学术论著中学习的。”[25]

饶宗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拥有旺盛的开创能力,能汇通聚学,发掘和开拓新的研究视点和领域,是一位重要而有能力开创新风的研究者,对国际汉学界有着深巨的影响,季羡林、钱仲联、杨联升、姜伯勤等中国著名学者,以及戴密微和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汉学家均对饶先生的学术影响,均予以肯定。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曾经提出︰ “二十世纪前半之代表汉学者可屈指王观堂先生(1877-1927),而后半者应当举饶选堂先生。比观堂先生活动限于东亚,选堂先生讲学远及印度、法京、美国等,寿又近倍,宜矣其业绩丰富多彩,更为学艺并茂。”[26]饶先生深邃的学问与超卓的学术成就,学艺双携与汇通开拓的研创精神,又能于海内外弘扬中华文化的贡献,处处呈现出华学的(或国学的、汉学的)新视野,当然也包括化旧为新的视野;凡此种种,均使之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界的奇葩。

[1]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参考郑炜明、林恺欣合着之未刊论文《饶宗颐先生学术历程及其成就概述》。该文将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饶先生举办过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刊出。

[2] 饶宗颐,《华学.发刊辞》;见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一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年8月第1版。

[3]施舟人︰《 饶宗颐先生的〈 老子想尔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学的发展》,载曾宪通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页1-4。

[4] 据刘钊先生记述,《通考》一书共征引甲骨著录书共5 8种,囊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素材,还引用了7种未曾刊布的甲骨材料,可谓穷尽材料,极其难得。参见刘钊︰《谈饶宗颐教授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载曾宪通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 轩出版有限公司, 1997年,页23-29。

[5]沈建华︰《记饶宗颐甲骨文研究》,《上海社会科学报》第311期, 1992年6月11日;又见于郑炜明编《论饶宗颐》,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5年,页107-109。

[6] 饶宗颐︰《韩译本〈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著者序》,载饶宗颐着、孙睿彻译︰《殷代贞卜人物通考》I-III, 城;1996年。

[7] 白春晖为印度资深外交家、古梵文学者;据饶宗颐先生记述,白春晖曾留学于北京大学, 1954年尼赫鲁访华期间,曾任翻译;在香港期间白春晖曾任印度驻港领事馆一等秘书,并与饶先生互换梵汉语文知识。详见林在勇主编,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52-60。

[8] 此着之简体字版于1998年出版︰饶宗颐编译︰《近东开辟史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12月。

[9] 据笔者札录饶师1982年9月为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韵文班上学生讲课时第一讲的笔记。

[10]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1-2。

[11] 原文为饶先生在1982年 5 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之 “香港夏文化探讨会”上致词内容;又见︰饶宗颐︰《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页12-18。

[12] 曾宪通︰《选堂先生 “三重证据法”浅析》,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合刊(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页33-38。

[13]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页7-11。

[14] 饶宗颐︰《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页17。

[15] 郑炜明︰《卷一.史溯》,载洪楚平、郑炜明主编《造化心源︰饶宗颐学术与艺术》,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潮州淡浮院;广东万品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2004年,第8页。

[16] 曾宪通︰《治学游艺七十春——贺饶宗颐教授 “米寿”》,载《华学》编辑委员会编︰《华学》(第七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6-14。

[17] 据笔者札录饶师1981年9月为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班上学生讲课时第一讲的笔记。

[18] 饶宗颐︰《选堂字说》,见《固庵文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页325-326。

[19] 饶宗颐︰《学艺双携︰饶宗颐艺术天地.小引》,香港︰香港国际创价学会, 2002年。

[20] 姜伯︰《论饶宗颐先生的艺术史理论——以〈画〉为中心的引论》,载洪楚平、郑炜明主编《造化心源︰饶宗颐学术与艺术》,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广州艺术物博物院;潮州淡浮院;广东万品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2004年,页49-50。

[21] 戴密微︰《〈选堂书画集〉序》,香港︰香雪庄,1978年,页1-2。

[22] 季羡林︰《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见《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