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展枫

伍展枫,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本科生。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古典文学等。

一、绪论

  “行己有耻”四字语本《论语‧子路》,乃孔子答子贡曰为士之其中一个条件,同是有关道德之主张,原文为:

子贡问曰: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1]

实则 “行己有耻”乃 “己行有耻”之倒装,意谓行事立身应具羞耻之自觉心,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礼记‧中庸》亦有云 “知耻近乎勇”,[2]则把知耻与崇高的道德品行互相扣连。从这些理论,我们既可见儒家 “知耻观”之形成,亦可知儒家文化对个人道德修养之重视。然而观乎现今社会,不少人不但违背良心而为非作歹,即使犯错亦毫无愧疚或改过之意,甚至诿过他人,忘却知耻之基本道德原则以及完善人格之内在道德要求,致使社会道德日渐沦丧。实则知耻观之内容为何?众多不以无耻为耻之畸态何以于现世频繁出现?我们又可如何对治?就此数点,本文将以 “知耻”此一儒家重要主题为中心,先对其作概念分析,后援引见于现今社会之相关例子,以探讨 “行己有耻”之于现代之意义。

《论语》(网络图片)

二、儒家之 “耻”与 “知耻”

“耻”这个核心概念在《论语》中可谓屡见不鲜。〈为政〉篇载: “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孔子以为若以苛政严刑来治民,人民虽不敢再犯罪,却不以犯罪为耻;但若以道德礼法来教化民众,百姓则既生羞耻之心从而奉公守法,更会以自感愧耻而不再犯法这个行为为荣。儒家文化正正重视这种透过道德教化而使人自觉地 “知耻”并因而持守道德原则的过程,实呼应 “行己有耻”之主张。此外,知耻观也包括其他道德原则,例如建立自尊。子曰: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4](〈公冶长〉)一个人若只知花言巧语、谄媚逢迎,实很难有羞耻心。此外,君子也应以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为耻。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5](〈里仁〉)与此同时,君子所作出之承诺亦须合乎礼义,要言行合一方可贯彻君子正直之品德。是故有子曰: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6](〈学而〉)

除了个人的道德修为,孔子更把一己之廉耻连系至国家之存亡。子曰: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7](〈泰伯〉)君子是跟国家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而不应只重视自身功名利禄。针对这一点,历仕五朝十主的五代十国宰相冯道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反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启首便引用管仲所言,带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个名垂千古的廉耻观,[8]并直斥冯氏 “可谓无廉耻者矣”,[9]正因其毫无忠贞,只图苟活。

综上所述, “知耻”和 “行己有耻”均是实践自尊和理想人格的重要表现。孟子曰: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10](《孟子‧尽心上》)可谓知耻观之总结。根据《孟子‧告子上》,这种 “羞恶之心”,实是 “人皆有之”,[11]乃人之所以为人之先天依据,这个想法实为孔子知耻观的更进一步、更强而有力的释述,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儒顾炎武在其〈廉耻〉一文中便把以上孔孟的学说再加以深化,既重申 “行己有耻”,更指 “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12]无耻是绝不可忍的,更显古代士人之担当。自古以来,儒家正正希望世人能透过内在自觉成就外在德性,以建立一个尊崇仁德的大同社会,此中 “知耻”实带有极重要之作用。

《孟子》(网络图片)

三、 “行己有耻”的现代诠释

从上文我们实可见儒家知耻观思想之于古代中国社会之诠释,强调以自觉而生之羞耻心达到言行举止上之道德自律,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时至今日,儒家思想在华人社群中之影响虽仍弥足深远,然就知耻这层面上则已起根本变化,当中因由在于现世的道德要求,已由先秦时以知耻观、四端说等发展下来所提出之先天良知及内在道德,演变成今日着重于外部社会之制约力。换句话说,今人羞耻之原因很多时候并非只源自内心,更受到外在社会价值及道德秩序之影响。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潘乃德(Ruth Benedict)曾在其受美国政府委托解决战后如何治理日本人之问题而写成的有关日本民族特色的著作《菊花与剑:日本文化的双重性》(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中,首次总结这种出现于不同东亚社群的道德廉耻观为 “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乃相对于西方人犯错后产生内疚及羞耻心且透过赎罪来解脱的 “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13]潘乃德观察到,受 “耻感文化”影响的人其羞耻感往往须有外人在场方能产生,若其不良行为并未被社会察觉,则衷心忏悔只是庸人自扰之举而大可不必。[14]诚然,潘乃德的观察也是概括的普遍现象描述,并非所有日本人均以 “耻感文化”主导生活,但其论点始终是研究现代社会中知耻观的滥觞,我们更能从中参透一些存于现今社会的廉耻伦理现象,当中正包括从今日华人社会所见之不以无耻为耻的扭曲观念。

《菊花与剑》及作者露丝‧潘乃德 (网络图片)

为何今日华人社群会出现如此现象?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言,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当今社会丧失了正常的道德评价。[15]很多人虽受 “耻感文化”所影响而重视外在舆论,但这些舆论已因社会价值出现变化而遭扭曲,导致人们遵照了错误的价值标准,遂造成不以无耻为耻、甚至以无耻为荣的歪曲现象。当人们犯下过错亦觉无甚问题,社会上人们之内在以道德自觉为本而产生之羞耻感便日渐丧失。以中国大陆的学术论文剽窃问题为例,很多大学往往只为了研究成果,不但不惩罚纯粹抄袭论文的教职员,更反为保护他们,久而久之其对剽窃自感理所当然,以道德为本的 “耻感”也自然渐渐失落。另外,一些网上媒体常以其作为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分享平台为说辞,未得原创者允许便擅自转载且不补充数据源。此举在本质上根本与剽窃无异,无视传媒之基本新闻操守,更是扼杀创意之举,乃不知愧耻之表现,但很多网络用户却因追求快捷和信息的传达而觉得毫无问题,甚是可悲。

另一个导致今人丧失 “耻感”的主因乃源于虚荣心。在现今社会,不少人认为不道德并无甚么问题,反之,无法满足社会以利益和实效为先之标准,例如赚的钱不多、无法名成利就才是大问题。如此虚荣心实在使得人们很在乎他人如何看自己,例如常恐遭人指责曰无甚出息,则他们或会为了顾全面子而作无耻之事。这种以不成功为耻之价值观,最终迫使人们为求成功而为非作歹,同样致使 “耻感”沦丧。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先生早于百多年前便已对如此现象写下精准的描述: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16]华人社会好不择手段、虚伪无耻之风多年来始终挥之不去,不止因为人们对利益过分重视,更是源于歪曲廉耻观念之建立。在极端的情况下,不作伪已是无耻、无面子之表现,如此下去道德岂不崩坏?数年前,香港商人陈振聪不惜伪造遗嘱,更不断谩辞哗说,甚至明言不告上终审法院誓不休,为的只是希望独吞龚如心之巨额遗产,可谓 “耻感”尽丧之例。最终其落得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之境况,自可以因果报应为解释,其实也是向社会发出深刻之道德警示。

严复 (网络图片)

那么,针对凡此种种恬不知耻之意识和行为,我们可如何是好?笔者以为推广 “行己有耻”这个最原始基本的道德知耻观乃上佳对治之法,对道德的重塑正是 “行己有耻”一语可发挥之现代意义。与古代之社会环境不同,为了让人们确能实践此语,拾回羞耻心,一套赏善罚恶之规章制度在现今社会实不可免。这些规章制度尤其须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和决策机关施行行之有效的制约,以防其运用公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来谋私。若居高位者亦无法知耻,结果定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终只会造成社会道德彻底沦丧,绝非人民所乐见。当然,道德教化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更要及早让幼童知道持守美德之重要,以助建立更强大之抵御虚荣私心的力量。

四、结语

本文就 “行己有耻”之古今意义作了一简明之论述,并透过相关例子作补充说明。现代的 “耻感文化”跟古代儒家提倡之以内在道德为本的知耻观纵有所分别,且现代社会不同因素易致道德水平下降,若以适当完善的典章制度来推广 “行己有耻”的廉耻价值标准,实可助人求索 “耻感”之余,更能抗衡只求虚荣私利之心,从而重塑道德社会,提振人文精神。

〈 “行己有耻”的现代诠释〉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6/2017年度 “孔子学术奖学金”得奖文章;本文经作者润饰。


五、参考书目

一、专书

(一)传统文献(时代先后序)

《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清】顾炎武着,【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近人著述(姓氏笔画序)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二、期刊论文(附报刊文章)(姓氏笔画序)

【清】严复:〈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5月1日至5月11日)。

 

三、网络数据(姓氏笔画序)

凤凰网,〈找回耻感是道德重建的起点〉,http://news.ifeng.com/a/20140516/40318804_0.shtml,转引自《北京青年报》原文(2017年12月22日浏览)。

 

[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40。

[2] 《礼记‧中庸》云: “子曰: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卷五二,页1685。)

[3]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页12。

[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页52。

[5]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页40。

[6]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页8。

[7]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页82。

[8]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五四,页611。

[9] 同上注。

[10]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一三,页302。

[11] 《孟子‧告子上》云: “孟子曰: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一一,页259。)此即孟子之 “性善论”。

[12] 【清】顾炎武着,【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一三,页772。

[13]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112-113。

[14] 同上注。

[15] 凤凰网,〈找回耻感是道德重建的起点〉,http://news.ifeng.com/a/20140516/40318804_0.shtml,转引自《北京青年报》原文(2017年12月22日浏览)。

[16] 【清】严复:〈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5月1日至5月11日)。